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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实证经世致用观进一步发展，中国向西方学习贯穿始终的是大多被引进的打上了“经世致用”的烙印，对于所引进的更看重对于时弊的救治作用。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社会不断激进，在寻求政权合法性与有道性过程中，普遍纠缠于功利主史、工具理性、统治的整体效益型——国家富强，几乎不考虑社会的核0价值与精神维系，即使考虑了也是基于国家富强这一主题，为五四后社会发展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经世致用；孔子儒学；浪漫主义；外来文化；统治效益性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5-0178-05
一、明清以来经世致用观的演变
明中叶，实学思潮已演化成与儒学相对立的思潮，在当时士子“伏居之时，猎取声华，徒致饬于文辞；及其一旦通显当官之法守与朝廷之掌故昧焉罔闻，操刀而不知割，制锦而不失其裁”。而一些有追求的士大夫们，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一反徒上空疏的学风，把眼光投向经世致用的实际问题、理论问题。他们发现传教士所传的是“实学”，并且“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于疑”，把西方科技精神作为批判空疏学风的利器之一，将介绍西学作为挽救时艰、保明的重要内容，“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故先之”，为对抗清兵保卫明朝“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并且高度重视实证。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大师强烈反对明代士人们的某些学风，并且认为这些人应该对晚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乃至明的灭亡负责。他们召唤摆脱宋明儒学所辅助的束缚，主张直接从古代典籍中寻求真谛。为重新研究古代典籍，为澄清古字词的含义等，他们潜心研究音韵学、训诂学等，把这些视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为考证学兴起铺平道路。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反满著述所引发的文字狱，大师们在纯学问与古书堆里找到了安全区，鼓吹经世致用，考证在清初有着相当的现实目标被视为“反清复明”的手段之一，造就某种有利于推翻满清统治的学术氛围。
清末，今文经学再度复兴，这主要是基于考证者们固有的复古倾向的一个结果。“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在“今文”经书《公羊传》发现了不少“大逆不道”的言论。
龚自珍、魏源是经世致用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如龚瑟人、魏默深之道，其学在道、咸之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他们大力呼吁经世致用，影响深远。“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道咸年间，史地著作大量涌现就是经世致用观的重要体现。留意“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同时为御侮“谈瀛海故实”。
清朝文化思潮的最大特点则在于“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专注而得解放。”。“复古”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既然已经“复先秦之古”，则必然导致诸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必然致使孔子儒学独尊地位动摇。
二、基于国家富强向西方的学习
中国的统治阶层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被动“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夷人”的引导下逐步承认自己不足，向外力学习，但是是基于功利的冲动“求强”，而非基于人文理性的自觉(晚清民初中国文化思潮的走向，具有深层的内部性因素，而绝非只是外力、外来文化冲击的结果，非“冲击——反应论”。限于篇幅与主题，此处仅从外力、外来文化的冲击来论)。大多数被引进的都深深的打上了“经世致用”的烙印，对于应该引进什么，予以衡量的不是科学理性的分析，更注意对于国家的富强之道。
战争以血的事实促使少部分中国人认识到本国军事技术不如西方，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理念。他打破了“老子天下第一”的传统观念，迈开了承认自己不足的步伐。华夷观念在人们固有思维中认为：华夏是礼仪之邦，无所不有，无所不长，而夷狄则是野蛮落后之地，经济文化技术均不如华夏，两者不仅是优劣等级师生层次的，而且是君臣等级上下层次的。但是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尤其是战败的屈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清醒的认识到洋人并非过去的“夷狄”，同时认识到“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很好的代表了当时部分人士的反思与主张，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与对长远的深刻思考力，根本目的在于“制夷”——保国，手段则是“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是口号，更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中国与外力接触后，首先给中国影响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最明显的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奕诉、文祥诸先生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自强新政。曾国藩于1869年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虽然认为经世致用不管多重要，须居于从属地位，但已经认识到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在经修身养性获义理、考据、辞章之后提出了经世致用与之并举的观点，“合汉学兼虚实”的重事功理学，影响深远。
当大学士倭仁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时，但并没有明确反对中国人学习天文算学，只是认为天文算学是技巧而已，受圣人之教的正途人员不应学习，而站在他对立面的奕诉等人实际上也并没有认识到富强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们的高明之处只是在于知不如外力而肯于向外力学习。但是双方都是真诚的，都自称是为了国家富强。
