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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梁鸿回到故乡河南穰县梁庄，住了5个多月，写出《中国在梁庄》。一经推出，引起各方关注。但在梁鸿心里，这并非她想要的全部。
《中国在梁庄》记录的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
梁鸿觉得，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于是，从2011年1月开始，她用了约一年时间，走访了不同的城市，寻访在外打工的梁庄子弟。
8月2日，梁鸿坐在北京马连道附近的书房里回忆过去一年的寻访，不禁感慨：“当你进了这条河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流。”
尊严与耻辱
在西安做三轮车夫的梁庄人不少。梁鸿将此地作为寻访的第一站。
为了采访的方便，梁鸿就近住在旁边的“如意旅社”里，但一切并不“如意”，抽水马桶和热水器都是坏的，空调一开，吹出一片尘土，“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
这样的环境，在此租住的梁庄的三轮车夫们，早已习以为常，梁鸿有点想逃脱，但又不甘心，咬着牙留下，继续和三轮车夫们混在一起。
在本地政府的新闻通报里，这些三轮车夫们是蛮横无理地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无证群体”，在西安这座“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人堵车时代”的省会城市里，来自梁庄的无证三轮车夫，是必须被“清理”的。
然而老乡告诉梁鸿，城管打得太狠了，罚得太厉害，老乡们就组织起来，趁人不注意，在僻静处逮住一个，围上去打，直到把他们也打怕了。
生活里随时有暴戾登场。
打架，多数是为了面子，他们觉得这也是在维护尊严。寻访中，梁鸿发现，存在感和尊严相辅相成，不只西安的梁庄人如此，内蒙古的梁庄子弟，感觉尤甚。
梁庄张家的栓子，在白云鄂博那儿校油泵，听说梁鸿在内蒙古，就开着越野车专门赶过来见她。栓子眉宇间有一种焦虑，他很希望找到一种精神生活，找到生活的理想目标。他特别想与梁鸿交流，希望找到一个答案。
与梁鸿聊天时，他最羡慕的是在辽宁葫芦岛市那边校油泵的一位老乡，被当地团委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又被选为葫芦岛市的区政协委员。
栓子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立即捐了5000元，他说钱捐出去，有人来道谢，他感到被认可了。这也是他想要的一种存在感，用老家话说，“很有面子”。
三轮车夫中，有一个年轻人引得梁鸿注意。他叫民中，今年18岁，喜欢穿一身山寨名牌，看上去很潮。但当梁鸿给其他三轮车夫拍照时，那些中年车夫没心没肺地嬉笑，他则脸涨得通红，显得很愤怒。
民中15岁辍学后，开始四处打工，在新疆做过油泵工人，到东莞电子厂和服装厂站过流水线，今年4月份来西安，跟着父亲拉三轮。
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呼于他而言，是羞耻的标志，是在城市街道上，被追赶、打倒、驱逐的人，但如今，他也要成为他愤恨的形象。
离开西安的前一晚，梁鸿邀请老乡吃饭，饭桌上，她对民中说：“那就再见吧，我明年再来看你们，你要好好的。”
民中的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
孤独
与民中不同，梁庄的另一个年轻人梁平，从技校毕业后，就进了富士康工厂。
“太压抑了，受不了。往那儿一坐，一天十个小时不能动。”梁平说着，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绕动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在那儿每呆一天，都像多坐一天牢。”
“厂里倒是有篮球场、电视房、活动室啥的，那你也得有劲有心情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都累得不行。”
工厂太大，工人太多，即便是一起进厂的老乡，一旦被分在不同的车间，一年难见一面。
“孤独”几乎成了年轻打工者最常说的一个词儿。2011年1月，梁鸿到厦门著名的城中村安兜村，去参观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在此创办的“国仁工友之家”。在那里，她遇到了丁建设。他也是个孤独的人。
31岁的丁建设个头不高，神情略显迟钝。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他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左右到“工友之家”，不多说话，很少参与活动，也没看到他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房间的角落，一坐一个多小时，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或什么也不干，眯着眼睛，睡着的样子。九点多，又徒步回去。梁鸿看见他，总想起《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
