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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作品《等待》在英美文学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国内文学界对《等待》的研究目前仍然欠缺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本文根据艾布拉姆斯、布鲁克斯和沃伦等人的理论,尝试对《等待》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梳理,讨论并揭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本文认为,《等待》的现实主义品格代表着小说古典路线的回归,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客观超然的叙事态度。
关键词: 哈金 《等待》 现实主义品格
美国当代华裔作家哈金创作的长篇小说《等待》刚一问世就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分别摘取了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国家图书奖”是全美最重要的图书奖项之一,在哈金之前只有汤亭亭凭借《中国佬》成为唯一获得此奖的亚裔作家,而哈金独特的族裔身份,即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双重生活经历也使他迅速走进了中国读者和学者的视野。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文学界对《等待》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介绍作家经历、挖掘主题思想等维度,从整体上看仍然欠缺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本文尝试对《等待》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以期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等待》这部小说的内容和结构并不复杂,但与那些经典华裔作品相比它又有着自身鲜明的品格。从内容上看小说完全摆脱了以往华裔作品中读者耳熟能详的异国情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英语语境的世界。作者选择了中国本土作为叙事背景,以三位中国普通百姓的情感纠葛为主线,讲述的是完全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等待》在西方文学界好评如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价:“《等待》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展示了一个我们必须了解的世界。”此外,根据“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评审团的评语,哈金被认为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它在中国本土的境遇却一波三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有评论者认为《等待》不失为一部佳作,从思想内容到写作技巧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亦有人认为小说其实不足为奇,它不过是一种西方语境下的东方呈现,通过卖弄一些异国情调的看点和噱头来取悦西方读者而已。国内一位学者这样评价道:“哈金获得此奖的代价却太大了:为了这个奖他被迫不认东北的爹娘,不得不骂自己的同胞,充当了美国传媒丑化中国的工具。”[1]“就是因为有哈金这样为了获奖而不惜玷污同胞的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二十世纪初期形成的那种中国人懦弱、愚昧、脏懒、抽大烟、裹小脚、辫子由人揪都不敢还手的印象,久久得不到改变。”[2]事实究竟怎样呢?细读文本后不难发现,《等待》所铺设的东方视角固然存在,然而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与人文内涵却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最重要一环。本文拟从《等待》的人物塑造和叙事态度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以揭示作品中揭示人生真谛的现实主义品格。
一、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
毫不夸张地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和灵魂。一部小说若要感人至深,就一定要成功刻画出那些有着典型意义、真实丰满、有血有肉的人物,让每个读者都能在书中发现自己若隐若现的身影,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理性思考。恩格斯就明确主张现实主义文学不但要考虑细节是否真实,而且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布鲁克斯和沃伦(C.Brooks and R.P.Warren)认为小说的人物塑造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物性格的展现必须做到前后一致、首尾连贯。人物必须真实可信,其思想行为须符合逻辑、合情合理”[3]。著名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也明确提出:“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在于作家描绘了具备复杂性格和动机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隶属某个社会阶层,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与其他人物形成互动,并且有着合情合理的日常经验。现实主义小说正是采用这种虚构的艺术尝试达到‘现实’的效果。”[4]《等待》之所以打动了那么多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它刻画了一系列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没有用那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和后现代技巧弄得读者不知所云,而是采用了传统的手法刻画人物性格。小说以孔林的婚姻和情感波折为主线,在此线索上按时间和事件自然发展的顺序串联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而人物性格则随着叙事的深入和细腻逼真的细节描写逐渐变得鲜活丰满起来。
