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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曾收藏有一张唐代古琴，名“飞泉”，是我父亲程宽(字子容)的珍爱。
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北平工作，担任贫民工厂厂长兼阜民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受好友的影响，父亲很爱古琴。古琴名家夏莲居在北海团城组织琴社，经人介绍，父亲即拜古琴名家管平湖为师，开始学琴。兴趣渐浓后，他就想自己买琴。适逢此时一朋友透露，日本商人欲高价收购一架“飞泉”古琴，为避免古琴流落异邦，经几位朋友多方斡旋，父亲不惜重金将其抢购到手。
从此，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演奏不止。我在父亲年复一年弹奏的古琴曲中成长起来，激荡心弦的“高山流水”，清幽飘逸的“平沙落雁”，动人心魄的“广陵散”无不使我陶醉其中，也使我日渐深爱“飞泉”古琴和古琴文化，与“飞泉”古琴结下了不解之缘。
琴史
“飞泉”琴身通长122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4.5厘米，厚4.5厘米，形制古朴，音响如金石，清雅高古，诚属神品。
在琴背龙池上方草书镌刻“飞泉”琴名，下有一寸半方形双边印，篆刻“贞观二年”四字。龙池下方刻篆文“玉振”方印及“金言学士卢赞”双边长方印各一。池之两旁还篆刻铭文“高山玉溜，空谷金声。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适幽情。天地中和，万物咸亨”32字。琴腹内有墨书“古吴汪昆一重修”。从“贞观二年”的方印看，“飞泉”距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经专家鉴定，琴上的字迹均为唐人手笔。
据《琴学丛刊》和《今虞琴刊》载，此琴在民国初年为北平琴坛名器之一，曾为湖南古琴藏家李伯仁所有。约在1920年间，李旅居京师，遇一位壮士，自称高阳剑侠之子，因为其父病重，出售一琴一剑。李便以百金买下。李见古琴凋敝，遂请义元斋经理张虎臣修理。张看到此琴，非常惊讶，还是在学徒时他就曾在琉璃厂的来熏阁里见过它，没想到60多年后它还在京城。60年前它曾为满清刑部某主事所有。但是这个官员既不通音律也不懂古琴，把“飞泉”当字画一样挂在墙上，任它落满灰尘。
护琴
父亲对“飞泉”爱惜备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平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横行，文物稍有名气，主人即被骚扰，父亲还曾无辜入狱。为了保护古琴，父亲先行一步将“飞泉”藏在一位琴友家中，躲过了特务们的垂涎虎视。
新中国诞生后，“飞泉”古琴终于得见天日。父亲在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期间兼任东城区干部夜校古文教员，经常携“飞泉”为学员们演奏古琴曲，业余也经常应邀教授古琴，家中弦歌之声不绝。
时光荏苒，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回故乡，因母亲重病同行，携带古琴不便，便将“飞泉”托付给我保存。
当时，古琴尚属要扫除的封建主义的“四旧”范围，一般人弃之犹恐不及。但“飞泉”是父亲的珍爱，我绝不能让它毁于一旦。我把原来挂在墙上的“飞泉”套上丝棉琴套后放入琴盒，为了防潮，再把它用棉线绳拴在床板下距地面足有一尺多高。
时过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又令我心悸。那一天我下班回家，突然发现我家后院的房东被“红卫兵”抄家，房东一家老小站在院当中，屋子里已是天翻地覆了。我一夜难眠。这样的“革命狂潮”一旦波及到我，后果不堪设想，非但我自身难保，“飞泉”也绝难逃一劫。我决定换房搬家。
1967年春天，我找到了一家合适的换房户，以车辇店的两间南房换到了大经厂西巷的一间北房。虽是以大换小，但因是北房，既朝阳又能避光，屋内干湿度适中，且院子里只有一家邻居，房主是一青年工人，环境简单清静，再好不过了。依照以前的方法重新把—《泉”安置好，我的心才算踏实下来了。
此后我不向任何人透露“飞泉”之事。我与“飞泉”都相安无事，度过了动荡的8年。
1974年的冬天，我家遭遇了小偷。回家查看，只是桌上的一本小说、抽屉里的两元钱及床上的一件上衣被偷走，床下的“飞泉”却没被发现。“飞泉”竟又毫发无损地躲过了一劫。
