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赵孟壶；遇；介；赐；赵孟
【摘 要】赵孟壶为春秋后期的晋国青铜器，本文通过对其铭文的考释，认为“介邗王”者乃赵孟，故器主当为赵孟。黄池之会时，赵孟为晋侯遇吴王之介，吴王赐赵孟以金。赵孟以邗王所赐之金做壶，用作祠器。
赵孟壶，又作“赵孟疥壶”“禺邗王壶”，共有两件。据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卫辉附近，先为英国人客尔兄弟所收藏[1，2]，现藏于大英博物馆[3]。数十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此壶进行了研究。本文试图在前辈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学术史回顾
首先对此壶进行研究的是叶慈教授，其文为《一对可定年代之壶》，发表于《柏林敦杂志》。文中释铭文为：“我，禺，捍卫王于黄池，以抵御赵孟之诡计。以王之锡金，我作此祠器。”[1]
陈梦家先生有《禺邗王壶考释》，对壶的形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勘定为晋式器；对铭文做了分释，读“禺”作“吴”，以受金者即器主为禺邗王，即吴王夫差，壶由晋工铸造[1]。从之者有闻一多[4]、容庚[5，6]、童书业[7]、董楚平[8]、叶文宪[9]。后吴聿明先生作《禺邗王壶铭再辨》[10]继申明之。刘节先生亦认为器主为禺邗王，惟此“禺邗”乃并于吴前之邗，而非吴[11]。
唐兰先生作《赵孟疥壶跋》，对铭文做了剖判，以“禺”为“遇”，“疥”为“介”，认为受金者（器主）当为赵孟疥，即赵孟的摈介[2]。从此说者有杨树达[12]、王文清[13]、谢尧亭[14]、曹锦炎[15]、吴毅强[16]等。
祝振雷先生作《赵孟疥壶铭文补释》，以“疥”通“匄”，为“求取”之意[17]。如其文，则受金者（器主）为赵孟。
从器物的形制来说，诸家皆以其为晋式，无异议。首倡此说者为陈梦家先生，以当时新出土之八件器物与其相比勘，认为“此器形制当称晋式而制作者乃晋工也”[1]。谢尧亭[15]、吴毅强[16]先生补证以近年出土与新见于著录之文物，认为“赵孟介壶的器形、纹饰组合完全是春秋后期到战国早期晋式铜器的典型风格”；吴聿明先生认为铭文之书法风格“呈现出典型的三晋风度”[10]。而学者也多将其作为春秋时晋器予以著录[3，18]。
研究者对于受金者（器主）颇有争议，分别有：禺、禺邗王、赵孟介、赵孟等。而经过历年专家学者的讨论，受金者为禺之说已被放弃，争议主要集中于禺邗王和赵孟介。
二、铭文分释
对于器之形制，论者考之详细，本文亦赞同此壶为晋式器，兹不赘述。惟对于受金者（器主）之认定，本文以為非禺邗王，亦非赵孟介，而为赵孟，以下请试申明之。
铭文计19字，录之如次：
禺邗王于黄沱为赵孟疥邗王之惖金台为祠器。
1.禺，同“遇”。“禺”字于金文中仅此一见，故不可得而比勘。但诚如方家所言，若“禺”作名词解，则“铭文首句无动词，不成文理，又与下称邗王者不合”[12，16]，甚确。另，考之金文、《左传》，“于”字何止千百见，而其用法仅限于“动+名+于+名”或“动+于+名”两种，即“于”字之前必有一动词方能成句[16]，因“邗王”定为名词，故“禺”只能为动词。
在传世文献中，“遇”为诸侯与周王、诸侯之间朝聘会同礼之一种，《周礼·春官·大宗伯》云：“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21]759《礼记》云：“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21]1266虽未必如礼书所载之整齐规范，但“遇”为朝聘会同礼之一种则无可疑。《左传》常见鲁公与某公、某侯“遇于”某地，《战国策·秦策五》亦有“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22]266的记载。
论者或谓“必欲读禺为遇，故全铭无主名……作器者无主名，西周以下，绝无其例”[1]。一个完整的句子一般包括主语、谓语、宾语，但在主语明确的情况下，可以省略。此种文法于史可征，如《左传》隐公元年“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隐公六年“夏，盟于艾”；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23]。对此专家已有申明[16]，兹不赘述。如此，若器主为当然者，则不必铸于器身，况禺邗王不为器主，不能谓他者非器主。
反之，若释“禺”为“吴”，以器主为“禺邗王”则有诸多不顺。一则于文法不通，上文已明之；二则与下半句“邗王”之称自相抵牾；三则此等称呼不合于历代诸侯国君的称呼，无论是金文还是史籍中均无以故国名与新国名连称之王公侯[13]。