小说的男主人公孔林是中国东北一个部队医院的医生,尽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动乱时期,然而革命的狂风骤雨却没有过多地渗透到他的私人世界。他的经历简单平淡,甚至显得有些单调乏味。孔林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他对自己的发妻淑玉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可言,再加上长期两地分居,夫妻间缺乏感情沟通,这段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在单位与年轻女护士吴曼娜逐渐萌生了感情,促使他下决心结束自己不幸福的婚姻。然而在中国当时的社会道德环境下,离婚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有着体制上的强力约束,部队医院规定夫妻分居必须满18年以上方可批准离婚。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孔林本人,他对吴曼娜的感情是真诚的,但他并不是见异思迁的负心汉,而是一个有着深沉道德意识和责任感的男人,对淑玉发自内心的愧疚使他自愿承担起了18年的艰辛等待。然而等到他和吴曼娜“有情人终成眷属”时,却发现漫长的等待早已耗尽了他们的青春和激情,婚后现实琐碎的家庭生活更是把他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不懈的追求到头来竟是一场虚空。孔林也在痛苦疑虑中深深地质问自己:“你真是个傻瓜,等待了整整十八年,却不知道为何等待!十八年啊!你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白白地荒废了,一去不复返,最终到手的却是这段糟糕透顶的婚姻。你真是愚蠢到了极点。”[5]纵观整部小说,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孔林这个人物形象远非完美,却很有典型性和现实意义,《等待》正是通过描写他的婚姻和情感历程准确生动地投射出了中国人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现实生活。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期除了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幼稚狂热的造反派和既得利益者之外,像孔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人物在中国仍然为数不少。他们严守道德良知的底线,没有趁着天下大乱的“良机”去兴风作浪,却懂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他们虽然享受着一定的国家待遇,衣食无忧,但却生活得憋闷压抑,缺少成就和幸福感,心存美好善良的意愿却无力改变现实。哈金本人对孔林的评价无疑是精当而深刻的:“他是好人,但他的善良给别人带来困难和灾难,同时他软弱。他生活的环境让他的心理变得不是那么健康,心灵少个层次,总是不能也不懂爱一个人,感情中有个死角。”[6]孔林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凝聚了中国人的某些性格,它既饱含着特定的时代意蕴,又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很多人不正是像孔林那样吗?他们老实本分,恪守传统,却也痛苦迷茫,彷徨犹豫;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但往往缺乏行动的勇气,只能在生活的航道里听任命运的摆布,随波逐流……
对于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淑玉和吴曼娜作一番对比是颇有意味的:这两个女人的生活背景和价值观是那样的泾渭分明,正是孔林的存在使得她们的人生道路交错在一起,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契合。作者对淑玉着墨不多,仅有一些她的对话和动作描写,却将这个农村媳妇的形象刻画得格外传神。淑玉是中国农村女性的典型,身上汇集了几乎所有的传统伦理道德。她贤惠纯良,勤俭持家,孝顺公婆,任劳任怨,知足长乐,对长辈和丈夫言听计从。孔林并不爱她,却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她是个心地多么纯洁的女人啊!”[7]她的身上不乏“三从四德”式的封建残余,但她却有着一种坚韧、宽容而博大的胸怀。在激荡多变的人生之流中她就像一块缺乏自我意识的海绵,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能以一份平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默默地承受生活赋予的一切。尽管最后与孔林解除了婚姻关系,她仍然将自己视为他的亲人,并在孔林坠入绝望痛苦的深渊时给予他宝贵的亲情和慰藉。吴曼娜则是城市年轻女性的代表,她受过中等教育,知书达理,是具备独立经济能力、敢于追求自由爱情的新女性。如果说淑玉象征着保守与传统,吴曼娜的性格中则体现着某种自由与变革的现代精神。她为了爱情可以忍气吞声,乃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名誉。尽管她也有过机会主义的犹疑和动摇,但其大胆忘我的悲怆决绝仍然让每个读者为之动容。她本应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可她对爱情的倔强追求却使她陷入了将近二十年的苦难之旅。她终于得到了孔林,却燃尽了生命,婚前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蚕食着她的人生,婚后油盐酱醋、哺育幼儿的琐碎生活更是将她折磨得油尽灯枯、心力交瘁,最后等到的是身患重疾、不久于人世的结局。与淑玉相比,吴曼娜的一生投射出某种可贵的自我意识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然而让读者感触更深的却是她那充满个人色彩却不为社会所容,最终招致自我抗争和毁灭的悲剧性格与命运。
