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属于诗歌的，一部大唐的历史就是一卷诗意浩荡的历史，在唐代繁华绚烂的历史长空中，那些星罗棋布的诗人们在各自的分野熠熠生辉。那是柳宗元的寒江独钓，是王昌龄的凉州羌笛，是王子安的长天秋水，是白居易的钱塘绿柳，当然，还有李太白的故园清月、杜子美的浣花草堂、王摩诘的辋川别墅和孟浩然的渔梁渡头。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作为唐代最为重要的诗人，他们的诗，他们的人，他们的命运应该是唐代众多诗人的写照，是唐代历史与文化的佐证。那么我们就以此四人为例，浅略地谈谈诗人性格、诗歌及命运的关系。
　　 首先说一下“诗仙”李白，这个“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俊逸才子。
　　 说到李白，我们很快就会想到“浪漫”二字，的确，李白的一生确实称得上浪漫，生得浪漫，活得浪漫，就连死也死得浪漫。据说，李母梦太白金星入怀而诞下李白，故表字太白，所以李白生而不俗，当然他最终超卓于凡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李白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起起落落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生，年轻时仗剑去国云游四海，继而因另一个浪漫疯子贺之章举荐，从一介布衣一跃而为天子近臣，接着过了几年“长安市上酒家眠”“龙巾拭吐，贵妃把盏”的放旷生活，在“力士脱靴”之后被逐出京城，从天上坠落到人间。然而，这个生性豪放不羁的诗人并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是拂袖而去，云游天下名山大川去了。最后，据说李白酒醉捉月溺水而死，很有诗意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细数李白的一生，家世为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富商，他衣食无忧，任侠尚道，所以不同于中原书生的奉儒守官，李白豪放张扬、洒脱自信。他大起大落的一生既有全无牵绊的洒脱飘逸，又有绚极一时的繁华灿烂，还有志不得伸拣错寒枝的怅惘郁闷，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豪气干云、自负狂妄、牢骚满腹的诗人形象。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造就了李白以自我为中心观照人世的人生态度。我们可以从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中找到佐证，“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细读这些诗句，我们不难发现，李白的诗中都始终在强调一个“我”字，李白想要是个人精神价值的独立与实现，而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恰恰与当时唐王朝以王为尊、以贵为尊的封建习气是格格不入的，这注定了李白的仕途不是一条成功的坦途。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诗圣”杜甫，这个一生都“在路上”的大爱诗人。
　　 杜甫的一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他矢志不渝地抱着济世安邦的理想却始终都在路上。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到李白，我们就会想到洒脱飘逸的年轻才子;一提到杜甫，我们眼前浮现的往往是一个愁容槁面、潦倒衰弱的老者。李白的一生是潇洒不羁的一生，杜甫的一生是悲辛漂泊的一生，他们的命运决定了他们展示给历史迥然不同的背影。在我们的记忆里，李白的形象要比杜甫年轻许多，而事实上杜甫比李白小了整整11岁。这里面固然有“安史之乱”这个时代节点的原因：李白幸逢唐玄宗开元初年至天宝年间的国力鼎盛、社会富庶、思想开放、文化繁荣，杜甫经历的却是从天宝到代宗大历年间的兵荒马乱、外族入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杜甫生不逢时，注定了他没有李白的潇洒自适、随性放达，他必然是忧郁悲苦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时代造就了一个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杜甫，饱经患难使他仁慈敦厚、博爱深沉，面对“国破山河在”，他“凭轩涕泗流”，他自己沦落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程度，还想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杜甫就是诗人中的侠客，即使在自己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不忘民间疾苦。相比李白以自己为中心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而言，杜甫要博大深沉得多。同时，杜甫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他表现出的自负与清高使得他必然与腐败弄权的朝廷两不相容，在这一点上他与李白又是相似的。另外，杜甫生于官宦世家，奉儒守官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执著一念地抱着济世安邦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奔走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最终他的追求却被安禄山的马蹄践踏得粉碎。在朋友严武的资助下，在成都浣花溪畔过了几年相对安稳的好日子之后，杜甫就沦为漂泊无依的流浪者，最终客死在岳阳的一条小船上。
