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南方文坛》，刊登了两位女性青年批评家申霞艳和项静的对话录，其中有一节是深谈“批评的文体意识”。难能可贵的是，两位青年批评家在对于如何将“写下的东西传达得更远”上，反思的触角尖锐而清醒。
　　比如对于“学院派批评”的普遍诟病，她们认为，学院派、学术化，这些都应该是中性的词语，之所以成为指摘别人的判断词语，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方式出了问题，并且连累了它们。“学院派受诟病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批评家缺乏审美能力，没有见地，没有自己的声音。”
　　这样的清醒认知尤为难得。我们常见的情形是，大众批评和学院批评严重对立，前者虽能呼风唤雨吸引拥趸但缺乏学理支撑，后者虽然振振有词引经据典却鲜有粉丝支持。能否有这样的“嫁接”呢——学院派以其扎实的学养，介入大众批评，以深入浅出的文学笔法，提高大众批评的趣味和品位，而不是孤芳自赏，囿于小圈子内？
　　这样的案例是有的，比如两位批评家推崇的梁鸿与毛尖。梁鸿“在克服困境困惑时做出了具体的行动，努力寻找跟自己内心情感相匹配的写作方式，而不是在旧套子中继续绕圈，自我循环、重复。梁鸿的转型具有示范意义，批评家有很多路可走”。而毛尖“以专栏的方式，跟大众跟现实生活短兵相接，比起传统的文学评论，她拥有大量的读者和粉丝群。相对于作家，文学批评家其实是有忽略读者嫌疑的，至少没有明确的读者意识”。青年批评家对“忽略读者”的反思，十分重要，学院派批评之所以会受到“连累”，主要在于缺乏读者意识。
　　不过话又说回来，创作也好，批评也罢，谁不希望产生社会影响？然而不少批评家即使有“读者意识”，也未必有“吸引读者”的才能。毋庸讳言，有的批评家能够适度转型，而有的根本转不了型，即使操持其所谓的“学院派批评”，也是味同嚼蜡缺乏学术含量。文艺批评不是象牙塔中的产物，它必须直接面对具体文艺作品，你再怎么“学院派”，也得将“学院”所得，化为你的骨血，成为有血有肉的文字。严格地说，文艺批评家就是作家，文艺批评的文字，应该属于文学范畴。
　　我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导师、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许杰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过一篇著名文章，题为《文艺批评首先应该是文艺》，他说，“谈到文艺批评，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文艺，是文艺作品之一种，是富有文艺性的评论文字”，“如果从文艺批评中抽去了文艺性或艺术性，它失去了艺术的美感趣味和感人的能力，这可能也可以称为一种批评——如同人生批评、社会批评或思想批评——但不一定能够称为文艺批评”。在他看来，文艺批评的批评对象是文艺，即便你的论述是对艺术作品作出价值论断，或者对艺术手段的是非得失进行剖析，也不应该是冷冰冰的“纯学术用语”，而是应该将思想性融于文学性之中。所谓批评家的“文体意识”，或许就是：自觉地将你的“文艺批评”，不要写成“人生批评、社会批评或思想批评”，而是具有文学的特点，理性与感性共舞，哲理与诗性齐飞，读之可喜，阅之开怀。
　　我很赞同青年批评家项静的表述，她说：“我对学院派与非学院派没什么偏见，而是觉得只有一个标准：好的批评与坏的批评的区别。无论我们的旨归是什么，心中的尺度是什么，总是要落实到文章中去。”这让我想到曾经以《辛德勒的名单》《角斗士》摘获两枚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好莱坞制片人布兰科·勒斯蒂格曾经的“名言”——他在回答记者“你怎么看待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提问时，如是答：“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没有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只有好电影和坏电影。你不能掩饰自己拍得不好的电影，而把它称作艺术电影。”我想同样的道理，你不能掩饰自己写得不好的批评文章，而把它称作学院派批评。学院派也可以文采斐然，非学院派也可以思想精深。骏马还是劣马，都要拉出来遛遛才知道。“好的批评”其实是对学养、思想、文采、技巧全面综合考量的佳评，反之“坏的批评”就是综合差评。文章摆在那儿，读者自有公论，就像电影放在那儿，观众自有选择一样。经典的好莱坞电影常常是“商业”和“艺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商业的艺术”和“艺术的商业”。融汇得好不好，就看你的功力，没有任何借口可用，最终判断就是“好电影”或者“坏电影”。
　　我想，批评文章亦然，只有“好批评”和“坏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