哈金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来源于自身的生活积累。他赴美之前曾长期居住在中国东北,其间当过兵,下过农村,对当地的军队和农村生活非常熟悉。这些生活经历使哈金获得了丰富的直观感受,在人物和环境塑造上得心应手,其创作的人物形象大部分都很真实丰满、栩栩如生。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普通的小人物,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过着平凡而辛酸的生活,然而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却间接含蓄地隐射出中国在文革期间及改革开放前后的民族与社会变迁。孔林、淑玉、吴曼娜这些人物都是一个个典型,代表着在某个特定环境中生存着的特定人群,同时又体现出超越具体时空情境的普遍意义。从这个角度说,《等待》忠实地表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很多读者在读完这部小说后都能感受到一种亲切熟悉的氛围,正是因为在那些典型性格中凝聚了人类身上某种普遍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就真实存在着千千万万个孔林、吴曼娜、淑玉……
二、平静、超然、客观的叙事态度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对实际生活的摹写应当客观具体,应当从作品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立场,一切应当让位于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有意地说出来。诚如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中所指出的:“一个作家总是期望把写作技巧融入自身的整体风格,并将其和小说的其它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杰出的作家总是很少刻意显露出他们的个人技巧或是处理问题的特有方式,不管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谋篇布局上。”[8]哈金则认为:“好的作家应当客观地观察和讲述故事,尽量揭示出生活的微妙和复杂性。讲述者不应当过于显露自己的痕迹。”[9]这种客观写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是哈金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对小说的叙事手法、细节处理等技术问题抱着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长期以来刻苦研习法俄经典现实主义大师的创作手法,所有这些都在《等待》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等待》通篇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整部小说的结构简洁清晰。小说的开端安排在孔林漫长离婚之旅的最后一年,并交代了书中的主要人物和基本背景,接着就按时间顺序逐步展开叙述,一直到小说的结尾。书中也采用了一些现代的叙事手法,比如小说开放式的结尾,但总体上仍遵守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经典现实主义情节布局。从小说的语言上看,哈金的英语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行文干净素朴,简洁流畅,极富客观真实的视觉效果。作者自始至终不露声色,其叙事语言却润物细无声,透着淡淡而恬静的苦涩,读者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作者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身临其境。以书中的人物描写为例,作者不依赖直接的议论来表现人物性格,而是通过客观精确的语言、表情和动作描写,通过书中人物眼睛所实际见到的情境来展现人物的情绪和个性。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他的妻子抱着一个枕头走进了他的房间。当时他已经躺在了床上,看到淑玉走进来时吃了一惊,她的脸埋得很低,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在床沿坐下,叹了口气,怯怯地问道:“今天晚上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我不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她说,“小华出世后你就再没让我和你同床。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替你再生个儿子。小华马上也够大的了,她可以帮我。你不想要个儿子吗?”……“你就不考虑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吗?到时候我们不能动也干不了活,我们会需要一个儿子做帮手。你一直都在外面,这个家得有男人才行。”……“女孩子总归靠不上的,结了婚就是别人的人了。”……她站起身走了出去,肩膀垂得更低了。[10]
这里节选的是孔林回鹅庄探亲的当天晚上,淑玉走进他的卧室,提出想再生一个儿子时小说对其动作和对话的描绘。不难看出这段细节描写极富写实色彩,充满生活气息,显得十分的自然贴切,非常符合淑玉这个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寥寥简洁的几笔就使一个纯朴贤慧的农村妻子形象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等待》的心理描写也同样体现了客观写实的特征。如小说在接近结尾处写到孔林在与吴曼娜因家务发生口角后,坐在小山上独自反思的场景时是这样描绘孔林的心理活动的:
他刚冷静下来,脑海里有个声音突然问道:“你真的恨她吗?”
他沉默着。
那个声音继续问道:“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为什么你要和她结婚呢?”
“因为我爱她。”
“你和她结婚是因为爱她?你真的爱她吗?”
他想了一会儿,稍有迟疑地回答:“我想是的。”我们难道不是互相等待了十八年吗?这么长的时间难道还不能证明我们之间的爱情吗?
