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多云。天气晴了一会儿，突然下雨了。雨是从跳伞塔方向过来的。那座像烟囱似的高塔周围灰蒙一片。白胜叼着烟，看着远处，眼睛被飘曳的烟雾熏得一跳一跳的，像两盏接触不良的灯泡。他说：“哥，下雨了。”
　　“你怎么知道？”
　　“你看跳伞塔那边。”
　　他话音没落，阵雨的前锋就从跳伞塔扑过来，掠过小广场，将豆大的雨点砸进了广场边的树冠。一时间，雨点铺天盖地，像泪水源源不断。树冠之下，人们像被挖开了蚁穴的蚂蚁，慌成一团，四下乱窜。连平时矜持的少妇也面孔狰狞地窜出坝坝茶馆的树阴，奔到街对面的屋檐下。屋檐后面是家药店，被我们迅速占领，一时水泄不通。
　　“哥，我想起来了，江北区法院今天审判丁晓。”
　　“不说他了。”
　　“我想揍他一顿。”
　　白胜说完，掏出一支香烟叼到嘴上。
　　白胜是我表弟，大雨下来前，我和他在坝坝茶馆喝茶，谈的就是丁晓。我跟丁晓不熟，他跟丁晓也不熟。他让丁晓抢劫了一次，从此相识。丁晓实施抢劫前，白胜骑一辆二手摩托车，在省城的大街小巷狂奔，成为“江湖菜”外卖平台的一个外卖小哥。如果每个故事都有一个源头，这个故事的源头就在这里。
　　白胜进城当外卖小哥那年，我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像个游子，在时间之河上随波逐流。白胜从老家来到省城后，我不时到他居住的城中村，跟他天南海北地闲聊。为了满足我的虚荣，不管我说什么，白胜都会做出善解人意的樣子，露出突起的门牙大笑。我看得出来，那是一种空洞的假笑，他的笑声是从牙齿后面发出来的，似乎跟上颌和嘴唇没啥关系。
　　到第二年城中村废弃的泡桐树上出现蝉鸣，白胜把自己上工的时间从白班改成了晚班。晚班是最辛苦的一个班，从黄昏到凌晨，主要跑的是宵夜。白胜之所以把上工时间调整到晚上，跟他前妻有关。他的前妻叫雷薇，在家里开了个网店卖扣子。长得还算漂亮，但性子有点野。我曾看见她提着一只拖鞋，打得白胜一路狂奔。
　　那时雷薇还不是白胜的前妻，只是他的一个客人。据表弟白胜说，在他给雷薇送餐的前一天夜里，梦见了一只鸡和一条鱼，后来鸡和鱼都不见了，只剩一条平坦的山路。根据我表弟对梦的解读经验，他认为这个梦兆吉，预示着他有可能走上一条阳光大道。后来白胜对我说：“哥，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
　　“你想的也没错，做梦之后，你不是找了个老婆吗？”
　　“可惜离了。”
　　“离婚是后来嘛。”
　　做完那个梦的第二天黄昏，白胜接到了一张奇怪的订单。订单上除了点有麻婆豆腐，小炒肉，炝炒木耳菜，番茄鸡蛋汤，还有一行备注：“外卖小哥，你敢打大虫子吗？我家墙上有两条大虫子，有一拃长，请你帮忙打一下。真的，不开玩笑。”
　　白胜看着手里奇怪的订单，脸上像外交官那样露出礼节性的空洞微笑，仿佛客人就在手机的屏幕后面。白胜认为，平台之所以把这张订单给他，是基于对他打虫子的信任。他拿着手机在城中村转了一圈，所有餐馆老板都知道，那个跟《水浒传》里白日鼠同名同姓的人，要像武松一样去帮人打大虫子了。
　　下这张订单的就是雷薇。她的家在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坡地下面。如果从家里出门，骑车还不如走人行步道。人行步道从一条环山公路下穿过，再上一道山脊，就能到达一个交通四通八达的枢纽之地。骑车则不行，在沟谷里绕来绕去跑上十多分钟，还在房子后面打转。结婚后，这套房子奇怪的地理位置让白胜和雷薇都受益匪浅。这当然是后话。