2.邗王，即吴王夫差。称邗王者，史载阙文，但邗作为地名却见于史册，《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23]1652；《管子》等书中有干国的记载，史家也多以“干”国为邗国。因吴国灭亡了邗国，论者援引韩迁于郑、韩惠王称郑惠王，魏迁于大梁而魏惠王称梁惠王的故事，以吴王为邗王。但向来有以故族、故国之名迁于新地者，而罕有以新地名易其固有之名者。以新名易旧名者，恐怕皆为他称，以“胙之土而命之氏”[23]61之故。“吴王夫差所修筑的邗城……下又掘深沟连接江淮两大水系，通达于宋鲁之间，成为吴国北上争霸的重要补给枢纽和后勤依托。”[24]此一推测并非向壁虚造，城邗事纪于鲁史，可知其工程浩大。史有明文，黄池之会之吴王为夫差。列国以其新国称吴王，情理中事[24]。
夫差自作用器不在少数，自称其国为攻敔、攻吴、吴，而无一称邗者。称邗王者尚有“邗王是埜戈”，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此器具有“典型的晋器风格”，为春秋后期的“新田风”，很可能是晋人为彼时吴王所造之礼物或是由晋工为吴王所造之器，显示出春秋时期晋、吴两国交流联系的紧密[25]。
论者或以为此邗王非吴王，而为灭于吴前之邗国[11]。此说值得商榷。按赵孟为晋国赵氏，此无疑义；此器从形制上又可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之晋式器。鲁国已仰晋国鼻息数世，此一时期晋国赵氏于列国间的活动无一不纪于鲁春秋，赵孟至黄池者仅有“黄池之会”，而与会之称王者，即吴王夫差，故此邗王必为夫差。 3.于，介词。与文首之禺（遇）构成一个状语后置而主语省略的句子。
4.黄沱，即黄池。容庚先生谓：“沱，今别做池。”[19]《左传》哀公十三年“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23]。《国语·吴语》：“吴王夫差……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26]282则黄池当在鲁宋间。陈梦家先生以为地“当在封丘与平丘之间，而以封丘为最近”[1]。
5.为，动词。陈文释作“因”[1]，闻一多非之：以其为介词，则与后文之“以”相复，故不得不自为增减，而不得通全文[4]。若唐文之释“为赵孟疥”[2]，意为“担任”，则“下半句‘邗王之惖金，以为祠器’，‘邗王’之前缺动词或介词，与上半句脱节，无法读通。而这种关键的成份在句中是不可简略的”[10]。故此二种解释皆不能顺畅地通释全文。
本文认为闻一多先生将其释作动词“化”，是值得参考的。按“为”用作动词见于文献，亦见于金文：《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虢公为王宫于玤”[23]218，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为馆于其宫侧”[23]241；《商君书·算地第六》：“为国任地者……”[27]；《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为田，开阡陌封疆”[28]2232；“雍伯鼎”：“王令雍伯啚于□为宫”[29]。故将其释为动词，作“化”“冶”“铸”之类解，宾语为“金”，则结构完整，通读无碍。
6.赵孟，即赵鞅。黄池之会之晋卿为赵简子鞅，史有明文，论者无歧见。
7.疥，动词，摈介。陈文释为“匄”，作“赐予”解，赵孟予邗王金，邗王令晋工铸为壶[1]。按：无论从器形、文字等诸方面均已证此壶为晋式器，专家已有共识。而夫差自作用器无自称国为“邗”者，上文已明之。假设夫差令晋工铸之，器之铭文安得由铸工自为之？此殊不得通。
祝文亦释为“匄”，作“求取”之意[17]。按《左传》中确有众多“求货”之事，请试析之。祝文举“毛伯卫来求金”“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武氏子来求赙”，以上诸事《左传》皆讥其“非礼也”，而诸事实为王室、王臣基于自身地位的优越对诸侯的索取。天王求车，源于诸侯有向王室贡纳的义务；王臣求货，则是源于王臣对诸侯的“地位优越”：若“乐桓子求货于叔孙”“叔鲋求货于卫”“范献子求货于叔孙”“荀寅求货于蔡侯”诸事，皆为求货者恃强凌弱，趁机勒索。以当时吴挟破楚服齐之威会晋于黄池，试问赵孟以外臣求金于夫差，该作何解？
“疥”字当如唐兰先生所释，作“摈介”讲。《周礼·夏官司马·射人》：“会同朝觐，作大夫介，凡有爵者。”郑注曰：“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则作大夫使之介也。”贾疏曰：“有会同朝觐，王使公卿有事于会同，则射人使大夫为上介。”[21]846《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上公之礼……介九人……诸侯之礼……介七人……”郑注曰：“介，辅己行礼者也。”[21]890-891据此可知，凡公、侯朝聘会同，卿大夫可做其介，以辅之行礼。然而此所列之“介”皆为名词，是身份之一种，是否可作动词用？《周礼·秋官司寇·行夫》：“居于其国，则掌行人之劳辱事焉，使则介之。”[21]899谓行夫居国时掌行人之“劳辱事”，行人出使他国时“则介之”，即为行人之介。此为动词之用。
