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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处理大量海关原始数据的基础上，首次厘清了近代50年内广西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及其走势。进口商品结构变化不大，一直以棉货类、燃料类等生活资料型商品为太宗。后期进口中“国货”比例增加。出口商品主要以资源性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为主。特产资源性商品拥有较为长期的优势。一般资源性产品受市场波动影响明显。面向港澳地区的城市生活资料型商品有增加趋势。传统手工业品在机器工业产品的打压下日趋衰微。
[关键词]广西；近代；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趋势
[作者]吕兴邦，厦门大学历史系08级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K25；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167－010
自1877年北海开埠起，龙州、梧州、南宁相继成为通商口岸。以这四关为平台，近代广西与周边地区及国家展开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基于外贸对近代广西经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学界以此为论题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从进出口商品结构及其变化这一重要视角的专题分析尚不多见。本文拟借助新近刊布的近代广西海关原始档案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进一步厘清近代广西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长期基本态势。
一、进口商品结构分析
近代广西进口贸易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洋货直接进口，另一种是土货(国货)进口。这里以前者的商品结构作为考察对象(为节省篇幅，此表未逐年列出相关数据)：
由于表1中1877～1904年数据来源于海关原始统计，1905～1911年海关贸易统计中大宗进口商品有量无值，无法进行商品结构分析。而1912～1931年数据源于其他统计，口径与1904年前相异。故为方便精确比较，我们分两个时段考察进口商品结构。
第一时段(1877～1904年)
从表1可以看到，棉货比重除在1879年暂居第二外，一直占据首要地位。北海开埠第一年，其价值比重就达74.5％。此后的比重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基本仍可以稳操半壁江山。可以这样说，近代广西的大门是被洋布洋纱打开的。棉货类商品的种类也在逐年增多。1877年进口棉货中只包括棉纱、灰布衫、白布衫、T恤衫、英国斜纹布等5种类型。到了1887年则上升至19种。1904年，梧州进口棉货的种类增至44种，北海该年进口棉货则有49种。种类的增多说明资本主义对广西的经济渗透力在逐步加大。
鸦片(主要为印度产)的进口在初期仅次于棉货。在1879年甚至成为进口的最大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云南、贵州土产鸦片与之展开了市场竞争。“云南和贵州种植的鸦片在逐渐发展。(他们)改良了种植方法，降低了生产成本，虽然还不能完全代替印度鸦片，但已严重影响到它的需求。土产鸦片的平均价格比印度货低165海关两，这足以抵消其品质上的差别而有余，(中国人)对货物的品质一般是不十分重视的。”再加之鸦片走私猖獗，且1917年4月1日，合法鸦片贸易被取缔。鸦片在所有进口商品中的比重迅速下降，1882～1886年间，从30％～40％以上急降至5％以下。经过1887到1891年一个小幅回升后，通过海关合法进口的鸦片渐渐销声匿迹。
毛呢类商品的进口情况相对比较稳定。在1886～1891年间所占比重接近10％后缓步下落，至1904年基本维持在2％～3％之间。
金属类商品主要包括铜板、铜片、各种铁丝、铁钉、钉条等等，剪口铁是其中的最大宗。金属类商品的进口比重虽然不大，但也长期稳定在1％至3％。货值在1897年前还没有突破10万海关两。但此后则上升至14～20万海关两。“洋铁”能得以长久地输入，说明广西当时的工业基础是相当薄弱的。直至新桂系展开其著名的“四大建设”时，广西还没有一座正规的钢铁冶炼厂，1928年正式开工的柳州机械厂也只能进行初步地修理机械、锯铁补钢等作业。手工冶铁场也因为抵不住“洋铁”的冲击，纷纷趋向没落。在广西乡间，也就只存在众多小小的以“打铁”为主业的铁匠铺了。商人则把“废铁……多系铁块在香港切碎，以便中国炼炉易制，乃供广西作农具之用。”
进口的棉花主要来源于印度和越南。1882年至1884年中，比重在30％左右，仅次于外国棉货类。此后则迅速下降，常年保持在1％到3％之间。越南和印度的棉花因为花绒较长，比广西本地的木棉、土棉品质好，所以受到商民的青睐。“冬天寒冷，贫者常用洋布棉花作袄……土人亦有时(用)来织纱。”广西本地的土布业历史悠久，其中以桂林和玉林为中心。织造土布的工场以前惯用土纱。土纱也大多来源于本地。光绪末年时，玉林就有一个叫“福棉”的小村曾大范围推广种植新型品种的棉花，广东商人将棉花收购后加工成棉条，再卖与玉林当地农民纺纱织布。可随着质优价廉的洋纱输入日多，农民们便改用洋纱织布。因此，一旦某年洋纱进口较少，“洋”棉花的进口量就相对较大。1897年，北海关“印度棉花本年进口颇多，盖因棉纱少到之故。”
火柴作为一种在近代被视为生活必需品的洋货，其在进口总值中的比重一直较为平稳，大约占2％到3％，货源国主要是日本。从1882年开始，其货值就提高到了2万海关两以上。1897年梧州开埠后，火柴价格逐年下降，但货值仍上升到14至20万海关两左右。火柴的大举输入广西，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刺激了广西本省火柴工业的发展。1922年，广西政府在梧州设立了第一座火柴厂，“嗣因政局不定，及原料不充，迭经停顿，至今出品无多。惟以价值低廉，足与洋货抗衡。”
进口药品所占比重也不太大。1889年前均不超过1％，此后几年升高至2％左右，1898年后又逐渐下降。总体来说，可能因为西药的消费群体固定于少部分人，其进口量和值就比较小。1889年到1904年间，常年保持在6到9万海关两之间。
进口洋货中“地位”上升最快的是燃料油，其中煤油是最大宗。1882年，北海关始见有煤油入口，数量为180加仑。两年之后，数量就迅速上升到91110加仑，值银14646海关两，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9％。“廉州府是最大的销场，北海大部分房子和商店里点的都是煤油灯”。1890年后，煤油的进口量逐年快速上升，占总进口值的比重自1896年后就稳居第二位。为了争夺市场，各煤油输出国相互竞争。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里，在北海关，“美国、俄罗斯和苏门答腊展开的公开竞争在促使煤油价格降低的同时也刺激了需求的增长——(苏门答腊)以最低价格得到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美国煤油屈居第二。”而南宁关在1902至1911年间，煤油的进口也是快速增加，“煤油贸易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发展着，昭示了这个省份的大部分人正在采用更好用和便宜的外国商品。”煤油和火柴一样。给数千年来沉迷于农业文明的广西带来了一缕现代化的光亮。