　　那天白胜带着餐盒转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雷薇的住处。那是一套小户型，窗户靠江，透过窗玻璃能看见江北大剧院。大剧院旁边，有一家私立男科医院。男科医院有一个很古怪的名字，叫“不了”。不了男科医院顶楼有一幅广告。广告日夜兼用，白天看上去，白底红字;晚上看上去，则是一块由霓虹灯组成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有一句话，叫“难言之隐，不了了之”。白胜结婚后，常常看那句话，看了很久也没看出名堂。
　　那天白胜敲门进去时，雷薇穿了一条旧裤子和一件宽松的上衣，像一朵刚刚钻出松软土层的蘑菇。她满脸惊恐，表情怪诞，眼睛死死盯着对面的墙壁。顺着她的目光，白胜看见墙上有两只草鞋虫，像八字胡一样贴在墙纸上。白胜后来给我转述时，不无遗憾地说：“哥，我当时多观察一下就好了。”
　　“为啥？”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两条草鞋虫趴在那里，到底是两条公虫准备打架，还是一公一母在调情？”
　　“搞清楚这个有意思吗？”
　　“没意思，可这念头在我心里挠了几年，就像有人挠我痒痒。”
　　白胜从脚上取下拖鞋，像握着一只鼓棰，一步蹿上了电视柜。只听见“叭叭”两声，像连续击发小口径步枪，身后立即传来雷薇的尖叫。仿佛白胜手里的拖鞋没有打到草鞋虫，而是打到了她身上。
　　白胜后来承认，正是他循着雷薇的叫声回过身，才让他一下子没了主意。他曾抱着脑袋冥思苦想，想把他当时的感觉准确地告诉我。可惜他不是一个善于修辞的人，他一会儿说像掉进了旋涡，一会儿说像挨了雷击，一会儿又联想起发情的种马和公牛。最后，他似乎找到准确的表述了，他说：“哥，我想起当时的感觉了。”
　　“啥感觉？”
　　“有一幅画，一支箭，把一个傻儿的心脏射穿了，想起来没有？” 　　“丘比特，爱情之箭？”
　　“对，就是那个傻儿。”
　　那天，白胜循着雷薇的声音回过头来，看见她微微一笑，女性的柔情在唇齿间洋溢开来，像水滴湿润了纸张。这个场景很长一段时间都镌刻在白胜的记忆里，因为她的笑容，轻易击穿了这个小个子男人的心脏。
　　如果只是帮雷薇打两只草鞋虫，他们还不至于发展成夫妻。问题是那天白胜在雷薇面前坐了下来，一边看雷薇吃饭，一边讲他吃过的东西。白胜的老家离省城三百公里，一百八十公里高速，一百二十公里山路，即使把他二十四年吃过的东西加在一块，也抵不上省城一顿像样的饭菜。但是，那天白胜说的是烧烤，烧烤的是他自己从山上逮到的竹鸡。他一个形容词没用，仅仅用了一堆动词，就把雷薇的口水说下来了。她顿时觉得外卖索然无味，把一次性餐盒随手一丢，问白胜：“竹鸡长啥样？”
　　“比鸽子大，比鸡小，麻花麻花的。”
　　“麻花是啥意思？”
　　“又麻又花。”
　　“我想象不出来。”
　　“这个简单，我去给你逮几只。”
　　白胜是一个对女人很慷慨的男人。他说话算数，把上工时间调到夜班，白天骑着二手摩托，窜出城区，跑到郊外的山上逮竹鸡。我曾跟他去过山上，发现逮竹鸡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吃苦耐劳。如果不愿意多跑路，别说逮竹鸡，可能连根鸡毛都逮不到。
　　白胜逮竹鸡的工具是从网上购买的。两副绳扣，一只仿鸟鸣装置。白胜收到工具那天，被胜利冲昏头脑，忘记了他姨妈对他不三不四的行为深恶痛绝，竟然跑到我家，展示他的收获。毫无悬念，他饱吃了我母亲一通白眼。我母亲的态度丝毫没影响他的兴致，他再三怂恿，像动员一个旱鸭子下河游泳，让我跟他一起去山上逮竹鸡。
　　到了山上，白胜侧耳倾听山上的动静，试图从山上纷乱的声音里，分辨出竹鸡的叫声。又从竹鸡的叫声里，分辨出是公竹鸡还是母竹鸡。他像个经验老到的猎人，蹑手蹑脚地在林间穿行，在合适的地方布下绳扣，又在绳扣后方放下仿鸟鸣装置。我说：“分清公母有啥用呢？”
　　“你不懂。逮竹鸡，是逮竹鸡中不跟群活动的色鬼。它们东游西逛，拈花惹草。如果落单的是公竹鸡，我們只有放母竹鸡的声音它才会上当，懂了吧？”
　　“懂了。”