史载多见某使他国，某为之介。《左传》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23]860昭公十三年，郑伯劳鲁昭公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是知诸侯见周王、诸侯之间相见时，卿为之介为实有之事。《春秋经》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吴子于黄池”[23]1674，赵孟介邗王，为晋定公遇吴王夫差之介，当为合理之推定。以此，铭文之“匄”者为赵孟。
8.之，助词。
9.惖，赐也。陈文从容庚先生之说，引说文“惕，敬也”释作“敬”[1]。唐文释作“锡”，作“赐予”解[2]。闻文则释为金属“锡”，“铜中加锡，是为青铜，为铸器所用矣。”[4]当以唐说为是。
《左传》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23]860。叔孙欲得周王之“赐”而请先使，结果周王却“重贿”了为介的孟献子。《国语·周语》亦载：“王厚贿之。”[26]36赵孟为邗王之介，邗王或亦“厚贿”之。
按“赐”在金文中多作“易”，偶有作“锡”者。此“惖”从心，《侯马盟书》中有之，专家释作“慎”[20]33。铭文铸以此字，盖用以表达赵孟对邗王及其所赐之敬慎意。
10.金，即铜。先秦所谓金，皆为铜。金文中常有“择厥吉金，用乍……”之语。此谓邗王所赐、用以铸壶之铜。
11.台为，以为。金文中“台”即“以”，此已为通识，无疑义。“以为”连用，乃“以之为”之意。此类用法常见于《左传》《国语》，如《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中“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庄公十九年鬻拳因兵谏楚王惧而自刖，最终“楚人以为大阍”，僖公三十年烛之武之“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国语·周语》之士武子“修执秩以为晋法”，《国语·越语》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皆此类。
12.祠器。《周礼·天官冢宰·女祝》：“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祷祠之事。”郑注：“祠，报福。”[21]690《周礼·春官宗伯·肆师》：“凡王之会同、军旅、甸役之祷祠，肄仪为位。”[21]768“凡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宗庙，则为位。”疏曰：“但求福曰祷，祷轻，得求曰祠，祠礼重，则祠者依正祭之礼也。”[23]860《周礼·春官宗伯·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疏曰：“祷祠，谓国有故。祈请求福曰祷，得福报赛曰祠。”[21]815《礼记·曲礼上》：“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注曰：“祠音词，求得曰祠。”[21]1231由此可知，“祠”为祭祀礼之一种，且会同时有祷祠之事。
除见于赵孟壶之外，“祠”字尚见于战国晚期的（妾子）（次虫）壶，曰：“敬命新地，雨祠先王。”[30]实乃“祭祀”之意。由此观之，陈梦家先生谓“祠器犹祭器”[1]甚确。 《左传》哀公二十年，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杜注：“盟信也。”[23]1716黄池之会有晋吴争先之事，但最终成盟。按：盟誓终春秋之世不绝，实为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之间的重大事项。盟成，意味着和平与稳定，可谓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宛濮之盟“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23]469，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襄公九年戲之盟“昭大神，要言焉”[23]969。《周礼·秋官司寇·司盟》：“北面诏明神”[31]，是知盟誓时皆要昭告明神乃至先王先公，此“祠器”或为以盟成而“祠”于明神乃至先王先公者。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回国时与狐偃约誓，“投其璧于河”[23]413。《国语》曰：“子犯授公子载璧……沉璧以质。”韦昭注曰：“载，祀也。”[26]168—169襄公三十年，游吉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23]1177；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玤沉于河”，杜注：“祷河求福。”[23]1452不知此一对壶作此用乎？
三、结 语
综上之分析，通释铭文如下：
遇邗王（夫差）于黄池，为赵孟疥（介）邗王之惖（赐）金，以为祠器。
铭文之主干为“为金”；“禺邗王于黄池”作状语，交代事件背景；“赵孟介邗王”作定语，交代金的来源；“以为祠器”作补语，交代“为金”的结果或目的。全文省略主语。若补足成分并译之，则为：晋侯与邗王夫差遇于黄池，赵孟为介，邗王赐之金。冶赐金铸为壶，用作祠器。
