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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书房足以抚慰我们的心灵。
是的，每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梦想都无过于有一个宁静而舒适的私密空间，书房无论大小，有书则灵，藏书不谈多少，喜欢就行。
我的书房可不敢称“上书房”，那都是清代道光后“帝师”翁同龢之流行走的地方，所以我一次次换书房，最后两次都选择了“下书房”——地下室书房。
我的书籍在读书人群中还算是稍多一点的，连杂志算起来总有两万余册罢。虽然每一次搬家都要处理掉一批书籍，但总是觉得书房不够用，家人说我一次次的换房不是为人着想，首先考虑的是为书购房，此言倒是切中要害，换房的目的就是扩张书房的空间。照理说那些平常用不着的书籍就应该淘汰掉，但每一次搬家都是不能忍痛割爱，尤其是那些几十年前的旧书流落到旧书网上被拍卖，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一个视书如命的读书人是难以割舍与之血肉相连的书籍的，世上并无一本无用的书籍，即使再差再坏的书，也有其史学价值，那是一种时代思想陈迹的再现。书籍如子，弃子之人乃不可交也，我的原则是，只有实出无奈，才选择弃刊不弃书之下策。
当然，一个读书人一旦嗜书如命，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书籍占有欲，此乃藏书家本能的原始冲动罢。小时候我们兄弟俩把所有的零用钱都交到了新华书店的连环画柜台上了，买来成套的连环画就用一个大纸箱装起来，渐渐地就有了一箱书。小朋友来看可以，但绝不能拿走，我们深知借走的书一般是要不回来的。于是，邻家的大哥竟然把我们家当作图书馆，有时看到深夜都不肯回家。也许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书籍占有欲便促成了我日后的藏书癖。
待到上大学读书时，我的藏书柜就移到了雙人床的“上层建筑”上了，一排又一排的书籍整齐地码在我的头顶，睡觉也踏实，似乎在睡梦中也能遥望那“灿烂的星空”。
20世纪80年代，当我第一次分到一室半一厅的住房时，那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就成为我的卧室兼书房，一爿半墙面全是到顶的书架，层层叠叠，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堆满了书籍，除了一张小床和一个办公桌外，几无可插足之地。然而，这个小小的空间让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充实感和富足感。
90年代我在鼓楼的大钟亭小区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居室。由于书籍已经太多，十分渴望有一间较大的书房，适逢外语系的一位老师在锁金村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居室想换到市中心来，我们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自己平生第一个较大的独立书房，虽然上班较远，但是坐拥书房却让我有了每天在梦中笑醒的幸福。
我之所以较早地介入商品房交易，就是野心勃勃地想再换一个大书房。2003年我卖掉了锁金村的房子，第一次去购买商品房，以满足扩建书房的私欲，现有的那十几平方米的书房已经被堆积如山的书籍弄得无处行走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城乡结合部月牙湖的一个跃层，那真的是一个“上书房”。跃层是十二楼，楼上60多平方米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我打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柜，走廊拐角处大大小小不规则的书橱，两个木匠师傅干了整整两个月才完工。每天读书写作后，推开后门，站在阳台上远眺，月牙湖、紫金山倒也是“上书房”的一幅惬意的风景画。一个负责家庭生活类杂志的学生，还专门来拍摄了这个他们以为有读书人浪漫气息的“上书房”。本以为这就是我人生书房的最后驿站了，殊不知，南大东迁仙林，由于上班太远，我便又一次动了迁“上书房”的念头。
说实话，仙林和园公寓房最大面积的房子是143.98平方米，虽然还有个40平方米的阁楼，但做书房还是小了，根本就无法“请书入阁”。也是天意，2008年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年份，房子卖不出去，适逢仙林学则路招商依云溪谷小区的销售经理是新闻系朋友F君的硕士，她找到我，让我做一个广告，折价销售一套 “别墅”给我，让我“房心大动”。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双拼别墅，一个是“叠加别墅”。我仔细考察了一下，双拼别墅是便于生活型的，也很气派，但没有一个大开间可以做整体书房的空间，而那个便宜一百多万元的“叠加别墅”却有一个大客厅，更重要的是买一二层者有一个带大天窗的68平方米的地下室，于是，我便毅然决然地动了建“下书房”的念想。仍然是实用型的顶天立地书柜环绕四周，看起来倒也有几分小小图书馆的气势。那年江苏电视台做文人书房的节目，找到仙林来拍摄，我又说了恐怕要在此了此残生的话，谁想天意竟不然，南大和园别墅的建设又一次动摇了我“安书立命”的念头。