丁建设谈过几次短暂的恋爱，都失败了，这让他变得更加自闭和内向。他开始觉得自己心理有问题，想自救，买了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书，比如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去年底他又攒钱买了个电脑，在网上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课程。
到厦门六七年，他也没什么朋友，“我要是离开厦门，就不会再来了，这座城市跟咱没关系。”他说。
救姻缘
对于在外打工的青年，婚姻是一道迈不过的坎儿。
计划生育之后的一代青年，都已而立，女孩出去打工，有的嫁到别处，有的留城里，不再回家，农村女孩本来就少，这一下更少了。
26岁的向学在内蒙古打工，每次春节回梁庄，都要被撵着走马灯一般相亲，聊得好，就交换电话和QQ，春节一过各奔不同的打工地，彼此在QQ上相互聊天，建立感情。
2012年春节后，向学终于结婚，女人名叫银花，她告诉梁鸿，现在谈婚论嫁，首先要看男方家在村子里有没有2层小楼，更关键的，“要有妈”。
在一些人的印象里，农村媳妇和婆婆向来是水火不容，恨不得老太婆早点死掉，但银花说，“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要是没有婆子妈，生了小孩儿没人照顾，就得自己在家照顾，少一个挣钱的人。关键是，现在哪个姑娘愿意呆在家里?所以，必须得有个妈。” 婚姻对于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又是他们寻找存在感的最基本依靠，彼此给予精神的支持。
正林是个80后装修设计师，与梁鸿的侄女结婚后，到北京打拼。他如今在北京一家规模很大的装修公司做设计，月薪税前5000多，“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偶尔还说两句英文，吃西餐。”
但是，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咖啡、红酒、地毯都恍若隔世，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
他妻子在商城里卖服装，总有人来欺负，下了班的正林有一天拿着_把六七寸长的刀，站在过道中间，骂，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
因为是农村户口，正林在单位的住房公积金比城市户口的同事少了一半，养老保险也少将近一半，医保缴费标准也是最低。
“我在的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有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正林说，“要不是有个老婆，有个家，真不知道日子咋能熬过来。”
职业病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城市，但却几乎是最晚去的，到最后简直是不想去了，这里是她最熟悉的堂弟小柱死亡之地。
小柱生前在一家电镀厂打工，他的死，被老乡们认为与工作有关。
梁鸿后来去过那家电镀厂，厂房里，空气湿漉漉的，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仿佛要把整个口腔锁住，想咳嗽，咳嗽不出来，想打喷嚏，也打不出来，湿度仿佛带了重量，附在整个鼻腔、口腔，驱除不掉。
这样的车间，通风至关重要，但梁鸿听到老板娘说，抽风机坏了，就是不修，月末一结算，“啊，这个月省了4700块钱”，非常开心。
工人们想，老板既然这么坏，那我也偷你的铜板、筋板，或者消极怠工。梁鸿说，这就引起一种恶的对抗，匿名的反抗，相互之间都是不公平的存在。
在这些没有抽风机的重金属车间里，小柱这样的工人，鲜有戴口罩的，光亮叔对梁鸿说，“车间里温度高，又湿，戴个口罩非常憋气，呼吸不上来，时间长了根本受不了。一般都是刚来的工人天天戴，像俺们这些十来年的老工人，都不戴。习惯了。干得时间长了，也没有事。你这是猛一进去，可能有点味儿，时间长了就闻不到了。不过，心里也清楚，干这个活儿都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
在走访中，梁鸿发现了很多与小柱类似的职业病死亡案例。
青岛郊外的村庄，寂静无声，阳光和煦，田野平整而宽广，一眼可以望到远方那郁郁树林掩映的另外一个村庄。光亮和梁庄来的老乡谈着死亡，漠然而随意。
“在青岛，在无数个青岛，这些事件都只变为家庭的悲伤，变为一种莫名的消沉，没有在公共层面引起任何的回响。除非像郑州那位尘肺工人那样，开胸验肺。但即使如此，又怎样呢?”梁鸿说，小柱也已经死了11年，他所在的工厂，从青岛市郊搬到万家窝子，可是，车间的环境改善有多少呢?