如此，则铭文通释无碍，器之制作背景、材料来源、用途以及所牵涉之人物关系亦全部明了。以邗王赐赵孟之金作壶，则：1.铸工必然为晋人；2.对吴王之称呼必为他称，作“邗王”；3.铭文书法必然为晋风；4.器之形制必然为晋式；5.器之所属为晋；6.吴王与晋侯会，赵鞅为介；7.壶作于黄池之会，用为祠器，非“自作用”器。
————————
[1]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M]// 陈梦家.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182—201.
[2]唐兰.赵孟疥壶跋[M]// 唐兰.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43—44.
[3]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44.
[4]闻一多.禺邗王壶跋[M]//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上海：开明书店，1948.
[5]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442.
[6]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57.
[7]童书业.释“攻吴”与“禺邗”[M]//童书业.童书业著作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573—576.
[8]董楚平.禺邗王壶（二件）[M]//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76—78.
[9]叶文宪. 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65.
[10]吴聿明.禺邗王壶铭再辨[J].东南文化，1992（1）：196—197.
[11]刘节.说攻吴与禺邗[M]//刘节.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53—155.
[12]杨树达.赵孟疥壶跋[M]//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2：192.
[13]王文清.禺邗王壶铭辨[J].东南文化，1991（1）：160—161.
[14]谢尧亭.谈赵孟疥壶与黄池之会[J].文物季刊，1995（2）：55—59.
[15]曹锦炎.跋古越阁新藏之州句剑铭文[C]//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7.
[16]吴毅强.赵孟疥壶新研[J].考古与文物，2010（1）：63—68.
[17]祝振雷.赵孟疥壶铭文补释[M]//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9.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187—189.
[18]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632.
[19]容庚.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654.
[20]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326.
[21]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2]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24] 王冰.吴之邗城非干国考辨 [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1）：120—128.
[25]李夏廷.“邗王是野戈”杂议[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6）：76—80，161.
[26]梁谷.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7]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43.
[2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32.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五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478.
[31]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81.