　　白胜嘴上头头是道，但竹鸡并不好逮。我跟他上山三次，次次空手而归。有次连竹鸡的叫声都没听见。自从我没有了兴趣，白胜独自一人上山，运气倒来了。隔个十天半月，我能从他发给我的微信图片上见到传说中的竹鸡。有的刚逮到手，毫发未损;有的则大卸八块，成了一盘菜。
　　白胜能娶雷薇为妻，应该归功于雷薇的胃在中间推波助澜。从长相看，表弟面相敦厚，不像坏人，也不像好人。雷薇不一样，漂亮，性感，开朗，如果遇到开心事，老远就能听见她的笑声像枯叶在风中飞舞。他们的婚姻像所有神出鬼没的闪婚一样，来去急如雷电。我们还没从他们结婚的惊讶中回过神来，又被他们离婚的消息再次击倒。我父亲对我母亲说：“我怎么说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来得快，去得也快。”
　　“放屁，你倒是说过这句话，但你说的是我的感冒。”
　　白胜结婚后就没当外卖小哥了，有阵子，他在小饭馆里帮厨;有阵子，又在中医馆里烤艾灸。离婚后，他啥也没干，用他的话说是想调整一下心态，我认为是他没找到合适的事情。白胜一闲下来，我们就像一对知音，经常在一起闲吹。有时说到他前妻，表弟垂头丧气地说，哥，外遇害死人了。
　　白胜说的外遇，不是他有了外遇，而是雷薇有了外遇。我父亲看问题的角度也许是对的。他认为，竹鸡有可能成为爱情的催化剂，但绝不会成为爱情的保鲜剂。父亲说的没错，雷薇结婚没多久，就有了外遇。
　　雷薇外遇的男人是广东人，在省城推销假红木家具。与他推销的假东西比起来，广东男人还算货真价实，比我表弟好看不少。在白胜眼里，广东人其他地方还可以，只是鼻毛不如他。广东人的鼻毛又粗又黑，钻出鼻孔，像黑马颈部的鬃毛一样闪亮。白胜的鼻毛外面看不出来，因为他基本上没啥鼻毛。
　　白胜发觉雷薇有外遇，是在一次游泳之后。他们家下面有一条江，沿江边步道下行几十米，能到达河滩。夏天，喜欢野泳的年轻人在河滩搭起帐篷，一边游泳，一边烧烤。游泳不是白胜的强项，但烧烤他十分在行，于是对到河里野泳十分感兴趣。出事那天，他们游完回家，白胜扛着烧烤架在前面走，雷薇揉着湿头发跟在后面，她说：“我开始还有些担心，游泳裤遮不住你屁股下那块胎记。还好，我看了几次，完全看不出来。”
　　“我屁股下没胎记。”
　　“怎么没有？像片枫叶。”
　　“你还吹嘘记性好，你肯定是把别人的屁股跟我的搞混了。”
　　白胜说完回过头，发现雷薇噎住了，似乎她吞咽的东西停在了半道上，嗓子被堵住了。他回过神来，愣在那里，看着雷薇满面通红，隐隐觉得她是一只偷了嘴的猫。
　　第二天，白胜决心把那块胎记找出来。他撒谎说自己要上山逮竹鸡，其实是躲到后面环山道上藏了起来。雷薇住的地方地形复杂，既有利于通奸，也有利于捉奸。白胜藏了半天，悄悄摸回家，像逮竹鸡一样，真的逮到了广东人的现行。遗憾的是他动作迟了一步，广东人翻窗跑了。白胜只看到了一张苍白的脸和两丛鼻毛，至于其他细节，一概来自于雷薇的描述。
　　雷薇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见白胜从门外进来，就知道婚姻结束了。她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把广东人和盘托出，希望作为交换，让白胜答应离婚。白胜的想法跟雷薇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自己可以离婚，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想知道，广东人用什么东西打动了雷薇？第二，他想知道，雷薇又用什么东西打动了广东人？雷薇说：“第一个问题，我说，他用耿直打动了我。”
　　“你怎么知道他耿直？”
　　“我买他的家具时，他说他卖的是假红木，我觉得他耿直。”
　　“你又怎么打动了广东人呢？”
