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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典运 （1930-1997），河南南阳西峡人，当代作家。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一生扎根于西峡山乡，笔耕不辍，多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流芳后世，被誉为“南阳作家群中的一面旗帜”。其短篇小说《满票》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大队变成了村。大队长也要变成村长了。
模范大队何家坪召开选民大会，选举村长。原大队长何老十是个老模范，三十多年来一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官清如水，没捞过集体的一根柴火麦秸。何老十宝刀不老，选举前发下宏誓大愿，要把模范大队变成模范村，上千选民听了这个消息，无不拍手叫好，大家互相约定，还要选何老十当村长。选举完毕，王支书公布了票数，没想到何老十竟然只得了两票。听了结果，选民们一个个像做了亏心事，都羞红了脸，低下了头，还有人抽泣着哭了。
何老十迷糊了，拖着一双后跟磨透了的烂鞋，高一脚低一脚跟着王支书踉踉跄跄走去。此时是白天还是黑夜，此事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何老十也弄不清了。
何老十在旧社会是个长工，人人都能管他，他也服人人管。他没有敢想过当官，连当官的梦也没做过一次。可是，无心栽柳柳成荫，想当官的当不上，他没想当官却當上了。土改时，有一次分果实抓纸蛋，他自知身份低下，就畏缩地退到后边，让别人先抓，剩下最后一个才给了他。谁知吉人自有天相，他不抢不争偏偏抓住了大瓦房大老犍。正当他暗自庆幸命好时，却爆发了一场战争：抓得不好的要求再抓，抓得好的坚决反对。双方互不相让，眼看就要大打出手，何老十实在看不顺眼了，就长叹一声，说出了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算了吧，要还是旧社会，不要说草房了，连根茅草也没有，不要说小牛了，连根牛毛也没有。别争了，我要草房，我要小牛！”真是一言兴邦，就凭这一句话，平息了一场内战。就凭这一句话，他成了全县的典型。他的这句话也成了全县人人会背的语录。就凭这句话，农会主席的纱帽搁到了他头上。以后，时势不断变迁，农会变成了小乡，又变成了合作社，又变成了公社的生产大队。每变一次照例来次选举，每次选举照例事先安排停当，还不等他弄懂旧名变新名的伟大意义，他就跟着变成乡长、社长、大队长。纱帽铸到了他的头上，头和纱帽成了浑然一体，头掉纱帽也不会掉。人们对他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变，先是何十哥，然后变成何十叔，如今又变成了何十爷，他虽然老了，可是榛椒越老越中用，不能因为老了就倒过去当儿子当孙子。人们都这样讲，他也这样想，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会丢官，连丢官的梦也没做过一次。没梦见的事如今发生了，那一定还是个梦。
何老十梦游般地跟着王支书，来到了昨天的大队部今天的村政府。这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厅房，很宽很大，当中放了一张乒乓球案大小的会议桌。两个人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王支书看着何老十，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的头发苍白了，胡子也苍白了，脸上布满了渠路沟，眼眶里盛满了惶惑和痛苦。他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黑土布袄子，腰里勒着一根皮绳。王支书记得，他上小学时何老十就穿着这件袄子，勒着这根皮绳。经过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他还是这身打扮，只是袄子上多了几个补丁而已。王支书看着他的面孔和穿戴，不由想起了一句古话：“狗咬扛篮的，人敬有钱的。”这是旧社会待人的标准。到了新社会，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待人的标准就变成了“狗咬有钱的，人敬扛篮的。”一个干部只要穿得又脏又旧又破，就是思想好品德高，入党和提拔就享有优先权。穿戴好一点新一点，不是资产阶级也必定是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要想入党和得到提拔就得先滚一身泥巴，要不，没门。