面粉的进口量相对较小，产地大多数时间内为美国。广西人向来以米饭为主食，海路大开后，想必也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进口的面粉大多被加工成面条销售。另一方面，面粉价格比大米便宜，遇到荒年歉收，进口大米便不太划算。因此进口面粉得以在广西占据一定的市场。尤其在1901 年后货值比重上升到了1％至2％。
海产品也在进口总值中占有一定比例，在1897年后约为2％左右。梧州开关后，有不少的海产品从香港进口，溯西江往上，在其广阔的腹地销卖。
第二时段(1912～1931年)
由于统计范围缩小，故棉货类商品进口的比重明显降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类商品大致走势的考察。棉货货值比重在这20年间基本呈波浪式变动。一战期间，回落程度很明显。战后有所复苏，但1920年至1925年又大幅下挫，最低的年份是1922年，当时正值粤桂两派酣战，进出口贸易均遭阻滞，棉货货值仅只占总进口值的1.8％。到1926年，棉货货值占进口总货值的18.2％，达到顶峰，在所有进口商品中占第二位。但此后广西战事连绵，棉货进口日趋萎缩。
金属类货物在此一阶段只包括剪口铁一项。其货值比重变化不大，在1％～3％间摆动。
毛呢类商品货值比重从1924年开始渐显重要，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1929年达到前所未有的8.5％，名列所有大宗进口商品中的第二位。
进入民国后，火柴进口在1920年前达到高峰，但此后逐渐萎缩，货值比例下降很快。在1920年至1925年间，火柴的货值比重竟然降到1％以下。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广西火柴厂于1922年成立开工，从“洋火”手中夺得了部分市场。另外，随着广东和国内其他地方轻工业的发展，国产火柴通过埠际进口至广西也明显增加。但1926年后，进口火柴的货值比重又有升高趋势。
面粉的进口受到了一战的影响。1914年以前数年梧州的进口量还维持在三四万担的水平，可1915年至1918年进口量飞速下跌至1902、428、1153、250担。只不过战争一结束，面粉的进口量复苏得也相当快。其货值比重从1922年的1.1％逐渐爬升到3％左右，1931年更是达到5.4％。
燃料油的进口获得长足“发展”，其中核心部分仍然是煤油，柴油和汽油的进口值只是后来在广西进行初步的工业建设时才有所增长。即使在一战期间，燃料油的货值比重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此后燃料油的进口一直比较畅旺。梧州关“煤油进口情形，十载以还，无大变更。美孚、亚细亚及德士古煤油公司生意均极佳。推原其故，缺乏国产以资代替，固属主因。而电船增多，汽艇减少，关系亦不小也。”加之公路修建，汽车增多，对汽油的需求越发增大。
海产品的进口在1912至1923年问有个滑坡时期，1924年后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占总进口值的3％～4％。北海向来通过民船或陆运向广西腹地销售各种海产，但梧州开埠后，来自日本等地的海产取道香港进入广西，与之形成竞争。借助梧州这一口岸强大的辐射力量和价格的低廉，日本海产一度在西江沿线畅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抵制日货运动迭起，日本的海产品本来应当像其棉货一样，大受打击。但因为海产品大多相似，很难分辨其产地，日本海产品逃过一劫，这也就使整个广西的海产品进口货值比重仍呈上升态势。
进口糖类产品主要是赤糖。广西作为一个产糖大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糖的输出方，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遭到欧洲甜菜糖、爪哇粗糖和香港精制糖的排挤，外销市场逐渐萎缩。赤糖的进口货值比重因此一直在升高，最高时达到3％～4％，与海产品的进口值差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汽车的进口，虽然其货值比重大多数年份低于1％，但体现出来的意义不容小视。相对于技术性含量有限的棉货、燃料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汽车的进口量增加，说明了当时广西人对工业化的迫切愿望。1925年至1928年短短4年内，广西共修建公路3，000公里，运营汽车有400余辆，而1925年至1931年汽车进口量分别为4、24、76、237、106、13、24辆。
为了更好的考察1877～1931年广西洋货进口的商品结构，我们将表1所列的商品分两个时段逐一加总其货值，再分别计算出每类货品在各阶段里的整体商品结构如下：
观察图1,1877至1904年间，广西共进口洋货估值92,308，977海关两。按比重大小，棉货类商品共进口估值49,365,511海关两，占总进口值的52.747％，居第一位；其次是燃料油类，主要是煤油，进口货值共值6,077,889海关两，占总进口值的6.494％，仅次于棉货；第三位是鸦片，该货进口货值为4,563,294海关两，占总进口值的4.876％；毛呢类商品占4.353％。棉花、夏布、火柴、金属类、药品、海产品等六种商品的比例都在1％至3％之间。面粉和糖类的进口较少，都不过1％。其它非大宗商品的总货值比重为18.71％。
从1912年至1931年的20年间，燃料油无疑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其进口总价值为30,458,653海关两，占这一时期广西所有洋货进口总值213,041,460海关两的14.297％；棉货类商品居第二，其进口总值为14,021,471海关两，占总进口值的6.582％；排名第三的是海产品，占3.242％；火柴、糖类、毛呢、面粉、小汽车的货值比重都在2％以下，金属类商品货值比重不超过1％。
二、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与分析进口商品结构时同理，我们把对土货出口商品结构的考察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时段(1877～1904年)
作为产糖大省，此一时期糖类商品在整个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877年北海开埠，当年就出口各类糖785.28担，共估值2313海关两，占出口总值的58.8％。1882～1892年、1898～1902年是糖类出口的两个黄金阶段，其货值比重都在10％到30％左右浮动，占居前列位置。除此之外的年份里，出口比重都低于10％，最低点为1879年的0.2％。蔗糖的出口依赖于广西甘蔗的收成，故气候的变化有时会影响出口。1892年，糖的出口比重为12.5％，1893年则因干旱迅速降到了7.9％。1894年这一情况继续恶化，干旱导致这一年“甘蔗空心，出糖无几，此项共价较之上年短三万两。”1896年的风灾又使蔗糖的出口值降到新的低点。1897年，梧州开埠，加之年成较好，蔗糖的出口迅速回升。1903年糖的出口比重又有大幅下挫，则“因内地扰乱，且各民入无资本种植。”
