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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其中有一笔尤为惊人，只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六十里，骑马三十里，走路三十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要想掌握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他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整个夏天，毛泽东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早晨，毛泽东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泽东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年份。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二
我们设想，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致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泽东一向所提倡的。这次，毛泽东一路或骑马或步行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泽东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三
接下来，毛泽东走长江与走黄河的心境不同。在黄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得赶快发展经济。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
毛彭关系，可以说是合不来又离不开。历史上许多关系到党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威信的大仗、硬仗，都是彭德怀帮毛泽东来打。最关键的有三次，红军长征出发过湘江、解放战争时的转战陕北和新中国成立时的朝鲜战争。尤其是出兵朝鲜，中央议而不决，彭德怀从西北赶回，投了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而在林彪不愿挂帅出征的情况下，彭德怀又挺身而出，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但是自从进城之后，毛彭之间渐渐生分。战争时期，大家都称毛泽东为“老毛”，进了北京，渐渐改称“主席”。有一天彭突然发现中南海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这最后一位称“老毛”的角色由彭来扮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之深和彭性格的纯真率直。但1959年在庐山上，两个战友终于翻脸。其时毛泽东正醉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雄心勃勃，自以为找到了迈向共产主义的好办法。彭德怀却发现农村公共食堂里农民吃不饱，老百姓在饿肚子，“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后来黄克诚说：“这件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但是，直到下山时毛泽东还说，我要写一篇大文章《人民公社万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成就，并已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他准备材料。但还不到年底，农村就败象渐露，这篇文章也就胎死腹中。1965年9月，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便派他到三线来工作。现在毛泽东经过三年来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间，所见所闻，许多争论已为历史所印证。他也许会说一声：“老彭，看来是你对了！”
行至四川境内，毛泽东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委投毛泽东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觉怅然若失。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致造成许多失误。
四
两河之行结束，大约是1969年的9月，正是国庆20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回顾整理一下四年来两河调查的思绪，便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召集到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今后一段时间要重点抓一下经济建设，暂不搞什么政治运动（这比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早9年）；二是，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戒假话、空话，加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全党思想大提高）；三是，总结教训，对前几年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这比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12年）。三个决议通过，局面一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彭德怀等一批老干部的损失，也没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点，还可能通过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干部退休的决议（这比1982年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早13年）。因为到这年年底毛泽东就满76岁，两河之行，4年岁月，一万里路云和月，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他一定感到身体和精力大不比当年长征之时，毕竟年龄不饶人。而沿途，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发现无数基层干部，有经验，有知识，朝气向上，正堪大任。要放手起用新人。这几个决议通过，全党欢呼，全民振奋。国家、民族又出现新的机遇。真如这样，历史何幸，国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
（摘自《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
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其中有一笔尤为惊人，只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六十里，骑马三十里，走路三十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要想掌握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他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整个夏天，毛泽东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早晨，毛泽东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泽东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避免。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年份。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已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二
我们设想，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时间研究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致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泽东一向所提倡的。这次，毛泽东一路或骑马或步行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泽东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三
接下来，毛泽东走长江与走黄河的心境不同。在黄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得赶快发展经济。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
毛彭关系，可以说是合不来又离不开。历史上许多关系到党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威信的大仗、硬仗，都是彭德怀帮毛泽东来打。最关键的有三次，红军长征出发过湘江、解放战争时的转战陕北和新中国成立时的朝鲜战争。尤其是出兵朝鲜，中央议而不决，彭德怀从西北赶回，投了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而在林彪不愿挂帅出征的情况下，彭德怀又挺身而出，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但是自从进城之后，毛彭之间渐渐生分。战争时期，大家都称毛泽东为“老毛”，进了北京，渐渐改称“主席”。有一天彭突然发现中南海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这最后一位称“老毛”的角色由彭来扮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之深和彭性格的纯真率直。但1959年在庐山上，两个战友终于翻脸。其时毛泽东正醉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雄心勃勃，自以为找到了迈向共产主义的好办法。彭德怀却发现农村公共食堂里农民吃不饱，老百姓在饿肚子，“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后来黄克诚说：“这件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但是，直到下山时毛泽东还说，我要写一篇大文章《人民公社万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成就，并已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他准备材料。但还不到年底，农村就败象渐露，这篇文章也就胎死腹中。1965年9月，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便派他到三线来工作。现在毛泽东经过三年来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间，所见所闻，许多争论已为历史所印证。他也许会说一声：“老彭，看来是你对了！”
行至四川境内，毛泽东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委投毛泽东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觉怅然若失。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致造成许多失误。
四
两河之行结束，大约是1969年的9月，正是国庆20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回顾整理一下四年来两河调查的思绪，便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召集到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今后一段时间要重点抓一下经济建设，暂不搞什么政治运动（这比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早9年）；二是，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戒假话、空话，加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全党思想大提高）；三是，总结教训，对前几年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这比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12年）。三个决议通过，局面一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彭德怀等一批老干部的损失，也没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点，还可能通过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干部退休的决议（这比1982年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早13年）。因为到这年年底毛泽东就满76岁，两河之行，4年岁月，一万里路云和月，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他一定感到身体和精力大不比当年长征之时，毕竟年龄不饶人。而沿途，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发现无数基层干部，有经验，有知识，朝气向上，正堪大任。要放手起用新人。这几个决议通过，全党欢呼，全民振奋。国家、民族又出现新的机遇。真如这样，历史何幸，国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
（摘自《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