何老十的这身穿戴，可不是为了受到表扬和提拔，是真心实意地认为只有地主老财才讲穿讲戴，正正经经的庄稼人是生就的苦虫，就该穿烂一点，如果穿戴一新，和地主老财还有啥区别？再说他家里常常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就是想变成地主老财穿好一点也没变的条件。何况他压根就不想变。早先，王支书对何老十的这件袄子也充满了感情，因为他也曾分享过这袄子的温暖。五十年代初期，王支书还是婴儿时，哥哥夜里抱着他去开会，何老十常常把他搂在怀里，就是用这件袄子裹着他。多少年来，他把何老十当成革命前辈看待，崇拜他的为人，崇拜他这件袄子，把这看成是真革命的象征。后来，他高中毕业了，又出去当了几年兵，回来当了支书，和何老十成了伙计。两个人在工作上常常不和，后来为了一个偶然的事件，使王支书对何老十和他的袄子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感情。
一次，两个人一同去县里开会。何老十去他家里等他。王支书却不急不忙地换了干净衣服，然后又是刮脸又是梳头。何老十看得憋了一肚子气，实在忍不住了，强笑道：“又不是去相亲找女人！”王支书不在意地笑道：“孬好是个大队干部，不能给咱何家坪丢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两人一同去开了几天会，突然有一天叫何老十大会发言，本来是让他讲“继续革命”的事，他讲不出多少道理，就只好又诉起苦。台下的人听他跑了题，闹哄哄地开起了小会。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发火了，站起来训斥道：“笑什么！何老十同志就是一个字不讲，单凭他穿的这件袄子就形象地阐述了马列主义的精髓。有的干部和地主的小老婆一样，脸要刮白，衣服要穿新，和何老十同志比比，难道不感到脸红！”这一番训导，确使许多人红了脸，王支书不仅脸红了，心也跳了。
这天半夜，何老十突然喊醒了睡得正香的王支书，说有件大事要和他商量。王支书睁开睡眼看看，见他靠墙坐在被窝里，屋里烟雾缭绕，床前扔了一堆烟头，看样子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王支书问他有什么事，他又摇头又叹气地说：“现在的青年人真不得了，不知道苦是啥味，好了还想好。就说穿的吧，穿了洋布要穿呢子，现在又嫌呢子不好了，要穿的确凉，得寸进尺，这样下去咋得了呀！”
王支书听得心烦，冷冷地问：“你说咋办？”
何老十来了劲，折起身兴致勃勃地说：“咱们何家坪是县里的老模范队了，咱们得带个好头才行。我想了个办法，你听听中不中？”
王支书打了个呵欠，不言不语看着他。何老十语重心长地说“这事也不能都怨年轻人，他们不知道旧社会的苦是啥样，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也受受旧社会的苦。我想，光说不行，得玩实的。回去后，借助这个会议的东风，全大队每个人都得做一身忆苦衣……” “干脆再回到旧社会不是更好么！”王支书在心里顶了一句，接连打了几个呵欠，半睁半闭的眼合上了，又突然打起了呼噜，打得很响很长，任他再喊也不醒了。
“唉，年輕人就是不知道操心！”何老十宽容地叹息一声，又开始思考着治队大计。
何老十的伟大创举，在上级的赞同下终于实现了。在大年三十这一天，人人穿忆苦衣，个个吃忆苦饭。“旧社会又回来了，”人们用不同的口气奔走相告。男女老少怀着不同的感情对待这件事，老的哭，少的笑，有人怒，有人骂，每个家庭都在争吵，节日的欢乐气氛一扫而空。上级来了，记者来了，邻队的干部群众也来了，别开生面的现场会开始了。来的人心里怎么想不得而知，每个人的脸上都统一地抹着一层悲伤的表情。何老十哭得和泪人一样，诉说着旧社会的苦。真正苦坏了的是王支书，他用最大的耐力掩藏着不可告人的心情，还得强做出一副苦相陪着这些参观者。现场会很快结束了，可是由何老十这件破棉袄引起的悲喜闹剧才刚刚开了个头。从此，大小领导在大小会上表扬他这件袄子，夸他不忘本色，大小记者也为这件袄子写出了一篇篇锦绣文章，只有王支书却对这件袄子失去了最后一点感情。
何老十穿着这件袄子上了台，隔了三十多年之后，还是穿这件袄子下了台。对他的下台，王支书早有预感，可没想到会这么惨，竟然只得了两票，他也是个大队干部，对这样的结局很有些心酸。他看着何老十的袄子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愤慨：何老十在旧社会就够苦了，到了新社会为什么还不叫他享一天福？虽然是他心甘情愿受苦，可又是什么力量使他心甘情愿受苦？难道他这一生就不该换上一件新袄？难道他就该穿着这件旧袄走完他的一生？可怜的何老十，该对他说些什么呢？事到如今，一切道理都是多余的，只好做出笑脸安慰他了。
