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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先生是一个文学大家，他创造的文学作品中对湘西美好世界的描述为人所欣赏，他所创造的这个理想国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思想结晶，尽管他从来都自称“乡下人”，但他创作的全部作品，不仅仅是湘西题材小说，更包括都市题材小说，都与我们提倡的“中国梦”有着相似的地方，正确认识沈从文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梦”，非常有利于发挥文字的力量。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理想国;中国梦
作者简介：孙晓峰（1991-），男，汉族，河南濮阳人，就职业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02
沈从文小说中所蕴含的对国家、对民族的期许，首先被苏雪林发现了，苏雪林在《沈从文论》这篇文章里对沈从文小说这样说道：“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 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
在我看来，这种“野蛮人的血液”，更多的是一种健全的得以保留民族独立性的生命存在方式，而这种生命存在方式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沈从文这种人性的建构方式与“中国梦”以人为主体构建的和谐社会非常类似，都强调个体生命存在方式的健康完美。
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并未直接建构一种国家层面的情感倾向，但他所创造的湘西农村小说与都市小说相互映衬、关照的两种对立的叙述模式，一方面在湘西农村小说里为我们更多地描绘了一个到处充盈着人性美、人情美和人信美的理想国;另一方面，在他的都市小说里描写更多的则是都市人的病态、变态、阉寺性等人性缺失的个体生命状态。这两种人性表现方式的强烈比照正好从侧面反映出沈从文希望通过作品所要建立的一个“理想国”的期许，而沈从文通过作品想要建立的这个理想国，主要是通过湘西农村题材小说中描写的人性美、人情美、人信美、人性至善来体现的，而否定的人性弱点则主要通过都市小说中描写的都市人病态、畸形、变态等来实现的，从而让读者在两者完全对立的参照中，期许人们能发现从文先生笔下那个完美的“理想国”。
一、湘西世界理想国中对人性的赞美
沈从文在1934年出版的中篇小说《边城》，因表现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风情而为人所赞许，作品中塑造的翠翠这个内心善良、散发着湘西人们原始生命样式的姣好美少女，以她简单、质朴，但又不失唯美的生命状态体验着一种朦朦胧胧的爱，二老为她歌唱的夜歌声进入到她的梦里，让她发酵着她内心深处的渴望，但在这篇作品里沈从文将现实与梦境亦真亦幻的结合，但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现实幕布的揭开，因而最终翠翠这个美少女明白了自己作为一个爱别人的人以及被别人爱的人的不幸。
这个略带哀伤的结局是沈从文思想发酵诉诸于文字的结果，但是沈从文在《边城》中为我们展示的湘西世界的主体——人，他们人性的美好，不得不让我们羡慕和神往，而沈从文作品里展现的这种湘西人所特有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人信美，则是表露除了沈从文内心向往的人类童年期的湘西乐土世界，正如汪曾祺所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3]。
尽管沈从文在作品里也写了生活于湘西世界中人物内心所蕴含的野性的力量，但沈从文对于这种野性的原始力量的呼唤或者描摹方式，也可以看做是从文先生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的一种极致的期许。
正如小说《虎雏》里所写的那样，“我”和军官六弟等人的对话中，始终都在热烈地辩证着湘西人品性中所隐藏的野性力量能不能改、要不要改的问题。虽然在这篇小说中从文先生用了这个来自湘西世界的勤务兵最终在城市里杀人潜逃的事实回答了上述问题，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面貌的现实，我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思考：对于爱祖国、爱乡土文化、爱民族文化的从文来说，他希望把这种野蛮的血液注入到已经衰败的中国人的骨子里，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实在是太缺乏这种敢作敢为的野性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夹杂着非理性的因素和倾向，但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缺乏这种可以带来令整个的全部彻底新生的毁灭性的力量了。
因此，从文先生湘西题材小说里对人性美好的赞许以及那种隐藏于文字背后的野蛮的血液，这可以说是从文先生来源于湘西农村现实而又超越湘西农村现实的“理想国”的自我建构，这其中人性的和谐、完美与当下“中国梦”中以人为主体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建构有着本质的相似，它们都是把人性放在了首位，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块堆积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可以说，沈从文在自己构建的理想国中将人性的美好摆放到了极致的地位，一方面通过湘西世界的正面描写来实现，另一方面又通过其都市小说来反衬湘西理想國人性的崇高和辉煌。
二、都市小说中对人性弱点的鞭挞和暴露
从文先生笔下的都市和都市人物的畸形、变态、黑暗、堕落、虚伪、做作与“乡下人”的湘西世界——“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切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5]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主要表现了从文先生希望通过这些都市题材小说中对人性弱点的暴露实现对湘西世界人和物的赞美，从而完整地构建自己心中那方“理想国”。
尽管沈从文刻画的都市人物形象众多，他们身份、职业各异，但沈从文在他们身上发现更多的则是他们因受到城市“文明病”的影响，人性出现了异化，出现了心理或是生理上的扭曲，甚至变态，他们完完全全成为了人类人性缺陷的集中代表者，成为了沈从文着意批判、嘲讽的对象。
