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怀中先生是我国军事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革命战争年代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和平年代成为一名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家，并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主任。多年来，徐先生培养了诸如莫言、朱向前、柳建伟、徐贵祥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评论家。他所撰写的《我们播种爱情》《西线轶事》《底色》《牵风记》等优秀作品，获得了包括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诸多大奖。特别是于2019年8月16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牵风记》，是徐怀中以90岁高龄赢得的我国最高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创立了该奖项的获奖作者最高年龄纪录。该小说自问世以来，引起诸多关注，本文拟从该小说的写作题旨、写作特色、人物情感、审美意蕴等角度来展开论述，意图挖掘该小说更多文本价值。
　　关键词：徐怀中 《牵风记》 汪可逾 美学意蕴
　　《牵风记》最初发表于2018年12月《人民文学》，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两家国家级出版机构同时大力推介这部军事作品，一时间引起读书界广泛关注。该书随即在2019年春天入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候选名单，直至2019年8月16日众望所归地获得了这一我国文学最高荣誉。《牵风记》是与梁晓声先生的《人世间》以并列第一名的得票数问鼎该奖项桂冠的，获得茅奖当然有给该书加冕与助推的东风效应，但徐怀中90岁高龄能够以并不厚重的13万字文本突出众多候选作品的重围，显然有其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
　　一.关于作者徐怀中、成书背景与本书题旨
　　评论者解析这一现象级文本，务必要先了解该书的作者。在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历史进程中，以古典小说为例，公认的两部最为伟大的长篇小说为《金瓶梅》与《红楼梦》，为了对两本书确切研究，学术界产生了“金学”“红学”来对它们相关的所有情况进行解读考证。所以，解读《牵风记》，我们也很有必要先了解该书作者的相关情况，以期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这本小说的相关思想。
　　徐怀中先生出生于河北邯郸，1945年参加八路军，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也就是说，徐怀中先生是抗日战争末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亲历者，亲身参加了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行动，而《牵风记》正是以这一时期为历史大背景书写出来的。1962年，徐怀中先生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写成了《牵风记》的初稿，但当时由于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遭遇批判，紧接着又爆发了“文革”，《牵风记》显然是不适宜发表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写作出了《西线轶事》，从创作大环境上来讲，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作家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大时代的变化促进了个人文学的认知更迭，再加上《西线轶事》取得了广泛好评，促进了他的个人文学认知变化，相应地，徐怀中对《牵风记》的认知也有了全新的变化——他的文学思考是与新时期文学探索同步进行的，既有个人的摸索演变，又有强烈的时代影响。直至进入新时代，徐怀中经历了多年的人世沧桑，对于人性的洞察也更加深邃，艺术的全面警醒带来了文本的涅槃变化——对于多年前写就的《牵风记》他早已不满意了，于是推倒重来，历时两年有余，写就了我们面前这一全新的文本。可以说，一部并不长的长篇小说，贯穿了作家徐怀中整个的文学心路历程，又同频共振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个历史演变，真可谓是十分罕见的文学案例。
　　作者丰富的战地生活经验，全面渗透进了《牵风记》文本的多处细节里，后面笔者将会进行专门论述，在这里简要谈一下——《牵风记》有着多处令读者震撼的文本细节描写，比如女性的裸体之美这样的细节，在全书中居然有三次呈现，第一次发生在主人公汪可逾率领女民兵团渡船过黄河，因为害怕翻船方便营救，而只穿内衣，形同全裸；第二处是汪可逾大雨过后在宿营地只穿内裤躺在门板内，然后齐竞对其进行人体拍摄；第三处是汪可逾牺牲前，曹水儿以敬畏偶像的姿态为其临终擦洗。这样的文本细节之美，和生理欲望无关，却是极其震撼的人性之美的呈现。《牵风记》里的许多细节在其之前的文本中便已有端倪，他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做了一次集大成的综述呈现，所以才书写出汪可逾这一具有完满人性美的女性形象。