何老十模模糊糊看着王支书的笑脸和一张一合的嘴巴，王支书讲的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但他却看清了王支书背后满墙的奖状。一张张的奖状记录了何老十的奋斗史，记录了何老十的功绩。从土改开始，镇反、统购统销、合作社、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学习毛著、清理阶级队伍、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批林批孔、计划生育、新村规划、鸡蛋派购、生猪派购、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三夏三秋生产等等，何老十都被授过奖，大小不同的奖旗奖状多不胜数，三十多年的历史都贴在墙上了。这一张张奖状意味着什么？是欢乐还是痛苦？哪一张给人民带来了欢乐？哪一张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可能在同一张奖状中就包含着一些人的笑和另一些人的哭。欢乐也罢，痛苦也罢，谁也没有长前后眼。反正，何家坪曾经不断地光荣过，不断地激动过。何老十盯着这一张张奖状感到委屈、伤情，他为了这些奖状付出了大半生生命，自己并没有得一丝一毫收入。偶尔有一点点物质奖励，他也全部缴了公。就是指名道姓奖给他私人的，他也不肯拿回家，他说人都是公家的，何况一点点东西。他用心血和汗水为何家坪换来了无数次荣光，没想到何家坪竟用两张选票来回报他。他想不通这是为了什么，不由自言自语地喃喃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哪一点对不起乡亲们了？”
这是何老十自公布票数以来的第一句话。王支书顺着他发呆的目光回头看去，见他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满墙奖状上，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就安慰他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是你立的功劳太多了，大家心疼你，想叫你歇歇。”
“歇歇？”何老十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是该歇歇了。这二年你的身子骨瘦多了，大家背地里都埋怨上级不心疼你……”王支书真真假假地讲了群众的许多关心，又讲了他许许多多的功劳，讲了他清清白白的一生，讲了群众如何念诵他的好处。又说，他退下来是为了让他更好地进步，往后还要靠他指点，讲得十分恳切动情，催人泪下。
（摘自河南人民出版社《乔典运文集》一书）
大队变成了村。大队长也要变成村长了。
模范大队何家坪召开选民大会，选举村长。原大队长何老十是个老模范，三十多年来一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官清如水，没捞过集体的一根柴火麦秸。何老十宝刀不老，选举前发下宏誓大愿，要把模范大队变成模范村，上千选民听了这个消息，无不拍手叫好，大家互相约定，还要选何老十当村长。选举完毕，王支书公布了票数，没想到何老十竟然只得了两票。听了结果，选民们一个个像做了亏心事，都羞红了脸，低下了头，还有人抽泣着哭了。
何老十迷糊了，拖着一双后跟磨透了的烂鞋，高一脚低一脚跟着王支书踉踉跄跄走去。此时是白天还是黑夜，此事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何老十也弄不清了。
何老十在旧社会是个长工，人人都能管他，他也服人人管。他没有敢想过当官，连当官的梦也没做过一次。可是，无心栽柳柳成荫，想当官的当不上，他没想当官却當上了。土改时，有一次分果实抓纸蛋，他自知身份低下，就畏缩地退到后边，让别人先抓，剩下最后一个才给了他。谁知吉人自有天相，他不抢不争偏偏抓住了大瓦房大老犍。正当他暗自庆幸命好时，却爆发了一场战争：抓得不好的要求再抓，抓得好的坚决反对。双方互不相让，眼看就要大打出手，何老十实在看不顺眼了，就长叹一声，说出了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算了吧，要还是旧社会，不要说草房了，连根茅草也没有，不要说小牛了，连根牛毛也没有。别争了，我要草房，我要小牛！”真是一言兴邦，就凭这一句话，平息了一场内战。就凭这一句话，他成了全县的典型。他的这句话也成了全县人人会背的语录。就凭这句话，农会主席的纱帽搁到了他头上。以后，时势不断变迁，农会变成了小乡，又变成了合作社，又变成了公社的生产大队。每变一次照例来次选举，每次选举照例事先安排停当，还不等他弄懂旧名变新名的伟大意义，他就跟着变成乡长、社长、大队长。纱帽铸到了他的头上，头和纱帽成了浑然一体，头掉纱帽也不会掉。人们对他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变，先是何十哥，然后变成何十叔，如今又变成了何十爷，他虽然老了，可是榛椒越老越中用，不能因为老了就倒过去当儿子当孙子。人们都这样讲，他也这样想，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会丢官，连丢官的梦也没做过一次。没梦见的事如今发生了，那一定还是个梦。