海产类商品主要产自北海及附近沿海地区，其年产量约为654吨，“除一小部分运往香港外，其余大多在北海加工后运去钦州，再从该处运去广西省，该省的供应是完全依靠这里的。”因为产量比较恒定，出口量就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观察表2，1877至1904年北海与香港间的海产贸易比较平稳，出口比重常年维持在3％至8％。
八角是广西名特产，主要产地为龙州和百色，主要出口到香港或者经香港转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八角出口货值比重受到八角产量“大小年”影响，表现出一年高一年低的状态。1893年北海关报告，“八角比上年较少，此货据广西人云，一年丰收一年必歉。”但不论大小年，八角的出口比重一直较大，它是广西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靛是毫无疑问的出口大宗。在此阶段的27年中，水靛的货值比重有7年超过20％，有16年超过10％而低于20％，只有4年低于10％(其中1877年没有出口)。靛青的产量、出口也在大 部分情况下受到气候影响。1893年的寒冷天气不仅使甘蔗减产也导致该年靛青出口减少。其货值比重由上年的23.8％下降到12.7％。作为一种传统染料，在西方工业染料的日益冲击下，其市场到后期越来越小。“靛青是这里(北海)另一种十分重要的出产，可是其出口衰落了……部分地由于人造靛或胺尼林蓝染料的竞争，这些染料已大幅度地取代了靛青。”
中药类商品出口比重常年处在1％至3％间，这与中药在当时的需求量较小是相符的。
纱纸是广西的传统手工业品，以都安、隆山、那马三县为中心产地。在光绪末年，纱纸制造业处于鼎盛时期，三县每年总产量约有4～5万担，由驻县的七八家香港或广东纸庄收卖。纱纸主要用于各种包装纸，市场需求较大，在早期纸价因而上涨，纱纸出口量也随之增长，货值比重在1898年前大多维持在3％到5％，这对于一种传统手工业品而言是很难得的。1898年后，梧州的开埠带来了大量洋纸，土产纱纸的需求因此日益萎缩，当年货值比重即降到1.7％。1901、1902两年竟然只有0.1％。
皮革类商品出口货值比重一直比较稳定，主要包括生牛皮和少量鞣制熟皮，产地为云南、贵州和桂西一些地区，大部分运往新加坡以造熟皮再运至欧美等地。因此新加坡的行市直接关系到牛皮的出口量值。1890年，北海关就因“新加坡生牛皮价值甚低”而导致出口量锐减，整个皮类出口货值比重猛跌至2.9％。1893年后，皮类的出口货值比重再次突破10％，并且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20％附近。其原因在于海外市场需求的增加。1895年的北海关，牛皮出口“价值较增上年百分中之二十，此货多为日本军中靴鞋腰带子所需。”“佳者运赴上海，复择其尤精者，压装细小转运美国销售。”但牛皮的供给也是有限度的，“查此项货难以增多，因土人多用牛耕种，必至老而无用乃宰。所以耕种人多而后牛皮乃多。将来耕种人恐不能增多，牛皮即不能增多矣。”
植物油包括桐油、八角油、花生油、桂油、茶油、茴油、香油等，其中前期以八角油为最大宗，后期以桐油为最大宗。从1881年开始，这项土货的出口货值比重就突破了20％。1894年更以33.7％的比重占据首位。八角油主要来源于龙州、百色和越南北部。在这些产地，农民主要依靠一些原始工艺从八角果或枝叶里榨油，“整个过程需要几天时间……1担鲜八角果出油3斤。”上文已提到，八角收成有大小年之分，所以八角油的出口变动趋势与八角相仿。花生油的出口显然受到花生产量的影响，而天气、种子等状况又关乎花生的收成。但到了1899年，北海的花生油成为了进口货，原因即在于随着蔗糖市场的活跃，当地很多农民舍花生而种甘蔗。桂油主要产于平南和容县。用来做调味品或香水原料，价格较高，多运往美国销售，出口量不算太大。桐油的出口在此一阶段内刚刚起步。
广西畜牧业向不发达，可供出口的牲畜就只有部分耕牛和生猪，其主要市场是香港。随着香港人口的逐渐增多，对肉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1886～1898年间，广西出口的牲畜平均每年约有4000～5000只，货值在1～4万海关两不等，占整个出口货值的1％到2％。但从1899年开始，出口量迅速超过1万只。两年后即1901年，又上升至5万只以上。发展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生猪的出口情况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猪本身的生产，以北海为例，“在农业丰收和农产品便宜的年头里，农民养猪耗费甚微，因此北海总是生猪出口香港的良好市场。另一方面，有时突发的疫病则会阻碍生猪的出口。1897年“生猪患疫者多，因而价值腾贵。”牛的出口与牛皮的出口一样，都取给于年老的耕牛，供给有限，主要销往小吕宋等地。
出口的矿产类商品主要来自于云南，在清末竞办实业的大环境下广西诞生的一些新式矿厂也提供少量货源。观察表2，1884～1889年间出口矿砂的货值已占到10％～20％之间，但1890年后比重却成倍下降。其原因就在于原先通过梧州、北海等关口出口的滇产矿砂改道了。1884年北海关“锡来自云南，有4828.66担出口，这是贸易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这些锡(又称大锡)是蒙自地区的个旧矿山出产的。”但1890年后，“滇锡……径运此处(北海)出口者绝少，缘安南红河行使轮船可至老开地方，与云南南界相接，路甚便捷耳。”在两条路线出口成本的比较下，商人选择了红河一线。广西境内的矿砂开采量则太少，出口比重几乎一直处在1％以下。
柴炭也是广西传统的外运商品，只不过以前都是运到广东，供当地煮盐冶铁用。开海以后。广西的柴炭逐渐出口到香港、澳门等地，成为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总体而言，柴炭的出口货值比相对较小，常年都在2％以下。
家禽类商品也主要是出口到港澳地区。实际上，随着香港与广西经济联系的加强，广西日益成为了香港的“菜篮子”，很多鲜活的土特产品受到港澳消费者的喜爱。从20世纪开始，家禽的出口货值比就开始稳健上升。1901～1903年间已达到了5％左右。
烟叶、麻、鸡鸭毛、桂皮、木材等出口货值比重大多在1％左右，相对其他大宗出口土货而言较小。
第二时段(1912～1931年)
糖类虽然只计赤糖一项，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糖类商品的出口已渐趋衰落。广西的赤糖原本是出口到香港，在那里经过提炼、增加纯度成为白糖，然后再运销海外或其他通商口岸。随着洋糖逐步占领中国市场，“香港市价大低，糖商裹足不前。”又加上广西榨糖技术较为原始，出产的糖品质一直不高。使得广西糖类商品的出口只能勉强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从1912年到1931年间，糖的出口货值比重大多在2％左右。到1925年后，则下降到1％以下。
八角保持稳健态势，大多数年份的货值比重为2％～3％左右。除了统计本身的原因，应该说八角仍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作为一种林业特产，它在短期内被替代的可能性不大。
中药类商品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五倍子。因为也是广西特产，其市场比较稳定。但需求和供给量都不大，故其出口货值比重大多在1％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水靛。在外国(主要为德国产)染料的打压下，其出口总体趋向衰落。一战期间德国卷入战争，出口有复苏迹象。战争结束后，水靛出口贸易在几年间迅速衰落。1921年“靛再次面临到外国染料的竞争，这种商品的贸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纸张的比重在1923年以前一直低于1％，此后则有较明显的上升，约在2％～3％左右。1926年则达到了3.8％。上扬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抵制日货运动的迭兴。日本是机制纱纸大国，由于制造成本比中国要低，香港和南洋的纱纸市场逐渐被其侵夺。抵制日货给广西的纱纸出口创造了条件，但从产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其衰落也只是时间问题。