自强新政以开铁矿、制舰船、造枪炮为第一要务，以求强求富为第一宗旨。亦即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其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较早表述。“用”是指西学、实用价值，“体”则是指政治思维、价值、观念、伦理等。张之洞认为要富强必需西方的科技，但又担心会失去政治的合法性与有道性，故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卫中华文化，吸收西人之长、新旧兼容。当时突出的是“保”——保种保教保国，在此之下“变”，在中国旧体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旧瓶装新酒”。同时保教保种保国思想的形成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正处于一场深刻的种族文化国家危机之中。因为在传统中国，宗教政治相互融合为一。儒家的经世理论理所当然包含道德信仰。而保教保种保国与经世致用的观点的分别提出，就很好地表明至少部分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性并且围绕国家的生死存亡产生了严重的文化问题。
三、甲午战后思潮的发展
甲午战败给了中国人比以往任何一次战败更大的打击，“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外力在中国加紧扩张，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受挫，这些危机促使少部分中国人认识到，为了国家富强，不应 只是采用西方的器用技术，必须进行制度性的变革。甲午战后，文化上不但是量变，更重要的是质变，不仅仅是西学(或通过日本)地传播，更重要的是文化上起了较为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儒道宇宙论渐渐被进化宇宙论所取代，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被广泛宣传，为大家普遍接受，并对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张之洞的《劝学篇》，其中论证了保国(忠于大清)取决于对三纲的信仰，同时力倡学习西方的先进体制与科学技术(西政西艺)，但必须置于三纲之下。这些在过去是常识，而现在张之洞专门予以论述，至少从某一侧面充分地显示了天朝儒学道统的牢固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一股批判纲常名教的思潮猛烈展开。清末思潮从整体上而言在此之下愈来愈激进，如长江之水般不断拍打着儒学道统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防浪堤。“从甲午到辛亥，有思想的‘量’方面的变化去看，最重要的是西学的散播；由思想在‘质’的方面去看，最重要的是：儒家社会伦理，因新思潮的激荡而在基础上动摇。如果我们说1840年到1895年是近代思想大变局的序幕，那么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则说是近代思想大变局的正式揭幕。”
康有为认为保教保国同等重要，把今文经学等揉进自己的著作中，“《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造，《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矣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不但使原先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儒家思想社会价值观、信仰产生颠覆性影响，如此做是在于“托古改制”，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而非真正为孔子儒学着想，“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
梁启超在阐扬康有为思想的同时，更突出政治变革、教育制度改革等尤其彰显民族主义。这些变法主张集中到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理想时，使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发生根本变化。
戊戌变法，就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而言，在于建立君主立宪制，如此做压倒一切的目的即为保国。推动戊戌变法的知识精英们认为，由于传统体制的僵滞，局部性的调整已经不足以解决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了，只有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创新才是迅速推动富国强兵的根本办法。为了国家富强，对传统的政治运作制度、政治运作程序、政治参与性等的变革，是对一向具有假定合法性的传统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挑战。从某种角度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贯穿始终的是对于君主皇权一元专制制度的挑战，即认为需要进行一场政治变革来作根本解决，由此必然会深深的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因素——作为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
当时的政治变革设想蕴涵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浪漫主义者往往以某种与现实逆境和阴暗面形成鲜明对照的‘秩序状态’作为自己精神追求的支点。”那么“浪漫主义的情怀……而是始自近代转型时代(1895—1920)的初期。那时的知识分子领袖如谭嗣同和梁启超，他们的文字和思想常常闪烁着炽热的情感。尤其是以谭嗣同所代表的烈士精神就是这炽热的爱的体现。”其中谭嗣同将文化批判视为一切批判的基础“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只觉于三纲哉!”这实在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伦理的觉悟”的先声啊!谭嗣同的激进精神“冲决一切网罗”(毛泽东亦有此观点)，隐含着必须冲决中国一切传统，再造一个新的中国的激进观点。
百日维新的失败，标志着传统政治体制内进行全面变革的失败，没有能力使传统体制机制恢复生机与活力，经受时代所需的自我改造。为了国家富强，社会不断激进化，孔儒独尊地位更被动摇，邓实认为“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此孔、老、墨优劣之比较，孟、荀有优势之比较，及其他九流之比较，纷然并起；而近人且有<订孔>之篇，排孔之论……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同一神州之旧学，乃保其一，而遗其一，可乎?”传统文化不断地被批判，中西族性对立之说与西儒理论对立之说共同构成的文化决定论渐成公识。梁启超等论述“新民说”，小说、电影、话剧等多凸显社会——政治功能，贴近时务，以唤醒、教育中国认为第一要务，已经出现了“篾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和“动辄言一切破坏”的极端言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有所谓自由之精神也。”这已经暗含了只有推翻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方才能实现国家富强。
