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距摧毁人们对企业信任的全球金融危机首次发出不祥的隆隆声已过去近10年，尽管期间有各种善意、自上而下的努力来挽回人们的信心。
　　商界领袖需要为自己的企业如何运转和发展定下基调。如果他们有足够信心公开呐喊他们成功地创造了一种积极的文化，这在我看来一直都是个好迹象。
　　但我越来越担心的是，首席执行官们的公共干预将让情况变得更糟，而非更好。
　　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近日发布的最新《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就凸显了我在这方面的担忧。该调查再次表明“信任鸿沟”已经扩大。大众对于媒体、商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信心下滑——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占15%的被称为“有识公众”的调查参与者中，信任水平停止上升。即使这些受过高等教育、了解媒体、较富裕的个人也在对这个体系失去信心。
　　去年的调查有先见性地表明这一鸿沟是造成民粹主义政客崛起的原因之一。我过去常力挺关注达沃斯峰会，因为来自这个瑞士度假胜地的共识即便是错的，它也将让我们知道全球领导人在未来一年将如何行事。2016年的各种投票和选举给通常那个小心翼翼、过于进取的决策圈之外的人群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之后，即便上述极其温和的假设也站不住脚了。
　　然而，首席执行官在自己公司的城堡中仍是“王子和公主”。他们的权威或许会成为餐桌谈资、员工八卦或車间嘲讽的目标，但他们不必面对选举的挑战。危险在于他们利用这种权力哗众取宠。相反，他们应将努力转向一项艰难且常常被低估的工作——把员工变成自己最大的粉丝。
　　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虽然首席执行官的声誉在爱德曼调查的所有国家都出现下滑，但员工们再次成为企业最可信赖、最诚实的发言人——从自身待遇到行业问题、创新和财务业绩。
　　惯例、常识和证券交易所规则所带来的某些基本要求，高管们是最适合来履行的。但也存在一些首席执行官可以重获员工信任的明确办法。
　　企业领导人应考虑在最高薪酬与最低薪酬之间确立一个固定的比率，这不是为了向外界展示美德，而是为了减少内部不满。他们应设法让员工们更密切地参与决策过程，邀请他们加入委员会，参加可能非执行董事也会参加的磋商。他们应抵制嘲讽工作意义的论调，强化人们对工作意义的积极看法，并将这种精神融入他们所接触的当地社区。
　　一位颇有见地的大型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上周对我说：“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只有我们身处的社会保持和谐，我们才能成功。”
　　以此类口吻公开发声相对容易。为鼓励员工前进而选择下台则困难得多。但满腔热情的员工可以成为辩护者——通过社会媒体、Glassdoor之类的公司“评价”网站以及与同侪交谈。毕竟，根据爱德曼的数据，商业信息最可靠的来源之一正是“我这种人”。
　　如此一层一层重建人们对企业的信任，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一家遭危机重创的银行的高管曾感慨地对我说，他们公司只能通过今后始终如一地为客户好好服务才能赢回信任。这话没错。但缩小与员工之间的信任鸿沟也可以有所帮助——通过赢取员工的支持来抵消丑闻和薪酬抗议的影响，这些往往会削弱整体公信力。
　　因此，作为首席执行官，你们被赋予了一个公共平台，可以改变每个人对企业不佳声誉的看法，但首先应尝试改变那些离你最近的人——和你一起工作的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