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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赴海拉尔，观摩了呼伦贝尔市博物馆的玉器，对馆藏的一件玉人面像颇感必趣，仔细观摩，得到些许许心得。
这件玉器约宽6厘米，高4厘米，厚1厘米，呈近片状的四方形，正面中间雕一人面，外缘上方有三角形凹槽，左右沿脸庞两侧有对称纹饰。背面平整，略靠上方有一对穿孔。
关于这件玉器，笔者有这样几点看法：
一是器物的来源。这件玉器是上世纪90年代，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鄂温克旗征集的。农民在挖地时发现这件器物后，到博物馆询问真伪，玉器遂被留在博物馆。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马上赶到采集现场，现场已经被破坏，虽然没有发现更多的玉器，但仍然找到了骨器和陶片，证明这件玉器的确出自现场，来源比较真实可靠。
二是器物的纹饰。此器正面清晰雕有一人面像，以深砣清晰地雕出鼻、眼、嘴等重要器官。鼻呈三角形；两眼不完全相同，一眼为圆形，一眼为椭圆形，基本还算圆形，眼上方刻有眼眉；鼻下刻有一横直线表示嘴。沿器物外缘上方有三角形凹槽，左右沿脸庞两侧有对称外凸纹饰，在中部眼、鼻、嘴纹饰与外缘之间有一分界线，分界线与边缘之间还有一道瓦沟纹。笔者仔细观察这种外凸纹饰，考虑有两种可能：一是表示人的耳朵、头发沿边缘垂下来，到底部两个突出的部位即耳朵。二是龙纹装饰，以中间三角形凹槽为分界线，有两条龙分别垂于人脸部的外缘，两个龙头外凸，龙身以瓦沟纹装饰。
三是器物的年代。因为没有准确的出土地点，无法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判断年代，只能从纹饰来断代。此器的纹饰和红山文化的器物还是比较接近的。从正面看，眉、眼、鼻、嘴的纹饰与已经发表的几件红山文化器物非常相似。现藏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两件红山文化玉人面饰，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勾画出了眉、眼、鼻、嘴，三角形的鼻子、横线为嘴都很相似。最重要的是，这两件器物的纹饰与外缘之间同样都有一条分界线，一件边缘出廓，一件以简单的阴线分割。过去我们没太注意这两件玉器的外缘装饰，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外缘是装饰，不好判定这种装饰是否有含义。从呼伦贝尔这件玉器来看，其外缘倒像是装饰，而且不像头发和耳朵，更具有龙的韵味，像人面外缘盘着两条龙。如果是这样，这又可以反证巴林右旗这两件玉人面饰的外缘也是装饰，或许这几件玉人面像的外缘都是龙的简化形式，整个器物是人和龙组合而成的复合器。复合器物也符合红山文化玉器的特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红山文化玉人就具有器物组合的特点。呼伦贝尔这件器物也有可能是人面和龙的复合器。同时，此器背后的对穿孔相当标准，与红山文化打孔方式完全相同，先是两个对穿孔打出轮廓，然后再将对穿孔打通，对穿孔壁上螺旋纹清晰可见。所以，笔者认为这件器物应是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
如果这件玉器是红山文化器物，这将对我们解读红山文化提供几个新的认识：
首先，在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上，过去认为主要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河北省北部与吉林省西北部等范围内。虽说也有学者意识到向北越过西拉木伦河有向北深入的趋势，但一直没有实物证据，这件器物的发现对于我们重新界定红山文化的范围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帮助。应该说，红山文化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内蒙古的最北部。
如果情况果真故此，那么重新界定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的意义不仅仅是范围扩大，更重要的是它越过了大兴安岭，跨越了地理上的巨大不便，使整个东北地区都有了红山文化的印记。今天的人们穿越大兴安岭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工具极为原始，能够穿越大兴安岭可谓是非常艰难的事了。这件玉器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先人对于这件玉器的需求超越了任何其他需求。
其次，在玉器功能的研究上，过去我们认为一直生活在这一带的是通古斯语系的民族，萨满教是其主要的宗教内容。而在萨满教的整个仪式中，没有发现玉器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认为萨满教和玉器没有关联。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萨满教传入是在商周以后，并且逐渐成为这—地区的主要宗教内容，但以此来推测这一地区史前时期的宗教活动形式也是萨满教是不够准确的。