希望
在南阳寻访时，梁鸿遇到了梁贤义。
梁贤义很早离开梁庄，起初能赚些钱，还回梁庄盖了瓦房。后来债务纠纷惹了官司，赔了5万元，老父亲又得了癌症，药费压得他喘不过气。在工地拼命干活，梁贤义身子也累垮了。没法干重活后，他就看起了《易经》等书，他家门上贴着：因心是恩知恩留恩莫要忘恩，人言为信诚信守信不能失信。横批是：阿弥陀佛。
梁贤义帮信徒开光、算命和看风水时，“有一种让人不好意思的肃穆”。
从梁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并不比姐妹兄弟更富有，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但在梁鸿看来，他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
而在青岛，当梁鸿与那里的梁庄老乡相见时，几位中年妇女头挨着头，正专心地唱赞美诗：“耶稣疲倦伤痛的泪眼，不看环境只望着天，十架苦杯虽然极难饮，然而他说，‘你意成全’……”
她们唱得走腔撇调，悲苦异常，有河南豫剧苦情戏的味道。这些打工漂泊之人，有意无意地寻找某种精神寄托，无论是帮人家算命的梁贤义，还是为自己祈祷的女人们，本质上，他们都渴望把握某种希望。
这样的情绪，为后来盛兴的传销浪潮提供了土壤。梁庄传销以韩小海为典型代表。他发展了自己的哥哥、姐姐、本家哥弟和姑表姊妹十来人，又发展了钱家四个年轻人，并且成为其中的骨干。
小海个子高大，略胖，眼神有一种唯利是图的敏捷，提起自己的发财史，显得讳莫如深，只是说自己1988年就去北京打工，遇到了“贵人”，据说是某高层领导的秘书，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开蛋糕房烟酒店，慢慢就发达了。村里人都知道，小海这是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神话。
与他这样的传销头目相比，被骗进传销队伍的“小虾米”们，却并不忌讳，甚至还会津津乐道。比如梁鸿的堂姐夫文哥。
文哥先后六次被骗进传销陷阱。混在传销队伍里，条件自然是苦的，但文哥却不在意，还念念不忘那套口若悬河的成功学“洗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有一定道理，不觉得人家是在骗人，他们让人见着致富的希望。”
回家
这一路上，梁鸿与各种人交谈，听到了太多故事，最让她触目惊心的，是关于金的千里运尸。在她看来，这是打工者漂泊无奈的极端展现。
40岁的金是梁鸿的远房亲戚，2010年到虎门打工，租到房后，金就打电话给老家的妻子花枝，让她带孩子一起过来。
两天后，当妻儿赶到虎门时，金已经死了。被发现时，身上啥也没穿，在床上斜躺着。心口乌紫乌紫，往下陷着。
花枝张着嘴，想哭，老乡上来捂住她的嘴，说，千万别哭，要是把房东惹来了，那可不得了。原来出过这种事，人死了，被房东发现，房东拦住不叫走，说晦气，还要赔偿他几万块钱。
他们连夜雇车，决定将金的尸体运回村庄。天气炎热，尸味浓烈，两天后到家，袋子一揭，人都发紫了，只好匆匆下葬。
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走，花钱，费时费力，忍受着异味，将尸体带回到村庄?村里人告诉梁鸿，无论漂泊到哪里，家还是在村庄，尸体不回家人土，会成为孤魂野鬼，可怜。
写下这些故事时，梁鸿想到了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中的话：“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中国在梁庄》记录的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
梁鸿觉得，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于是，从2011年1月开始，她用了约一年时间，走访了不同的城市，寻访在外打工的梁庄子弟。
8月2日，梁鸿坐在北京马连道附近的书房里回忆过去一年的寻访，不禁感慨：“当你进了这条河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流。”
尊严与耻辱
在西安做三轮车夫的梁庄人不少。梁鸿将此地作为寻访的第一站。
为了采访的方便，梁鸿就近住在旁边的“如意旅社”里，但一切并不“如意”，抽水马桶和热水器都是坏的，空调一开，吹出一片尘土，“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
这样的环境，在此租住的梁庄的三轮车夫们，早已习以为常，梁鸿有点想逃脱，但又不甘心，咬着牙留下，继续和三轮车夫们混在一起。
在本地政府的新闻通报里，这些三轮车夫们是蛮横无理地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无证群体”，在西安这座“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人堵车时代”的省会城市里，来自梁庄的无证三轮车夫，是必须被“清理”的。
然而老乡告诉梁鸿，城管打得太狠了，罚得太厉害，老乡们就组织起来，趁人不注意，在僻静处逮住一个，围上去打，直到把他们也打怕了。
生活里随时有暴戾登场。
打架，多数是为了面子，他们觉得这也是在维护尊严。寻访中，梁鸿发现，存在感和尊严相辅相成，不只西安的梁庄人如此，内蒙古的梁庄子弟，感觉尤甚。
梁庄张家的栓子，在白云鄂博那儿校油泵，听说梁鸿在内蒙古，就开着越野车专门赶过来见她。栓子眉宇间有一种焦虑，他很希望找到一种精神生活，找到生活的理想目标。他特别想与梁鸿交流，希望找到一个答案。
与梁鸿聊天时，他最羡慕的是在辽宁葫芦岛市那边校油泵的一位老乡，被当地团委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又被选为葫芦岛市的区政协委员。
栓子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立即捐了5000元，他说钱捐出去，有人来道谢，他感到被认可了。这也是他想要的一种存在感，用老家话说，“很有面子”。
三轮车夫中，有一个年轻人引得梁鸿注意。他叫民中，今年18岁，喜欢穿一身山寨名牌，看上去很潮。但当梁鸿给其他三轮车夫拍照时，那些中年车夫没心没肺地嬉笑，他则脸涨得通红，显得很愤怒。
民中15岁辍学后，开始四处打工，在新疆做过油泵工人，到东莞电子厂和服装厂站过流水线，今年4月份来西安，跟着父亲拉三轮。
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呼于他而言，是羞耻的标志，是在城市街道上，被追赶、打倒、驱逐的人，但如今，他也要成为他愤恨的形象。
离开西安的前一晚，梁鸿邀请老乡吃饭，饭桌上，她对民中说：“那就再见吧，我明年再来看你们，你要好好的。”