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因为张之洞所认为的“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终于由学术上的认知成为了实践上的行为，这背后所隐藏着的则是政由教生的原则基础。当时废除科举制的论述多同绕相当的功利目的展开——富国强兵。但是却忽视了“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其废除不就给予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因为科举考试“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平等的广泛的”比较普遍地选拔“天下英雄”。而他的废除不但使传统正规选拔官吏机制废弃了，更重要的是与此相关的中国核心价值与精神、传统文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中国传统实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体系，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已经不能反映社会的基本功能等级了，军阀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兴起，新兴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他们根本不同于被视为传统秩序守护人的士绅阶层，他们具有新兴意识形态，与清政府之间更多的是张力关系而非共命运，对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政治制度有着或多或少的批判。新兴知识分子组织了无数社会团体，据统计到，1909年达723个，这些社团在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向近现代迈进。其中占据多数的是法政类社团，不论其所主张的手段、目的如何，而终极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中国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制度体制，由此必然批判与此不相符合的君主专制，由此必然批判看起来与君主专制相伴随的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
清政府废除科举，从传统的异端方面寻求支持与力量，这正是相当完美地从反向说明了连最高层官方也接受了正统的核心价值已经无法选拔培养国家的栋梁了。科举考试的废除正式拉开了最高层官方主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序幕。对此，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打压批判，甚至变的一文不值。即使有所肯定，那么也是以西方为参照物，在西方现代性意义下，那些适合工具理性的予以简单肯定。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了。但是，如前所述，在“经世致用”的心理驱使下，很多先驱把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西方理论却当做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来崇拜宣传，对于西方理论背后蕴含着的学统上的根据则几乎没有考虑，甚至对西方理论本身也没有深入的学理研究。
由上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于民族、国家的讨论，主要纠缠于统治的效益性——国家的富强，但是却几乎不考虑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究竟，即使考虑了也是基于相当的功利性。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统治效益性的纠缠，必然导致力本论，强人政治，科学上升为科学主义，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埋下了深刻伏笔。
关键词：经世致用；孔子儒学；浪漫主义；外来文化；统治效益性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5-0178-05
一、明清以来经世致用观的演变
明中叶，实学思潮已演化成与儒学相对立的思潮，在当时士子“伏居之时，猎取声华，徒致饬于文辞；及其一旦通显当官之法守与朝廷之掌故昧焉罔闻，操刀而不知割，制锦而不失其裁”。而一些有追求的士大夫们，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一反徒上空疏的学风，把眼光投向经世致用的实际问题、理论问题。他们发现传教士所传的是“实学”，并且“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于疑”，把西方科技精神作为批判空疏学风的利器之一，将介绍西学作为挽救时艰、保明的重要内容，“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故先之”，为对抗清兵保卫明朝“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并且高度重视实证。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大师强烈反对明代士人们的某些学风，并且认为这些人应该对晚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乃至明的灭亡负责。他们召唤摆脱宋明儒学所辅助的束缚，主张直接从古代典籍中寻求真谛。为重新研究古代典籍，为澄清古字词的含义等，他们潜心研究音韵学、训诂学等，把这些视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为考证学兴起铺平道路。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反满著述所引发的文字狱，大师们在纯学问与古书堆里找到了安全区，鼓吹经世致用，考证在清初有着相当的现实目标被视为“反清复明”的手段之一，造就某种有利于推翻满清统治的学术氛围。
清末，今文经学再度复兴，这主要是基于考证者们固有的复古倾向的一个结果。“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在“今文”经书《公羊传》发现了不少“大逆不道”的言论。
龚自珍、魏源是经世致用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如龚瑟人、魏默深之道，其学在道、咸之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他们大力呼吁经世致用，影响深远。“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道咸年间，史地著作大量涌现就是经世致用观的重要体现。留意“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同时为御侮“谈瀛海故实”。
清朝文化思潮的最大特点则在于“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专注而得解放。”。“复古”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既然已经“复先秦之古”，则必然导致诸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必然致使孔子儒学独尊地位动摇。
