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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汗牛充栋。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这部新全球史（第五版）新在何处呢？答案很简单，这是一部相对比较全球视角的历史。
以全球视角讲述人类的历史，似乎应该是全球史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即使在一个全球化经年的时代，做一个客观的、不过多受自身所处文化和经验所缚的讲述者，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们都习惯于以自己的视角来检视他乡的文明，因为面对纷纭复杂的史实，我们必须框之以一个相对确定的认知体系，才能赋予这大量的“信息”以经纬坐标，进而构建我们的知识图谱，并寻求给历史的演进规律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除非我们甘于成为一个看不清来路也辨不明前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这认知体系的构建无可避免地会局限于“我者”的经验范畴，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囿于时空的限制，关于“他者”的知识很难全面搜集，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没有“认识”到别的文明的存在。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他者”纳入自己的认知领域，而不习惯于从“他者”的角度来反求诸己。
从这个意义上将，这部全球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其视角的相对中立，没有让人感到特别的“西方”视角。也因此，人类历史的共时性在这部全球史中成为可能。
比如在讲述人类童年的历史时，除了我们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之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发展也被纳入了同一时段，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要等到讲述地理大发现时，才会对这些“边缘地带”文明的缘起投以回视的目光，而且每到一个新的时段，也都不忘记对于这些从未居于全球发展舞台中心的社会进行平行的描述。
本书对非西方社会平行发展的重视，展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即“去西方中心化”努力的结果。这种转换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多从研究对象的立场出发，即以所谓“同情的理解”来阐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史，从而超越了先前盛行的“冲击-反应”模式，即以西方为“主动者”，以亚洲、非洲或中东为“被动者”的研究套路。
此一转换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既淡化了此前“西方中心论”者检视“后发地区”所固有的令人不悦的傲慢，也避免了一些民族主义者“自我中心论”的不切实际的自大。说到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各方相互调适和共同传承的动态过程，虽然在当时人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一部人类的航海史就充分凸显了这一点。
当陷入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忘记发源于地中海的托勒密地图时，伊斯兰商人们根据该地图的指引，并辅之以绳结和星盘相结合的“占星术”，驾驭着印度洋的季风一路劈波斩浪来到了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并北上和中华贸易圈发生了亲密关系。后来，人们在郑和下西洋所绘制的地图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图景：地图的东半段是典型的中国平面绘画，将所经过的山川河流港湾海岛栩栩如生地记载了下来，西半段则明显带有托勒密地图的俯瞰和透视色彩。由此人们推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雇佣了伊斯兰水手做向导，从而得以从熟知的东亚世界驶向遥远的中东与东非。
后来航海图的接力棒又回到了地中海欧洲人的手中。他们带着狂喜的心情接过“失传”的托勒密地图、中国人的指南针和阿拉伯人的天文学。随着大西洋和太平洋航线的开拓，连接欧洲、非洲西海岸和美洲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和墨西哥马尼拉中国的太平洋三角贸易也次第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始诞生了。
视角的中立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呈现效果。在这部新全球史中，对伊斯兰的“报道”终于跳出了中东北非的窠臼而被延展至东南亚，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单向叙述被代之以跨洋交流与全球联系，英国法国革命、美国和拉美独立战争也在一个共同的“大西洋世界的革命”的舞台上被叙述，而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诞生及其“焦虑”也不再窄化为一个欧洲故事。史实还是那些史实，只因视角的变化而让读者突然“发现”彼此的关联，从而使历史的全球化成为可能。
比认知和叙述的角度中立更难做到的是对历史演进规律的客观总结，因为这不仅涉及我们如何诠释过去，更关系我们如何预测未来。
以近年来众说纷纭的“东亚奇迹”为例，东亚本土的复兴论者和不满于现代化一元叙事的西方学者，多喜强调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等梯次崛起国家和地区发展进程中的东亚特色，希望借此推演出一套不同于欧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经演进模式。
这一企图心凸显了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区域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逻辑的紧迫心情，人们急于证明一个曾经拥有傲人文明的地方，在经过艰苦的努力后，终于摆脱了暂时性的挫败与困难，迎来复兴的现实和再次辉煌的可能。
在这种话语架构下，叙事的主体是东亚。而以正在演进中的东亚崛起为起点回溯，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一异质文明成了被吸纳的对象，对这一异质文明的冲击的成功回应也成了东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东亚史的自洽性就得到了相对圆满的解决，该地区的历史并不是被打断并发生突然变向的历史，而是从未丧失主体性的不间断的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发展史。
在这样的述说模式中，人们更多将重点放在了“儒家文化”、“集体主义”、“国家主导”、“仁爱政府”等说辞上，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新加坡的英联邦法律体系，日本相对规范的议会政治，“亚洲四小龙”越来越自由开放的社会等事实，因为后者暗含着某种历史的普世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东亚的特殊性。
这与西方主流学者面对东亚奇迹时的解析框架相映成趣，因为他们更多强调西方发展模式的普适性和东方的被动或主动改造以期融入主流世界发展史。以此来关照东亚的发展，其崛起便少了很多“奇迹”的色彩，而更多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产业再布局和资本转移，以及冷战框架下美国的“刻意经营”使然。
因此，在展现人类历史的演进规律上，这部新全球史或许不会取得抢眼的成绩，这与著作本身关系不大，而更取决于读者自己心中的尺度。