“不,时间不能证明什么。事实上你并不爱她。你只是曾经迷恋过她而已,可你对她的迷恋从来就没有变为真正的爱。”
……
“我来告诉你事实的真相吧,”那个声音说,“这些年来你一直浑浑噩噩,像个梦游者。驱使你行动的是周围的大众舆论、是外界的压力,是你的幻觉、是那些已经溶化在你血液中的官方规定。你被自己的挫折感和惰性所误导,以为凡是你得不到的就是你心里向往的,就是你命中注定要去追求的。”[11]
作者在这里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分解为两个不同声音之间的交流争辩,人物的心理矛盾冲突便以这种对话的方式直抒胸臆地展现出来。整段描写既形象直白,富有立体感,又充满了情感和思想上的张力,给读者以极强的心灵震撼与反思,堪称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
不止是细节和心理描写,小说在故事情节的整体建构上也显得自然合理。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之间步调整齐、环环相扣,这里体现了哈金出色的控制叙事的技巧。他在精心安排小说的每一处情节乃至微小细节的同时仍然牢牢控制住小说的整体走向,让小说的冲突和悬念严格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和生活本色。《等待》读起来自然流畅,叙事者的自我和主观声音被降至最低,没有华美机巧的语言、奇诡莫测的戏剧冲突,一切都让位于真实平凡的人生,一切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甚至显得非那样不可。这种遵照生活本身规律写作的态度使作者隐没了自我,达到了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高度。
三、结语
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复杂坎坷的发展过程,特别是美国政府自19世纪晚期长期推行排华法案,直接导致了华裔文学中所谓的双重传统(Twin Traditions)。“华裔族群内部的两级分化导致了两种泾渭分明的文学传统:一种是较为‘上层’的文化传统,一种是‘下层’的工人阶级传统”。[12]然而客观地说,从写作题材上看这两种华裔文学传统都存在较大的局限。为了个人的生存发展,华裔作家们不得不在作品中加入种种族裔特色和异国情调式的东方色彩,以谋求美国文化界的好奇心和认同感,但效果却令人深思。他们在打入主流文学市场的同时,自身却没能避免沦为种族学、跨文化交际学和人类学教材的命运,或是干脆沦为东方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由于主流读者群持有的种族意识和文化优越感,美国华裔作家经常感到他们不得不作为某种‘本地信息提供者’(a native informant)而存在。公众从来就没有真正搞懂什么是华裔文化,并且总是将其等同于一系列定型化的刻板形象”。[13]事实上,以上现象并不仅限于华裔作家,而是西方所有少数族裔作家都难以规避的结局,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供自由选择的空间。但是时代在变化,华裔文学也必须探索新的发展之路,美国著名学者黄秀铃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华裔美国人的文学史中,像林语堂及黄玉雪这些曾一度风行,而目前被忽视的文化诠释者,其命运正说明了为‘主流’读者所设计的东方文化媒介需要持续的重新包装,以配合不同时代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转变上的需求。”[14]然而华裔作家该如何包装自己,在文化杂糅与夹缝中开拓出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却不是一个能够轻松回答的问题。是继续跟在“主流”的后面亦步亦趋?还是利用合适的写作策略和题材,去主动出击、挑战、引导乃至修正读者的阅读期待和趣味?哈金自信地认为:“语言不是问题,眼界才是关键。”而其他作家也都将作出各自的选择。过去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崭新而无穷的未来。不管怎样,《等待》独辟蹊径,成功地超越了海外华人狭窄的族裔和政治圈子,以朴素扎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去书写平凡的社会生活和普遍人性,所有这些,一定可以为华裔文学的进一步繁荣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
参考文献:
[1][2]刘意青.拿诚实作交易——评哈金和他的小说《等待》.http://edu.sina.com.cn/critique/2000-06-21/4828.shtml.
[3][8]Cleanth Brooks and R. P. Warren,Understanding F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111,295.
[4]M. H. 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Thomson Learning,2004:192.
[5][7][10][11]Ha Jin.Waiting.New York:Vintage,2000:295,96,296,98,95,293-295.
[6]摘自《书城》杂志对哈金的专访.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21761/.
[9]Dave Weich.http://www.powells.com/authors/jin.html/2002-10-04.http://cactuslyx.blogspot.com/2005/10/han-jins-interview.html/2005-10-20.
[12]D. L. Madsen.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Authenticity and the Twin Traditions of Life Writing.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2006,Vol. 36,Issue 3:258.
[13]Xiao-huang Yin,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257.
