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文化圈就有名师出高徒之说。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至如晋明帝师于王度，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张墨师于卫协，陆探微师于顾恺之。”又据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记述：“凡画入门，必须名家指点，昔关仝从荆浩而仝胜之，李龙眠集顾、陆、张、吴而自辟户庭，巨然师董源，子瞻师与可，衡山师石田，道复师衡山。”在近现代文化史上，如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鲁迅师承章太炎、王雪涛师承齐白石、吴作人师承徐悲鸿、吴冠中师承林风眠等等，皆为人中龙凤，也是文坛佳话。
　　 但是，名师出高徒也只是相对的，也不是名师一定就能带出高徒来。作为中国最大教育家的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亦不足以支撑“名师出高徒”之说，毕竟其嫡亲后辈多是坐享祖宗饭，对于儒家思想建树并不大。
　　 在中国传统伦常中，师徒关系是最重要的非血缘关系之一。师傅即是师父，同门即同师受业，称同门师兄弟或师兄妹，直接套用了家族伦理关系。师父的优势是具备一定权威性，有如父权一样的权威。其缺点是扼杀人的创造力和思想，以至于很多技艺因门规森严而失传。不过，高明的学艺者都能够摒弃门户之见，敢于博采众长，反而不受限于“师父”的教条，而是植入了自己的思想，传承了艺术的精髓。比如元朝画家王冕，不仅天资聪慧而且勤奋执着，就很少卖弄自己的师承，这倒不是他忤逆师门，而是废弃了衰败的、陈旧的东西，有师承的影子而更多发扬自我创新。
　　 自从现代美术教育體系建立，已经废弃师徒传承的模式。不过，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助推下，也在发生着异化，似乎又有兴起之势。究其原委，是因为名师能够给徒弟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和登堂入室的捷径，攀枝式的师承关系也就越来越多。不仅攀附大家、名家为师，还有拜前人为师的，也有拜死人为师的，更有甚者，还有为自己假借名头编造师承关系的，这就有招摇撞骗之嫌疑了。纵观名家学艺过程，多数并不以一家为师，而是博采众长。像李可染，师从了齐白石、黄宾虹等多人，在美术思想与创作上还受到徐悲鸿的深刻影响，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某些艺术交流场合，笔者经常会拿到“xx大弟子”“xx关门弟子”“xx嫡传弟子”的“名片”，其人以此表明自己“根红苗正”，而我却感觉又被“明骗”了一回。也有很多明星“艺海”淘金，拉“名师”做“虎皮”，以博取出位。不幸的是，因为“近亲繁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实属凤毛麟角，更时常导致“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惹人耻笑。据史书记载，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曾拜张旭、贺知章等人为师学习书法。结果，他在书法造诣上不高，后改行学习绘画，成为被顶礼膜拜的画圣。不过，吴道子学画师承何人，史书上无载。看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也很重要。
　　 也有很多画家在成名成家后，玩弄权术，笼络人心，把心思放在了走穴赶场，牟利捞钱上，热衷拉山头，划圈子，搞门派。前几年，某画院院长大搞集体跪拜礼，一时在国内艺术界闹得沸沸扬扬，俨然一副“宗师”模样。甚至有人还效仿其作法，开坛立派，拿着黄铜当金箔，岂不知在业界既出糗又丢人。
　　 其实，真正的“师徒相授”，学习的并不单是绘画技法，更多包含了品味、修养、境界、人品等精神文化内涵。明代大学士解缙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即是此意。当然，在拜师的过程中，徒弟还要具备绘画天分，不然，徒弟出不来，师傅也没有面子。对此，吴冠中就警告说：“艺术家有师承的话，我觉得很可耻，如果我教的学生作品都像我的话，那是我教学的失败。”
　　 强调师徒承袭关系，是因为有高徒才表明名师的存在，也证明了高徒不忘师恩，而不是师徒之间的互吹互捧。如齐白石27岁师从胡沁园，后来胡的名气不够大，艺术也不如齐的高，但齐白石还是恭恭敬敬地尊胡为老师。在胡沁园逝世后，为悼念恩师，齐白石连画了二十多张画作，裱好后焚化在胡沁园灵前，并作诗十四首感怀师恩。
　　 在当下鱼目混杂的艺术圈，不必迷信师承，而应该以自然为师，崇尚“师法自然”的科学态度，潜心艺术正途，融于自然，表现自然，进而追求“天人合一”宇宙生命的和谐，才是艺术的“返璞归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