　　“你得问他。” 　　那两天，白胜一有空就给广东人打电话。开始，广东人吹嘘说是他们政见相同。白胜说去你妈的，你一个卖假货的有啥政见？后来，他改口说这两天胃病犯了，失忆了，记不起当初的情形了。白胜说去你妈的，你不说实话我就不离婚。
　　广东人没招了，最后答应，把雷薇打动他的东西告诉白胜。但他脸皮薄，在电话里说不出口，愿意见面详谈。为了表达诚意，广东人把见面的地点约到了白胜家附近的小公园。那个小公园白胜知道，离他家很近，从远处看去，公园像舞台的布景一样虚假。
　　到了约定那天黄昏，白胜沿着步道穿过环山公路，走过斜坡来到山顶。山顶有一条小巷，小巷两侧布满了占道经营的小餐馆，一些已经喝醉了的年轻人坐在路沿上猜拳行令。整个场面混乱无序，像一场不太清楚对手是谁的群殴。
　　那段时间，我只知道白胜在闹离婚，不知道他被抢劫了。当他在电话里给我说他被抢了时，我还以为他借酒浇愁喝醉了。我半信半疑，顺着他提供的地址来到派出所，发现他衣冠楚楚，像来派出所串门，一点被抢的迹象也没有。接案的警察告诉我，他真被抢了，因为抢他的人在电话中承认了，马上到派出所来自首。我说：“哪个干的？”
　　“肯定是广东人，我们约好见面，狗日的不想见，雇人在半道上抢我。”
　　白胜没猜对，抢他的丁晓很快来派出所投案，他跟广东人一点关系没有。他出门抢劫，是他在火锅馆当收银员的女朋友嫌他胆小。丁晓的女朋友之所以嫌他胆小，是她在农村的父亲跟邻居发生了地界纠纷，让人揍了，打电话来让她从省城喊几个人回去打架。丁晓是她男朋友，当然首先让他上阵。丁晓东推西推，找各种借口，就是不去。拖了几天，老家打架的事情平息了，他们两个却闹崩了。丁晓的女朋友嫌丁晓胆小，要跟他分手。那天丁晓在白胜路过的小巷借酒浇愁，很快把自己喝醉了。一个胆小的男人喝醉了，智商迅速变成二手智商，胆子却会被酒精泡涨，硕大无比。丁晓忽然生起一股冲动，想证明自己胆大。他从裤包里摸出一把折叠小刀，打开，窜出小酒馆，跟上路过的白胜，把水果刀架到了他脖子上。
　　公平地说，丁晓那天穿得相当体面。一套合身的小翻领西装，里面的衬衫雪白整洁，在路灯下闪着光。白胜没注意窜出门的丁晓，他心里装着广东人，慌慌张张，肺正燃烧。当一把刀具抵到脖子上，他听到有人说，别动，抢劫。白胜脑子“嗡”的一声，马上想到了广东人。他说：“朋友，你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理解你帮广东人搞我。但是，我出门见他，没想到要花钱，身上一分钱没带。”
　　“手机里有没有钱？”
　　“有五百元钱。”
　　“好，你把我加为好友，我抢你手机里的钱。”
　　丁晓把刀子从白胜脖子上取下来，掏出手机，扫了白胜的二维码。白胜活了二十多年，看过很多像教科书一样的警匪片，没有一个劫匪抢人钱财，还要先加被害人为好友。他像一个梦游的提线木偶，在丁晓指导下配合抢劫。
　　丁晓手机“咚”的一声，表明抢劫成功。他拿着手机回去给女朋友表功，白胜则来到派出所报案。他没去那个虚假的小公园。他想，既然广东人派杀手劫道，根本不可能等他。事实上广东人在小公园等到半夜才离开。期间，他还给白胜打了无数电话。由于白胜的电话作为抢劫物证被警方控制，他没有接到广东人的电话。
　　经过丁晓这么一折騰，广东人像一坨被暴雨冲散的狗屎，瞬间消失得没有一丝踪迹。自此，雷薇靠什么打动了广东人，成了永远的秘密，也成了表弟白胜心中永远的痛。在丁晓取保候审期间，雷薇成了白胜的前妻。从法律上看，这一篇算是翻过去了。但我知道，白胜没有翻过去，他翻不过去的原因是他要求不高，只想知道雷薇凭什么打动了广东人。这点小小要求因为丁晓横插一杠而变得遥不可及。那段时间，我们一见面他就骂丁晓。那天大雨下来前，我们在喝坝坝茶时又说到丁晓，白胜把他骂了一通。
　　现在，我们躲在药房里，白胜像田螺一样痛苦地把自己的身子蜷缩起来，等着门外的暴雨过去。大约过了半小时，雨停了，天空渐渐清澈起来，像被抹布抹得一尘不染的湛蓝色桌面。很快，阳光出来了，鸽群滑过天空，尖锐的鸽哨把空荡荡的蓝天填满了。我们走出药房，白胜说：“哥，我想去江北区法院。”