[14][美]黄秀铃.“糖姐”:试论谭恩美现象.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三辑).虞建华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153.
关键词: 哈金 《等待》 现实主义品格
美国当代华裔作家哈金创作的长篇小说《等待》刚一问世就在文学界引起了轰动,分别摘取了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国家图书奖”是全美最重要的图书奖项之一,在哈金之前只有汤亭亭凭借《中国佬》成为唯一获得此奖的亚裔作家,而哈金独特的族裔身份,即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双重生活经历也使他迅速走进了中国读者和学者的视野。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文学界对《等待》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介绍作家经历、挖掘主题思想等维度,从整体上看仍然欠缺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本文尝试对《等待》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以期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等待》这部小说的内容和结构并不复杂,但与那些经典华裔作品相比它又有着自身鲜明的品格。从内容上看小说完全摆脱了以往华裔作品中读者耳熟能详的异国情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英语语境的世界。作者选择了中国本土作为叙事背景,以三位中国普通百姓的情感纠葛为主线,讲述的是完全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等待》在西方文学界好评如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价:“《等待》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展示了一个我们必须了解的世界。”此外,根据“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评审团的评语,哈金被认为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它在中国本土的境遇却一波三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有评论者认为《等待》不失为一部佳作,从思想内容到写作技巧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亦有人认为小说其实不足为奇,它不过是一种西方语境下的东方呈现,通过卖弄一些异国情调的看点和噱头来取悦西方读者而已。国内一位学者这样评价道:“哈金获得此奖的代价却太大了:为了这个奖他被迫不认东北的爹娘,不得不骂自己的同胞,充当了美国传媒丑化中国的工具。”[1]“就是因为有哈金这样为了获奖而不惜玷污同胞的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二十世纪初期形成的那种中国人懦弱、愚昧、脏懒、抽大烟、裹小脚、辫子由人揪都不敢还手的印象,久久得不到改变。”[2]事实究竟怎样呢?细读文本后不难发现,《等待》所铺设的东方视角固然存在,然而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与人文内涵却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最重要一环。本文拟从《等待》的人物塑造和叙事态度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以揭示作品中揭示人生真谛的现实主义品格。
一、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
毫不夸张地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和灵魂。一部小说若要感人至深,就一定要成功刻画出那些有着典型意义、真实丰满、有血有肉的人物,让每个读者都能在书中发现自己若隐若现的身影,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理性思考。恩格斯就明确主张现实主义文学不但要考虑细节是否真实,而且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布鲁克斯和沃伦(C.Brooks and R.P.Warren)认为小说的人物塑造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物性格的展现必须做到前后一致、首尾连贯。人物必须真实可信,其思想行为须符合逻辑、合情合理”[3]。著名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也明确提出:“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在于作家描绘了具备复杂性格和动机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隶属某个社会阶层,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与其他人物形成互动,并且有着合情合理的日常经验。现实主义小说正是采用这种虚构的艺术尝试达到‘现实’的效果。”[4]《等待》之所以打动了那么多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它刻画了一系列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没有用那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和后现代技巧弄得读者不知所云,而是采用了传统的手法刻画人物性格。小说以孔林的婚姻和情感波折为主线,在此线索上按时间和事件自然发展的顺序串联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而人物性格则随着叙事的深入和细腻逼真的细节描写逐渐变得鲜活丰满起来。