二、基于国家富强向西方的学习
中国的统治阶层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被动“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夷人”的引导下逐步承认自己不足，向外力学习，但是是基于功利的冲动“求强”，而非基于人文理性的自觉(晚清民初中国文化思潮的走向，具有深层的内部性因素，而绝非只是外力、外来文化冲击的结果，非“冲击——反应论”。限于篇幅与主题，此处仅从外力、外来文化的冲击来论)。大多数被引进的都深深的打上了“经世致用”的烙印，对于应该引进什么，予以衡量的不是科学理性的分析，更注意对于国家的富强之道。
战争以血的事实促使少部分中国人认识到本国军事技术不如西方，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理念。他打破了“老子天下第一”的传统观念，迈开了承认自己不足的步伐。华夷观念在人们固有思维中认为：华夏是礼仪之邦，无所不有，无所不长，而夷狄则是野蛮落后之地，经济文化技术均不如华夏，两者不仅是优劣等级师生层次的，而且是君臣等级上下层次的。但是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尤其是战败的屈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清醒的认识到洋人并非过去的“夷狄”，同时认识到“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很好的代表了当时部分人士的反思与主张，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与对长远的深刻思考力，根本目的在于“制夷”——保国，手段则是“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是口号，更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中国与外力接触后，首先给中国影响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最明显的则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奕诉、文祥诸先生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自强新政。曾国藩于1869年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虽然认为经世致用不管多重要，须居于从属地位，但已经认识到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在经修身养性获义理、考据、辞章之后提出了经世致用与之并举的观点，“合汉学兼虚实”的重事功理学，影响深远。
当大学士倭仁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时，但并没有明确反对中国人学习天文算学，只是认为天文算学是技巧而已，受圣人之教的正途人员不应学习，而站在他对立面的奕诉等人实际上也并没有认识到富强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们的高明之处只是在于知不如外力而肯于向外力学习。但是双方都是真诚的，都自称是为了国家富强。
自强新政以开铁矿、制舰船、造枪炮为第一要务，以求强求富为第一宗旨。亦即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其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较早表述。“用”是指西学、实用价值，“体”则是指政治思维、价值、观念、伦理等。张之洞认为要富强必需西方的科技，但又担心会失去政治的合法性与有道性，故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卫中华文化，吸收西人之长、新旧兼容。当时突出的是“保”——保种保教保国，在此之下“变”，在中国旧体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旧瓶装新酒”。同时保教保种保国思想的形成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正处于一场深刻的种族文化国家危机之中。因为在传统中国，宗教政治相互融合为一。儒家的经世理论理所当然包含道德信仰。而保教保种保国与经世致用的观点的分别提出，就很好地表明至少部分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性并且围绕国家的生死存亡产生了严重的文化问题。
三、甲午战后思潮的发展
甲午战败给了中国人比以往任何一次战败更大的打击，“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外力在中国加紧扩张，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受挫，这些危机促使少部分中国人认识到，为了国家富强，不应 只是采用西方的器用技术，必须进行制度性的变革。甲午战后，文化上不但是量变，更重要的是质变，不仅仅是西学(或通过日本)地传播，更重要的是文化上起了较为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儒道宇宙论渐渐被进化宇宙论所取代，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被广泛宣传，为大家普遍接受，并对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张之洞的《劝学篇》，其中论证了保国(忠于大清)取决于对三纲的信仰，同时力倡学习西方的先进体制与科学技术(西政西艺)，但必须置于三纲之下。这些在过去是常识，而现在张之洞专门予以论述，至少从某一侧面充分地显示了天朝儒学道统的牢固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一股批判纲常名教的思潮猛烈展开。清末思潮从整体上而言在此之下愈来愈激进，如长江之水般不断拍打着儒学道统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防浪堤。“从甲午到辛亥，有思想的‘量’方面的变化去看，最重要的是西学的散播；由思想在‘质’的方面去看，最重要的是：儒家社会伦理，因新思潮的激荡而在基础上动摇。如果我们说1840年到1895年是近代思想大变局的序幕，那么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则说是近代思想大变局的正式揭幕。”
康有为认为保教保国同等重要，把今文经学等揉进自己的著作中，“《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造，《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矣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不但使原先很少被准许各抒己见的儒家思想社会价值观、信仰产生颠覆性影响，如此做是在于“托古改制”，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而非真正为孔子儒学着想，“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
梁启超在阐扬康有为思想的同时，更突出政治变革、教育制度改革等尤其彰显民族主义。这些变法主张集中到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理想时，使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发生根本变化。