在《八骏图》中，沈从文通过给我们展示众位教授心理欲望与外在行为相矛盾的情状，辛辣地讽刺了教授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精英，展现了现代文明、都市文明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这些上层社会精英在道德伦理、名分地位的束缚下，严重地包裹着自己内心的欲望，以至于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种种变态、荒唐的行径来。 但除此之外，沈从文在都市里还发现了一些保留人性光辉点的人物，以穷困作家、画家、大学生为代表的这类底层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困顿，处境艰难，理想的未绽放和现实的碰壁难免不使他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起伏。尽管沈从文也写了、发现了他们性格上的缺陷：自卑、懦弱、庸俗以及缺乏行动力，但沈从文也不是一味地揭露他们身上的弱点和缺陷，却也在一些篇章里面写出了他们身上所保留的在未进入都市之前所特有的乡土民间的一些美好特质。
如沈从文都市短篇小说《生存》中刻画的画家聂勋这个人物，这是一个企盼在都市里获得成功的青年画家，生活极其贫困，有时“到无可奈何时，就缩成一团躺到床上去，用一点空气和一点希望，代替了那一顿应吃而不得吃的饭食”，有时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把仅有的一点点钱，留下来买画笔和应用稿纸”，在如此困顿中他也会想到自己的悲哀来，但他并未放弃，“他要活下去”，因为“还有理想，有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在他接到从家乡寄来的害痨病的妻子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妻子现在是重病缠身，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病的妻子却将自己治病钱——十元悉数寄给了聂勋，而聂勋得钱后，在明知自己生活拮据的情况下，还是将五元钱拿了出来以医治一位同乡的病。
这就是人性光辉闪耀的作用，这更能从侧面反映出沈从文对人性至上即神性的坚持，通过对都市及都市人的描写，更加衬托出湘西世界理想国的美好来。
尽管沈从文这个充满人性的理想国的梦有着它太过脱离现实、太过幻想的局限，但我们并不怀疑它的美丽、它的活力、它的生命力，它对人性美好这种内在的叙述和追求、渴望与我们提倡的“中国梦”对人的要求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这就启示我们在阅读沈从文作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用“中国梦”的理论来重新审视它、发现它、欣赏它。
参考文献：
[1]苏雪林.沈从文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456.
[2]沈從文.沈从文全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1.
[3]汪曾祺.汪曾祺文集[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100.
[4]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28.
[5]刘昕、肖振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从文自传[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8.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理想国;中国梦
作者简介：孙晓峰（1991-），男，汉族，河南濮阳人，就职业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02
沈从文小说中所蕴含的对国家、对民族的期许，首先被苏雪林发现了，苏雪林在《沈从文论》这篇文章里对沈从文小说这样说道：“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 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
在我看来，这种“野蛮人的血液”，更多的是一种健全的得以保留民族独立性的生命存在方式，而这种生命存在方式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沈从文这种人性的建构方式与“中国梦”以人为主体构建的和谐社会非常类似，都强调个体生命存在方式的健康完美。
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并未直接建构一种国家层面的情感倾向，但他所创造的湘西农村小说与都市小说相互映衬、关照的两种对立的叙述模式，一方面在湘西农村小说里为我们更多地描绘了一个到处充盈着人性美、人情美和人信美的理想国;另一方面，在他的都市小说里描写更多的则是都市人的病态、变态、阉寺性等人性缺失的个体生命状态。这两种人性表现方式的强烈比照正好从侧面反映出沈从文希望通过作品所要建立的一个“理想国”的期许，而沈从文通过作品想要建立的这个理想国，主要是通过湘西农村题材小说中描写的人性美、人情美、人信美、人性至善来体现的，而否定的人性弱点则主要通过都市小说中描写的都市人病态、畸形、变态等来实现的，从而让读者在两者完全对立的参照中，期许人们能发现从文先生笔下那个完美的“理想国”。
一、湘西世界理想国中对人性的赞美
沈从文在1934年出版的中篇小说《边城》，因表现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乡土风情而为人所赞许，作品中塑造的翠翠这个内心善良、散发着湘西人们原始生命样式的姣好美少女，以她简单、质朴，但又不失唯美的生命状态体验着一种朦朦胧胧的爱，二老为她歌唱的夜歌声进入到她的梦里，让她发酵着她内心深处的渴望，但在这篇作品里沈从文将现实与梦境亦真亦幻的结合，但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现实幕布的揭开，因而最终翠翠这个美少女明白了自己作为一个爱别人的人以及被别人爱的人的不幸。
这个略带哀伤的结局是沈从文思想发酵诉诸于文字的结果，但是沈从文在《边城》中为我们展示的湘西世界的主体——人，他们人性的美好，不得不让我们羡慕和神往，而沈从文作品里展现的这种湘西人所特有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人信美，则是表露除了沈从文内心向往的人类童年期的湘西乐土世界，正如汪曾祺所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3]。