民中的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
孤独
与民中不同，梁庄的另一个年轻人梁平，从技校毕业后，就进了富士康工厂。
“太压抑了，受不了。往那儿一坐，一天十个小时不能动。”梁平说着，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绕动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在那儿每呆一天，都像多坐一天牢。”
“厂里倒是有篮球场、电视房、活动室啥的，那你也得有劲有心情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都累得不行。”
工厂太大，工人太多，即便是一起进厂的老乡，一旦被分在不同的车间，一年难见一面。
“孤独”几乎成了年轻打工者最常说的一个词儿。2011年1月，梁鸿到厦门著名的城中村安兜村，去参观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在此创办的“国仁工友之家”。在那里，她遇到了丁建设。他也是个孤独的人。
31岁的丁建设个头不高，神情略显迟钝。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他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左右到“工友之家”，不多说话，很少参与活动，也没看到他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房间的角落，一坐一个多小时，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或什么也不干，眯着眼睛，睡着的样子。九点多，又徒步回去。梁鸿看见他，总想起《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
丁建设谈过几次短暂的恋爱，都失败了，这让他变得更加自闭和内向。他开始觉得自己心理有问题，想自救，买了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书，比如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去年底他又攒钱买了个电脑，在网上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课程。
到厦门六七年，他也没什么朋友，“我要是离开厦门，就不会再来了，这座城市跟咱没关系。”他说。
救姻缘
对于在外打工的青年，婚姻是一道迈不过的坎儿。
计划生育之后的一代青年，都已而立，女孩出去打工，有的嫁到别处，有的留城里，不再回家，农村女孩本来就少，这一下更少了。
26岁的向学在内蒙古打工，每次春节回梁庄，都要被撵着走马灯一般相亲，聊得好，就交换电话和QQ，春节一过各奔不同的打工地，彼此在QQ上相互聊天，建立感情。
2012年春节后，向学终于结婚，女人名叫银花，她告诉梁鸿，现在谈婚论嫁，首先要看男方家在村子里有没有2层小楼，更关键的，“要有妈”。
在一些人的印象里，农村媳妇和婆婆向来是水火不容，恨不得老太婆早点死掉，但银花说，“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要是没有婆子妈，生了小孩儿没人照顾，就得自己在家照顾，少一个挣钱的人。关键是，现在哪个姑娘愿意呆在家里?所以，必须得有个妈。” 婚姻对于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又是他们寻找存在感的最基本依靠，彼此给予精神的支持。
正林是个80后装修设计师，与梁鸿的侄女结婚后，到北京打拼。他如今在北京一家规模很大的装修公司做设计，月薪税前5000多，“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偶尔还说两句英文，吃西餐。”
但是，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咖啡、红酒、地毯都恍若隔世，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
他妻子在商城里卖服装，总有人来欺负，下了班的正林有一天拿着_把六七寸长的刀，站在过道中间，骂，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
因为是农村户口，正林在单位的住房公积金比城市户口的同事少了一半，养老保险也少将近一半，医保缴费标准也是最低。
“我在的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有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正林说，“要不是有个老婆，有个家，真不知道日子咋能熬过来。”
职业病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城市，但却几乎是最晚去的，到最后简直是不想去了，这里是她最熟悉的堂弟小柱死亡之地。
小柱生前在一家电镀厂打工，他的死，被老乡们认为与工作有关。
梁鸿后来去过那家电镀厂，厂房里，空气湿漉漉的，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仿佛要把整个口腔锁住，想咳嗽，咳嗽不出来，想打喷嚏，也打不出来，湿度仿佛带了重量，附在整个鼻腔、口腔，驱除不掉。
这样的车间，通风至关重要，但梁鸿听到老板娘说，抽风机坏了，就是不修，月末一结算，“啊，这个月省了4700块钱”，非常开心。
工人们想，老板既然这么坏，那我也偷你的铜板、筋板，或者消极怠工。梁鸿说，这就引起一种恶的对抗，匿名的反抗，相互之间都是不公平的存在。
在这些没有抽风机的重金属车间里，小柱这样的工人，鲜有戴口罩的，光亮叔对梁鸿说，“车间里温度高，又湿，戴个口罩非常憋气，呼吸不上来，时间长了根本受不了。一般都是刚来的工人天天戴，像俺们这些十来年的老工人，都不戴。习惯了。干得时间长了，也没有事。你这是猛一进去，可能有点味儿，时间长了就闻不到了。不过，心里也清楚，干这个活儿都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
在走访中，梁鸿发现了很多与小柱类似的职业病死亡案例。
青岛郊外的村庄，寂静无声，阳光和煦，田野平整而宽广，一眼可以望到远方那郁郁树林掩映的另外一个村庄。光亮和梁庄来的老乡谈着死亡，漠然而随意。
“在青岛，在无数个青岛，这些事件都只变为家庭的悲伤，变为一种莫名的消沉，没有在公共层面引起任何的回响。除非像郑州那位尘肺工人那样，开胸验肺。但即使如此，又怎样呢?”梁鸿说，小柱也已经死了11年，他所在的工厂，从青岛市郊搬到万家窝子，可是，车间的环境改善有多少呢?