小说的男主人公孔林是中国东北一个部队医院的医生,尽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动乱时期,然而革命的狂风骤雨却没有过多地渗透到他的私人世界。他的经历简单平淡,甚至显得有些单调乏味。孔林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他对自己的发妻淑玉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可言,再加上长期两地分居,夫妻间缺乏感情沟通,这段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在单位与年轻女护士吴曼娜逐渐萌生了感情,促使他下决心结束自己不幸福的婚姻。然而在中国当时的社会道德环境下,离婚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有着体制上的强力约束,部队医院规定夫妻分居必须满18年以上方可批准离婚。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孔林本人,他对吴曼娜的感情是真诚的,但他并不是见异思迁的负心汉,而是一个有着深沉道德意识和责任感的男人,对淑玉发自内心的愧疚使他自愿承担起了18年的艰辛等待。然而等到他和吴曼娜“有情人终成眷属”时,却发现漫长的等待早已耗尽了他们的青春和激情,婚后现实琐碎的家庭生活更是把他们折腾得筋疲力尽,不懈的追求到头来竟是一场虚空。孔林也在痛苦疑虑中深深地质问自己:“你真是个傻瓜,等待了整整十八年,却不知道为何等待!十八年啊!你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白白地荒废了,一去不复返,最终到手的却是这段糟糕透顶的婚姻。你真是愚蠢到了极点。”[5]纵观整部小说,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孔林这个人物形象远非完美,却很有典型性和现实意义,《等待》正是通过描写他的婚姻和情感历程准确生动地投射出了中国人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现实生活。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期除了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幼稚狂热的造反派和既得利益者之外,像孔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人物在中国仍然为数不少。他们严守道德良知的底线,没有趁着天下大乱的“良机”去兴风作浪,却懂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他们虽然享受着一定的国家待遇,衣食无忧,但却生活得憋闷压抑,缺少成就和幸福感,心存美好善良的意愿却无力改变现实。哈金本人对孔林的评价无疑是精当而深刻的:“他是好人,但他的善良给别人带来困难和灾难,同时他软弱。他生活的环境让他的心理变得不是那么健康,心灵少个层次,总是不能也不懂爱一个人,感情中有个死角。”[6]孔林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凝聚了中国人的某些性格,它既饱含着特定的时代意蕴,又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很多人不正是像孔林那样吗?他们老实本分,恪守传统,却也痛苦迷茫,彷徨犹豫;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但往往缺乏行动的勇气,只能在生活的航道里听任命运的摆布,随波逐流……
对于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淑玉和吴曼娜作一番对比是颇有意味的:这两个女人的生活背景和价值观是那样的泾渭分明,正是孔林的存在使得她们的人生道路交错在一起,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契合。作者对淑玉着墨不多,仅有一些她的对话和动作描写,却将这个农村媳妇的形象刻画得格外传神。淑玉是中国农村女性的典型,身上汇集了几乎所有的传统伦理道德。她贤惠纯良,勤俭持家,孝顺公婆,任劳任怨,知足长乐,对长辈和丈夫言听计从。孔林并不爱她,却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她是个心地多么纯洁的女人啊!”[7]她的身上不乏“三从四德”式的封建残余,但她却有着一种坚韧、宽容而博大的胸怀。在激荡多变的人生之流中她就像一块缺乏自我意识的海绵,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能以一份平淡的心境泰然处之,默默地承受生活赋予的一切。尽管最后与孔林解除了婚姻关系,她仍然将自己视为他的亲人,并在孔林坠入绝望痛苦的深渊时给予他宝贵的亲情和慰藉。吴曼娜则是城市年轻女性的代表,她受过中等教育,知书达理,是具备独立经济能力、敢于追求自由爱情的新女性。如果说淑玉象征着保守与传统,吴曼娜的性格中则体现着某种自由与变革的现代精神。她为了爱情可以忍气吞声,乃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名誉。尽管她也有过机会主义的犹疑和动摇,但其大胆忘我的悲怆决绝仍然让每个读者为之动容。她本应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可她对爱情的倔强追求却使她陷入了将近二十年的苦难之旅。她终于得到了孔林,却燃尽了生命,婚前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蚕食着她的人生,婚后油盐酱醋、哺育幼儿的琐碎生活更是将她折磨得油尽灯枯、心力交瘁,最后等到的是身患重疾、不久于人世的结局。与淑玉相比,吴曼娜的一生投射出某种可贵的自我意识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然而让读者感触更深的却是她那充满个人色彩却不为社会所容,最终招致自我抗争和毁灭的悲剧性格与命运。