【摘 要】赵孟壶为春秋后期的晋国青铜器，本文通过对其铭文的考释，认为“介邗王”者乃赵孟，故器主当为赵孟。黄池之会时，赵孟为晋侯遇吴王之介，吴王赐赵孟以金。赵孟以邗王所赐之金做壶，用作祠器。
赵孟壶，又作“赵孟疥壶”“禺邗王壶”，共有两件。据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卫辉附近，先为英国人客尔兄弟所收藏[1，2]，现藏于大英博物馆[3]。数十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此壶进行了研究。本文试图在前辈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学术史回顾
首先对此壶进行研究的是叶慈教授，其文为《一对可定年代之壶》，发表于《柏林敦杂志》。文中释铭文为：“我，禺，捍卫王于黄池，以抵御赵孟之诡计。以王之锡金，我作此祠器。”[1]
陈梦家先生有《禺邗王壶考释》，对壶的形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勘定为晋式器；对铭文做了分释，读“禺”作“吴”，以受金者即器主为禺邗王，即吴王夫差，壶由晋工铸造[1]。从之者有闻一多[4]、容庚[5，6]、童书业[7]、董楚平[8]、叶文宪[9]。后吴聿明先生作《禺邗王壶铭再辨》[10]继申明之。刘节先生亦认为器主为禺邗王，惟此“禺邗”乃并于吴前之邗，而非吴[11]。
唐兰先生作《赵孟疥壶跋》，对铭文做了剖判，以“禺”为“遇”，“疥”为“介”，认为受金者（器主）当为赵孟疥，即赵孟的摈介[2]。从此说者有杨树达[12]、王文清[13]、谢尧亭[14]、曹锦炎[15]、吴毅强[16]等。
祝振雷先生作《赵孟疥壶铭文补释》，以“疥”通“匄”，为“求取”之意[17]。如其文，则受金者（器主）为赵孟。
从器物的形制来说，诸家皆以其为晋式，无异议。首倡此说者为陈梦家先生，以当时新出土之八件器物与其相比勘，认为“此器形制当称晋式而制作者乃晋工也”[1]。谢尧亭[15]、吴毅强[16]先生补证以近年出土与新见于著录之文物，认为“赵孟介壶的器形、纹饰组合完全是春秋后期到战国早期晋式铜器的典型风格”；吴聿明先生认为铭文之书法风格“呈现出典型的三晋风度”[10]。而学者也多将其作为春秋时晋器予以著录[3，18]。
研究者对于受金者（器主）颇有争议，分别有：禺、禺邗王、赵孟介、赵孟等。而经过历年专家学者的讨论，受金者为禺之说已被放弃，争议主要集中于禺邗王和赵孟介。
二、铭文分释
对于器之形制，论者考之详细，本文亦赞同此壶为晋式器，兹不赘述。惟对于受金者（器主）之认定，本文以為非禺邗王，亦非赵孟介，而为赵孟，以下请试申明之。
铭文计19字，录之如次：
禺邗王于黄沱为赵孟疥邗王之惖金台为祠器。
1.禺，同“遇”。“禺”字于金文中仅此一见，故不可得而比勘。但诚如方家所言，若“禺”作名词解，则“铭文首句无动词，不成文理，又与下称邗王者不合”[12，16]，甚确。另，考之金文、《左传》，“于”字何止千百见，而其用法仅限于“动+名+于+名”或“动+于+名”两种，即“于”字之前必有一动词方能成句[16]，因“邗王”定为名词，故“禺”只能为动词。
在传世文献中，“遇”为诸侯与周王、诸侯之间朝聘会同礼之一种，《周礼·春官·大宗伯》云：“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21]759《礼记》云：“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21]1266虽未必如礼书所载之整齐规范，但“遇”为朝聘会同礼之一种则无可疑。《左传》常见鲁公与某公、某侯“遇于”某地，《战国策·秦策五》亦有“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22]266的记载。
论者或谓“必欲读禺为遇，故全铭无主名……作器者无主名，西周以下，绝无其例”[1]。一个完整的句子一般包括主语、谓语、宾语，但在主语明确的情况下，可以省略。此种文法于史可征，如《左传》隐公元年“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隐公六年“夏，盟于艾”；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23]。对此专家已有申明[16]，兹不赘述。如此，若器主为当然者，则不必铸于器身，况禺邗王不为器主，不能谓他者非器主。
反之，若释“禺”为“吴”，以器主为“禺邗王”则有诸多不顺。一则于文法不通，上文已明之；二则与下半句“邗王”之称自相抵牾；三则此等称呼不合于历代诸侯国君的称呼，无论是金文还是史籍中均无以故国名与新国名连称之王公侯[13]。
2.邗王，即吴王夫差。称邗王者，史载阙文，但邗作为地名却见于史册，《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23]1652；《管子》等书中有干国的记载，史家也多以“干”国为邗国。因吴国灭亡了邗国，论者援引韩迁于郑、韩惠王称郑惠王，魏迁于大梁而魏惠王称梁惠王的故事，以吴王为邗王。但向来有以故族、故国之名迁于新地者，而罕有以新地名易其固有之名者。以新名易旧名者，恐怕皆为他称，以“胙之土而命之氏”[23]61之故。“吴王夫差所修筑的邗城……下又掘深沟连接江淮两大水系，通达于宋鲁之间，成为吴国北上争霸的重要补给枢纽和后勤依托。”[24]此一推测并非向壁虚造，城邗事纪于鲁史，可知其工程浩大。史有明文，黄池之会之吴王为夫差。列国以其新国称吴王，情理中事[24]。