　　1999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徐怀中的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讲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漂流到连队驻扎的小岛，被部队救起，随后又投海自杀、神秘失踪的故事。小说也是以一个又一个悬而不解的迷局，铺陈了现代人无法索解的绝望。这部小说和一年后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因为奇崛诡异的新方式表达，令一众他的部队老同志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因为他的文坛地位德高望重，编辑部才抹不开面子给他发表的。他听后也不多做解释，坦然一笑。但我们对照《牵风记》即可看出，两篇短篇几乎都可以看作是这部长篇的远期练笔，一来情节都极为大胆、极尽想象之能事，二来就以细节而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和《牵风记》一样写到了裸女，《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里也是围绕着“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女孩展开，这个女孩与一名军事学博士不期而遇，然后发展出一段诗性情感故事。而这种情节与人物设置，几乎就是一个微型版的《牵风记》。而徐懷中先生也承认，“很明显的，写那两个短篇，确实是为十多年以后才姗姗来迟的这部长篇小说打了一个前哨战。《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标题下，引用了一段隐喻式的人生格言，在《牵风记》里又重复使用，成为引领全篇寓意的一个极具关键性的线索。《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中，那个小女孩的‘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被原封原样复制了下来，便是《牵风记》中北平女学生汪可逾脸上总带出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人类的自然微笑，被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属于先天设定的。小说开篇，正是由这样的一个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切入，无形中为情节的展开带来了一层空幻的神秘感。”
　　由这几个典型的案例，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徐怀中先生对于《牵风记》的写作，是多年来积淀的全新成果。关于《牵风记》这一书名的题旨内蕴，作者徐怀中在回答《中华读书报》文学记者舒晋瑜女士的采访时已经给予了明确回答：“《牵风记》的书名，可以理解为，在总体力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突破战争史局限，牵引战略进攻之风；《牵风记》原稿与今作，在立意与创作方法上都有显著差别，亦可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风’为《诗经》六义之首，而《国风》部分的诗歌，大多是反映周代先人们生活的恬淡浑朴愉意跳脱，或表现青年男女浪漫爱情的，与小说意涵相契合，也不妨理解为牵引古老的‘国风’之风；‘牵风’二字，原本空幻，作其他意象联想也未尝不可。” 　　那么，接下来，笔者着重从《诗经》中“国风”与《牵风记》里的细节契合角度进行论述，阐释当中带给我们的远古人性之美，历经千年在当代文本中的时代回响。在《牵风记》中，展现国风的魅力最明显的是曹水儿，这个勤务兵高大英俊、身手矫捷，但却痴于男女之事，与众多民女有染。乃至于在介绍曹水儿时运用了《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而关于他的风流传闻不胜枚举，真的是令人惊诧，可又是极其符合青年男女的真性情的。
　　“夜老虎团”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转战大别山、抢渡黄河，战友们生死与共，只是历经多年的战斗，一些人早已阴阳两隔。“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汪可逾长眠于大别山下银杏树中，滩枣神驹天葬于心灵主人汪可逾身旁，曹水儿因为自己的不堪献出了生命，齐竞在了却多年心灵的愧疚后，也飘然而去。曾经在一个“山头”战斗过的幸存者们年年聚会，人们总是会念叨着那个绽放着蒙娜丽莎般神秘微笑的小汪。集体照片里，汪可逾留下的竟是遗照。而这幅集体照里，里面绽放着那么多曾经阳光灿烂的笑容，却在战火中一一陨灭了，特别是那最为令人想念的小汪。且引《国风·秦风·蒹葭》诗句：“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齐竞、曹水儿、汪可逾、滩枣，他们三人一马都可谓是生死战友，他们的感情自然是非同一般的。而其间他们演绎出来的爱与怨，又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悲剧，这点《国风·秦风·无衣》可以印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而滩枣神驹的故事恰好印证了《国风·秦风·车辚》：“有车辚辚，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1]特别是滩枣与汪可逾成为知音，甚至超越了齐竞与汪可逾的知音程度，此马有灵性，听得懂古琴曲《关山月》，能在曹水儿的指挥下突破重围得以存活，能把女主人公的遗体转移到银杏树洞中，总能出现在关键的地方救主、护主，通灵智慧世所罕见，忠诚可靠无出其右，有马如此，夫复何求？且引《国风·邶风·击鼓》：“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这是小说极富魅力的地方。可以说，《牵风记》里的国风式写作的确是一个显著的特色，成为题旨里或显著或隐晦的内蕴，我们都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这一远古灵动鲜活情感的时代回响。
　　二.中华传统文化在文本中的多重凸显与审美意蕴
　　国风式写作当然可以看做是中华传统文化在《牵风记》当中的体现，但笔者认为：作品中的几个方面，以更加细化的形式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小说中的巨大魅力，它们依次为古琴、书法、墓志铭等。在众多关注该小说的评述中，大家都注意到了徐怀中先生在该小说中对广大指战员全新形象的描写树立。因为，在战争小说中，无论是对比国外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等小说，还是国内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历史的天空》等等，主人公被塑造得要么高大全令人感觉虚假，要么线条过粗难以留有深刻印象，特别是男女主人公多骁勇善战，却缺乏儒雅睿智的一面，比如口碑较好的《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也是因为儒雅知识形象树立得不够，影响了他形象的进一步完满。实际上，在“七七事变”前夕，已经有诸多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充实到了革命队伍中，许多人成长为优秀的指战员。因而，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的形象，不可能再是赳赳武夫的武断模样，必然是有勇有谋，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一面的呈现。徐怀中先生亲历了抗日战争后期与整个解放战争，他本身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士兵中的一员，因而他的观察体会是极其令人信服的，而他书写出的如此丰沛的中华传统文化要素在《牵风记》里的多处呈现，不仅大大充实了小说的精英文化含量，也使得他塑造的汪可逾、齐竞、曹水儿等指战员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新颖——他们比起之前的军旅文学作品有了全新的个性与定位，令人们久久难忘他们的形象与故事。