何老十梦游般地跟着王支书，来到了昨天的大队部今天的村政府。这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厅房，很宽很大，当中放了一张乒乓球案大小的会议桌。两个人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王支书看着何老十，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的头发苍白了，胡子也苍白了，脸上布满了渠路沟，眼眶里盛满了惶惑和痛苦。他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黑土布袄子，腰里勒着一根皮绳。王支书记得，他上小学时何老十就穿着这件袄子，勒着这根皮绳。经过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他还是这身打扮，只是袄子上多了几个补丁而已。王支书看着他的面孔和穿戴，不由想起了一句古话：“狗咬扛篮的，人敬有钱的。”这是旧社会待人的标准。到了新社会，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待人的标准就变成了“狗咬有钱的，人敬扛篮的。”一个干部只要穿得又脏又旧又破，就是思想好品德高，入党和提拔就享有优先权。穿戴好一点新一点，不是资产阶级也必定是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要想入党和得到提拔就得先滚一身泥巴，要不，没门。何老十的这身穿戴，可不是为了受到表扬和提拔，是真心实意地认为只有地主老财才讲穿讲戴，正正经经的庄稼人是生就的苦虫，就该穿烂一点，如果穿戴一新，和地主老财还有啥区别？再说他家里常常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就是想变成地主老财穿好一点也没变的条件。何况他压根就不想变。早先，王支书对何老十的这件袄子也充满了感情，因为他也曾分享过这袄子的温暖。五十年代初期，王支书还是婴儿时，哥哥夜里抱着他去开会，何老十常常把他搂在怀里，就是用这件袄子裹着他。多少年来，他把何老十当成革命前辈看待，崇拜他的为人，崇拜他这件袄子，把这看成是真革命的象征。后来，他高中毕业了，又出去当了几年兵，回来当了支书，和何老十成了伙计。两个人在工作上常常不和，后来为了一个偶然的事件，使王支书对何老十和他的袄子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感情。
一次，两个人一同去县里开会。何老十去他家里等他。王支书却不急不忙地换了干净衣服，然后又是刮脸又是梳头。何老十看得憋了一肚子气，实在忍不住了，强笑道：“又不是去相亲找女人！”王支书不在意地笑道：“孬好是个大队干部，不能给咱何家坪丢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两人一同去开了几天会，突然有一天叫何老十大会发言，本来是让他讲“继续革命”的事，他讲不出多少道理，就只好又诉起苦。台下的人听他跑了题，闹哄哄地开起了小会。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发火了，站起来训斥道：“笑什么！何老十同志就是一个字不讲，单凭他穿的这件袄子就形象地阐述了马列主义的精髓。有的干部和地主的小老婆一样，脸要刮白，衣服要穿新，和何老十同志比比，难道不感到脸红！”这一番训导，确使许多人红了脸，王支书不仅脸红了，心也跳了。
这天半夜，何老十突然喊醒了睡得正香的王支书，说有件大事要和他商量。王支书睁开睡眼看看，见他靠墙坐在被窝里，屋里烟雾缭绕，床前扔了一堆烟头，看样子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王支书问他有什么事，他又摇头又叹气地说：“现在的青年人真不得了，不知道苦是啥味，好了还想好。就说穿的吧，穿了洋布要穿呢子，现在又嫌呢子不好了，要穿的确凉，得寸进尺，这样下去咋得了呀！”
王支书听得心烦，冷冷地问：“你说咋办？”
何老十来了劲，折起身兴致勃勃地说：“咱们何家坪是县里的老模范队了，咱们得带个好头才行。我想了个办法，你听听中不中？”