从这一地区史前细石器较为发达的情况看，当时这一地区应该是气候较好，较为适合人类居住的，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有人类的活动。到了后来，环境有了变化，主要是气候恶化，人口逐渐减少，一直到清代，常住人口都比较少，并多以游牧民族为主。在史前时期，有人类活动，就要有人和天沟通的媒介与形式。这件玉器的存在或许表明，这里的天人沟通，也是要靠玉器来完成的，这一地区的史前用玉制度与红山文化基本一致，这件玉器应是从红山文化主要地区交流过去的。单从地域上看，呼伦贝尔地处大兴安岭以北，与红山文化中心地区相差数千里，如果有物资交流也非常艰难，更何况是比较抽象的文化交流，如果没有极特殊的需要，就不会有这种文化交流。也就是说，这一地区需要这种交流和影响，交流的结果是将玉器能和天沟通这一文化传导了过去。这件玉器背后的对穿孔也表明，它和红山文化时期其他地区的玉器使用功能基本一致，也是缝缀在衣服上使用的，即巫师作法时，穿上缝缀有玉器的法衣，进入一种状态后通过玉器与天沟通，从而得到上天的旨意。
最后，在玉料来源与制作方面，研究者认为红山文化玉料的来源主要就是产于辽宁省岫岩县的透闪石，这也基本符合过去所认识的红山文化影响的大致范围。而这件玉人面像的发现，使我们不仅对红山文化影响的范围有了新的认识，更使我们对其玉料来源有了新的探讨余地。单从肉眼观察，这件器物的玉料与岫岩玉比较接近，该地区其他几件出土和采集玉器，玉料也与之大体相当，另有几件器物与吉林等地出土的玉器材料接近。即使这样，也不排除其玉料来自贝加尔湖附近玉料产地的可能性。贝加尔湖地区的玉料成分与岫岩透闪石基本相同，单从技术的角度还无法辨别二者区别，只能凭肉眼观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这件玉器的玉料产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如果这件玉器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器物，那么它的来源就有可能是两种：
一是交流而来。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较大。此器玉料与岫岩透闪石较为接近，有可能来自这一地区。笔者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由于其制作工艺比较统一，可能都来源于红山文化玉料的主要产地——岫岩县附近专门从事玉器生产的部落。从器物大小看，长6厘米，高4厘米，与一般红山文化器物的大小相当；从制作工艺来看，无论是正面的雕刻，还是其边缘上的打洼，与红山文化时期器物的制作工艺如出一辙，特别是背后的钻孔痕迹，与红山文化时期有钻孔的器物基本相同，因此可能是在红山文化主要地区制作完成后，通过某种方式交流而来。
二是本地制作。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这一地区发现的玉器数量较少，还不足以支撑起玉器生产这样一个在当时是技术前沿的巨大产业。
红山文化玉器一直是社会各界近年来研究与关注的热点。如果这件玉人面像是红山文化玉器，那么它将使红山文化分布地域的广度大大超越以前的范围，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提供了新的证据，说明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范围具有更辽阔的空间，进一步证明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之一的观点。
这件玉器约宽6厘米，高4厘米，厚1厘米，呈近片状的四方形，正面中间雕一人面，外缘上方有三角形凹槽，左右沿脸庞两侧有对称纹饰。背面平整，略靠上方有一对穿孔。
关于这件玉器，笔者有这样几点看法：
一是器物的来源。这件玉器是上世纪90年代，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鄂温克旗征集的。农民在挖地时发现这件器物后，到博物馆询问真伪，玉器遂被留在博物馆。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马上赶到采集现场，现场已经被破坏，虽然没有发现更多的玉器，但仍然找到了骨器和陶片，证明这件玉器的确出自现场，来源比较真实可靠。
二是器物的纹饰。此器正面清晰雕有一人面像，以深砣清晰地雕出鼻、眼、嘴等重要器官。鼻呈三角形；两眼不完全相同，一眼为圆形，一眼为椭圆形，基本还算圆形，眼上方刻有眼眉；鼻下刻有一横直线表示嘴。沿器物外缘上方有三角形凹槽，左右沿脸庞两侧有对称外凸纹饰，在中部眼、鼻、嘴纹饰与外缘之间有一分界线，分界线与边缘之间还有一道瓦沟纹。笔者仔细观察这种外凸纹饰，考虑有两种可能：一是表示人的耳朵、头发沿边缘垂下来，到底部两个突出的部位即耳朵。二是龙纹装饰，以中间三角形凹槽为分界线，有两条龙分别垂于人脸部的外缘，两个龙头外凸，龙身以瓦沟纹装饰。
三是器物的年代。因为没有准确的出土地点，无法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判断年代，只能从纹饰来断代。此器的纹饰和红山文化的器物还是比较接近的。从正面看，眉、眼、鼻、嘴的纹饰与已经发表的几件红山文化器物非常相似。现藏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两件红山文化玉人面饰，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勾画出了眉、眼、鼻、嘴，三角形的鼻子、横线为嘴都很相似。最重要的是，这两件器物的纹饰与外缘之间同样都有一条分界线，一件边缘出廓，一件以简单的阴线分割。过去我们没太注意这两件玉器的外缘装饰，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外缘是装饰，不好判定这种装饰是否有含义。从呼伦贝尔这件玉器来看，其外缘倒像是装饰，而且不像头发和耳朵，更具有龙的韵味，像人面外缘盘着两条龙。如果是这样，这又可以反证巴林右旗这两件玉人面饰的外缘也是装饰，或许这几件玉人面像的外缘都是龙的简化形式，整个器物是人和龙组合而成的复合器。复合器物也符合红山文化玉器的特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红山文化玉人就具有器物组合的特点。呼伦贝尔这件器物也有可能是人面和龙的复合器。同时，此器背后的对穿孔相当标准，与红山文化打孔方式完全相同，先是两个对穿孔打出轮廓，然后再将对穿孔打通，对穿孔壁上螺旋纹清晰可见。所以，笔者认为这件器物应是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