　　古琴。钟子期与俞伯牙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在《牵风记》中得到了极其浪漫地新颖体现。在与日寇周旋的紧张战争间隙，“野政文工团”（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来到九团慰问演出，因为台上全是男角而没有“坤角儿”（女演员），而让台下看够了乏味表演的战士们一顿喧嚷，直至闹到时任团长的齐竞要出面来平息风波。齐竞本想散场了事，但前面的所有铺陈都是为了引出本书的主角汪可逾。此时汪可逾路过此地，她本要去太行二中求学——所谓无巧不成书，汪可逾看到上面这个场面，临时决定要为这个战功赫赫的“虎团”弹奏古琴。由此，关于古琴的相关文化便一一被书写出来。古琴在本部书里起到的作用是多重的：首先，它的第一重象征意义，直接代表了汪可逾的高贵典雅形象，她出身于北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家庭与学校教育，心无城府，热情大方，弹奏出的琴音优雅清澈，真可谓是人琴合一。其次，古琴见证了男女主角的相识相知相爱乃至最后的相伤别恋。最后，古琴的损毁，又象征了主人汪可逾的香消玉殒。在小说中，古琴的出场就是汪可逾的出场，男女主人公在演出现场几乎先开了一个古琴学术研讨会，齐竞本身拥有良好的大学文化修养，在日本留学过，因而对文学艺术用功甚勤，学养扎实深厚，诸如白居易的《废琴》《高山流水》的创立与改编，古琴分为散音、泛音、按音等等非常专业的内容，他都能和专门学琴的汪可逾对答如流，令汪可逾惊奇——一位在深山里指挥作战的指挥员居然了解国学如此精深，二人心里暗暗地都将对方引为知己。只是，齐竞虽然有着诸多的优点，却是一个内心有着顽固处女情结的强迫症患者，这一质疑症结的存在，直接宣告了后来两位主角的生死离别，琴音也随着战争消失远去。
　　无疑，古琴的弹奏与交流显示出了作者扎实的传统文化修养。白居易是一名懂音乐的著名诗人，他写音乐的诗歌中最为出名的便是《琵琶行》，诸如“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这些词句真可谓是音乐诗句中的经典，而相对来说白居易撰写的《废琴》，的确知道的人就少多了，但用在吟咏汪可逾的宋朝古琴上是极其合适的：“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聲。古声澹无味，不称今人情。”这足可见出齐竞显然不是普通的指战员，十足一名儒将形象。而作者对于汪可逾弹琴的描写也是细致入微的，比如她弹琴的动作：“姑娘席地坐在台口，盘起双腿，将古琴平平架在大腿上。自古便是这样盘腿抚琴的，她取的是最为标准的一种弹奏姿势。”[2]（因全文引述《牵风记》较多，不再一一列出，本文所引皆出自此版本）这种描写显然对中华传统文化不熟悉者难以精准写出，而古琴表演并不是一上来就是紧锣密鼓地演奏，需要先弹出一个散音——空弦音，这可看作是对琴的试音与调音。而汪可逾的古琴的确是宝琴——“她的这张宋琴共鸣极佳，洪亮一如铜钟。”对于我们普通大众者来讲，古琴曲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高山流水》了，但如果深入推及《高山流水》的内里知识，确是《牵风记》告知我们的：“ 《高山流水》到了唐代被化为《高山》《流水》两支乐曲，后经清人蜀派琴家张孔山改编，以大量滚、拂、绰、注等手法，作洋洋之水声，人称‘七十二滚拂’。至今更一统天下，诸多名家几乎无一不是遵张氏传谱《流水》来演奏的。”齐竞好奇到汪可逾会去弹《高山》还是《流水》呢？并且就这一问题二者还进行了探讨，小说这样的描写，瞬间增强了文本的知识含量和厚重性，并且我们得知，汪可逾完全不拘泥于古法，而是深刻领悟到高山流水的真正本意：“不做过多缓急变化，任其一路流淌下去，让人领略到‘不舍昼夜’的意味，不是更有内在神韵吗？”于是，二者的学术探讨式交流，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了古琴这一极具传统文化的魅力的乐器，在当代小说中发挥出来的巨大象征意味，使得男女主人公良好的知识分子形象得以树立，也直接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向前发展。 　　通读本书可知，汪可逾与古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二者相互成就了对方，古琴是汪可逾母亲的嫁妆，而汪母又将其作为女儿的嫁妆赠与她，古琴的确滋养了汪可逾的成长：“据说在弹拨乐器中，古琴的指法最美、最具观赏性……在四个八度的开阔音域之间，以变幻多姿的五十几个指法在弹拨跳荡，在轻挑细抹，能不养人的手法吗？” 对于汪可逾与她的古琴，如果说齐竞是她的人类中的知音的话，神驹滩枣便是她另一个知音。由于滩枣在汪可逾的行军路上立有大功，汪可逾无以为报，便想给滩枣弹琴听。乍一看，这样的描写简直是对牛弹琴！但恰恰是因为汪可逾“一点谢意”的弹琴，却收获了战马知音。“小汪选定了琴曲《关山月》，这首曲子是20世纪梅庵琴派著名代表曲目之一，音韵刚健而质朴，抒发征人报国思乡的情怀，称颂军马战车在战争中不可阻挡的威武气势。”这个知音从此相伴汪可逾一生，直至为汪可逾遗体在山洞中送终就是滩枣——它是听到《关山月》的指法来到汪可逾面前，书写了人与马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谈及汪可逾临终时关于古琴的弹奏，不得不说又极富凄美浪漫的色彩。首先，作者在小说临近结尾处谈及了这张古琴的特点——在全书的前半部我们只是听到琴音一样，临近尾声它才显露真容：“通体为一色，漆胎细腻，色泽温润，看上去单纯而不简陋，朴实又不见粗鄙。琴身长约三尺六寸五，宽约六寸，厚约二寸。琴弦长度约一百一十二厘米至一百一十八厘米，琴身弧度渐次扁平化，造型古朴工整，以简约实用为美。”作者一定是对着看到过的古琴为模型进行了书写，无疑这些精准的书写都是符合古琴标准的，而接下来汪可逾关于唐琴“九霄环佩”的讲述更是极具文化含量，在此就不再冗述，但唐琴琴足上关于苏轼的楷书诗却很值得分享：“霭霭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可以说，小说当中关乎古琴的论述有多处，这并不是作者刻意地掉书袋，而是非常有力地印证了主人公汪可逾的家学渊源，如果不懂琴，那她不过是个弹琴的匠人，而正是人琴合一的效果，她才能以家中珍藏的宋琴战胜唐朝皇家珍藏的“九霄环佩”琴。