夫差自作用器不在少数，自称其国为攻敔、攻吴、吴，而无一称邗者。称邗王者尚有“邗王是埜戈”，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此器具有“典型的晋器风格”，为春秋后期的“新田风”，很可能是晋人为彼时吴王所造之礼物或是由晋工为吴王所造之器，显示出春秋时期晋、吴两国交流联系的紧密[25]。
论者或以为此邗王非吴王，而为灭于吴前之邗国[11]。此说值得商榷。按赵孟为晋国赵氏，此无疑义；此器从形制上又可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之晋式器。鲁国已仰晋国鼻息数世，此一时期晋国赵氏于列国间的活动无一不纪于鲁春秋，赵孟至黄池者仅有“黄池之会”，而与会之称王者，即吴王夫差，故此邗王必为夫差。 3.于，介词。与文首之禺（遇）构成一个状语后置而主语省略的句子。
4.黄沱，即黄池。容庚先生谓：“沱，今别做池。”[19]《左传》哀公十三年“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23]。《国语·吴语》：“吴王夫差……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26]282则黄池当在鲁宋间。陈梦家先生以为地“当在封丘与平丘之间，而以封丘为最近”[1]。
5.为，动词。陈文释作“因”[1]，闻一多非之：以其为介词，则与后文之“以”相复，故不得不自为增减，而不得通全文[4]。若唐文之释“为赵孟疥”[2]，意为“担任”，则“下半句‘邗王之惖金，以为祠器’，‘邗王’之前缺动词或介词，与上半句脱节，无法读通。而这种关键的成份在句中是不可简略的”[10]。故此二种解释皆不能顺畅地通释全文。
本文认为闻一多先生将其释作动词“化”，是值得参考的。按“为”用作动词见于文献，亦见于金文：《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虢公为王宫于玤”[23]218，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为馆于其宫侧”[23]241；《商君书·算地第六》：“为国任地者……”[27]；《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为田，开阡陌封疆”[28]2232；“雍伯鼎”：“王令雍伯啚于□为宫”[29]。故将其释为动词，作“化”“冶”“铸”之类解，宾语为“金”，则结构完整，通读无碍。
6.赵孟，即赵鞅。黄池之会之晋卿为赵简子鞅，史有明文，论者无歧见。
7.疥，动词，摈介。陈文释为“匄”，作“赐予”解，赵孟予邗王金，邗王令晋工铸为壶[1]。按：无论从器形、文字等诸方面均已证此壶为晋式器，专家已有共识。而夫差自作用器无自称国为“邗”者，上文已明之。假设夫差令晋工铸之，器之铭文安得由铸工自为之？此殊不得通。
祝文亦释为“匄”，作“求取”之意[17]。按《左传》中确有众多“求货”之事，请试析之。祝文举“毛伯卫来求金”“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武氏子来求赙”，以上诸事《左传》皆讥其“非礼也”，而诸事实为王室、王臣基于自身地位的优越对诸侯的索取。天王求车，源于诸侯有向王室贡纳的义务；王臣求货，则是源于王臣对诸侯的“地位优越”：若“乐桓子求货于叔孙”“叔鲋求货于卫”“范献子求货于叔孙”“荀寅求货于蔡侯”诸事，皆为求货者恃强凌弱，趁机勒索。以当时吴挟破楚服齐之威会晋于黄池，试问赵孟以外臣求金于夫差，该作何解？
“疥”字当如唐兰先生所释，作“摈介”讲。《周礼·夏官司马·射人》：“会同朝觐，作大夫介，凡有爵者。”郑注曰：“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则作大夫使之介也。”贾疏曰：“有会同朝觐，王使公卿有事于会同，则射人使大夫为上介。”[21]846《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上公之礼……介九人……诸侯之礼……介七人……”郑注曰：“介，辅己行礼者也。”[21]890-891据此可知，凡公、侯朝聘会同，卿大夫可做其介，以辅之行礼。然而此所列之“介”皆为名词，是身份之一种，是否可作动词用？《周礼·秋官司寇·行夫》：“居于其国，则掌行人之劳辱事焉，使则介之。”[21]899谓行夫居国时掌行人之“劳辱事”，行人出使他国时“则介之”，即为行人之介。此为动词之用。