看到房屋图纸的那一刻，我又“房心荡漾”起来，动了建设一个更大“下书房”的欲念。装修设计时我执意把半地下室再向南头院落里扩出两米多，将“下书房”变成120多平方米的大空间，企图将我仙林办公室那间书房里堆满的书籍移到这个大书房里来。关于书柜的设计，本来是本着美观实用去的，但是由于那个设计师的失误，弄成了美观而不适用的类型，书架每一层的高度与宽度浪费了许多空间，足足少放了几千本书，储书的功能大大降低了。好在还有一间储藏室，足以堆上几吨书籍。为了解决地下室梅雨季节返潮的问题，我特意买了一个大功率的抽湿机，去年夏天测试效果极好。我不担心地下室抽湿的问题，这在依云溪谷的 “下书房”里就已不是问题了，何况和园是半地下的建筑，一年试下来，因为通风甚好，梅雨季节几乎不需要多开抽湿机，“下书房”干燥得很呢。
说起自己的藏书，大致都是专业书籍和相关人文学科的书籍，当然是囊括了文史哲，以及文化艺术和社会学的一些书籍。按照分类，我设了这几个区域：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社会学类、文化类、艺术类和语言类，当然还要另设一个工具书类。文学类专业书籍的数量比较庞大，我按照自己取书的喜好和习惯，把它们归成这几类排放：文学作品类（作家赠送的书籍专辟一处）、中外文学论著类（中外理论分开，学者赠送书籍专辟一处）、文学史类、文学批评类（含中外古今批评史）、中国古代作品类、中国古代文论类，再就是将所有的作家与学者的全集和文集归为一类。当然还会设置一个自己觉得是“珍本”的藏书柜，那是一般秘而不宣的“秘史传书”。
可惜搬入和园已经一年了，又恰遇疫情，我办公室旁那间书房里的书籍还没有正式“入籍”，所有的书籍还没有真正归类分目，正期待它们的集结号吹响的那一天。
周作人到底是一个心中有鬼的读书人，不够光明正大，也不够阳光开朗，竟然说出了“自己的书房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的话来。我却以为这冬暖夏凉的“下书房”正是好友喝茶、饮酒、抽烟、聊天、聚会的好去处，是畅所欲言交流阅读人生经验的私密空间，只有那一柜私密危险的藏书是不可随意示人的，除此而外，可尽情乱翻。
在这样的“下书房行走”，应该是我人生的最后驿站了，此言不虚。
（摘编自《文汇报》）
是的，每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梦想都无过于有一个宁静而舒适的私密空间，书房无论大小，有书则灵，藏书不谈多少，喜欢就行。
我的书房可不敢称“上书房”，那都是清代道光后“帝师”翁同龢之流行走的地方，所以我一次次换书房，最后两次都选择了“下书房”——地下室书房。
我的书籍在读书人群中还算是稍多一点的，连杂志算起来总有两万余册罢。虽然每一次搬家都要处理掉一批书籍，但总是觉得书房不够用，家人说我一次次的换房不是为人着想，首先考虑的是为书购房，此言倒是切中要害，换房的目的就是扩张书房的空间。照理说那些平常用不着的书籍就应该淘汰掉，但每一次搬家都是不能忍痛割爱，尤其是那些几十年前的旧书流落到旧书网上被拍卖，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一个视书如命的读书人是难以割舍与之血肉相连的书籍的，世上并无一本无用的书籍，即使再差再坏的书，也有其史学价值，那是一种时代思想陈迹的再现。书籍如子，弃子之人乃不可交也，我的原则是，只有实出无奈，才选择弃刊不弃书之下策。
当然，一个读书人一旦嗜书如命，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书籍占有欲，此乃藏书家本能的原始冲动罢。小时候我们兄弟俩把所有的零用钱都交到了新华书店的连环画柜台上了，买来成套的连环画就用一个大纸箱装起来，渐渐地就有了一箱书。小朋友来看可以，但绝不能拿走，我们深知借走的书一般是要不回来的。于是，邻家的大哥竟然把我们家当作图书馆，有时看到深夜都不肯回家。也许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书籍占有欲便促成了我日后的藏书癖。
待到上大学读书时，我的藏书柜就移到了雙人床的“上层建筑”上了，一排又一排的书籍整齐地码在我的头顶，睡觉也踏实，似乎在睡梦中也能遥望那“灿烂的星空”。
20世纪80年代，当我第一次分到一室半一厅的住房时，那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就成为我的卧室兼书房，一爿半墙面全是到顶的书架，层层叠叠，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堆满了书籍，除了一张小床和一个办公桌外，几无可插足之地。然而，这个小小的空间让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充实感和富足感。