皮类商品仍然比较坚挺，是这一阶段出口的绝对大宗。同样受到一战的影响，这种军工原料的出口增加是必然的。1914～1918年，皮类出口货值比重约为20％左右，超过了植物油的出口货值比重。1915年南宁“牛皮，光景甚好，夏间办此货者，多有戒心。秋间益形谨慎。年终购货者众，价值因此陡涨，逾于常格，斯时所存之货，亦无几矣。”20年代以后，皮类的出口渐渐转入常 态，并稍有下降趋势。
植物油类商品此阶段主要是桐油(因统计原因)。其出口贸易达到了黄金时期，出口货值比重处于稳中有升的态势。除1916年和1921年小于10％外，其他年份都在20％左右，1927～1929年则超过20％。桐油出口的强劲缘于几个方面：首先是需求的旺盛。1916年梧州关“桐油(出口)，共计六万三千二百九十七担，比去年增多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一担。因此油可制作颜料油漆之用也。”随着桐油更多的工业、军事价值被人们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对这种只生产于中国的特产需求更殷。“这种树(桐树)所产的桐油，近几年来在美国和欧洲需求很大。”其次，政府有力地推动促进了广西桐油出口贸易的兴旺。据统计，这一时期以各种名义兴办的种植公司有35家，连“陆荣廷元帅和谭浩明将军都领导种植数不清的八角和桐油树。”新桂系上台后，对于桐油业的扶植更加坚决，曾发起“植桐运动”。除此之外，当局还想方设法提高榨油技术。最后，这一时期，银价持续走低，也为桐油出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牲畜的出口比较稳定，其货值比重大约常年保持在7％左右，主要包括猪和牛两种。“猪的出口在整个十年间都是令人满意的……这十年里(1912～1921年)猪的出口总数达到203307头，1892～1901年间为41144头，而1902～1911年为124780头。”北海一埠的出口量增长就如此迅速。整个广西的趋势也就不言而喻了。1932年，梧州关代理税务司A.CASATI甚至认为“牛、猪和家禽的养殖是农村老百姓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重要产业。”
滇产锡矿石输出改道后，广西矿砂大多数年份的出口货值比重都在1％以下。只有20世纪20年代末稍有起色。出口的种类主要是锰矿、锡矿和锑矿，日本是最大买家。由于种种原因，广西矿业一直比较滞后。矿砂出口也就只能在一个较低水平运行了。
柴炭的出口稳中有升。20世纪20年代前大约为4％～5％，此后攀升至7％～8％左右。柴炭的出口增加仍然是香港城市本身的发展引起的。1916年梧州关“柴薪运往香港者，去年(1915年)共有九十万六千九百二十九担，今年增至一百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五十四担。香港因煤缺乏，兼之价昂，故柴价虽贵，而需用犹繁。”在煤与柴炭两者间，香港人考虑到成本和传统，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广西的柴炭作为生活燃料。
家禽的出口与柴炭、牲畜实际上是同质的。因为他们都是以香港本地为最大销场，且都是香港人日常必需品。因此，家禽的出口也是稳中有升。前期在4％～5％间浮动，后期则上升至6％～7％左右。
桂皮、鸡鸭毛、麻、木材等货值比重均表现出稳健的上升态势。
同样，我们也分两个阶段把近代广西土货出口的总体商品结构计算整理如下：
1877年至1904年28年间整个广西的出口总货值(原货总值)为46,968,472海关两。其中位居前四位的分别是：1、皮类商品，总出口货值是8,133,618海关两，占出口总货值的17.32％；2、植物油类，总出口货值为6,689,343海关两，占出口总货值的14.24％；3、水靛，总出口货值为6,263,348海关两，占总出口货值的13.34％；4、糖类，总出口货值为5947463海关两，占总出口货值的12.66％。八角以7.08％的份额稍居其后。海产品、牲畜、丝品类、矿砂、花生饼的份额则基本处在2％～4％的水平上。中药、纸张、家禽、烟叶四类商品也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分别占总出口值的1.97％、1.91％、1.26％、1.03％。柴炭、鸡鸭毛、木材、麻的比重较小。都在1％以下。其他非大宗土货的价值总份额为12.03％。
在第二个时段，植物油超过皮类商品，稳居第一。20年间其出口总价值为35,396,132海关两，几乎是1877～1904年间总额的5倍，增长迅速。它占所有货物出口总值219,241,567海关两的16.14％。皮类位列第二，总货值为24,695,669海关两，所占份额为11.26％。牲畜、家禽两者的总出口价值也都超过千万海关两，达到15,391,965海关两、11,444，325海关两，所占份额分别为7.22％、5.22％。柴炭的份额比前一期有显著增长，达到4.23％。八角相对前一阶段有下滑趋势，份额为1.71％。木材、麻、糖、烟叶所占份额都在1％～2％之间。其中木材、麻相对前一阶段有明显增长。鸡鸭毛、桂皮、纸张、中药、矿砂的份额均小于1％。
结语
综合上面的讨论，以下我们分别对近代广西进口、出口商品结构的特点加以分析：
进口方面：1、进口洋货的类型主要为充当生活资料的轻工业品及原料品。其中尤以棉货类和燃料油类为大宗。火柴、面粉、药品、糖类、棉花、海产等也占有一定比例。奢侈品如鸦片、毛呢的进口不绝如缕，小汽车在后期也有不少。较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资料的进口极少，只有金属类商品中偶有涉及。2、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动不大。燃料类(主要是煤油)后来居上，棉货类比重稍降，但两者仍是绝对大宗。其他生活资料中海产、糖类、火柴、面粉等有上扬态势。鸦片在后期趋于消失。毛呢类有一定上升。金属类商品进口较平稳。3、后期进口商品中粤沪等地生产的“国货”比重增加。以棉纱、火柴、面粉等为多。
出口方面：1、出口土货的类型主要包括：①有绝对优势的特产资源型商品(植物油类中典型者是八角油、桐油、茶油等；皮类；八角；桂皮；某些中药；钨矿砂等)。这类产品一般为广西所特有，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出现其替代物，所以在市场上能占据优势。②城市生活资料型产品(牲畜、柴炭、家禽等)。主要为港澳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其出口的兴衰取决于产地和销售地的距离、交通条件、税收等成本问题。③一般资源型产品(木材、麻、烟叶、鸡鸭毛等)。在某一段时期内可能供需两旺，但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可替代性也强。④立足于本地资源的传统或新兴制造品(水靛、糖、纸张、丝品类等)。这类商品在贸易发展的前期还有一定竞争力，但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在机器生产的工业品的竞争下，逐渐走向衰微。2、前后两个考察阶段中，具体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动较明显。除了特产型的皮类、植物油类仍然居于前两位之外，后一阶段中，城市生活资料型商品的出口地位提升，牲畜、家禽、柴炭类分别成了第三、四、五位的大宗货物。相应地，水靛、糖、纸张等传统手工业品在同类洋货的冲击下排位迅速下降。一般资源型产品出口排位变化不大。