只是汪可逾在临近生命终结时进行的这场琴会演出，观众只有一人一马，可惜了她诸多的名曲《高山流水》《幽蓝》《酒狂》《秋夜读易》《平沙落雁》《渔樵问答》……但此时汪可逾弹奏的只是无弦的琴面——古琴已经在二人逃难时被深埋地下后，琴弦琴槽被压折了。但即便是如此，作者凭借其强大的想象力还是联想出汪可逾弹奏这一系列古琴时的巨大音乐震撼力，这段描写真的堪比《琵琶行》的琵琶声与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随着古琴三音交错幻化，群山万仞，江河纵横，海天一色，薄雾流云，月落日出，乌啼蛙鸣。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石破天惊闻所未闻。出自古史典籍诸子百家，或纯属玄思异想天马行空。凡此悠悠不已物是人非，无不在呼应着七根琴弦的颤动荡漾，无不涵盖于乐曲旋律的起承转合与曲折跌宕之中。”呜呼，这绮丽多姿的想象描写富于诗意又激情澎湃，深谙传统文化的诸多要素，须知，这是汪可逾指法传出的弹奏啊，竟可以带出如此强烈的天地震撼——那是因为汪可逾在用最后的生命力量在演奏，她成熟的指法已无需琴音弹出，便可以有直冲天地的光芒迸现。也正是因为这种极强的穿透力，与她心灵契合的知音神驹滩枣，当听到她最后用特有的指法蛇形鹤步弹出《关山月》的时候，滩枣抛开一切来到了汪可逾的身边。这既可以理解为不可思议的人马之间的心灵感应，又可以说这是作者运用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同时，我们读出的是一次次心灵的感动，感动于北方佳人生命的绝唱，感动于古琴曲千年后的知音，感动于人马呵护生命的守候。《晋书》载，《广陵散》失传于嵇康手成绝响，《牵风记》载，诸多名曲绝唱于佳人汪可逾古琴，即便是小说笔法，却同样震撼人心。
　　书法。一般来说，作者对笔下的主人公是有各种偏爱的，甚至会用尽各种笔法集万千宠爱于主人公一身，无论是给予他们的才华、情感、命运等等。在汪可逾身上，徐怀中显然也没有脱离这个窠臼，汪可逾不仅外形相貌清丽、身材曲线丰满，内在又会弹古琴懂创新，这还不算完，作者又将其放置于书法家世家出身——父亲就是京城书法名家，并将其培养得写一手好字。而其乳名纸团儿的命名就很有传奇性：“小汪上面有五位哥哥，送子娘娘一个女孩也不舍得给。书法家父亲裁好了宣纸，正要写一幅草书，医院妇产科来电话了，恭喜您！夫人给您生了一位千金。父亲将裁下的纸边揉作一团，原本是要丢进废纸篓里去的，因为大喜过望，一时不知所以，竟丢进了盛满清水的玻璃杯。书法家仰天大笑，女儿的名字有了，就叫‘纸团儿’！”这个小名的寓意当然可以进行多重解读，但至少有一项寓意，那就是主人公必定是要跟纸张打交道的，而她打交道的方式就是书法。因为战事紧张，汪可逾的文化教员身份常常处于“失业”状态，首长齐竞便给她安排到了标语组，而这恰好发挥了她的书法才能。也正是由于她写标语的这段经历，军队的战友们才得知她的书法功力已经相当深厚，在北平时便已经登广告给人写字了，并订有润格：“楹联三尺四元，五尺八元、八尺十二元；手卷册页斗方每尺四元，逾尺加半；团折扇跨行每件四元，夹行加半；寿屏另议，黑面书金另议，先润后墨随封加一。”如此清晰明确的润笔清单颇有专业书家的样子了，京城小有名气的书家，在战斗岁月于人民解放军中拥有了用武之地。
　　那么具体到写标语，实际上也是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标语并不是简简单单往土墙上随意写写了事，它有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流程，就拿墙上的写字背景的土为例，就必须选用“烧瓷器的上等陶土，富有黏性，不易脱落，写出字来是橘红色。稍稍添加一点锅烟子进去，便成了第二种颜色——土红。”还有写标语的刷子叫排笔，笔头用碎布条扎成长短适当的笔头，掺入几根细细的竹篾棒棒，保持笔头不打软，写出的字画又很规整，不会毛毛糙糙的了。汪可逾迅速成长为标语组的主力军，单独执行任务后，她立即舍弃了美术字，运用她打小训练的柳体楷书，童子功优势立即显示出来，得到了老乡们的广泛好评：“这位女八路写出的字与别人不一样，一眼就认得出，不用你大伤脑筋去猜。”等到汪可逾不再刷大字标语，而是增加字数、容纳更多方面内容的时候，她的书法才华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书法作品来说，单字拿出来看尚可，如果要是写一幅字，容易流于没有整体美。汪可逾毕竟得到过专业书家指导，讲究整体的谋篇布局，这和《文心雕龙》里讲到的“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何其相似，书法要讲究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排列组合的彼此呼应。徐怀中在这里展现出对书法文化的深刻领悟，他这样写道：“不是撑得满满的，适当留出了一些空白，显得全篇文字生动活泼、意境悠远。同时又注意每一个单字的形状点画，以及上下几个字的协调关系。小汪的三部长卷，找不出破坏整体风格的一处败笔、一个呆字。”这虽说是作者有意对汪可逾进行了美化，但小说笔法如此是可以理解的，汪可逾做事心无旁骛，弹琴与书法都是专心致志，而汪可逾在书写墙壁的时候也有了明显特点，全篇书写连贯，一气呵成。这也是因为，她对书写的内容谙熟于心，因而笔走游龙，一顺到底。实际上，在书法史上留下美名的那些名篇，无不是众位书家一次激情下来的酣畅淋漓的力作，诸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寒食帖》，那是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复制的时代经典，文学艺术的创作正是这样，一方面是作者多年来的艺术功力积累的不自觉地流露，另一方面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个点的集中燃爆，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导致许多经典名作只有在那个时间点才能产生，比如王羲之《兰亭集序》，里面多个“之”字的不同力度与形态的书写，其时王羲之书法功力的臻于化境，文友雅集时的高兴心态与微醺状态，曲水流觞等等，这些点的共同作用才产生了如此可谓空前绝后的作品。试想，颜真卿的书法《祭侄文稿》能够再次出现吗？痛失从侄颜季明如同爱子的心态怎么能复制呢？而且，颜真卿不久之后，就仙逝了，那些作品只能是绝品。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固然是豪放多姿，可面对这种人生无常的变幻，他唯有寄情山水寄情无边风月，才有了黄州赤壁的笔墨巅峰爆发。汪可逾的这些宣传标语虽不是书法史名作，可在战争岁月，她能够将其上升到书法作品的高度已经难能可贵，以至于齊竞在观摩了她的这些作品后给予她高度赞赏：“小汪！你是专业水平，我不敢多嘴多舌。如果一定要我从书法角度做出一个评价，我还真是有得可说。不过，我更加看重的是，你把刷大标语一变而为对于中国方块字的美学追求，同时也把宣传教化作用大大延伸了。你写的不再是那些空洞口号，而是战地生活所见所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太好了！” 　　墓志铭或祭文。比起古琴与书法在全书的多处体现，《牵风记》里真正能看作墓志铭或者祭文的作品，只有篇末的《银杏碑》。但真正的佳作无需多，一篇足以压卷。《银杏碑》是可以进行多重解读的，它既是多年来齐竞想为汪可逾奉上的悼文，更是一篇齐竞多年来想对她诉说的心灵忏悔书。而从这篇悼文的内容来看，看做墓志铭又是极为合适的，所以一篇短短的《银杏碑》，里面真的是齐竞积攒多年的心灵絮语的精华萃取，也正是因为写就了这样一篇祭文，他才了无遗憾，可以安详离去了。