　　“算了。”
　　“我忍不住。”
　　我们走出药店，沐浴着阳光来到江北。我们在法院外面等了一会儿，丁晓出来了。他低着头，晃晃悠悠地来到街上，眯着眼睛看太阳，仿佛一辈子没见过阳光。见到丁晓，白胜扬起拳头冲过去，嘴里发出“嘶嘶”的吸气声，像农民起义队伍里的烈士。丁晓看见白胜冲过来，条件反射似的把身子靠在法院的围栏上，双手举过头顶，像投降的伪军。白胜可能没想到丁晓会来这一招，他把高扬的拳头停在空中，对丁晓说：“我不接受投降。”
　　“我不能还手，只能投降。”
　　“为啥？”
　　“我判了缓刑，如果还手，会被逮进去关起来。”
　　白胜举着手，大概他不想揍一个不还手的人。此时，悬在空中的手看上去很尴尬，白胜一点点地改变着手的姿态。先是像向日葵一样弯曲了拳头，接着手臂羞愧地一点点往下滑，一直滑到腰际，藏到背后，他的表情才恢复正常。
　　丁晓见危机过去了，轻松下来，作为道歉，他邀请白胜去喝茶。白胜看了我一眼，没等我表态，抢先答应了。正是这次喝茶，改变了我和白胜后来的发展方向。那时，我没工作，白胜东一榔头西一棒，朝不谋夕。丁晓听说我们没事干，很兴奋，他说要介绍我们去当演员。我说：“丁晓，你是啥路子啊，介绍我们当演员？”
　　“我说的不是演电视那种演员，是到步行街当演员。”
　　“演啥？”
　　“演顾客。”
　　“顾客有啥好演的？”
　　“你知道步行街那些网红店吗？全是我们充场搞起来的。我抢劫白胜前，一直在步行街当演员。收入不高，但自由，一天只忙中午和黄昏，三四个小时也能收入上百元钱。”
　　这个主意不错。那以后，我和白胜在步行街当演员。初秋，天气炽热，人们呆在空调房里不出来，我们却把步行街搞得热火朝天，不断出现网红店。从手机上看，那些卖串串、烧烤、粑粑、酸辣粉的小店真是人满为患，店前排起蜿蜒的长龙，似乎人们为了吃上一口串串，得等上大半年。 　　没两天，我和白胜如鱼得水，像两个老戏骨，在步行街假戏真做，上午翻手为云，下午覆手为雨。演顾客，谈不上有多高超的演技，但也有很多外人不知的规矩。我们得像个顾客，到了买食物时，不能直接要店员给我们准备好的东西，要假装看看菜单，像顾客那样东挑西拣一阵，才报出我们的需要。东西到手，不能直接回去交货，要兜一圈，确定后面没人，才能去办公室交东西，那东西又经过另外的渠道和另外的人重新回到店里。
　　我和白胜在步行街干得很欢，如果不是遇到一个令我心动的顾客，我或许会继续干下去，而不是被老板踢走。我和白胜离开步行街时，已经是深秋，广场上的银杏树叶黄了，像一树树金币在阳光下闪亮。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姑娘，是在一家蛋糕店。那家蛋糕店从早到晚，都有人排队，在网上红得发紫。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使得蛋糕店一糕难求。那天，我和白胜像往常一样，在蛋糕店前排队，我们分得比较开，中间夹了几个真正的顾客。我回头找白胜，看到了她。她排在我身后，一看就不是演员，而是真顾客。我二十多岁了，在街上见过不少姑娘，但很少见到像她这样让人动心的姑娘。她纤瘦高挑，穿了一件风衣。上午，风穿过步行街由高楼形成的通道，吹起她的长发，勾勒出了她漂亮的面庞。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她又在步行街出现了几次。有时是在卖酸辣粉的队伍里;有时是在卖芝麻团的队伍里。不管她站在什么地方，我的目光都会像鸟归巢一样落在她身上。我的心思白胜看出来了，没经过我同意，他莽撞地走到那个姑娘面前，对她说，排在你后面的是我表哥，他想跟你交个朋友。那姑娘说，你表哥为啥自己不说，你是干啥的，他是干啥的？
