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发行的“文5”中《红灯记》首登方寸；1969年又发行了两枚一套的“钢琴伴唱”；1972年在《讲话三十周年》的纪念邮票中，李玉和提着红灯走到了田地里头。《红灯记》上邮票的次数在样板戏中仅次于《智取威虎山》。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套5枚与《红灯记》有关的邮票在“四人帮”垮台后曾三次在“禁止”的文件中榜上有名，而其他样板戏的邮票包括《智取威虎山》却没有如此“特殊待遇”。邮电部邮政总局于1976年11月15日发出邮邮字706号文件———《关于停止出售“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的通知》；同年11月26日又发出邮业字128号《关于停止使用“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的通知》，对《红灯记》邮票乃至明信片的处置更为严厉。通知称：706号文件发出后，“北京、广东等局陆续发现有人贴用上述通知已停售的邮票，或使用有类似内容的明信片等在国内互寄，或寄往国外，为此，特通知如下：一、对邮件上贴用我部(1976)邮邮字706号文件通知中已规定停用的邮票及毛主席诗词邮票文7第六枚(有“李进”二字)一律由收寄局换贴。二、出口国际邮件，各省会市局、国际邮件互换局要负责把关，凡收寄局漏换贴的，要代为换贴并用日戳滚销。三、替换下的停用邮票应按部(76)邮邮字706号通知规定集中省局暂存。四、对有类似上述内容的明信片不予收寄，从信箱开出的，按无着邮件处理。”1978年10月6日邮电部发出邮邮字826号文件———《关于出售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问题的通知》，该通知附有暂停出售、停用邮票清单各一份，在两份清单上，这5枚“红灯记”邮票都列入了“黑名单”。特别是停用的邮票一共不过10套16枚，其中涉及林彪题词和形象的为5套9枚，涉及江青“仙人洞”的为2套2枚(文7·毛主席诗词第6图和普16·革命圣地的第13图)，而涉及《红灯记》的居然有3套5枚之多。其中“文5·样板戏”和编号票“纪念讲话30周年”两套邮票都只对有“红灯记”剧照的单枚加以停禁。
　　为什么《红灯记》的待遇有别于其他样板戏邮票呢?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浩亮(钱浩梁)被当成“四人帮”的爪牙进行审查，进而株连到邮票，那五枚邮票上有四枚邮票的李玉和的形象是按照浩亮的扮相进行设计的。而对当时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也当成“四人帮”的爪牙进行审查，但两枚《红色娘子军》的邮票(“文5·样板戏”第7枚和编号票37·“深入厂矿为工人演出《红色娘子军》”)却没有享受到“停禁”的“特殊待遇”，这极可能是因为刘庆棠的形象没有直接上邮票。
　　今天，红红的“红灯记”邮票则在锤起锤落的拍卖声中和集邮热中为万人瞩目，枚枚身价百倍千倍，明显地价高于前后的文革票，仍在享受“特殊待遇”，只不过时代的变迁使这种特殊待遇由政治的变成了经济的了，而且红灯记邮票则由5枚变成了6枚，一枚文革中神秘的“李玉和和李铁梅”的“试印票”也被拂去历史的尘埃，加入了《红灯记》邮票的行列。尽管现代京剧《红灯记》近年也在舞台和电视中先后复出，但“临行喝妈一碗酒”只是夕照中的一抹晚霞，影响则是不大如前了，更是难以和日日在行情榜上价起价落的“李玉和”邮票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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