[责任编辑：袁丽红]
[关键词]广西；近代；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趋势
[作者]吕兴邦，厦门大学历史系08级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K25；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167－010
自1877年北海开埠起，龙州、梧州、南宁相继成为通商口岸。以这四关为平台，近代广西与周边地区及国家展开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基于外贸对近代广西经济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学界以此为论题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从进出口商品结构及其变化这一重要视角的专题分析尚不多见。本文拟借助新近刊布的近代广西海关原始档案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进一步厘清近代广西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长期基本态势。
一、进口商品结构分析
近代广西进口贸易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洋货直接进口，另一种是土货(国货)进口。这里以前者的商品结构作为考察对象(为节省篇幅，此表未逐年列出相关数据)：
由于表1中1877～1904年数据来源于海关原始统计，1905～1911年海关贸易统计中大宗进口商品有量无值，无法进行商品结构分析。而1912～1931年数据源于其他统计，口径与1904年前相异。故为方便精确比较，我们分两个时段考察进口商品结构。
第一时段(1877～1904年)
从表1可以看到，棉货比重除在1879年暂居第二外，一直占据首要地位。北海开埠第一年，其价值比重就达74.5％。此后的比重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基本仍可以稳操半壁江山。可以这样说，近代广西的大门是被洋布洋纱打开的。棉货类商品的种类也在逐年增多。1877年进口棉货中只包括棉纱、灰布衫、白布衫、T恤衫、英国斜纹布等5种类型。到了1887年则上升至19种。1904年，梧州进口棉货的种类增至44种，北海该年进口棉货则有49种。种类的增多说明资本主义对广西的经济渗透力在逐步加大。
鸦片(主要为印度产)的进口在初期仅次于棉货。在1879年甚至成为进口的最大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云南、贵州土产鸦片与之展开了市场竞争。“云南和贵州种植的鸦片在逐渐发展。(他们)改良了种植方法，降低了生产成本，虽然还不能完全代替印度鸦片，但已严重影响到它的需求。土产鸦片的平均价格比印度货低165海关两，这足以抵消其品质上的差别而有余，(中国人)对货物的品质一般是不十分重视的。”再加之鸦片走私猖獗，且1917年4月1日，合法鸦片贸易被取缔。鸦片在所有进口商品中的比重迅速下降，1882～1886年间，从30％～40％以上急降至5％以下。经过1887到1891年一个小幅回升后，通过海关合法进口的鸦片渐渐销声匿迹。
毛呢类商品的进口情况相对比较稳定。在1886～1891年间所占比重接近10％后缓步下落，至1904年基本维持在2％～3％之间。
金属类商品主要包括铜板、铜片、各种铁丝、铁钉、钉条等等，剪口铁是其中的最大宗。金属类商品的进口比重虽然不大，但也长期稳定在1％至3％。货值在1897年前还没有突破10万海关两。但此后则上升至14～20万海关两。“洋铁”能得以长久地输入，说明广西当时的工业基础是相当薄弱的。直至新桂系展开其著名的“四大建设”时，广西还没有一座正规的钢铁冶炼厂，1928年正式开工的柳州机械厂也只能进行初步地修理机械、锯铁补钢等作业。手工冶铁场也因为抵不住“洋铁”的冲击，纷纷趋向没落。在广西乡间，也就只存在众多小小的以“打铁”为主业的铁匠铺了。商人则把“废铁……多系铁块在香港切碎，以便中国炼炉易制，乃供广西作农具之用。”
进口的棉花主要来源于印度和越南。1882年至1884年中，比重在30％左右，仅次于外国棉货类。此后则迅速下降，常年保持在1％到3％之间。越南和印度的棉花因为花绒较长，比广西本地的木棉、土棉品质好，所以受到商民的青睐。“冬天寒冷，贫者常用洋布棉花作袄……土人亦有时(用)来织纱。”广西本地的土布业历史悠久，其中以桂林和玉林为中心。织造土布的工场以前惯用土纱。土纱也大多来源于本地。光绪末年时，玉林就有一个叫“福棉”的小村曾大范围推广种植新型品种的棉花，广东商人将棉花收购后加工成棉条，再卖与玉林当地农民纺纱织布。可随着质优价廉的洋纱输入日多，农民们便改用洋纱织布。因此，一旦某年洋纱进口较少，“洋”棉花的进口量就相对较大。1897年，北海关“印度棉花本年进口颇多，盖因棉纱少到之故。”
火柴作为一种在近代被视为生活必需品的洋货，其在进口总值中的比重一直较为平稳，大约占2％到3％，货源国主要是日本。从1882年开始，其货值就提高到了2万海关两以上。1897年梧州开埠后，火柴价格逐年下降，但货值仍上升到14至20万海关两左右。火柴的大举输入广西，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刺激了广西本省火柴工业的发展。1922年，广西政府在梧州设立了第一座火柴厂，“嗣因政局不定，及原料不充，迭经停顿，至今出品无多。惟以价值低廉，足与洋货抗衡。”
进口药品所占比重也不太大。1889年前均不超过1％，此后几年升高至2％左右，1898年后又逐渐下降。总体来说，可能因为西药的消费群体固定于少部分人，其进口量和值就比较小。1889年到1904年间，常年保持在6到9万海关两之间。
进口洋货中“地位”上升最快的是燃料油，其中煤油是最大宗。1882年，北海关始见有煤油入口，数量为180加仑。两年之后，数量就迅速上升到91110加仑，值银14646海关两，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9％。“廉州府是最大的销场，北海大部分房子和商店里点的都是煤油灯”。1890年后，煤油的进口量逐年快速上升，占总进口值的比重自1896年后就稳居第二位。为了争夺市场，各煤油输出国相互竞争。19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里，在北海关，“美国、俄罗斯和苏门答腊展开的公开竞争在促使煤油价格降低的同时也刺激了需求的增长——(苏门答腊)以最低价格得到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美国煤油屈居第二。”而南宁关在1902至1911年间，煤油的进口也是快速增加，“煤油贸易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发展着，昭示了这个省份的大部分人正在采用更好用和便宜的外国商品。”煤油和火柴一样。给数千年来沉迷于农业文明的广西带来了一缕现代化的光亮。