哈金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来源于自身的生活积累。他赴美之前曾长期居住在中国东北,其间当过兵,下过农村,对当地的军队和农村生活非常熟悉。这些生活经历使哈金获得了丰富的直观感受,在人物和环境塑造上得心应手,其创作的人物形象大部分都很真实丰满、栩栩如生。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普通的小人物,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过着平凡而辛酸的生活,然而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却间接含蓄地隐射出中国在文革期间及改革开放前后的民族与社会变迁。孔林、淑玉、吴曼娜这些人物都是一个个典型,代表着在某个特定环境中生存着的特定人群,同时又体现出超越具体时空情境的普遍意义。从这个角度说,《等待》忠实地表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很多读者在读完这部小说后都能感受到一种亲切熟悉的氛围,正是因为在那些典型性格中凝聚了人类身上某种普遍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就真实存在着千千万万个孔林、吴曼娜、淑玉……
二、平静、超然、客观的叙事态度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对实际生活的摹写应当客观具体,应当从作品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立场,一切应当让位于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有意地说出来。诚如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中所指出的:“一个作家总是期望把写作技巧融入自身的整体风格,并将其和小说的其它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杰出的作家总是很少刻意显露出他们的个人技巧或是处理问题的特有方式,不管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谋篇布局上。”[8]哈金则认为:“好的作家应当客观地观察和讲述故事,尽量揭示出生活的微妙和复杂性。讲述者不应当过于显露自己的痕迹。”[9]这种客观写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是哈金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对小说的叙事手法、细节处理等技术问题抱着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长期以来刻苦研习法俄经典现实主义大师的创作手法,所有这些都在《等待》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等待》通篇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整部小说的结构简洁清晰。小说的开端安排在孔林漫长离婚之旅的最后一年,并交代了书中的主要人物和基本背景,接着就按时间顺序逐步展开叙述,一直到小说的结尾。书中也采用了一些现代的叙事手法,比如小说开放式的结尾,但总体上仍遵守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经典现实主义情节布局。从小说的语言上看,哈金的英语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行文干净素朴,简洁流畅,极富客观真实的视觉效果。作者自始至终不露声色,其叙事语言却润物细无声,透着淡淡而恬静的苦涩,读者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作者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身临其境。以书中的人物描写为例,作者不依赖直接的议论来表现人物性格,而是通过客观精确的语言、表情和动作描写,通过书中人物眼睛所实际见到的情境来展现人物的情绪和个性。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他的妻子抱着一个枕头走进了他的房间。当时他已经躺在了床上,看到淑玉走进来时吃了一惊,她的脸埋得很低,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在床沿坐下,叹了口气,怯怯地问道:“今天晚上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我不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她说,“小华出世后你就再没让我和你同床。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替你再生个儿子。小华马上也够大的了,她可以帮我。你不想要个儿子吗?”……“你就不考虑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吗?到时候我们不能动也干不了活,我们会需要一个儿子做帮手。你一直都在外面,这个家得有男人才行。”……“女孩子总归靠不上的,结了婚就是别人的人了。”……她站起身走了出去,肩膀垂得更低了。[10]
这里节选的是孔林回鹅庄探亲的当天晚上,淑玉走进他的卧室,提出想再生一个儿子时小说对其动作和对话的描绘。不难看出这段细节描写极富写实色彩,充满生活气息,显得十分的自然贴切,非常符合淑玉这个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寥寥简洁的几笔就使一个纯朴贤慧的农村妻子形象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等待》的心理描写也同样体现了客观写实的特征。如小说在接近结尾处写到孔林在与吴曼娜因家务发生口角后,坐在小山上独自反思的场景时是这样描绘孔林的心理活动的:
他刚冷静下来,脑海里有个声音突然问道:“你真的恨她吗?”
他沉默着。
那个声音继续问道:“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为什么你要和她结婚呢?”
“因为我爱她。”
“你和她结婚是因为爱她?你真的爱她吗?”
他想了一会儿,稍有迟疑地回答:“我想是的。”我们难道不是互相等待了十八年吗?这么长的时间难道还不能证明我们之间的爱情吗?