　　翻开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史，墓志铭与祭文佳作名篇无数，说几个我们广为熟知的，墓志铭中有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与欧阳修撰写的《泷冈阡表》，祭文中的名篇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与袁枚的《祭妹文》。那么墓志铭与祭文二者有何区别呢？我们通过二者的经典定义与名篇比对后发现，二者几乎可以看做一回事。首先来看何为墓志铭，明代徐师曾在《文本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是散文的一种，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等事情；铭则是用韵文来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既可以是作者生前自己写的，也可以是别人撰写的。继续来看祭文，南朝梁朝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这样对祭文进行了经典表述：“若乃礼之祭祀，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可以看出，祭文是在进行祭祀或祭奠时表示哀悼或祷祝的文章。这种文章一般分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主要为哀悼、祷祝、追念逝者生前主要经历，颂扬他的品德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祭文是为祭奠逝者而写的哀悼文章，是供祭祀时诵读的，它是由古时祝文演变而来，其辞有韵语、俪语。通过如此简单的对比我们发现，墓志铭主要是在逝者去世后刻在石碑上的，而祭文是在逝者去世的现场宣读。但是从内容和影响来看，二者是一致的，所以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上，许多著名的墓志铭和祭文是可以一起来研究的。
　　回到齐竞撰写的这篇《银杏碑》，它的确是可以作为墓志铭和祭文同时来看的，一则齐竞早有想法，以原建制部队的名义，为汪可逾举办一次正式的安葬仪式，在大别山主峰下那一棵银杏树旁，立一个石碑以供悼念，由他执笔来起草悼文。但由于迟迟没有思路而作罢，直至由于偶然读到一则旧书的封面下的空白页几句话，联想起汪可逾讲述的他父亲给她起名的轶事，才来了灵感。汪可逾早已去世多年，如果在大别山她的去世处为她宣读，当然是无可争议的祭文，但这个计划没有实施成功，索性，这篇《银杏碑》除了不能以仪式感的形式在她墓前宣读之外，其余悼文的要素是兼具了。《银杏碑》的篇幅并不长，我们全引在此，具体感受一下现代墓志铭或祭文的魅力，借以最简短的文字来感受主人公短暂却绚丽的一生，以及齐竞内心的深刻忏悔与对曾经深爱姑娘的追思。
　　银杏碑
　　汪可逾 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北平市一个诗书之家，一九四五年初入伍，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独立第九旅司令部任参谋。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在一次战斗中受重伤，次年初春逝世于大别山下一个水溶洞中，时年一十九岁。
　　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呱呱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
　　与她相识的人，无不希望以她为蓝本，重新来塑造自己。实则她一以贯之的人生姿态，在她本人纯属无意识，莫知其然而然。因此不可复制，别人永远学不会的。只要你着意仿效，便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所好的是，她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总是会随着一缕春风浮现在我们面前。
　　祝愿汪纸团儿一路走好！
　　齐竞泣血顿首敬书
　　这是一篇饱蘸着深情厚谊的悼文，文中关于汪可逾的生平与对她短暂却精彩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并且深具哲理。这是非常符合墓志铭或祭文写作的要素的。其感人程度令人瞬间想起李商隐的《锦瑟》、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及纳兰容若的《浪淘沙》，都可看作是怀念亡妻或隐晦或明显的名作。徐怀中以扎实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以古琴、书法、墓志铭或祭文等要素的多重融入，令小说文本变得诗意盎然，令读者们在浓郁的牧歌声中，感知战争岁月里那段凄美而动人的战地恋歌。那么齐竞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篇融入极强忏悔性的悼文呢？我们在本文的第三段进行深刻阐释。
　　三.战争美学视域下的诗意表达
　　《牵风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具有饱满的情感、万千气象，之所以说其情感饱满，是因为在13万字的篇幅中，作者书写出了汪可逾与齐竞的相爱却不能相守的悲剧恋情、汪可逾与曹水儿的并肩战斗与守护彼此的战友深情、汪可逾与战马滩枣心灵呼应先后牺牲的动人的爱与依赖之情、曹水儿与一众妇女虽滥情却真心托付的生死悲情等等多重情感。这些情感有爱情、战友情、人与动物的自然情，情感多重复杂，交互绵密呈现，蔚为大观，一部奇书，怎一个“情”字了得？并且，这些富于人性美的观照都是以极富浪漫多姿的诗意表达予以呈现的。恰如评论家刘琼所说：“这是什么样的美学想象？自由、诗意、奇幻。美学建构的方式是对比、抒情和白描。关于对比，一是人物性格及发展的对比；二是与残酷、危险和血腥的战争氛围相对照，如可爱的容颜、动听的音乐、美好的人性、浪漫的感情，等等。此外，诗一般的语言，大胆的想象，细腻的感触，传奇性的书写，神性的寓意，都足以形成小说饱满的诗意和浪漫气息。”[3]