面粉的进口量相对较小，产地大多数时间内为美国。广西人向来以米饭为主食，海路大开后，想必也受到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进口的面粉大多被加工成面条销售。另一方面，面粉价格比大米便宜，遇到荒年歉收，进口大米便不太划算。因此进口面粉得以在广西占据一定的市场。尤其在1901 年后货值比重上升到了1％至2％。
海产品也在进口总值中占有一定比例，在1897年后约为2％左右。梧州开关后，有不少的海产品从香港进口，溯西江往上，在其广阔的腹地销卖。
第二时段(1912～1931年)
由于统计范围缩小，故棉货类商品进口的比重明显降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类商品大致走势的考察。棉货货值比重在这20年间基本呈波浪式变动。一战期间，回落程度很明显。战后有所复苏，但1920年至1925年又大幅下挫，最低的年份是1922年，当时正值粤桂两派酣战，进出口贸易均遭阻滞，棉货货值仅只占总进口值的1.8％。到1926年，棉货货值占进口总货值的18.2％，达到顶峰，在所有进口商品中占第二位。但此后广西战事连绵，棉货进口日趋萎缩。
金属类货物在此一阶段只包括剪口铁一项。其货值比重变化不大，在1％～3％间摆动。
毛呢类商品货值比重从1924年开始渐显重要，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1929年达到前所未有的8.5％，名列所有大宗进口商品中的第二位。
进入民国后，火柴进口在1920年前达到高峰，但此后逐渐萎缩，货值比例下降很快。在1920年至1925年间，火柴的货值比重竟然降到1％以下。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广西火柴厂于1922年成立开工，从“洋火”手中夺得了部分市场。另外，随着广东和国内其他地方轻工业的发展，国产火柴通过埠际进口至广西也明显增加。但1926年后，进口火柴的货值比重又有升高趋势。
面粉的进口受到了一战的影响。1914年以前数年梧州的进口量还维持在三四万担的水平，可1915年至1918年进口量飞速下跌至1902、428、1153、250担。只不过战争一结束，面粉的进口量复苏得也相当快。其货值比重从1922年的1.1％逐渐爬升到3％左右，1931年更是达到5.4％。
燃料油的进口获得长足“发展”，其中核心部分仍然是煤油，柴油和汽油的进口值只是后来在广西进行初步的工业建设时才有所增长。即使在一战期间，燃料油的货值比重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此后燃料油的进口一直比较畅旺。梧州关“煤油进口情形，十载以还，无大变更。美孚、亚细亚及德士古煤油公司生意均极佳。推原其故，缺乏国产以资代替，固属主因。而电船增多，汽艇减少，关系亦不小也。”加之公路修建，汽车增多，对汽油的需求越发增大。
海产品的进口在1912至1923年问有个滑坡时期，1924年后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占总进口值的3％～4％。北海向来通过民船或陆运向广西腹地销售各种海产，但梧州开埠后，来自日本等地的海产取道香港进入广西，与之形成竞争。借助梧州这一口岸强大的辐射力量和价格的低廉，日本海产一度在西江沿线畅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抵制日货运动迭起，日本的海产品本来应当像其棉货一样，大受打击。但因为海产品大多相似，很难分辨其产地，日本海产品逃过一劫，这也就使整个广西的海产品进口货值比重仍呈上升态势。
进口糖类产品主要是赤糖。广西作为一个产糖大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糖的输出方，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遭到欧洲甜菜糖、爪哇粗糖和香港精制糖的排挤，外销市场逐渐萎缩。赤糖的进口货值比重因此一直在升高，最高时达到3％～4％，与海产品的进口值差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汽车的进口，虽然其货值比重大多数年份低于1％，但体现出来的意义不容小视。相对于技术性含量有限的棉货、燃料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汽车的进口量增加，说明了当时广西人对工业化的迫切愿望。1925年至1928年短短4年内，广西共修建公路3，000公里，运营汽车有400余辆，而1925年至1931年汽车进口量分别为4、24、76、237、106、13、24辆。
为了更好的考察1877～1931年广西洋货进口的商品结构，我们将表1所列的商品分两个时段逐一加总其货值，再分别计算出每类货品在各阶段里的整体商品结构如下：
观察图1,1877至1904年间，广西共进口洋货估值92,308，977海关两。按比重大小，棉货类商品共进口估值49,365,511海关两，占总进口值的52.747％，居第一位；其次是燃料油类，主要是煤油，进口货值共值6,077,889海关两，占总进口值的6.494％，仅次于棉货；第三位是鸦片，该货进口货值为4,563,294海关两，占总进口值的4.876％；毛呢类商品占4.353％。棉花、夏布、火柴、金属类、药品、海产品等六种商品的比例都在1％至3％之间。面粉和糖类的进口较少，都不过1％。其它非大宗商品的总货值比重为18.71％。
从1912年至1931年的20年间，燃料油无疑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其进口总价值为30,458,653海关两，占这一时期广西所有洋货进口总值213,041,460海关两的14.297％；棉货类商品居第二，其进口总值为14,021,471海关两，占总进口值的6.582％；排名第三的是海产品，占3.242％；火柴、糖类、毛呢、面粉、小汽车的货值比重都在2％以下，金属类商品货值比重不超过1％。
二、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与分析进口商品结构时同理，我们把对土货出口商品结构的考察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时段(1877～1904年)
作为产糖大省，此一时期糖类商品在整个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877年北海开埠，当年就出口各类糖785.28担，共估值2313海关两，占出口总值的58.8％。1882～1892年、1898～1902年是糖类出口的两个黄金阶段，其货值比重都在10％到30％左右浮动，占居前列位置。除此之外的年份里，出口比重都低于10％，最低点为1879年的0.2％。蔗糖的出口依赖于广西甘蔗的收成，故气候的变化有时会影响出口。1892年，糖的出口比重为12.5％，1893年则因干旱迅速降到了7.9％。1894年这一情况继续恶化，干旱导致这一年“甘蔗空心，出糖无几，此项共价较之上年短三万两。”1896年的风灾又使蔗糖的出口值降到新的低点。1897年，梧州开埠，加之年成较好，蔗糖的出口迅速回升。1903年糖的出口比重又有大幅下挫，则“因内地扰乱，且各民入无资本种植。”
海产类商品主要产自北海及附近沿海地区，其年产量约为654吨，“除一小部分运往香港外，其余大多在北海加工后运去钦州，再从该处运去广西省，该省的供应是完全依靠这里的。”因为产量比较恒定，出口量就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观察表2，1877至1904年北海与香港间的海产贸易比较平稳，出口比重常年维持在3％至8％。