　　这句话把我给问住了，我到底是干啥的？就像哈姆雷特王子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一样，我现在干还是不干，也是一个问题。我和白胜探讨多次，一致认为，我们现在干的这个行当，跟行骗差不多，再也不能苟且下去了。白胜进而怂恿我说，以他曾为人夫的经验，这事不能悄悄结束，必须跟老板一刀两断，以便那个姑娘今后询问起来，我们更像正派人。第二天，我们找到老板，我说：“老板，我们不干了。”
　　“好。”
　　“我们的意思是，你也别干了，骗人。”
　　“出去。”
　　老板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不容置疑。我们灰溜溜地来到街上，我心中的愤怒早已平复了，可表弟白胜办不到。他主要是反应迟钝，啥事都慢半拍。老板撵我们出来时，他表情还好好的。到了楼下，他气得打抖。来到街上，他身子不打抖了，脸上的肌肉却不停地跳动，像上了发条似的。
　　后来，我带着白胜在步行街转了两天，想告诉那个姑娘，别上当了，排队是假的，我们辞职不干了。但当我们辞职出来，那个姑娘就从步行街消失了。我认为，就此别过，也许，她将从此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众多悬案之一。
　　在步行街找姑娘那两天，我们两次碰到丁晓。白胜告诉他，我们不干了。丁晓在一边煽风点火，鼓励我们另谋高就。可能是为了堵住丁晓的嘴，也可能是想吹牛，白胜信口开河，他说：“我和哥找到事了。”
　　“啥事？”
　　“我们商量好了，到我老家贩鱼。”
　　“车呢？”
　　“我哥搞了台二手农用车。”
　　白勝把牛吹过头了，我哪有钱去搞二手农用车？不过，他勾画出的前景倒是可行的。在白胜老家，养鱼的不少。他们养的鱼是高山淡水鱼，品质好，口感不错。他们的鱼一般贩往县城，很少贩往省城。后来我当上鱼贩子，才回过神来，或许当时白胜并不是顺嘴一说，说不定他傻乎乎的脑子早就想好了。
　　我们家最先知道我和白胜准备当鱼贩子的，是我母亲，她认为这不失为一条正途。第二个知道这条消息的，是我父亲。我父亲和我母亲长期意见相左，这次一拍即合，并迅速从他们的存款里支取了一笔不菲的现金，通过一个卖旧车的远房亲戚，给我搞了一辆二手农用车。到这时，他们根本没想过把鱼拉回来卖给谁，也没想过鱼在路上怎么生活。我母亲说：“你不会在车上给鱼装一点水吗？”
　　“装水有什么用？关键是氧气。”
　　“那我没办法，谁让它那么娇贵。”
　　这些问题没难倒白胜。他给农用车添置了装鱼的橡胶袋，便携式氧气泵，以及我们的睡袋。更重要的是，他解决了销路。当外卖小哥时，白胜没少跑毛线沟农贸批发市场，跟卖鱼的摊贩们很熟。他跑了两趟，摊贩们听说有高山淡水鱼，像老年人听说有土鸡蛋一样，一窝蜂围上来，跟他订了货。
　　自从当上鱼贩子，我才知道贩子生意不好做。为了赶上毛线沟农贸批发市场的早市，我们一般头天晚上到达舅舅家，第二天上午下网，下午出发，中途还得给鱼加一次氧。然后经过一百二十公里山路和一百八十公里高速，等凌晨三点到达毛线沟，我跟二手农用车一样，早就抖散架了。不等喘口气，下午又得出发，晚上赶到舅舅家。
　　终结我们贩子生意的，是一个不相干的人。那时已开春，气温还很低。白天有一些回暖，山野荒芜的土地上，有了早开的黄色野花，像星星在黝黑的土地上闪烁。那次我们拉着一车鱼，快到高速公路时，农用车抖了两下，瘫在了路边。我打开引擎盖，发现发动机皮带断了。我把白胜留下来，让他用线板到附近接上电源，给鱼充氧。我则雇了一辆摩托车，到县城的修理店买皮带。
　　县城离坏车的地方大约二十公里，一个来回我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不知道在这一个小时里，表弟白胜干了啥。在我返程时，接到他的一条微信。他在微信上说，哥，你能不能假装是我雇请的司机？记住了，我是老板，你是司机。