　　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诗意笔法的运用不光是文学手段的呈现，它更是作家战争观的体现。如前所述，徐怀中具有长期的战地经验，加之其多年来对战争文学的观察反思，形成全新的战争文学的写作思路，不仅一脉相承其自己的《我们播种爱情》《西线无战事》等创作思路，更有在晚年以多年积累实现完全爆发的全新书写观，他说：“到了晚年，我想我应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最后的一记。现在我所交出来的《牵风记》，不是正面去反映這场战争，而是充分运用我自己多年来的战争、战地生活积累，像剥茧抽丝一样，把它织成一番生命气象。我只是写了一个旅长、旅长的警卫员、旅长的参谋和一匹马的故事，可以说是把我多年来对战争的这些思考汇集起来，成为这么一篇浪漫的故事。”[4] 　　首先我们来看关于主人公的塑造——主人公汪可逾青春靓丽的外形是大家可见的，而其内在品质又是出奇地好。首先，她天生毫无心计，对待任何人都没有防备心理，更不必说人类所固有的那种无所不在的攻略防御意识。有几则小事可以印证她的坦荡，第一是因为齐竞照顾她给她骑马，引起了许多人的嫉妒，以至于流传起不堪的话语，“身上穿了七八个洞，只能给人牵马，身上只一个洞，不愁没有马骑。”这话流传越来越广，以至于让汪可逾都听见了，她直接找到曹水儿问是怎么回事。曹水儿最初紧张到要死，以至于不知怎样解释才能逃此一劫，直到他被逼不得已讲出真相。本以为汪可逾会大发雷霆甚至怎样对他都可以，可是经过曹水儿现场展示他挂花的伤口，和看到她很不自然的表现后，汪可逾才明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她不过是一阵大笑了事。汪可逾的坦然表现，想必不仅令曹水儿大吃一惊，一定也会令所有读者震惊的！因为这样的话放在任何人身上简直都构成了人格侮辱，至少是冷嘲热讽，汪可逾的做法显然是颇具广阔胸怀的，以至于令曹水儿极为感佩，逐渐生出对她如同膜拜偶像的敬畏心——这是一处展现汪可逾坦荡胸怀的典型例子。另一则就是部队行军打仗遭遇暴雨。雨夜，汪可逾把身上所有的被雨打湿的衣物全都撤下，只穿了一条短裤睡在门洞的一块门板上。到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作者在前文设置的伏笔——汪可逾心胸坦荡不拘小节，齐竞受过高等艺术教育，在东京学习过人体摄影，到了这里都派上了用场，二者的对手戏进一步升华，齐竞拿起战利品破旧相机，对着汪可逾的玉体拍摄起来。可没等他拍完，汪可逾醒了，齐竞从相机取景框发现了她睁大的眼睛，对着他说：“首长，洗印出来，不要忘了送照片给我。”汪可逾坦荡地要求其送给她成片。而当齐竞感觉极不好意思后，发现相机里根本没装胶卷，如得大赦的他如释重负。而汪可逾的回应又是咯咯地笑个不停，她真的是对任何人都没有戒备心与防卫心。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有个很明显的发现，那就是作者对她的塑造，比如对别人谈吐大方、举止得体、心无城府、毫无架子，其形象与语言动作特点与《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极其相似。而拍照事件带来了风波，部队采取了舍车保帅的方式，调离了无辜的汪可逾，但汪可逾仍然在曹水儿和滩枣的帮助下回归了队伍。此时，齐竞也是极为不舍汪可逾的离开，等到得知她又回来的时候，颇有失而复得的快乐。他不仅面对面放肆地盯着汪可逾的领口看，还捧起了汪可逾的脸，打劫去了一个炽热的吻。到这里，对于汪可逾和齐竞情感的美好书写可以说到了巅峰，而往后二者的情感是往下坡路走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二者的情感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汪可逾跟随地方工作队下乡开展群众工作，不想遭遇地方团练武装的包围，汪可逾等七位女兵跳崖舍身取义，只是她们都没有摔死——汪可逾由于跳崖的地段比较陡峭，受伤严重。女兵们后来回到部队，但六名未受伤的女子全被强暴，汪可逾昏迷多日，难以说清前因后果，但是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齐竞与汪可逾在部队休整的时候做了一次关于汪可逾是否还是处女的谈话——这直接导致了二者恋情乃至最基本的战友情的完结。如前所述，齐竞作为徐怀中笔下的优秀指战员，有着诸多优点，可是他却有着顽固的处女情结，文中在表达他这种观点的时候把这种顽固度写到了极致：“我自己也不理解，一旦接受了某种陈旧观念，要从意识中去除很难。总还是认为，所谓‘初夜落红’，是最洁净最珍贵最神圣的一种纪念物。我设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应该用一整包药棉保存下来，装在一个铁匣子里……”在他们谈话时，汪可逾重伤未愈，身心很需要静养，无论汪可逾是否遭受强暴，他都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以逼迫的口吻增加压力。以至于在前文中我们感叹敬佩的那个脾气好到极点的汪可逾也被激怒了。通读小说我们发现，齐竞是个极其要强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组织与演讲能力超强，任职从来不担任副职，提拔也是闪电般的速度，正是因为他成长的速度极快，他便也有了完美主义的思想存在——这种近乎强迫症的心理直接葬送了他孜孜以求小心呵护的爱情，直接断送了对其一往情深的汪可逾的痴心，导致汪可逾不仅身体受伤久病不愈，心灵也遭遇了巨大的创伤，乃至她和曹水儿单独行动后，很快便香消玉殒了。这不光是红颜薄命，也可以说是遇人不淑，托付非人。本来这是一对天作之合的神仙眷侣，却因为相爱相伤的互不理解而走到了命运的悲途。当汪可逾牺牲后，齐竞用一生来忏悔，他们的爱情是短暂的恋歌与长久悲剧的统一。
　　曹水儿在本书中的角色是极富性格的，自本书出版以来，凡是阅读过的文友对曹水儿这个人物的印象都极其深刻——齐竞的优秀与瑕疵都非常明显，虽是文武兼备的指挥员，却令人有距离感而产生不了亲近的想法，汪可逾多才多艺心无城府冰清玉洁，却又近于完美如同仙女缺乏烟火气，反而是曹水儿的塑造极其成功。曹水儿出身于农家子弟，大字不识几个，但恰恰如此接地气的身份铸就了他是真正的工农子弟兵战士的形象。恰如本书引用的诸多《诗经》段落的寓意，曹水儿的露水姻缘具有国风时代的开放性，以至于这么多的女子倾心托付，在那个年代并没有一对一婚姻的束缚，曹水儿的确和她们有及时行乐的彼此意愿，但曹水儿和她们却又都是因情而发，当然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自然是批判的，可我们又不能苛求当时的人们做出现代的想法和举动。