90年代我在鼓楼的大钟亭小区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居室。由于书籍已经太多，十分渴望有一间较大的书房，适逢外语系的一位老师在锁金村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居室想换到市中心来，我们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自己平生第一个较大的独立书房，虽然上班较远，但是坐拥书房却让我有了每天在梦中笑醒的幸福。
我之所以较早地介入商品房交易，就是野心勃勃地想再换一个大书房。2003年我卖掉了锁金村的房子，第一次去购买商品房，以满足扩建书房的私欲，现有的那十几平方米的书房已经被堆积如山的书籍弄得无处行走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城乡结合部月牙湖的一个跃层，那真的是一个“上书房”。跃层是十二楼，楼上60多平方米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我打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柜，走廊拐角处大大小小不规则的书橱，两个木匠师傅干了整整两个月才完工。每天读书写作后，推开后门，站在阳台上远眺，月牙湖、紫金山倒也是“上书房”的一幅惬意的风景画。一个负责家庭生活类杂志的学生，还专门来拍摄了这个他们以为有读书人浪漫气息的“上书房”。本以为这就是我人生书房的最后驿站了，殊不知，南大东迁仙林，由于上班太远，我便又一次动了迁“上书房”的念头。
说实话，仙林和园公寓房最大面积的房子是143.98平方米，虽然还有个40平方米的阁楼，但做书房还是小了，根本就无法“请书入阁”。也是天意，2008年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年份，房子卖不出去，适逢仙林学则路招商依云溪谷小区的销售经理是新闻系朋友F君的硕士，她找到我，让我做一个广告，折价销售一套 “别墅”给我，让我“房心大动”。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双拼别墅，一个是“叠加别墅”。我仔细考察了一下，双拼别墅是便于生活型的，也很气派，但没有一个大开间可以做整体书房的空间，而那个便宜一百多万元的“叠加别墅”却有一个大客厅，更重要的是买一二层者有一个带大天窗的68平方米的地下室，于是，我便毅然决然地动了建“下书房”的念想。仍然是实用型的顶天立地书柜环绕四周，看起来倒也有几分小小图书馆的气势。那年江苏电视台做文人书房的节目，找到仙林来拍摄，我又说了恐怕要在此了此残生的话，谁想天意竟不然，南大和园别墅的建设又一次动摇了我“安书立命”的念头。
看到房屋图纸的那一刻，我又“房心荡漾”起来，动了建设一个更大“下书房”的欲念。装修设计时我执意把半地下室再向南头院落里扩出两米多，将“下书房”变成120多平方米的大空间，企图将我仙林办公室那间书房里堆满的书籍移到这个大书房里来。关于书柜的设计，本来是本着美观实用去的，但是由于那个设计师的失误，弄成了美观而不适用的类型，书架每一层的高度与宽度浪费了许多空间，足足少放了几千本书，储书的功能大大降低了。好在还有一间储藏室，足以堆上几吨书籍。为了解决地下室梅雨季节返潮的问题，我特意买了一个大功率的抽湿机，去年夏天测试效果极好。我不担心地下室抽湿的问题，这在依云溪谷的 “下书房”里就已不是问题了，何况和园是半地下的建筑，一年试下来，因为通风甚好，梅雨季节几乎不需要多开抽湿机，“下书房”干燥得很呢。
说起自己的藏书，大致都是专业书籍和相关人文学科的书籍，当然是囊括了文史哲，以及文化艺术和社会学的一些书籍。按照分类，我设了这几个区域：文学类、历史类、哲学类、社会学类、文化类、艺术类和语言类，当然还要另设一个工具书类。文学类专业书籍的数量比较庞大，我按照自己取书的喜好和习惯，把它们归成这几类排放：文学作品类（作家赠送的书籍专辟一处）、中外文学论著类（中外理论分开，学者赠送书籍专辟一处）、文学史类、文学批评类（含中外古今批评史）、中国古代作品类、中国古代文论类，再就是将所有的作家与学者的全集和文集归为一类。当然还会设置一个自己觉得是“珍本”的藏书柜，那是一般秘而不宣的“秘史传书”。
可惜搬入和园已经一年了，又恰遇疫情，我办公室旁那间书房里的书籍还没有正式“入籍”，所有的书籍还没有真正归类分目，正期待它们的集结号吹响的那一天。
周作人到底是一个心中有鬼的读书人，不够光明正大，也不够阳光开朗，竟然说出了“自己的书房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的话来。我却以为这冬暖夏凉的“下书房”正是好友喝茶、饮酒、抽烟、聊天、聚会的好去处，是畅所欲言交流阅读人生经验的私密空间，只有那一柜私密危险的藏书是不可随意示人的，除此而外，可尽情乱翻。
在这样的“下书房行走”，应该是我人生的最后驿站了，此言不虚。
（摘编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