为了避免琴体被擦划和磕碰，除了过年或换季时查看一下，我很少取出“飞泉”。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正值凌晨4点钟，我从睡梦中惊醒。在天摇地动中，我的住房外山墙居然在顷刻之间轰然塌倒半片。我和“飞泉”命悬一线，最终却都安然无恙，实是万幸。
“飞泉”在我的呵护下躲过了一次400年不遇的天灾。没想到刚过了两天，年过古稀的父亲竟冒着余震的危险，不远千里坐火车赶到北京，见到我和“飞泉”都安然无事，高兴得连声说好。为防不测，父亲把“飞泉”带回了老家。
献琴
1979年，祖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父亲探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一路上看到祖国各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慨万千。路过北京时，他征求我的意见，意欲将“飞泉”捐献给国家。当时我们家的生活并不富裕，全家尚欠债上千元，但我想只要我们自力更生，必能克服一切困难。况且从长远看，把“飞泉”捐献给国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为此，我从内心敬佩父亲的决定，明确表示赞成，并致信有关部门，表达了捐献古琴的意愿。
1980年5月，81岁高龄的父亲当接到国务院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接受捐献，欢迎寄京”的通知后，于6月又不远千里亲自赴京送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托故宫博物院代收保管，并颁发了奖状、奖金。
琴声
1984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父亲，特请他在国庆节前夕弹奏“飞泉”并录音。“飞泉”已是国家一级文物，一般不轻易出库。考虑到父亲是“飞泉”的原主人，故宫博物院特批录音在故宫进行。由于旧房条件不佳，前后录了两次才成功。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弹奏“飞泉”。10月14日，在回老家的火车上，父亲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他用“飞泉”演奏的《流水》和《平沙落雁》的琴声，激动得不禁老泪纵横。
千百年来，“飞泉”颠沛流离，辗转流传，终于得到永久的珍藏和保护。它的优美琴声从大唐盛世一直传到今天，依然余音袅袅……
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北平工作，担任贫民工厂厂长兼阜民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受好友的影响，父亲很爱古琴。古琴名家夏莲居在北海团城组织琴社，经人介绍，父亲即拜古琴名家管平湖为师，开始学琴。兴趣渐浓后，他就想自己买琴。适逢此时一朋友透露，日本商人欲高价收购一架“飞泉”古琴，为避免古琴流落异邦，经几位朋友多方斡旋，父亲不惜重金将其抢购到手。
从此，父亲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演奏不止。我在父亲年复一年弹奏的古琴曲中成长起来，激荡心弦的“高山流水”，清幽飘逸的“平沙落雁”，动人心魄的“广陵散”无不使我陶醉其中，也使我日渐深爱“飞泉”古琴和古琴文化，与“飞泉”古琴结下了不解之缘。
琴史
“飞泉”琴身通长122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4.5厘米，厚4.5厘米，形制古朴，音响如金石，清雅高古，诚属神品。
在琴背龙池上方草书镌刻“飞泉”琴名，下有一寸半方形双边印，篆刻“贞观二年”四字。龙池下方刻篆文“玉振”方印及“金言学士卢赞”双边长方印各一。池之两旁还篆刻铭文“高山玉溜，空谷金声。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适幽情。天地中和，万物咸亨”32字。琴腹内有墨书“古吴汪昆一重修”。从“贞观二年”的方印看，“飞泉”距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经专家鉴定，琴上的字迹均为唐人手笔。
据《琴学丛刊》和《今虞琴刊》载，此琴在民国初年为北平琴坛名器之一，曾为湖南古琴藏家李伯仁所有。约在1920年间，李旅居京师，遇一位壮士，自称高阳剑侠之子，因为其父病重，出售一琴一剑。李便以百金买下。李见古琴凋敝，遂请义元斋经理张虎臣修理。张看到此琴，非常惊讶，还是在学徒时他就曾在琉璃厂的来熏阁里见过它，没想到60多年后它还在京城。60年前它曾为满清刑部某主事所有。但是这个官员既不通音律也不懂古琴，把“飞泉”当字画一样挂在墙上，任它落满灰尘。
护琴