希望
在南阳寻访时，梁鸿遇到了梁贤义。
梁贤义很早离开梁庄，起初能赚些钱，还回梁庄盖了瓦房。后来债务纠纷惹了官司，赔了5万元，老父亲又得了癌症，药费压得他喘不过气。在工地拼命干活，梁贤义身子也累垮了。没法干重活后，他就看起了《易经》等书，他家门上贴着：因心是恩知恩留恩莫要忘恩，人言为信诚信守信不能失信。横批是：阿弥陀佛。
梁贤义帮信徒开光、算命和看风水时，“有一种让人不好意思的肃穆”。
从梁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并不比姐妹兄弟更富有，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但在梁鸿看来，他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
而在青岛，当梁鸿与那里的梁庄老乡相见时，几位中年妇女头挨着头，正专心地唱赞美诗：“耶稣疲倦伤痛的泪眼，不看环境只望着天，十架苦杯虽然极难饮，然而他说，‘你意成全’……”
她们唱得走腔撇调，悲苦异常，有河南豫剧苦情戏的味道。这些打工漂泊之人，有意无意地寻找某种精神寄托，无论是帮人家算命的梁贤义，还是为自己祈祷的女人们，本质上，他们都渴望把握某种希望。
这样的情绪，为后来盛兴的传销浪潮提供了土壤。梁庄传销以韩小海为典型代表。他发展了自己的哥哥、姐姐、本家哥弟和姑表姊妹十来人，又发展了钱家四个年轻人，并且成为其中的骨干。
小海个子高大，略胖，眼神有一种唯利是图的敏捷，提起自己的发财史，显得讳莫如深，只是说自己1988年就去北京打工，遇到了“贵人”，据说是某高层领导的秘书，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开蛋糕房烟酒店，慢慢就发达了。村里人都知道，小海这是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神话。
与他这样的传销头目相比，被骗进传销队伍的“小虾米”们，却并不忌讳，甚至还会津津乐道。比如梁鸿的堂姐夫文哥。
文哥先后六次被骗进传销陷阱。混在传销队伍里，条件自然是苦的，但文哥却不在意，还念念不忘那套口若悬河的成功学“洗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有一定道理，不觉得人家是在骗人，他们让人见着致富的希望。”
回家
这一路上，梁鸿与各种人交谈，听到了太多故事，最让她触目惊心的，是关于金的千里运尸。在她看来，这是打工者漂泊无奈的极端展现。
40岁的金是梁鸿的远房亲戚，2010年到虎门打工，租到房后，金就打电话给老家的妻子花枝，让她带孩子一起过来。
两天后，当妻儿赶到虎门时，金已经死了。被发现时，身上啥也没穿，在床上斜躺着。心口乌紫乌紫，往下陷着。
花枝张着嘴，想哭，老乡上来捂住她的嘴，说，千万别哭，要是把房东惹来了，那可不得了。原来出过这种事，人死了，被房东发现，房东拦住不叫走，说晦气，还要赔偿他几万块钱。
他们连夜雇车，决定将金的尸体运回村庄。天气炎热，尸味浓烈，两天后到家，袋子一揭，人都发紫了，只好匆匆下葬。
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走，花钱，费时费力，忍受着异味，将尸体带回到村庄?村里人告诉梁鸿，无论漂泊到哪里，家还是在村庄，尸体不回家人土，会成为孤魂野鬼，可怜。
写下这些故事时，梁鸿想到了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中的话：“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