史载多见某使他国，某为之介。《左传》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23]860昭公十三年，郑伯劳鲁昭公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是知诸侯见周王、诸侯之间相见时，卿为之介为实有之事。《春秋经》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吴子于黄池”[23]1674，赵孟介邗王，为晋定公遇吴王夫差之介，当为合理之推定。以此，铭文之“匄”者为赵孟。
8.之，助词。
9.惖，赐也。陈文从容庚先生之说，引说文“惕，敬也”释作“敬”[1]。唐文释作“锡”，作“赐予”解[2]。闻文则释为金属“锡”，“铜中加锡，是为青铜，为铸器所用矣。”[4]当以唐说为是。
《左传》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23]860。叔孙欲得周王之“赐”而请先使，结果周王却“重贿”了为介的孟献子。《国语·周语》亦载：“王厚贿之。”[26]36赵孟为邗王之介，邗王或亦“厚贿”之。
按“赐”在金文中多作“易”，偶有作“锡”者。此“惖”从心，《侯马盟书》中有之，专家释作“慎”[20]33。铭文铸以此字，盖用以表达赵孟对邗王及其所赐之敬慎意。
10.金，即铜。先秦所谓金，皆为铜。金文中常有“择厥吉金，用乍……”之语。此谓邗王所赐、用以铸壶之铜。
11.台为，以为。金文中“台”即“以”，此已为通识，无疑义。“以为”连用，乃“以之为”之意。此类用法常见于《左传》《国语》，如《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中“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庄公十九年鬻拳因兵谏楚王惧而自刖，最终“楚人以为大阍”，僖公三十年烛之武之“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国语·周语》之士武子“修执秩以为晋法”，《国语·越语》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皆此类。
12.祠器。《周礼·天官冢宰·女祝》：“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祷祠之事。”郑注：“祠，报福。”[21]690《周礼·春官宗伯·肆师》：“凡王之会同、军旅、甸役之祷祠，肄仪为位。”[21]768“凡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宗庙，则为位。”疏曰：“但求福曰祷，祷轻，得求曰祠，祠礼重，则祠者依正祭之礼也。”[23]860《周礼·春官宗伯·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疏曰：“祷祠，谓国有故。祈请求福曰祷，得福报赛曰祠。”[21]815《礼记·曲礼上》：“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注曰：“祠音词，求得曰祠。”[21]1231由此可知，“祠”为祭祀礼之一种，且会同时有祷祠之事。
除见于赵孟壶之外，“祠”字尚见于战国晚期的（妾子）（次虫）壶，曰：“敬命新地，雨祠先王。”[30]实乃“祭祀”之意。由此观之，陈梦家先生谓“祠器犹祭器”[1]甚确。 《左传》哀公二十年，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杜注：“盟信也。”[23]1716黄池之会有晋吴争先之事，但最终成盟。按：盟誓终春秋之世不绝，实为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之间的重大事项。盟成，意味着和平与稳定，可谓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宛濮之盟“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23]469，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襄公九年戲之盟“昭大神，要言焉”[23]969。《周礼·秋官司寇·司盟》：“北面诏明神”[31]，是知盟誓时皆要昭告明神乃至先王先公，此“祠器”或为以盟成而“祠”于明神乃至先王先公者。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回国时与狐偃约誓，“投其璧于河”[23]413。《国语》曰：“子犯授公子载璧……沉璧以质。”韦昭注曰：“载，祀也。”[26]168—169襄公三十年，游吉与子上盟，“用两珪质于河”[23]1177；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玤沉于河”，杜注：“祷河求福。”[23]1452不知此一对壶作此用乎？
三、结 语
综上之分析，通释铭文如下：
遇邗王（夫差）于黄池，为赵孟疥（介）邗王之惖（赐）金，以为祠器。
铭文之主干为“为金”；“禺邗王于黄池”作状语，交代事件背景；“赵孟介邗王”作定语，交代金的来源；“以为祠器”作补语，交代“为金”的结果或目的。全文省略主语。若补足成分并译之，则为：晋侯与邗王夫差遇于黄池，赵孟为介，邗王赐之金。冶赐金铸为壶，用作祠器。