　　曹水儿之所以会引起读者们的广泛好评，自然不是因为他总是喜欢露水姻缘，而是身上强烈的革命性战斗性忠诚性。第一，他对首长齐竞的守护是全力以赴的。男人之间的战友情是超乎兄弟的生死情义。在那个战争岁月，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往往少不了“四大件”：一匹好马，最好是汗血马；一块好表，最好是炮兵表；一支袖珍小手枪，最好是比利时出品的勃朗宁；一名呱呱叫的贴身警卫员。曹水儿无疑是警卫员最好的模范：高大英俊威武，格斗擒拿翘楚，心细点子频出，枪法精准独步。如此优秀的警卫员当然引得一众首长疯抢，齐竞自然有他的办法，他用心爱的勃朗宁手枪换取了曹水儿，甚至齐竞毫不掩饰地放言：“曹水儿不分配给我，跟了哪一位，都委屈了人家孩子。”这种知遇之恩确实是极其难得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曹水儿在日后行军路上的确对齐竞做到了鞍前马后的守护。那么令人称奇的是，在小说情节发展的过程中，齐竞和曹水儿都和主人公汪可逾有对手戏出现，常常，还有三人同时出现的场景，正是在这些场景里，我们通过对比阅读发现，齐竞对汪可逾的爱是霸道的强烈的甚至是自私的，而曹水儿对汪可逾的爱是敬畏的呵护的甚至是崇拜的。《牵风记》对比写作的三者爱的关系，绝不是狗血的三角恋，而是在紧张战争环境下由三人共同演绎出的悲壮而细腻的战地恋曲，他们都是参与者，只是扮演的角色与投入情感的分量与性质有差别。并且，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对曹水儿的喜爱程度是越来越深的。他和汪可逾本身不在一个文化阶层上，本来在他眼里，汪可逾如同小知识分子甚至小资的形象，他本来和她单纯是最基本的战友情，可汪可逾夜盲症和平板脚的先天不足，导致曹水儿不得不对她多加照顾，这自然增加了二人亲近的机会，甚至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齐竞和汪可逾的时间。而正是曹水儿这一面镜子的出现，带我们一起见证了汪可逾是多么的纯洁无瑕与对革命和战友们的赤诚之情。曹水儿通过和她的相处，逐渐升起了对她的敬爱之心，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最初军队里部分人诋毁汪可逾说她功劳不大却总骑着首长坐骑的污蔑语言，汪可逾一笑了之的大方态度，曹水儿便觉得眼前的这位女子非同小可，“对这位女八路的一片敬慕畏怯之情油然而生，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她甚至觉得汪可逾该是仙宿下凡，他以九十五度仰视对方，举目万里夜空观测，看天上那些运行的小行星，该有一颗明亮的应该以汪可逾的名字命名才对。这种瑰丽神奇的笔法，把汪可逾的美誉度推向了极致。本来，汪可逾和曹水儿朝夕相逢，曹水儿俊美的形象和已经修炼成熟的御女之术，让他和汪可逾在一起似乎也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曹水儿已经把汪可逾视为神女在身边了，对她的爱就是纯洁的尊敬的战友之爱，他甚至打定了主意，务必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守护身边的女神，让她不再受任何的伤害，更不必说会对她生出邪念。曹水儿这种呵护女性的例子是多次出現的，而且许多时候和齐竞对比着出现，不能就此判断二者的品行有高下之分，但明显地印证了曹水儿是真正懂得女性爱护女性的男子。而在本书的后半段，由于汪可逾身受重伤，曹水儿主动承担起照顾汪可逾的重任，二者成立了个单独行动的小分队。随后的小说部分，曹水儿的篇幅与人物描写更是上升到了不折不扣的男一号。 　　曹水儿带领汪可逾在大别山区的行军是全书的高潮阶段，作者在全书当中没有传统军事文学那些大场面恢弘巨制地书写战争，而是运用各种侧面描写烘托展现战争的危险恐怖，二人单独行军这段尤为突出。这一部分作者将曹水儿的形象完全树立起来，对他胆大心细的描写处处都是，比如他知道如何照顾汪可逾的饮食起居乃至排便的隐蔽而防止敌人的追杀，如何在朦朦曙色中观察周围情况。最令人叫绝的，是他对敌人放火烧山预判的精准，那是他经过1942年太行山反扫荡斗争获得的宝贵经验，深知在茂密的原始山林里，马尾松和荆条杂草最易点燃。显然，这一切当然是徐怀中的战地经验所得，但他偏爱地都塑造在了曹水儿这个警卫战士身上。曹水儿简直已经料事如神了，因为敌人真的很快来搜山，在烧光了山后，地洞是他们最好和最后的掩体。正是这次躲避敌人的烧山逃难，令汪可逾对曹水儿的精明强干大为感佩，她甚至赞许道：“现在我弄明白了一件事情，假如这个世界没有战争，你曹水儿本来是大可不必出生的。”战争的危险并没有离开他们，他们依然处于敌人的封锁区，对曹水儿英雄气概的书写又绽放出了一段华彩——他智勇双全般地格杀了敌军四个巡逻兵高手。徐怀中在此运用以点带面的手法写出了当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艰险，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的，恰如刘伯承元帅的那句名言：狭路相逢勇者胜。曹水儿正是这样，面对格斗能力并不比自己差多少的四个巡逻兵，如果不运用计策将他们挨个分开各个击破，曹水儿和汪可逾必将命丧当场。他们找到了一处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用过的融水洞，这里显然是躲避敌人的天然藏身之处。这里面的笔法真的是极具想象力，徐怀中直接阐释出这段写作受《徐霞客游记》的影响，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一次次闪现出《鬼吹灯》系列中寻找古墓进入山洞里各种探险的桥段，无疑这些描写增加了小说扣人心弦的魅力。在这里，徐怀中运用了一些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首先，汪可逾来到这个洞中，说这里是她的故地：“汪参谋久久环顾高大的岩壁，凝思神往地对曹水儿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觉得这岩洞似曾相识。不！又何止是似曾相识，就如同重归故里，目光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如果我记忆不错，这个溶洞的面积，应该还要大得多。”当曹水儿实地去探访后，果然是如此。而且曹水儿探访的过程也是惊险迭出，大石门如同机关一样的开合，很有些大侠落难时寻幽探胜找到奇境又有惊无险逃出生天的感觉。
　　汪可逾在溶洞中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如前所述，身心遭受巨大创伤的她没有了生活下去的元气与底气，她对齐竞是爱的，但最爱的人却又伤她最深。在与齐竞最后一次握别的时候，她当时没有抬眼，手是不自觉地伸出去的，二者当时的体温在书中被称为“零度”，证明二人当时爱的热度已经降至最低。而汪可逾因为没有爱的能量的支撑，精神也大不如前，饮食虽然在曹水儿想尽一切办法的情况下可以供上，但她的身体已经不想继续活下去了。随后，她接过曹水儿武装化缘返回途中找回的古琴，古琴的“龙池”“凤沼”已经损毁，琴已废。但即便是弹着古琴的琴面，她也要进行她的临终演出：先用山泉水净手，然后依次弹出那些古琴名曲，直弹到手被磨出了血，直到弹到《关山月》时，滩枣马从远处阵地跑来。这显然又是非常魔幻的，一点琴音没有，不过是蛇形鹤步的手法，滩枣就能跑过来，滩枣不是神驹又是什么？