八角是广西名特产，主要产地为龙州和百色，主要出口到香港或者经香港转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八角出口货值比重受到八角产量“大小年”影响，表现出一年高一年低的状态。1893年北海关报告，“八角比上年较少，此货据广西人云，一年丰收一年必歉。”但不论大小年，八角的出口比重一直较大，它是广西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靛是毫无疑问的出口大宗。在此阶段的27年中，水靛的货值比重有7年超过20％，有16年超过10％而低于20％，只有4年低于10％(其中1877年没有出口)。靛青的产量、出口也在大 部分情况下受到气候影响。1893年的寒冷天气不仅使甘蔗减产也导致该年靛青出口减少。其货值比重由上年的23.8％下降到12.7％。作为一种传统染料，在西方工业染料的日益冲击下，其市场到后期越来越小。“靛青是这里(北海)另一种十分重要的出产，可是其出口衰落了……部分地由于人造靛或胺尼林蓝染料的竞争，这些染料已大幅度地取代了靛青。”
中药类商品出口比重常年处在1％至3％间，这与中药在当时的需求量较小是相符的。
纱纸是广西的传统手工业品，以都安、隆山、那马三县为中心产地。在光绪末年，纱纸制造业处于鼎盛时期，三县每年总产量约有4～5万担，由驻县的七八家香港或广东纸庄收卖。纱纸主要用于各种包装纸，市场需求较大，在早期纸价因而上涨，纱纸出口量也随之增长，货值比重在1898年前大多维持在3％到5％，这对于一种传统手工业品而言是很难得的。1898年后，梧州的开埠带来了大量洋纸，土产纱纸的需求因此日益萎缩，当年货值比重即降到1.7％。1901、1902两年竟然只有0.1％。
皮革类商品出口货值比重一直比较稳定，主要包括生牛皮和少量鞣制熟皮，产地为云南、贵州和桂西一些地区，大部分运往新加坡以造熟皮再运至欧美等地。因此新加坡的行市直接关系到牛皮的出口量值。1890年，北海关就因“新加坡生牛皮价值甚低”而导致出口量锐减，整个皮类出口货值比重猛跌至2.9％。1893年后，皮类的出口货值比重再次突破10％，并且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20％附近。其原因在于海外市场需求的增加。1895年的北海关，牛皮出口“价值较增上年百分中之二十，此货多为日本军中靴鞋腰带子所需。”“佳者运赴上海，复择其尤精者，压装细小转运美国销售。”但牛皮的供给也是有限度的，“查此项货难以增多，因土人多用牛耕种，必至老而无用乃宰。所以耕种人多而后牛皮乃多。将来耕种人恐不能增多，牛皮即不能增多矣。”
植物油包括桐油、八角油、花生油、桂油、茶油、茴油、香油等，其中前期以八角油为最大宗，后期以桐油为最大宗。从1881年开始，这项土货的出口货值比重就突破了20％。1894年更以33.7％的比重占据首位。八角油主要来源于龙州、百色和越南北部。在这些产地，农民主要依靠一些原始工艺从八角果或枝叶里榨油，“整个过程需要几天时间……1担鲜八角果出油3斤。”上文已提到，八角收成有大小年之分，所以八角油的出口变动趋势与八角相仿。花生油的出口显然受到花生产量的影响，而天气、种子等状况又关乎花生的收成。但到了1899年，北海的花生油成为了进口货，原因即在于随着蔗糖市场的活跃，当地很多农民舍花生而种甘蔗。桂油主要产于平南和容县。用来做调味品或香水原料，价格较高，多运往美国销售，出口量不算太大。桐油的出口在此一阶段内刚刚起步。
广西畜牧业向不发达，可供出口的牲畜就只有部分耕牛和生猪，其主要市场是香港。随着香港人口的逐渐增多，对肉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1886～1898年间，广西出口的牲畜平均每年约有4000～5000只，货值在1～4万海关两不等，占整个出口货值的1％到2％。但从1899年开始，出口量迅速超过1万只。两年后即1901年，又上升至5万只以上。发展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生猪的出口情况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猪本身的生产，以北海为例，“在农业丰收和农产品便宜的年头里，农民养猪耗费甚微，因此北海总是生猪出口香港的良好市场。另一方面，有时突发的疫病则会阻碍生猪的出口。1897年“生猪患疫者多，因而价值腾贵。”牛的出口与牛皮的出口一样，都取给于年老的耕牛，供给有限，主要销往小吕宋等地。
出口的矿产类商品主要来自于云南，在清末竞办实业的大环境下广西诞生的一些新式矿厂也提供少量货源。观察表2，1884～1889年间出口矿砂的货值已占到10％～20％之间，但1890年后比重却成倍下降。其原因就在于原先通过梧州、北海等关口出口的滇产矿砂改道了。1884年北海关“锡来自云南，有4828.66担出口，这是贸易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这些锡(又称大锡)是蒙自地区的个旧矿山出产的。”但1890年后，“滇锡……径运此处(北海)出口者绝少，缘安南红河行使轮船可至老开地方，与云南南界相接，路甚便捷耳。”在两条路线出口成本的比较下，商人选择了红河一线。广西境内的矿砂开采量则太少，出口比重几乎一直处在1％以下。
柴炭也是广西传统的外运商品，只不过以前都是运到广东，供当地煮盐冶铁用。开海以后。广西的柴炭逐渐出口到香港、澳门等地，成为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总体而言，柴炭的出口货值比相对较小，常年都在2％以下。
家禽类商品也主要是出口到港澳地区。实际上，随着香港与广西经济联系的加强，广西日益成为了香港的“菜篮子”，很多鲜活的土特产品受到港澳消费者的喜爱。从20世纪开始，家禽的出口货值比就开始稳健上升。1901～1903年间已达到了5％左右。
烟叶、麻、鸡鸭毛、桂皮、木材等出口货值比重大多在1％左右，相对其他大宗出口土货而言较小。
第二时段(1912～1931年)
糖类虽然只计赤糖一项，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糖类商品的出口已渐趋衰落。广西的赤糖原本是出口到香港，在那里经过提炼、增加纯度成为白糖，然后再运销海外或其他通商口岸。随着洋糖逐步占领中国市场，“香港市价大低，糖商裹足不前。”又加上广西榨糖技术较为原始，出产的糖品质一直不高。使得广西糖类商品的出口只能勉强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从1912年到1931年间，糖的出口货值比重大多在2％左右。到1925年后，则下降到1％以下。
八角保持稳健态势，大多数年份的货值比重为2％～3％左右。除了统计本身的原因，应该说八角仍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作为一种林业特产，它在短期内被替代的可能性不大。
中药类商品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五倍子。因为也是广西特产，其市场比较稳定。但需求和供给量都不大，故其出口货值比重大多在1％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水靛。在外国(主要为德国产)染料的打压下，其出口总体趋向衰落。一战期间德国卷入战争，出口有复苏迹象。战争结束后，水靛出口贸易在几年间迅速衰落。1921年“靛再次面临到外国染料的竞争，这种商品的贸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纸张的比重在1923年以前一直低于1％，此后则有较明显的上升，约在2％～3％左右。1926年则达到了3.8％。上扬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抵制日货运动的迭兴。日本是机制纱纸大国，由于制造成本比中国要低，香港和南洋的纱纸市场逐渐被其侵夺。抵制日货给广西的纱纸出口创造了条件，但从产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其衰落也只是时间问题。
