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文艺圈里的许多文章互相吹捧，对画家和作品一味赞扬，文艺批评沦落成抬轿子、吹喇叭的行当。贺安成在《文艺生活·艺术中国》发表文章《“田园宰相”王憨山》，力求全面客观地评析具有影响的画家王憨山，有赞有弹，如空谷足音，难能可贵。
　　人无完人，即使成就极高的画家，也不可说无懈可击、完美无缺，倘若一味赞颂，就如郑板桥说的“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了，西方也有同样的说法“若无批评，赞美则无意义”。这个世界除了神是完美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存有瑕疵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态度，不能盲目赞颂吹捧，只有这样做，持之以恒，才有可能构建出真正良好的文艺批评风气。
　　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时任美协党组书记的王琦先生是我在中央美院学习时关系比较亲密的老师，借调我到《美术》杂志兼职，协助华夏主编工作。贺安成陪王憨山来到北京，在编辑部我看了他的作品，得知他坎坷的经历，深感不易，感动之余，为他撰写了一篇《嚼得菜根，百事可为》的文章。在王憨山的身上，我看到了家乡湖南画家的倔劲，不怕吃苦，不怕碰钉子，百折而不挠，身在乡野之中，勤学苦读，笔耕不倦，毫不懈怠。从王憨山的画作，可以看到画家直抒胸臆的人生感悟，从画上的题跋，可以看出画家的深厚修养。画如其人，人如其画， 人与画气质神韵的相融在今天的画坛是不多见的。画家主体与对象客体神遇而迹化，所以王憨山的画自成面貌、很有个性，摆脱了绘画创作的陈陈相因、千人一面，使人耳目一新。
　　湖南是大画家齐白石的家乡，然而迄今再没有看到走齐白石这条路卓然成家的人物出现，这个问题值得研讨研讨。湖南大写意中国画创作后继乏人，原因是多方面的。工笔重彩画风头太盛，恐怕是一个原因。恕我直言，工笔重彩画是有很大局限的。黄宾虹认为，中国画之大美追求的是内美与外美。所谓内美，是思想精神修养气质的美，所谓外美，是笔墨色水语言形式的美。传统中国画论有工不如写、色不如墨的说法，今天来看，未见得完全过时。中国画强调笔墨，将书法的笔法融入绘画创作是传统中国画的重要特质，中国画强调艺术的精神性，强调个人的气质神韵的表现，强调万事万物在精神层面与人的认知产生共鸣，万物皆备于我，作品要有我在，这都需要丰富的经历、深厚的学养来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尤其是水墨大写意难画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内美，那不是学几笔青藤八大得点皮毛所能达到的。湖南工笔重彩画很有成就，在全国亦堪称独树一帜，然而也应该承认，湖南工笔重彩画的格调是不高的。许多画家偏好这种精工细作鲜妍富丽的美，入手比较容易，效果更加直接，效益更为实惠，工笔重彩画的强势氛围长期笼罩湖南画坛，写意画一定程度上难以实现有力的突破。
　　王憨山的艺术给湖南低迷的大写意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创作出了一批画艺精湛、修养深厚、个性突出的好画，那时应该是他初具声名的时候，只可惜到后期声名日隆，随之而来的应酬使他难以应付，干扰了画家的创作。疲于奔命的世俗交往，使他晚年的绘画几乎落入一种程式化的僵局，几条粗大的平行线扫过去，几条鱼、几只鸡，看似气势雄浑，实则失去内在的力量，看似颇有霸气，却缺乏底蕴的支持。中国画之美其极致应当还是内在之美、含蓄之美、灵魂之美、精神之美，就像朱光潜认为的那样，有一种崇高感、一种静穆的神韵。那些张牙舞爪、一味叫嚣，貌似很有气势，其实瑟瑟如牗下风，不过是穿堂风罢了。晚年王憨山为身所累为名所累，未能达到他原本可以达到的艺术高度，这是很可惜的，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湖南美术界甚至全中国美术界的损失。
　　今天我们讨论王憨山和他的艺术，不只是为了评价画家个人，还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当年有朋友对把王憨山与齐白石进行比较颇为愤愤不平，其实大可不必。看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的《艺术收藏与鉴赏》“齐白石和他的朋友圈”，编者认为：“从晚清到新中国，齐白石从湖南乡村里的一介木匠，一步步走上神坛，成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画家”，如果真是那样，今天就要请白石老人从神坛上走下来，恢复人的真实面貌。白石老人是人，不是神，人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他都具有，既使是白石老人的艺术，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王憨山性格憨厚，不善言辞，不善交际，加上双峰口音的影响，很难与人沟通交流。虽然全世界都存在人際交往和与人处事的问题，而人事关系在中国却尤为重要。王憨山是一个淳朴谨慎的人，没有条件聘请经理人、助手帮助他处理琐碎的事务，事无巨细，只能亲力亲为，然而恰恰这不是他之擅长。艺术家需要个性，王憨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画家，这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在艺术创作中显示优势，然而现实社会却难以包容这样个性突出的艺术家。“人皆可为尧舜”。齐白石的成功与他的人际交往大有关系，王憨山如果为人处世能够好好学习白石老人，社会如果能够对王憨山更加包容一些，湖南一前一后出现白石、憨山两位大画家也未可知，历史无法假设。
　　造成王憨山悲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没有处理好艺术与名利的关系。近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种种诱惑繁多，对艺术家和艺术有正面的作用，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何看待名利的诱惑，如何看待金钱的诱惑，对于画家、尤其是青年画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并不主张画家作苦行僧，艺术劳动也是劳动，可以说是更为艰苦的劳动，劳动当然要收取报酬，当年齐白石对一位有恩于他的要好友人无休止索画颇为反感，直至友谊的小船最终打翻。然而艺术的底线还是要坚持的，职业的还是要坚持的，如果一心挣钱，又何必挂羊头卖狗肉呢？下海经商做买卖不更加来钱，前些年搞房地产不更加来钱吗？画家不应当是造币机。现在很多画家一心为钱，丧失了艺术的初心，丢失了艺术家的底线。其实古今中外并不乏坚守底线的艺术家，他们耐得住贫困和寂寞，在逆境中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也造就了他们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当代画家陈子庄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位。晚年王憨山的悲剧应当使今天的画家、尤其是年轻画家深省。《文艺生活·艺术中国》举办王憨山研讨会，希望这次研讨会能够从讨论王憨山出发，涉及更加广泛、更多更有意义的问题展开讨论。感谢研讨会邀请，让我发表许多不成熟的意见，请各位朋友批评。谨以此发言，作为对去世多年的友人王憨山的纪念。（本文根据电话采访录音整理。）
　　（陈瑞林，著名美术史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