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要改革，高考如何改革，21世纪当人们还在为现今高考争论不休的时候，由上影集团投资拍摄的反映1977年恢复高考事件的电影《高考1977》适时而来。此片即将在全国公映。本刊记者在上影集团《高考1977》试片会上“先睹为快”，并旁听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和上影集团联合举行的观摩座谈，之后专访了导演江海洋。
　　
　　异常沉重的麻袋压在小根宝羸弱的身体上，他的背几乎弓到了地上，脚如同套上了千斤锁，一步步蹒跚着向前，周围队友们的脸上显出了担心的神情，但是他们知道不管费多少口舌都无法劝小根宝停下来，因为支撑着小根宝前行的力量是心中日思夜想，呼唤了许久的愿望：回家，回家。是啊，在这黑龙江农场里的知青们谁不想念遥远的温馨的家呢？但是能回去的人寥寥无几，于是他们选择了用最原始的方式——扛麻袋比赛，谁能把超常重的麻袋背到设定的终点，大家就把回家的机会让给他。
　　这是电影《高考1977》中一幕，此时作为一名80后的观众，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场景，但是我感到了压抑，体会到了他们心中几近崩溃的绝望以及哪怕不可能也要抓住一线生机的愿望。之后的影片观摩座谈会上作家赵丽宏说：“看了（影片）之后很激动，勾起了32年前的回忆，想起了当时的景象。这个电影很真实地重现了当年的场景，而且剧情一波三折。尤其我觉得恢复高考之前的那段拍摄非常震撼。原本恢复高考之前，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但经历过那个年代，连续参加了77、78、79年三次高考的影评家陈云芳似乎“意犹未尽”，提出知青的劳动还不够“残酷”。不过，在导演江海洋看来，伤痕文学已经非常好地写出了知青当时的苦难，影片再一次反映也很难达到高潮，拍得很累，大家未必一定能感受，所以用扛麻包等几场戏，表达知青被逼得走投无路时的一种宣泄，替代艰苦生活。
　　
　　影片中，在操场的流动电影放映机前，知青们正看着一部新闻纪录片，忽然屏幕上出现了邓小平的镜头，知青们惊讶之余顿时兴奋起来。要命的是，发电机一下子没电了，在一片起哄声中，场长老迟及时脚蹬装置发电，屏幕上再一次出现邓小平的形象，知青们开始欢呼，这些命运跌到人生的低谷、不知未来如何的青年似乎在这里看到了一丝曙光。是的，命运转折之门即将出现，他们要做的是奋力去推开这扇门——高考。
　　对于现在的一些孩子，高考如洪水猛兽，能躲即闪，而那时高考的消息就如同一片迷茫灰暗的汪洋中忽然出现的一根救命稻草，即便这根稻草尚未“铁板钉钉”。消息在知青中悄悄流传，大家开始蠢蠢欲动，激动、疑惑、挣扎，有人冒着被处罚的危险去偷复习材料。这时，激烈的矛盾出现了，场长老迟为了搞好农场，一心要留人才，不惜阻止知青们参加高考。军人出身的老迟拿着代表组织的图章，如同拿着一把“尚方宝剑”，是非曲直由自己一人评判。因为知青陈琼家庭出身不好，老迟设计阻止自己的得意干将潘志友与陈琼恋爱。当高考消息终于被确认，知青们激动、兴奋地向老迟要推荐表时，老迟以农场当家人的权威要求先通过农场内部设定的考试。但是这时，老迟一贯禁锢、压制的手段已经渐渐失去了威力，强子等知青绝食反抗，而他的爱将潘志友也不再听从他，因为这批青年嗅到了改革的气息，他们有了坚强后盾——邓小平。不断矛盾、冲突，最终，知青们赢得了胜利，而老迟也发生了转变。事实上老迟原来就是一个爽朗可爱、心底善良的人，只是“组织”的概念框住了本性。当他识破假扮教委领导的“反革命”陈甫德时，并没有上报，而是送他离开。当最后去参加考试的知青们没赶上火车时，老迟亲自开着拖拉机把这些“叛逆”份子送进了考场。看完影片后，大家普遍认为孙海英扮演的老迟非常出彩，通过与年轻知青的相处对抗，他最终由组织的人回归到纯粹人，而且这个转变让人感觉很自然。“老迟作为组织的缩影他的心理开始转变，展现出人性的回归，反应出了电影最想表现出的，以人为本的想法。老迟的改变为人处世的意识已经上升到民族的意识，国家的希望。从组织的阶级性转变成为内心深处的人性，恢复了对人性的尊重与关怀。”导演江海洋说。老迟是江海洋构思方案时最先想到的两人之一，而另一个人物就是陈甫德。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陈甫德，为了让女儿陈琼参加高考，不惜私自离开学校来到千里之外的农场给女儿送复习资料，但是女儿在见到父亲后，非但不肯叫一声“爸爸”，反而满含恨意地要平反证明。父亲埋藏在心中的无限的爱以及冒着危险的付出却得不到女儿的理解，在我们这些80后看来，这个女儿似乎太过无情、自私。但是仔细一想，谁又能体会到她因父亲的身份而无辜遭受的磨难。黑暗的岁月，人性摧残，正如作家廖增湖所说：“我认为“文革”中最可怕的是摧毁了家庭关系，我看了影片中描写的父女的关系，很感动，几次落泪。”
　　庆幸的是，希望的火苗终将燎原，如同影片中宏大的烧荒场面。而故事最后也达到最高潮，知青们坐着拖拉机去参加考试，拖拉机却半路出了故障，他们互相搀扶着奋力跑往火车站，有些人跑不动了叫着前面的人一定要好好考……江海洋：“1977年高考就像命运的列车来了，有的人搭上了，有的人没搭上，没搭上的是大多数。”复习过程如何，结果怎样，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正如上海大学影视文学系副主任葛红兵所说：“这部电影主题不是简单地记录一件大事，这部戏反映的是‘我要高考的自由、权利’而不是‘我一定要考取’。”确实，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更重要，恢复了高考，也就意味着恢复了整个民族的理性，恢复了对人性的尊重。
　　拍摄《高考1977》是一种历史责任，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多次强调，这也是从导演到演员整个摄制组在非常恶劣的拍摄条件下能够坚持下去的信念。他们希望能真实反映那个年代人们的生存状态，重现那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刻，同时，也希望把这部片子呈现给下一代。3月12日，《高考1977》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了特别献映，看到父母辈的生活，不少学子感动得哭了。同时，很多问题也引发了我们的深思：1977年，有人为了请假复习而自残，30多年后，有孩子为了拒绝高考而割脉，同样对待高考为何出现天壤之别的态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大学学习机会的青年孜孜不倦，而新的时代为何不少大学生却想着如何更轻松地混得文凭？在父辈眼里或是遗憾或是骄傲的“高考”在不少下一代眼里为何成为了“厌倦”、“无奈”的代名词？2009年，《高考1977》向祖国的60华诞献了一份很好的礼，真实重现了历史，引发了很多亲历者关于高考的回忆，启发了年轻人对自身的思考，也激起了人们关于现代社会某些问题的反思。事实上，《高考1977》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影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