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一部著作，又称《吕览》。
　　《吕氏春秋》一书是吕不韦在秦王政六年（前239），也就是秦王政亲政前两年，召集门客共同编纂的。全书分为纪、览、论三个部分：“纪”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如春分三纪：孟春、仲春、季春。每纪包括5篇文章，共60篇。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为“杂家”，此后相沿不改，均将其视为“杂家”的代表著作。班固对“杂家”的解释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兼儒墨，合名法”，点明了杂家的基本特点：“诸子之说兼有之。”
　　从《吕氏春秋》的内容来看，的确是这样。书中160篇文章几乎包括了先秦诸子全部思想派别，各家均占有一定比重。而吕不韦也不认为自己主宗哪一家，而只是收集各家学说，把它们掇拾在一起，编成一件“粹白之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吕氏春秋》虽被列为“杂家”，却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道家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思想来源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老子》中的自然主义思想有其不足之处，即忽视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吕氏春秋》汲取自然主义思想的同时，弥补了这一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以自然主义思想为准绳继承和批判先秦诸子学说，二是把自然主义思想运用到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史书记载，《吕氏春秋》成書后，吕不韦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一字千金”的典故即来源于此。可见，吕不韦对此书十分满意。
　　《吕氏春秋》的编纂目的
　　身为国相的吕不韦，理应日夜为国事操劳，为什么要主持编纂这样一部书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入手来分析。当时，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定，六国诸侯已无力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吕不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并且凭着他政治家的敏感，感到秦国统一天下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了，而保持住天下才是真正困难的事。他曾说：“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作为相国的吕不韦，必须考虑统一后的秦国如何治理，实行什么政策才能使秦国长治久安。
　　然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思想成为君主的主导思想，秦王政也不例外。而作为丞相的吕不韦，或许因为是商人出身，认为治国思想不应定于一尊，而是要兼容并包，只要是于我有利的，都应该加以应用。由此，君主和丞相之间的治国思想有了矛盾。比如，吕不韦反对法家纯用刑罚的统治方法，而主张刑德并用，以德为主：“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他还提出“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这与秦国一贯执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互相抵制。于是，吕不韦开始召集门客汲取众家之长，编纂《吕氏春秋》，为的是将自己的治国思路和方略全盘托出，并以相国之位、仲父之尊，迫使即将亲政的秦王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将自己的主张作为统一后的秦朝的治国纲领。这应该是吕不韦一生最大的愿望和“投资”回报了。某种程度上，《吕氏春秋》是丞相吕不韦和秦王政政治博弈的产物。
　　还有两件小事，也反映了吕不韦编此书的意图。《吕氏春秋》编成之后，吕不韦迫不及待地将其公之于众，并说谁能增删一字，赏千金。然而，当时竟没有能增损者。难道这部书真的太完美了吗？从该书的内容和文字来看，并非完美无缺，当时之所以无人改动，无非是“惮相国畏其势耳”。也就是说，吕不韦编纂和公布《吕氏春秋》是要向秦王示威，让秦王看看他相国的势力究竟有多大，从而迫使秦王即使亲政以后也要从行动到思想都受他的控制。另外，《吕氏春秋·序意》中说：“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囿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这里吕不韦俨然把自己比作黄帝，把秦王政比作颛顼，希望秦王要像颛顼对待黄帝一样接受自己的教导。由此也可以看出吕不韦有着很强的政治野心，他自己虽做不成秦国的最高统治者，却希望做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操纵者，架空秦王的权力。难怪秦王政对这位“仲父”如此痛恨，亲政后不久就罢免其官职，逼其自杀。
　　《吕氏春秋》的现代价值
　　《吕氏春秋》虽然是政治博弈的产物，但此书吸取了先秦各家思想的长处，又以一个主导思想统而合之，加之此书的编纂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因此，书中的很多思想都具有实践性，直到今天仍值得借鉴。
　　首先，《吕氏春秋》强调“平得于公”的行政原则。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吕氏春秋》则提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贵公》），并对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阐发。书中认为，圣人为了“公正”“公平”地维护百姓的利益，才建立国家行政制度，产生了天子、君主和官员等行政人员。而“公正”“公平”也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因此，从天子到各级官员都应该效法自然界，真正做到“公正”“公平”。此外，本书还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揭示了领导者确立公心才可以长治久安。像齐桓公出于“公正”而重用管仲，于是称霸；管仲死后，他出于“私心”重用几个谄谀之人，最终被害死。应该说，《吕氏春秋》超越了先秦儒家“见利思义”的思想框架，明确提出了“平得于公”的行政原则，把“公正”“公平”的地位提到了关乎国家政治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这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今天，随着社会上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增加和各种利益冲突的加剧，只有秉持“公正”“公平”的处事原则，才能妥善解决问题和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作为从政者也应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以一份公心，为百姓谋福。 　　其次，《吕氏春秋》强调“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民本思想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吸收了这种思想的精华，使之成为自己治国理论的重要方面。《务本》篇说：“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爱类》篇则说：“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也就是说，民众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治理天下首先要得民心。那么如何得民心呢？概括起来就是“顺民心”“爱利民”。具体而言，国家在制定和执行任何政策前，应该先了解民意：“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顺民》）从政者还要满足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欲望和精神生活需求，即“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适音》）。
　　此外，为官者还要切实地为民众攘除灾祸，创造福祉。所谓“爱利民”就是爱民利民之道，“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如此，方能赢得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护。今日，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吕氏春秋》“顺民心”“爱利民”的思想一脉相承。作为从政者，应加强公仆意识，深入群众，了解民众疾苦，解决实际问题，成为联系政府和人民的桥梁和各项惠民利民方针政策的落实者。
　　第三，《吕氏春秋》强调“德治”的重要性，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德治”的内容包括：国家的官吏，无论是通过遴选还是任命，都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谓“有道德”，就是注意修身，成为贤人。书中的提法是“治其身，反诸己”，包括节制欲望、摒弃奇技淫巧、崇尚廉洁、讲求诚信，等等。执政者对“道德”必须身体力行，即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来影响广大百姓。重视道德感和羞耻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发挥道德教育在改善社会风气、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作为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同等重要，当前，我国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要充分发挥“德治”的道德作用，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推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前进和“中国梦”的实现。
　　最后，《呂氏春秋》还保存了大量先秦科学文化方面的资料，如古代卫生医学、音乐、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是当今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宝库，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和利用。
　　编辑/书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