戊戌变法，就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而言，在于建立君主立宪制，如此做压倒一切的目的即为保国。推动戊戌变法的知识精英们认为，由于传统体制的僵滞，局部性的调整已经不足以解决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了，只有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创新才是迅速推动富国强兵的根本办法。为了国家富强，对传统的政治运作制度、政治运作程序、政治参与性等的变革，是对一向具有假定合法性的传统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挑战。从某种角度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贯穿始终的是对于君主皇权一元专制制度的挑战，即认为需要进行一场政治变革来作根本解决，由此必然会深深的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因素——作为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
当时的政治变革设想蕴涵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浪漫主义者往往以某种与现实逆境和阴暗面形成鲜明对照的‘秩序状态’作为自己精神追求的支点。”那么“浪漫主义的情怀……而是始自近代转型时代(1895—1920)的初期。那时的知识分子领袖如谭嗣同和梁启超，他们的文字和思想常常闪烁着炽热的情感。尤其是以谭嗣同所代表的烈士精神就是这炽热的爱的体现。”其中谭嗣同将文化批判视为一切批判的基础“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只觉于三纲哉!”这实在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伦理的觉悟”的先声啊!谭嗣同的激进精神“冲决一切网罗”(毛泽东亦有此观点)，隐含着必须冲决中国一切传统，再造一个新的中国的激进观点。
百日维新的失败，标志着传统政治体制内进行全面变革的失败，没有能力使传统体制机制恢复生机与活力，经受时代所需的自我改造。为了国家富强，社会不断激进化，孔儒独尊地位更被动摇，邓实认为“儒教之外复有他教，六经之外复有诸子，而一尊之说破矣。此孔、老、墨优劣之比较，孟、荀有优势之比较，及其他九流之比较，纷然并起；而近人且有<订孔>之篇，排孔之论……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同一神州之旧学，乃保其一，而遗其一，可乎?”传统文化不断地被批判，中西族性对立之说与西儒理论对立之说共同构成的文化决定论渐成公识。梁启超等论述“新民说”，小说、电影、话剧等多凸显社会——政治功能，贴近时务，以唤醒、教育中国认为第一要务，已经出现了“篾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和“动辄言一切破坏”的极端言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有所谓自由之精神也。”这已经暗含了只有推翻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方才能实现国家富强。
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因为张之洞所认为的“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终于由学术上的认知成为了实践上的行为，这背后所隐藏着的则是政由教生的原则基础。当时废除科举制的论述多同绕相当的功利目的展开——富国强兵。但是却忽视了“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其废除不就给予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因为科举考试“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平等的广泛的”比较普遍地选拔“天下英雄”。而他的废除不但使传统正规选拔官吏机制废弃了，更重要的是与此相关的中国核心价值与精神、传统文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中国传统实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体系，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已经不能反映社会的基本功能等级了，军阀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兴起，新兴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他们根本不同于被视为传统秩序守护人的士绅阶层，他们具有新兴意识形态，与清政府之间更多的是张力关系而非共命运，对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政治制度有着或多或少的批判。新兴知识分子组织了无数社会团体，据统计到，1909年达723个，这些社团在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向近现代迈进。其中占据多数的是法政类社团，不论其所主张的手段、目的如何，而终极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中国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制度体制，由此必然批判与此不相符合的君主专制，由此必然批判看起来与君主专制相伴随的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
清政府废除科举，从传统的异端方面寻求支持与力量，这正是相当完美地从反向说明了连最高层官方也接受了正统的核心价值已经无法选拔培养国家的栋梁了。科举考试的废除正式拉开了最高层官方主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序幕。对此，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打压批判，甚至变的一文不值。即使有所肯定，那么也是以西方为参照物，在西方现代性意义下，那些适合工具理性的予以简单肯定。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了。但是，如前所述，在“经世致用”的心理驱使下，很多先驱把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西方理论却当做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来崇拜宣传，对于西方理论背后蕴含着的学统上的根据则几乎没有考虑，甚至对西方理论本身也没有深入的学理研究。
由上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于民族、国家的讨论，主要纠缠于统治的效益性——国家的富强，但是却几乎不考虑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究竟，即使考虑了也是基于相当的功利性。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统治效益性的纠缠，必然导致力本论，强人政治，科学上升为科学主义，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埋下了深刻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