如此，则铭文通释无碍，器之制作背景、材料来源、用途以及所牵涉之人物关系亦全部明了。以邗王赐赵孟之金作壶，则：1.铸工必然为晋人；2.对吴王之称呼必为他称，作“邗王”；3.铭文书法必然为晋风；4.器之形制必然为晋式；5.器之所属为晋；6.吴王与晋侯会，赵鞅为介；7.壶作于黄池之会，用为祠器，非“自作用”器。
————————
[1]陈梦家.禺邗王壶考释[M]// 陈梦家.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182—201.
[2]唐兰.赵孟疥壶跋[M]// 唐兰.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43—44.
[3]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44.
[4]闻一多.禺邗王壶跋[M]//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上海：开明书店，1948.
[5]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442.
[6]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57.
[7]童书业.释“攻吴”与“禺邗”[M]//童书业.童书业著作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573—576.
[8]董楚平.禺邗王壶（二件）[M]//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76—78.
[9]叶文宪. 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65.
[10]吴聿明.禺邗王壶铭再辨[J].东南文化，1992（1）：196—197.
[11]刘节.说攻吴与禺邗[M]//刘节.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53—155.
[12]杨树达.赵孟疥壶跋[M]//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2：192.
[13]王文清.禺邗王壶铭辨[J].东南文化，1991（1）：160—161.
[14]谢尧亭.谈赵孟疥壶与黄池之会[J].文物季刊，1995（2）：55—59.
[15]曹锦炎.跋古越阁新藏之州句剑铭文[C]//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7.
[16]吴毅强.赵孟疥壶新研[J].考古与文物，2010（1）：63—68.
[17]祝振雷.赵孟疥壶铭文补释[M]//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9.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187—189.
[18]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632.
[19]容庚.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654.
[20]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326.
[21]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2] 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24] 王冰.吴之邗城非干国考辨 [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1）：120—128.
[25]李夏廷.“邗王是野戈”杂议[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6）：76—80，161.
[26]梁谷.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7]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43.
[2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32.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五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478.
[31]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