也许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做到以一种中立的、全方位俯瞰的视角来检视全人类的历史，但我们应该做到让彼此的认知体系拥有更多的弹性空间，来迎接必然不断到来的知识扩容和视角矫正，这才是我们阅读全球史的意义所在。
以全球视角讲述人类的历史，似乎应该是全球史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即使在一个全球化经年的时代，做一个客观的、不过多受自身所处文化和经验所缚的讲述者，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们都习惯于以自己的视角来检视他乡的文明，因为面对纷纭复杂的史实，我们必须框之以一个相对确定的认知体系，才能赋予这大量的“信息”以经纬坐标，进而构建我们的知识图谱，并寻求给历史的演进规律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除非我们甘于成为一个看不清来路也辨不明前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这认知体系的构建无可避免地会局限于“我者”的经验范畴，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囿于时空的限制，关于“他者”的知识很难全面搜集，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没有“认识”到别的文明的存在。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他者”纳入自己的认知领域，而不习惯于从“他者”的角度来反求诸己。
从这个意义上将，这部全球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其视角的相对中立，没有让人感到特别的“西方”视角。也因此，人类历史的共时性在这部全球史中成为可能。
比如在讲述人类童年的历史时，除了我们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之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发展也被纳入了同一时段，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要等到讲述地理大发现时，才会对这些“边缘地带”文明的缘起投以回视的目光，而且每到一个新的时段，也都不忘记对于这些从未居于全球发展舞台中心的社会进行平行的描述。
本书对非西方社会平行发展的重视，展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即“去西方中心化”努力的结果。这种转换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多从研究对象的立场出发，即以所谓“同情的理解”来阐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史，从而超越了先前盛行的“冲击-反应”模式，即以西方为“主动者”，以亚洲、非洲或中东为“被动者”的研究套路。
此一转换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既淡化了此前“西方中心论”者检视“后发地区”所固有的令人不悦的傲慢，也避免了一些民族主义者“自我中心论”的不切实际的自大。说到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各方相互调适和共同传承的动态过程，虽然在当时人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一部人类的航海史就充分凸显了这一点。
当陷入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忘记发源于地中海的托勒密地图时，伊斯兰商人们根据该地图的指引，并辅之以绳结和星盘相结合的“占星术”，驾驭着印度洋的季风一路劈波斩浪来到了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并北上和中华贸易圈发生了亲密关系。后来，人们在郑和下西洋所绘制的地图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图景：地图的东半段是典型的中国平面绘画，将所经过的山川河流港湾海岛栩栩如生地记载了下来，西半段则明显带有托勒密地图的俯瞰和透视色彩。由此人们推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雇佣了伊斯兰水手做向导，从而得以从熟知的东亚世界驶向遥远的中东与东非。
后来航海图的接力棒又回到了地中海欧洲人的手中。他们带着狂喜的心情接过“失传”的托勒密地图、中国人的指南针和阿拉伯人的天文学。随着大西洋和太平洋航线的开拓，连接欧洲、非洲西海岸和美洲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和墨西哥马尼拉中国的太平洋三角贸易也次第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始诞生了。
视角的中立带来了别开生面的呈现效果。在这部新全球史中，对伊斯兰的“报道”终于跳出了中东北非的窠臼而被延展至东南亚，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单向叙述被代之以跨洋交流与全球联系，英国法国革命、美国和拉美独立战争也在一个共同的“大西洋世界的革命”的舞台上被叙述，而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诞生及其“焦虑”也不再窄化为一个欧洲故事。史实还是那些史实，只因视角的变化而让读者突然“发现”彼此的关联，从而使历史的全球化成为可能。
比认知和叙述的角度中立更难做到的是对历史演进规律的客观总结，因为这不仅涉及我们如何诠释过去，更关系我们如何预测未来。
以近年来众说纷纭的“东亚奇迹”为例，东亚本土的复兴论者和不满于现代化一元叙事的西方学者，多喜强调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等梯次崛起国家和地区发展进程中的东亚特色，希望借此推演出一套不同于欧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经演进模式。
这一企图心凸显了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区域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逻辑的紧迫心情，人们急于证明一个曾经拥有傲人文明的地方，在经过艰苦的努力后，终于摆脱了暂时性的挫败与困难，迎来复兴的现实和再次辉煌的可能。
在这种话语架构下，叙事的主体是东亚。而以正在演进中的东亚崛起为起点回溯，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一异质文明成了被吸纳的对象，对这一异质文明的冲击的成功回应也成了东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东亚史的自洽性就得到了相对圆满的解决，该地区的历史并不是被打断并发生突然变向的历史，而是从未丧失主体性的不间断的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发展史。
在这样的述说模式中，人们更多将重点放在了“儒家文化”、“集体主义”、“国家主导”、“仁爱政府”等说辞上，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新加坡的英联邦法律体系，日本相对规范的议会政治，“亚洲四小龙”越来越自由开放的社会等事实，因为后者暗含着某种历史的普世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东亚的特殊性。
这与西方主流学者面对东亚奇迹时的解析框架相映成趣，因为他们更多强调西方发展模式的普适性和东方的被动或主动改造以期融入主流世界发展史。以此来关照东亚的发展，其崛起便少了很多“奇迹”的色彩，而更多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产业再布局和资本转移，以及冷战框架下美国的“刻意经营”使然。
因此，在展现人类历史的演进规律上，这部新全球史或许不会取得抢眼的成绩，这与著作本身关系不大，而更取决于读者自己心中的尺度。
也许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做到以一种中立的、全方位俯瞰的视角来检视全人类的历史，但我们应该做到让彼此的认知体系拥有更多的弹性空间，来迎接必然不断到来的知识扩容和视角矫正，这才是我们阅读全球史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