　　摩托车拐过一道山湾，我看见在空旷的田野上，农用车旁站了一个姑娘，白胜的微信就不难理解了。远处看不清姑娘上身穿的什么，但能看清她穿了一条红裤子。在初春萧瑟灰暗的田野上，红裤子像火苗一样引人注目。
　　我来到车前，白胜从车后转出来，面孔因羞赧而隐隐泛红。他不知什么时候换下了他那套陈旧的行头，换上了我的皮夹克和高领白毛衣。那两样东西是我放在驾驶室里的，等到毛线沟交了鱼，好换上衣服回家。现在，衣服在白胜身上，散发出一股野芹菜和皮革鞣过的味道。白胜见我从摩托车上下来，他说：“赶快修车。” 　　“你嫌慢，你来修？”
　　“我来修？我又不是驾驶员。”
　　我修车时，姑娘一直在车边嗑瓜子。她脚下有一袋蘑菇，使她看上去像搭车的路人。白胜站在她旁边，快乐地吞着口水，从车头看过去，他们如同一尊情侣雕塑慢慢融入暮色。
　　等到再上路，白胜拿出少见的殷勤。一会儿给我点烟，一会儿喂水，一口一个哥，对我离开后的事情也供认不讳。穿红裤子的姑娘是白胜到她家搭电时认识的，是个寡妇，在家种蘑菇。车上那袋蘑菇，是他答应帮她带到毛线沟农贸市场去试探行情的。白胜说：“哥，我懂你心情了。”
　　“我啥心情？”
　　“我们当演员时，你见到那个长头发姑娘的心情。”
　　自那以后，白胜有了变化。每次贩鱼回来，他都不忘在坏车的地方让我停一下，自己独自离开公路，穿过菜地和果园，到百米开外的一幢砖房里取回两袋蘑菇。那是白胜替种蘑菇的姑娘贩到省城销售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结账，白胜有没有佣金。我只知道，如果言语不周，白胜会急。本来，我叫她种蘑菇的小寡妇，白胜急了，脸上的肌肉又像上了发条似的打抖。我只好改口，叫她種蘑菇的姑娘，像他妈的讲格林童话一样。
　　春天很快过去了，随着初夏的暖气回升，大地呈现植物的馨香和麦子成熟的味道。大半年时间里，起早贪黑的生活使我和白胜都瘦了一圈，黑得像两条茄子。付出总会有回报，这话很鸡汤，确实没错。我和白胜的收入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各自弄到了大笔钱。
　　当我以为白胜会顺水推舟，借鸡生蛋，跟我继续当鱼贩子时，他却提出不干了。他用的是什么招数我没看太懂。其实，我一直对这个面相憨憨乎乎，却又行动敏捷的表弟看不太懂。他像一贯早就拿定主意，却要做出一副结结巴巴的样子，一脸无辜地对我说：“哥，以后你就一个人贩鱼了。”
　　“为啥？”
　　“我要去贩蘑菇。”
　　白胜不是一个轻易改变主意的家伙，他要帮寡妇贩蘑菇，我就不可能再让他跟我一起贩鱼了。我也不想贩鱼了。太累，一身腥味，地铁里再打挤，我一上去都会显得空荡荡的。人们情愿把自己挤成变形金刚，也没人愿意往我身边靠一靠。
　　等到白胜去乡下种蘑菇和贩蘑菇，我弄了一笔钱，在城郊白胜以前逮竹鸡的地方租了两百亩地，开了一家花木公司。我之所以开花木公司，不是我有什么路子，更不是我有一技之长，纯粹是觉得种树好玩。加上手里正好有台二手农用车，拉土送苗都很方便，就请了几个花工，在郊区开了一家花木公司。
　　开公司初期，我上瘾的其实是逮竹鸡。我看着眼前的山冈，想起跟白胜苟且那年，就忍不住想逮竹鸡。我从网上买来工具，逮了两天，上瘾了。白胜把竹鸡献给了雷薇，我想把竹鸡献给在步行街遇到的姑娘。这个念头像酒鬼思念烈酒，令自己欲罢不能。
　　把我从逮竹鸡的梦魇里解脱出来的，是土。我没写错，是泥土的土。事情是这样，因为我一门心思逮竹鸡，对苗圃不太上心，花工们借机偷懒，成天坐在树阴下斗地主。不到半年，苗圃里的花木渐渐发黄、枯萎、谢叶，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这下母亲急了，苗圃里有她一半股份。我母亲四处托人找关系，拐了十几道弯，找到省林科所的一个专家，花言巧语地把专家请到了苗圃。专家就是专家，一眼就看出了苗木枯萎的原因，他说：“土壤不行。”