父亲对“飞泉”爱惜备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北平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横行，文物稍有名气，主人即被骚扰，父亲还曾无辜入狱。为了保护古琴，父亲先行一步将“飞泉”藏在一位琴友家中，躲过了特务们的垂涎虎视。
新中国诞生后，“飞泉”古琴终于得见天日。父亲在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期间兼任东城区干部夜校古文教员，经常携“飞泉”为学员们演奏古琴曲，业余也经常应邀教授古琴，家中弦歌之声不绝。
时光荏苒，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回故乡，因母亲重病同行，携带古琴不便，便将“飞泉”托付给我保存。
当时，古琴尚属要扫除的封建主义的“四旧”范围，一般人弃之犹恐不及。但“飞泉”是父亲的珍爱，我绝不能让它毁于一旦。我把原来挂在墙上的“飞泉”套上丝棉琴套后放入琴盒，为了防潮，再把它用棉线绳拴在床板下距地面足有一尺多高。
时过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又令我心悸。那一天我下班回家，突然发现我家后院的房东被“红卫兵”抄家，房东一家老小站在院当中，屋子里已是天翻地覆了。我一夜难眠。这样的“革命狂潮”一旦波及到我，后果不堪设想，非但我自身难保，“飞泉”也绝难逃一劫。我决定换房搬家。
1967年春天，我找到了一家合适的换房户，以车辇店的两间南房换到了大经厂西巷的一间北房。虽是以大换小，但因是北房，既朝阳又能避光，屋内干湿度适中，且院子里只有一家邻居，房主是一青年工人，环境简单清静，再好不过了。依照以前的方法重新把—《泉”安置好，我的心才算踏实下来了。
此后我不向任何人透露“飞泉”之事。我与“飞泉”都相安无事，度过了动荡的8年。
1974年的冬天，我家遭遇了小偷。回家查看，只是桌上的一本小说、抽屉里的两元钱及床上的一件上衣被偷走，床下的“飞泉”却没被发现。“飞泉”竟又毫发无损地躲过了一劫。
为了避免琴体被擦划和磕碰，除了过年或换季时查看一下，我很少取出“飞泉”。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正值凌晨4点钟，我从睡梦中惊醒。在天摇地动中，我的住房外山墙居然在顷刻之间轰然塌倒半片。我和“飞泉”命悬一线，最终却都安然无恙，实是万幸。
“飞泉”在我的呵护下躲过了一次400年不遇的天灾。没想到刚过了两天，年过古稀的父亲竟冒着余震的危险，不远千里坐火车赶到北京，见到我和“飞泉”都安然无事，高兴得连声说好。为防不测，父亲把“飞泉”带回了老家。
献琴
1979年，祖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父亲探望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一路上看到祖国各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慨万千。路过北京时，他征求我的意见，意欲将“飞泉”捐献给国家。当时我们家的生活并不富裕，全家尚欠债上千元，但我想只要我们自力更生，必能克服一切困难。况且从长远看，把“飞泉”捐献给国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为此，我从内心敬佩父亲的决定，明确表示赞成，并致信有关部门，表达了捐献古琴的意愿。
1980年5月，81岁高龄的父亲当接到国务院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接受捐献，欢迎寄京”的通知后，于6月又不远千里亲自赴京送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托故宫博物院代收保管，并颁发了奖状、奖金。
琴声
1984年9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父亲，特请他在国庆节前夕弹奏“飞泉”并录音。“飞泉”已是国家一级文物，一般不轻易出库。考虑到父亲是“飞泉”的原主人，故宫博物院特批录音在故宫进行。由于旧房条件不佳，前后录了两次才成功。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弹奏“飞泉”。10月14日，在回老家的火车上，父亲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他用“飞泉”演奏的《流水》和《平沙落雁》的琴声，激动得不禁老泪纵横。
千百年来，“飞泉”颠沛流离，辗转流传，终于得到永久的珍藏和保护。它的优美琴声从大唐盛世一直传到今天，依然余音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