尽管沈从文在作品里也写了生活于湘西世界中人物内心所蕴含的野性的力量，但沈从文对于这种野性的原始力量的呼唤或者描摹方式，也可以看做是从文先生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的一种极致的期许。
正如小说《虎雏》里所写的那样，“我”和军官六弟等人的对话中，始终都在热烈地辩证着湘西人品性中所隐藏的野性力量能不能改、要不要改的问题。虽然在这篇小说中从文先生用了这个来自湘西世界的勤务兵最终在城市里杀人潜逃的事实回答了上述问题，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面貌的现实，我们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思考：对于爱祖国、爱乡土文化、爱民族文化的从文来说，他希望把这种野蛮的血液注入到已经衰败的中国人的骨子里，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实在是太缺乏这种敢作敢为的野性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夹杂着非理性的因素和倾向，但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缺乏这种可以带来令整个的全部彻底新生的毁灭性的力量了。
因此，从文先生湘西题材小说里对人性美好的赞许以及那种隐藏于文字背后的野蛮的血液，这可以说是从文先生来源于湘西农村现实而又超越湘西农村现实的“理想国”的自我建构，这其中人性的和谐、完美与当下“中国梦”中以人为主体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建构有着本质的相似，它们都是把人性放在了首位，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块堆积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可以说，沈从文在自己构建的理想国中将人性的美好摆放到了极致的地位，一方面通过湘西世界的正面描写来实现，另一方面又通过其都市小说来反衬湘西理想國人性的崇高和辉煌。
二、都市小说中对人性弱点的鞭挞和暴露
从文先生笔下的都市和都市人物的畸形、变态、黑暗、堕落、虚伪、做作与“乡下人”的湘西世界——“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切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5]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主要表现了从文先生希望通过这些都市题材小说中对人性弱点的暴露实现对湘西世界人和物的赞美，从而完整地构建自己心中那方“理想国”。
尽管沈从文刻画的都市人物形象众多，他们身份、职业各异，但沈从文在他们身上发现更多的则是他们因受到城市“文明病”的影响，人性出现了异化，出现了心理或是生理上的扭曲，甚至变态，他们完完全全成为了人类人性缺陷的集中代表者，成为了沈从文着意批判、嘲讽的对象。
在《八骏图》中，沈从文通过给我们展示众位教授心理欲望与外在行为相矛盾的情状，辛辣地讽刺了教授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精英，展现了现代文明、都市文明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这些上层社会精英在道德伦理、名分地位的束缚下，严重地包裹着自己内心的欲望，以至于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种种变态、荒唐的行径来。 但除此之外，沈从文在都市里还发现了一些保留人性光辉点的人物，以穷困作家、画家、大学生为代表的这类底层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困顿，处境艰难，理想的未绽放和现实的碰壁难免不使他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起伏。尽管沈从文也写了、发现了他们性格上的缺陷：自卑、懦弱、庸俗以及缺乏行动力，但沈从文也不是一味地揭露他们身上的弱点和缺陷，却也在一些篇章里面写出了他们身上所保留的在未进入都市之前所特有的乡土民间的一些美好特质。
如沈从文都市短篇小说《生存》中刻画的画家聂勋这个人物，这是一个企盼在都市里获得成功的青年画家，生活极其贫困，有时“到无可奈何时，就缩成一团躺到床上去，用一点空气和一点希望，代替了那一顿应吃而不得吃的饭食”，有时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把仅有的一点点钱，留下来买画笔和应用稿纸”，在如此困顿中他也会想到自己的悲哀来，但他并未放弃，“他要活下去”，因为“还有理想，有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在他接到从家乡寄来的害痨病的妻子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妻子现在是重病缠身，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重病的妻子却将自己治病钱——十元悉数寄给了聂勋，而聂勋得钱后，在明知自己生活拮据的情况下，还是将五元钱拿了出来以医治一位同乡的病。
这就是人性光辉闪耀的作用，这更能从侧面反映出沈从文对人性至上即神性的坚持，通过对都市及都市人的描写，更加衬托出湘西世界理想国的美好来。
尽管沈从文这个充满人性的理想国的梦有着它太过脱离现实、太过幻想的局限，但我们并不怀疑它的美丽、它的活力、它的生命力，它对人性美好这种内在的叙述和追求、渴望与我们提倡的“中国梦”对人的要求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这就启示我们在阅读沈从文作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用“中国梦”的理论来重新审视它、发现它、欣赏它。
参考文献：
[1]苏雪林.沈从文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456.
[2]沈從文.沈从文全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1.
[3]汪曾祺.汪曾祺文集[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100.
[4]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28.
[5]刘昕、肖振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从文自传[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