　　“为啥土壤不行？其他东西长得好好的。”
　　“这是专业问题。土壤里含的微量元素不同，不同的花木需要不同的微量元素，也就是需要不同的土壤。你不用施肥，我给你搞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换土。”
　　专家着手教我怎么换土。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去什么地方挖土。我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他让我去挖土的地方是个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包工头成天愁眉苦脸，一门心思想把废土送出去。往城外送废土要大笔钱，除了运渣费，还要倒渣费。现在，我免费上门挖土，他们感恩戴德，只差给我送锦旗。
　　如果仅仅是拯救一下自己的苗圃，这点土还不能完全把我从逮竹鸡的瘾里掰回来。关键是，专家为了防止我再去打扰他，便在一张废弃的城区地图上用红笔画了若干个圆圈，分别标注圆圈里的土适宜种什么花，栽什么树。
　　你们猜对了，我再没开花木公司了，专门卖土。我买了辆越野吉普车，在省城的建筑工地上蹿下跳，帮工地出渣土。一个工地的土卖完，我收两份钱。一份是包工头的出渣费，一份是花木公司的买土款。我每天忙得双脚跳，很快对逮竹鸡没兴趣了。
　　在我疯狂卖土的那段时间，很少跟表弟白胜联系，有关他的消息都是从我母亲嘴里知道的。从母亲嘴里，我陆续知道，白胜来省城了，给我们家送来一堆蘑菇;他在毛线沟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雇人在那里卖蘑菇;跟种蘑菇的寡妇结婚了。母亲告诉我这条消息时，显得比较夸张。她一边说，一边给我展示了白胜的喜糖和结婚照。照片上，白胜穿了一套白色西服，打着红领结，像个乡巴佬。
　　我再见到白胜，是他儿子出生那天下午。估计他一得到母子平安的消息，就在妇产医院疯狂地给我打电话。他重三搭四，就一句话，哥，我当爸爸了，要给你吃红鸡蛋。吃红鸡蛋是他老家的习俗，不管谁家生儿子，都得往外送红鸡蛋。
　　我约好黄昏时跟白胜在一家高档茶楼见面。以前，我和白胜只能坐便宜的坝坝茶馆，现在我们也愿意像成功人士那样，坐在茶楼的包间里，喝着淡而无味的雀舌谈谈理想和人生了。
　　白胜跟我一见面，喊了声哥，马不停蹄地给我掏红鸡蛋。他穿了一套棕色西服，西服口袋被鸡蛋撑得鼓鼓囊囊的，使他像一个刚拾了不少野果的农民。看得出来，他身上的西服质地很好，日子一定过得不错。我说：“你肯定不光为了请我吃红鸡蛋，有啥事，说。”
　　“哥，找个姑娘结婚吧。”
　　“你啥意思？”
　　“我知道，你放不下我们在步行街充场时遇见的那个姑娘。我结婚后回来帮你找过丁晓，才知道她不是顾客，是工商局的。当时在步行街办案，说是反不正当竞争。”
　　“丁晓怎么知道？”
　　“是他去工商局举报的。”
　　“他为啥要举报？”
　　“他不是抢劫我判了缓刑吗？想立功，把网红店给举报了。”
　　“这跟我结婚有啥关系？”
　　“我后来找到那个姑娘了。哥，你猜怎样？她早结婚了。”
　　我的脑袋像被误操作的电脑，文件清空了，只剩下一片空白。白胜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他的嘴巴一张一合，机械得像动画片里的大头娃娃。透过他身后的落地玻璃窗，我看见那天的夕阳如同一颗受伤的心脏，流泻的光芒把晚霞染得像血一样殷红，仿佛整个天空都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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