如果这件玉器是红山文化器物，这将对我们解读红山文化提供几个新的认识：
首先，在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上，过去认为主要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河北省北部与吉林省西北部等范围内。虽说也有学者意识到向北越过西拉木伦河有向北深入的趋势，但一直没有实物证据，这件器物的发现对于我们重新界定红山文化的范围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帮助。应该说，红山文化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内蒙古的最北部。
如果情况果真故此，那么重新界定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的意义不仅仅是范围扩大，更重要的是它越过了大兴安岭，跨越了地理上的巨大不便，使整个东北地区都有了红山文化的印记。今天的人们穿越大兴安岭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工具极为原始，能够穿越大兴安岭可谓是非常艰难的事了。这件玉器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先人对于这件玉器的需求超越了任何其他需求。
其次，在玉器功能的研究上，过去我们认为一直生活在这一带的是通古斯语系的民族，萨满教是其主要的宗教内容。而在萨满教的整个仪式中，没有发现玉器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认为萨满教和玉器没有关联。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萨满教传入是在商周以后，并且逐渐成为这—地区的主要宗教内容，但以此来推测这一地区史前时期的宗教活动形式也是萨满教是不够准确的。
从这一地区史前细石器较为发达的情况看，当时这一地区应该是气候较好，较为适合人类居住的，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有人类的活动。到了后来，环境有了变化，主要是气候恶化，人口逐渐减少，一直到清代，常住人口都比较少，并多以游牧民族为主。在史前时期，有人类活动，就要有人和天沟通的媒介与形式。这件玉器的存在或许表明，这里的天人沟通，也是要靠玉器来完成的，这一地区的史前用玉制度与红山文化基本一致，这件玉器应是从红山文化主要地区交流过去的。单从地域上看，呼伦贝尔地处大兴安岭以北，与红山文化中心地区相差数千里，如果有物资交流也非常艰难，更何况是比较抽象的文化交流，如果没有极特殊的需要，就不会有这种文化交流。也就是说，这一地区需要这种交流和影响，交流的结果是将玉器能和天沟通这一文化传导了过去。这件玉器背后的对穿孔也表明，它和红山文化时期其他地区的玉器使用功能基本一致，也是缝缀在衣服上使用的，即巫师作法时，穿上缝缀有玉器的法衣，进入一种状态后通过玉器与天沟通，从而得到上天的旨意。
最后，在玉料来源与制作方面，研究者认为红山文化玉料的来源主要就是产于辽宁省岫岩县的透闪石，这也基本符合过去所认识的红山文化影响的大致范围。而这件玉人面像的发现，使我们不仅对红山文化影响的范围有了新的认识，更使我们对其玉料来源有了新的探讨余地。单从肉眼观察，这件器物的玉料与岫岩玉比较接近，该地区其他几件出土和采集玉器，玉料也与之大体相当，另有几件器物与吉林等地出土的玉器材料接近。即使这样，也不排除其玉料来自贝加尔湖附近玉料产地的可能性。贝加尔湖地区的玉料成分与岫岩透闪石基本相同，单从技术的角度还无法辨别二者区别，只能凭肉眼观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这件玉器的玉料产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如果这件玉器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器物，那么它的来源就有可能是两种：
一是交流而来。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较大。此器玉料与岫岩透闪石较为接近，有可能来自这一地区。笔者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由于其制作工艺比较统一，可能都来源于红山文化玉料的主要产地——岫岩县附近专门从事玉器生产的部落。从器物大小看，长6厘米，高4厘米，与一般红山文化器物的大小相当；从制作工艺来看，无论是正面的雕刻，还是其边缘上的打洼，与红山文化时期器物的制作工艺如出一辙，特别是背后的钻孔痕迹，与红山文化时期有钻孔的器物基本相同，因此可能是在红山文化主要地区制作完成后，通过某种方式交流而来。
二是本地制作。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这一地区发现的玉器数量较少，还不足以支撑起玉器生产这样一个在当时是技术前沿的巨大产业。
红山文化玉器一直是社会各界近年来研究与关注的热点。如果这件玉人面像是红山文化玉器，那么它将使红山文化分布地域的广度大大超越以前的范围，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提供了新的证据，说明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范围具有更辽阔的空间，进一步证明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之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