皮类商品仍然比较坚挺，是这一阶段出口的绝对大宗。同样受到一战的影响，这种军工原料的出口增加是必然的。1914～1918年，皮类出口货值比重约为20％左右，超过了植物油的出口货值比重。1915年南宁“牛皮，光景甚好，夏间办此货者，多有戒心。秋间益形谨慎。年终购货者众，价值因此陡涨，逾于常格，斯时所存之货，亦无几矣。”20年代以后，皮类的出口渐渐转入常 态，并稍有下降趋势。
植物油类商品此阶段主要是桐油(因统计原因)。其出口贸易达到了黄金时期，出口货值比重处于稳中有升的态势。除1916年和1921年小于10％外，其他年份都在20％左右，1927～1929年则超过20％。桐油出口的强劲缘于几个方面：首先是需求的旺盛。1916年梧州关“桐油(出口)，共计六万三千二百九十七担，比去年增多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一担。因此油可制作颜料油漆之用也。”随着桐油更多的工业、军事价值被人们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对这种只生产于中国的特产需求更殷。“这种树(桐树)所产的桐油，近几年来在美国和欧洲需求很大。”其次，政府有力地推动促进了广西桐油出口贸易的兴旺。据统计，这一时期以各种名义兴办的种植公司有35家，连“陆荣廷元帅和谭浩明将军都领导种植数不清的八角和桐油树。”新桂系上台后，对于桐油业的扶植更加坚决，曾发起“植桐运动”。除此之外，当局还想方设法提高榨油技术。最后，这一时期，银价持续走低，也为桐油出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牲畜的出口比较稳定，其货值比重大约常年保持在7％左右，主要包括猪和牛两种。“猪的出口在整个十年间都是令人满意的……这十年里(1912～1921年)猪的出口总数达到203307头，1892～1901年间为41144头，而1902～1911年为124780头。”北海一埠的出口量增长就如此迅速。整个广西的趋势也就不言而喻了。1932年，梧州关代理税务司A.CASATI甚至认为“牛、猪和家禽的养殖是农村老百姓一个正在不断发展的重要产业。”
滇产锡矿石输出改道后，广西矿砂大多数年份的出口货值比重都在1％以下。只有20世纪20年代末稍有起色。出口的种类主要是锰矿、锡矿和锑矿，日本是最大买家。由于种种原因，广西矿业一直比较滞后。矿砂出口也就只能在一个较低水平运行了。
柴炭的出口稳中有升。20世纪20年代前大约为4％～5％，此后攀升至7％～8％左右。柴炭的出口增加仍然是香港城市本身的发展引起的。1916年梧州关“柴薪运往香港者，去年(1915年)共有九十万六千九百二十九担，今年增至一百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五十四担。香港因煤缺乏，兼之价昂，故柴价虽贵，而需用犹繁。”在煤与柴炭两者间，香港人考虑到成本和传统，毫无疑问地会选择广西的柴炭作为生活燃料。
家禽的出口与柴炭、牲畜实际上是同质的。因为他们都是以香港本地为最大销场，且都是香港人日常必需品。因此，家禽的出口也是稳中有升。前期在4％～5％间浮动，后期则上升至6％～7％左右。
桂皮、鸡鸭毛、麻、木材等货值比重均表现出稳健的上升态势。
同样，我们也分两个阶段把近代广西土货出口的总体商品结构计算整理如下：
1877年至1904年28年间整个广西的出口总货值(原货总值)为46,968,472海关两。其中位居前四位的分别是：1、皮类商品，总出口货值是8,133,618海关两，占出口总货值的17.32％；2、植物油类，总出口货值为6,689,343海关两，占出口总货值的14.24％；3、水靛，总出口货值为6,263,348海关两，占总出口货值的13.34％；4、糖类，总出口货值为5947463海关两，占总出口货值的12.66％。八角以7.08％的份额稍居其后。海产品、牲畜、丝品类、矿砂、花生饼的份额则基本处在2％～4％的水平上。中药、纸张、家禽、烟叶四类商品也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分别占总出口值的1.97％、1.91％、1.26％、1.03％。柴炭、鸡鸭毛、木材、麻的比重较小。都在1％以下。其他非大宗土货的价值总份额为12.03％。
在第二个时段，植物油超过皮类商品，稳居第一。20年间其出口总价值为35,396,132海关两，几乎是1877～1904年间总额的5倍，增长迅速。它占所有货物出口总值219,241,567海关两的16.14％。皮类位列第二，总货值为24,695,669海关两，所占份额为11.26％。牲畜、家禽两者的总出口价值也都超过千万海关两，达到15,391,965海关两、11,444，325海关两，所占份额分别为7.22％、5.22％。柴炭的份额比前一期有显著增长，达到4.23％。八角相对前一阶段有下滑趋势，份额为1.71％。木材、麻、糖、烟叶所占份额都在1％～2％之间。其中木材、麻相对前一阶段有明显增长。鸡鸭毛、桂皮、纸张、中药、矿砂的份额均小于1％。
结语
综合上面的讨论，以下我们分别对近代广西进口、出口商品结构的特点加以分析：
进口方面：1、进口洋货的类型主要为充当生活资料的轻工业品及原料品。其中尤以棉货类和燃料油类为大宗。火柴、面粉、药品、糖类、棉花、海产等也占有一定比例。奢侈品如鸦片、毛呢的进口不绝如缕，小汽车在后期也有不少。较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资料的进口极少，只有金属类商品中偶有涉及。2、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动不大。燃料类(主要是煤油)后来居上，棉货类比重稍降，但两者仍是绝对大宗。其他生活资料中海产、糖类、火柴、面粉等有上扬态势。鸦片在后期趋于消失。毛呢类有一定上升。金属类商品进口较平稳。3、后期进口商品中粤沪等地生产的“国货”比重增加。以棉纱、火柴、面粉等为多。
出口方面：1、出口土货的类型主要包括：①有绝对优势的特产资源型商品(植物油类中典型者是八角油、桐油、茶油等；皮类；八角；桂皮；某些中药；钨矿砂等)。这类产品一般为广西所特有，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出现其替代物，所以在市场上能占据优势。②城市生活资料型产品(牲畜、柴炭、家禽等)。主要为港澳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其出口的兴衰取决于产地和销售地的距离、交通条件、税收等成本问题。③一般资源型产品(木材、麻、烟叶、鸡鸭毛等)。在某一段时期内可能供需两旺，但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可替代性也强。④立足于本地资源的传统或新兴制造品(水靛、糖、纸张、丝品类等)。这类商品在贸易发展的前期还有一定竞争力，但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在机器生产的工业品的竞争下，逐渐走向衰微。2、前后两个考察阶段中，具体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动较明显。除了特产型的皮类、植物油类仍然居于前两位之外，后一阶段中，城市生活资料型商品的出口地位提升，牲畜、家禽、柴炭类分别成了第三、四、五位的大宗货物。相应地，水靛、糖、纸张等传统手工业品在同类洋货的冲击下排位迅速下降。一般资源型产品出口排位变化不大。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