“不,时间不能证明什么。事实上你并不爱她。你只是曾经迷恋过她而已,可你对她的迷恋从来就没有变为真正的爱。”
……
“我来告诉你事实的真相吧,”那个声音说,“这些年来你一直浑浑噩噩,像个梦游者。驱使你行动的是周围的大众舆论、是外界的压力,是你的幻觉、是那些已经溶化在你血液中的官方规定。你被自己的挫折感和惰性所误导,以为凡是你得不到的就是你心里向往的,就是你命中注定要去追求的。”[11]
作者在这里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分解为两个不同声音之间的交流争辩,人物的心理矛盾冲突便以这种对话的方式直抒胸臆地展现出来。整段描写既形象直白,富有立体感,又充满了情感和思想上的张力,给读者以极强的心灵震撼与反思,堪称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
不止是细节和心理描写,小说在故事情节的整体建构上也显得自然合理。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之间步调整齐、环环相扣,这里体现了哈金出色的控制叙事的技巧。他在精心安排小说的每一处情节乃至微小细节的同时仍然牢牢控制住小说的整体走向,让小说的冲突和悬念严格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和生活本色。《等待》读起来自然流畅,叙事者的自我和主观声音被降至最低,没有华美机巧的语言、奇诡莫测的戏剧冲突,一切都让位于真实平凡的人生,一切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甚至显得非那样不可。这种遵照生活本身规律写作的态度使作者隐没了自我,达到了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高度。
三、结语
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复杂坎坷的发展过程,特别是美国政府自19世纪晚期长期推行排华法案,直接导致了华裔文学中所谓的双重传统(Twin Traditions)。“华裔族群内部的两级分化导致了两种泾渭分明的文学传统:一种是较为‘上层’的文化传统,一种是‘下层’的工人阶级传统”。[12]然而客观地说,从写作题材上看这两种华裔文学传统都存在较大的局限。为了个人的生存发展,华裔作家们不得不在作品中加入种种族裔特色和异国情调式的东方色彩,以谋求美国文化界的好奇心和认同感,但效果却令人深思。他们在打入主流文学市场的同时,自身却没能避免沦为种族学、跨文化交际学和人类学教材的命运,或是干脆沦为东方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由于主流读者群持有的种族意识和文化优越感,美国华裔作家经常感到他们不得不作为某种‘本地信息提供者’(a native informant)而存在。公众从来就没有真正搞懂什么是华裔文化,并且总是将其等同于一系列定型化的刻板形象”。[13]事实上,以上现象并不仅限于华裔作家,而是西方所有少数族裔作家都难以规避的结局,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供自由选择的空间。但是时代在变化,华裔文学也必须探索新的发展之路,美国著名学者黄秀铃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华裔美国人的文学史中,像林语堂及黄玉雪这些曾一度风行,而目前被忽视的文化诠释者,其命运正说明了为‘主流’读者所设计的东方文化媒介需要持续的重新包装,以配合不同时代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转变上的需求。”[14]然而华裔作家该如何包装自己,在文化杂糅与夹缝中开拓出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却不是一个能够轻松回答的问题。是继续跟在“主流”的后面亦步亦趋?还是利用合适的写作策略和题材,去主动出击、挑战、引导乃至修正读者的阅读期待和趣味?哈金自信地认为:“语言不是问题,眼界才是关键。”而其他作家也都将作出各自的选择。过去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崭新而无穷的未来。不管怎样,《等待》独辟蹊径,成功地超越了海外华人狭窄的族裔和政治圈子,以朴素扎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去书写平凡的社会生活和普遍人性,所有这些,一定可以为华裔文学的进一步繁荣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迪。
参考文献:
[1][2]刘意青.拿诚实作交易——评哈金和他的小说《等待》.http://edu.sina.com.cn/critique/2000-06-21/4828.shtml.
[3][8]Cleanth Brooks and R. P. Warren,Understanding F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111,295.
[4]M. H. 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Thomson Learning,2004:192.
[5][7][10][11]Ha Jin.Waiting.New York:Vintage,2000:295,96,296,98,95,293-295.
[6]摘自《书城》杂志对哈金的专访.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21761/.
[9]Dave Weich.http://www.powells.com/authors/jin.html/2002-10-04.http://cactuslyx.blogspot.com/2005/10/han-jins-interview.html/2005-10-20.
[12]D. L. Madsen.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Authenticity and the Twin Traditions of Life Writing.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2006,Vol. 36,Issue 3:258.
[13]Xiao-huang Yin,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257.
[14][美]黄秀铃.“糖姐”:试论谭恩美现象.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三辑).虞建华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