　　汪可逾临近去世时的形象被塑造如同高僧坐化，因为她从停止进食开始就只喝山泉水，然后不断地咳痰、漱口、排泄，几乎可以说将身体的一切脏东西完全排净。曹水儿极为细致地照顾她，汪可逾感佩道：“你照顾周到，让我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冷和热都说不清楚，并不是什么大病缠身。”汪可逾要求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包括受伤绑缚上的夹板，要求曹水儿用冷水给自己进行全身擦洗，一遍又一遍，直至把身体擦红了。用竹签，将每一个手指甲、脚趾甲也都挨个剔过了。汪可逾最后一句话是：“曹水儿，我的好兄弟！我困得要命，我要睡了。你也打个盹儿吧，好不好？”这是主人公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依然在运用——汪可逾死后遗体不腐不烂，四肢原状保持，自然安详。“在昏暗光线下，他用手电筒照射脚掌，如玉雕一般泛出浅淡的血色光亮……每一个趾头都像是一个点燃着的小灯笼。”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曹水儿因为遭受敌人诬告被我军正法后，滩枣将汪可逾的遗体从山洞里挪到了银杏树中，汪可逾站在银杏树里，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迈步前行的那么一种姿态。她显然对自己的离去也是不甘心的，她还要以其它方式进行自己的征程。齐竞在找到汪可逾时被震撼到了——震撼到不能自已，他一下下向汪可逾遗体处爬去，他惊奇地发现，各种小昆虫诸如蚂蚁、地鳖、黑虫、蜣螂等绕行银杏树庞大的根部，不停地在转圈圈，却没有一只虫跨越无形的界限去打扰汪可逾。而滩枣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后，牺牲在了心灵主人汪可逾的身边，它选择的是天葬——被鹰鹫吃成了一堆白骨。
　　汪可逾的的形象当然是极为理想主义的，简直是圣人化身：处处为人着想，事事善解人意，去世时又如此神奇，这样一个神女的形象九旅老同志们不知道如何解释，甚至要和其姓氏宗族挂钩，把“汪”的释义从《辞海》里挖掘——“深广貌。汪然平静，寂然澄清。”而作者自己的注解是这样的：“凡汪姓者，其内心空间自会深而广之，如一汪池水，平静息止不起涟漪；又当寂然不动，即如浊水澄清而明净透彻。”
　　滩枣真正的主人自然还是汪可逾。汪可逾和滩枣的彼此熟悉过程非常简单顺利，曹水儿不过是简单交代几句，汪可逾便学会了两随身儿——乘骑者与马匹两位一体化了，彼此间如同不觉有对方存在。汪可逾为滩枣触摸面颊、抓痒，乃至为了答谢滩枣接受自己而给它弹古琴曲《关山月》，滩枣居然不顾曹水儿的洗刷而飞奔了过来。汪可逾之所以会选择《关山月》弹奏，是因为这首曲子是20世纪梅庵琴派著名代表曲目之一，音韵刚健而质朴，抒发征人报国思乡的情怀，称颂军马战车在战争中不可阻挡的威武气势。显然，滩枣对这首曲子极为喜爱，并从此认定了汪可逾为自己的真正主人。人民解放军的一匹军马与女战士成为了一对莫逆知音。从此以后，滩枣对汪可逾的守护绝不亚于曹水儿的细致周到照顾，包括最后，汪可逾临终为滩枣弹奏无声的只有指法的《关山月》，滩枣从溶洞中拖出汪可逾的遗体而后在她身边天葬，这些故事的书写无疑是军旅文学创作中的新鲜文本，别开生面的故事与写法，令所有读者感觉耳目一新。即便里面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令人觉得这似乎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但小说笔法完全允许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奇幻多姿的氛围营造。我们在阅读中，既感受到了枪林弹雨擦身而过的惊险刺激，又有人与人、人与马并肩战斗的可贵真情，这便是文本存在的价值和我们阅读的快乐所在。在这里，笔者特别赞成《人民文学》杂志2018年第12期的《卷首语》对徐怀中《牵风记》作的清晰准确的分析评判：“《牵风记》，是一部具有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具有探索精神，人们阅读之后注定会长久谈论的别样的艺术作品。战争时期军队生活的文化色彩、美好念想和复杂考验，在艰苦的岁月之上泛出明丽的光泽，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留下惋惜与痛悔，在自然的山河之间现出美好人性的温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5]
　　结语
　　如前所述，徐怀中先生创作《牵风记》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为此准备了多年。关于汪可逾形象的命名与塑造，他早有准备，那实际上是他受一段创作箴言的影响，在早年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采访时他表达了出来：“一个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渐渐平展开来，直到恢复为一张洁白的纸。人的一生一世，应作如是观。现在对我而言，时间很有限了，但我还是会在文学写作这一泓清澈的泉水中浸泡下去，直至重新平复为一张白纸。”[6]无疑，这完全可以作为徐老对《牵风记》乃至他整个文学创作的统领思想。《牵风记》是他多年的战地经验总结和多年生活思考的积累，这一“记”自然是毕其多年之功于一役，但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本书反响巨大，收获颇丰。读者们也切实感受到了老一辈作家孜孜以求创新的不懈举动，该书为新中国文学长廊贡献了几位富有鲜明个性的生动人物形象与唯美浪漫却又凄美悲情的战地恋歌，堪作是为共和国与人民的庄严献礼。
　　参考文献：
　　[1]四书五经[M].京华出版社，2010：8，471.
　　[2]徐怀中.牵风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12.
　　[3]刘琼.《牵风记》：战火琴音马鸣，遥远的战场为何能牵动时代的你我[N].文學报，2019-8-29.
　　[4]刘秀娟.徐怀中：放开手脚完成我最后一记[N].中国作家网，2019-8-16.
　　[5]《人民文学》编辑部：卷首语[J].人民文学，2018（12）.
　　[6]舒晋瑜.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M].作家出版社，2017：6，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