　　 下面，我们来看看“诗佛”王维，这个唐代历史上半官半隐的诗人。
　　 和李杜二人相似的是，王维也是少负英才，他不但具有李杜一样的文学才华，还兼通书法、绘画、音乐和篆印，是个全能型的人才，他是盛唐文化的完美体现者。和李白、杜甫不同的是，王维生来就与佛教有不浅的因缘，王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家庭里，佛教气氛很浓，使其终生受之熏陶、影响。根据王维自己写的《请施庄为寺表》云：“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可知他有一个笃信佛教的母亲，三十年如一日，吃斋奉佛，王维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熏陶。又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可见整个家庭对佛的虔诚。王维字“摩诘”， 而“维摩诘”乃是佛教中一个在家修行的著名居士，意译为洁净、没有染污的人，可见他的名字即是由于其崇佛而取典于佛教维摩诘居士的。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所以，早年丧父的王维从三十多岁丧妻寡居之后，加之后来因诗获罪，政治失意，他基本上退回到佛教修行上来了。在经受安史之乱的挫折以后，王维对现实生活的期望可以说是完全破灭了，更加努力地在佛教教义中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王维的思想更加消极、悲观、颓唐，“退朝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看空尘世，购置宋之问的辋川别墅，远离喧嚣，虔诚皈依佛门。只是为生计才来往于官场，过上了像谢灵运一样的半官半隐的惬意生活。
　　 因此，了解了王维的经历与性格，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以将诗画完美结合在一起;就不难理解在盛唐这样繁华多彩的时代，他的画却没有太多的浓彩绚丽，有的只清雅静幽的禅意;就不难在他的诗中找到佛家用的最多的一个“空”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王维在时事繁杂纷乱时代，栖心浮屠，亦官亦隐，游走于喧闹与静寂之间，找到心的寄托。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比李白、杜甫幸福。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盛唐著名诗人中生活经历最为简单的隐逸才子孟浩然。
　　 孟浩然的一生可谓简单，寥寥几笔就可写尽。据《新唐书·文苑传》记载：“孟浩然，襄阳人，以诗自适。年四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 和李、杜、王相比，孟浩然的一生可以说太过单一，没有李白的大起大落，少了杜甫的流离悲辛，缺少王维的亦官亦隐两全其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襄阳山水间度过，他是盛唐唯一一位终身不仕的诗人，并不是他不想入仕，从他给张九龄的投赠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一句，明显地能看出他希望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予以援引而入仕的意图，但他最终没能如愿。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世俗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是“亦为权势沉”、“朝端乏亲故”。我认为，是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他的性格都使得他难入仕途。一方面，孟浩然出生于一个下层的小地主家庭，40岁前基本上以闭门耕读为主，他没李白那样的经济基础和视野，单纯狭窄的阅历使得他根本看不清官场的门道。另一方面，他自己过于自守内秀，不够大气和自信，也使得他与仕进的机会反社会擦肩而过。
　　 孟浩然绝好的一次仕进机会就是被他自己给白白浪费了。40岁时，孟浩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就这样，上苍给孟浩然的这次最好机会被他自己的紧张、不自信给埋葬了，他没有在最佳的时机给出恰当的表现。后来襄州刺史韩朝宗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最终醉酒失约终于无成。
　　 总观四大诗人，他们生活的时代相当，李白在公元701-762年，王维在公元701-761年，杜甫在公元712-770年;孟浩然在公元689-740年，他们都少负英才，胸怀大志，李白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杜甫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王维要“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孟浩然“望断金马门”“端居耻圣明”，他们都遭遇过政治失意或国家动荡，但他们最终命运却天壤之别，这固然有时运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各自的性格造就的。李白任侠尚道，着眼于想象，所以诗风奇特，浪漫飘逸;杜甫奉儒守官，着眼于现实，所以诗风沉郁，博大深刻;王维崇道尚佛，虚实相宜，所以诗风清新，富有禅意;孟浩然尊儒守亲，退隐故园，所以诗风清淡自然、恬静淡远。李白注重自我的超脱浪漫注定他活得洒脱;杜甫忧国忧民的务实注定他活得悲辛;王维是个智者，他注重内心的宁静与平和，注定他活得笃定自适;而孟浩然在失意与苦闷的挣扎中能在故乡的山水中找到慰藉，退隐山林，何尝不是一种简单宁静的归宿？
　　田玉波，教师，现居湖北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