王支书打了个呵欠，不言不语看着他。何老十语重心长地说“这事也不能都怨年轻人，他们不知道旧社会的苦是啥样，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也受受旧社会的苦。我想，光说不行，得玩实的。回去后，借助这个会议的东风，全大队每个人都得做一身忆苦衣……” “干脆再回到旧社会不是更好么！”王支书在心里顶了一句，接连打了几个呵欠，半睁半闭的眼合上了，又突然打起了呼噜，打得很响很长，任他再喊也不醒了。
“唉，年輕人就是不知道操心！”何老十宽容地叹息一声，又开始思考着治队大计。
何老十的伟大创举，在上级的赞同下终于实现了。在大年三十这一天，人人穿忆苦衣，个个吃忆苦饭。“旧社会又回来了，”人们用不同的口气奔走相告。男女老少怀着不同的感情对待这件事，老的哭，少的笑，有人怒，有人骂，每个家庭都在争吵，节日的欢乐气氛一扫而空。上级来了，记者来了，邻队的干部群众也来了，别开生面的现场会开始了。来的人心里怎么想不得而知，每个人的脸上都统一地抹着一层悲伤的表情。何老十哭得和泪人一样，诉说着旧社会的苦。真正苦坏了的是王支书，他用最大的耐力掩藏着不可告人的心情，还得强做出一副苦相陪着这些参观者。现场会很快结束了，可是由何老十这件破棉袄引起的悲喜闹剧才刚刚开了个头。从此，大小领导在大小会上表扬他这件袄子，夸他不忘本色，大小记者也为这件袄子写出了一篇篇锦绣文章，只有王支书却对这件袄子失去了最后一点感情。
何老十穿着这件袄子上了台，隔了三十多年之后，还是穿这件袄子下了台。对他的下台，王支书早有预感，可没想到会这么惨，竟然只得了两票，他也是个大队干部，对这样的结局很有些心酸。他看着何老十的袄子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愤慨：何老十在旧社会就够苦了，到了新社会为什么还不叫他享一天福？虽然是他心甘情愿受苦，可又是什么力量使他心甘情愿受苦？难道他这一生就不该换上一件新袄？难道他就该穿着这件旧袄走完他的一生？可怜的何老十，该对他说些什么呢？事到如今，一切道理都是多余的，只好做出笑脸安慰他了。
何老十模模糊糊看着王支书的笑脸和一张一合的嘴巴，王支书讲的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但他却看清了王支书背后满墙的奖状。一张张的奖状记录了何老十的奋斗史，记录了何老十的功绩。从土改开始，镇反、统购统销、合作社、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学习毛著、清理阶级队伍、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批林批孔、计划生育、新村规划、鸡蛋派购、生猪派购、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三夏三秋生产等等，何老十都被授过奖，大小不同的奖旗奖状多不胜数，三十多年的历史都贴在墙上了。这一张张奖状意味着什么？是欢乐还是痛苦？哪一张给人民带来了欢乐？哪一张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可能在同一张奖状中就包含着一些人的笑和另一些人的哭。欢乐也罢，痛苦也罢，谁也没有长前后眼。反正，何家坪曾经不断地光荣过，不断地激动过。何老十盯着这一张张奖状感到委屈、伤情，他为了这些奖状付出了大半生生命，自己并没有得一丝一毫收入。偶尔有一点点物质奖励，他也全部缴了公。就是指名道姓奖给他私人的，他也不肯拿回家，他说人都是公家的，何况一点点东西。他用心血和汗水为何家坪换来了无数次荣光，没想到何家坪竟用两张选票来回报他。他想不通这是为了什么，不由自言自语地喃喃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哪一点对不起乡亲们了？”
这是何老十自公布票数以来的第一句话。王支书顺着他发呆的目光回头看去，见他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满墙奖状上，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就安慰他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是你立的功劳太多了，大家心疼你，想叫你歇歇。”
“歇歇？”何老十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是该歇歇了。这二年你的身子骨瘦多了，大家背地里都埋怨上级不心疼你……”王支书真真假假地讲了群众的许多关心，又讲了他许许多多的功劳，讲了他清清白白的一生，讲了群众如何念诵他的好处。又说，他退下来是为了让他更好地进步，往后还要靠他指点，讲得十分恳切动情，催人泪下。
（摘自河南人民出版社《乔典运文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