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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移民史，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从1986年到2011年，仅仅只耗费了27年，它就经历了六种重要变化，而成为中国时局的一种精密映射。
改革开放之初，也即1986年—1989年之间，大批中国青年试图到西方学习并体验生活，由此引发读书和打工浪潮，主要以美国、日本和澳加为主。其中美国以留学为主，而日本、澳洲和加拿大则更多以留学为名打工赚钱，成为渴望先富起来的一代。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早期前往西方的青年一代，大多已获得绿卡并完成身份改变和资本积累，开始大规模办理亲属团聚手续，由此引发中老年的福利性移民浪潮，这个浪潮的内在目标，是享受移民国的社会福利待遇（如失业津贴和公费医疗），而其背后，正是中国医疗与社保制度的严重残缺。
21世纪零年代初起，中国官员、商人和中产阶级上层，热衷于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但跟第一阶段相比，留学年龄开始普遍下降，多以高初中生为留学主体，欧洲街头甚至出现中国小学生的身影，引起西方媒体的喧哗。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高考扩招和应试教育体制的建立。中小学生出国留学，就是为了躲避这种畸形制度所带来的教育危机。此类留学浪潮，至今方兴未艾，而移民国家和地区，还扩展到香港和新加坡，鉴于后者的华人文化背景和双语教育机制，它们已经成为许多家长热切探求的对象。
21世纪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官员家属开始大量携带巨款，以商业投资移民为通道，移居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加拿大甚至出现所谓“大奶城”和“二奶城”的传说，而这跟官员贪腐引发的职务危机密切相关。亲属携款移民，是所谓“裸官策略”的某种体现，它制造了“一夫顶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
以资本家黄光裕锒铛入狱为前兆，关于“国进民退”的“传言”，在2009年度开始甚嚣尘上。这一“商业危机”促使一些亿万富豪谋求移民并试图向国外转移资产。另一方面，各国又因经济危机而降低商业移民门槛，吸引中国资金，如美国今年8月开始，把商业移民条件放低到50万美元，资金用于可选项目的借贷，不仅有年终红利，而且数年后返还，尽管当局不提供任何担保，更需创造 10个就业岗位，但还是吸引了大批中国商人。这场移民潮，令多年来的投资移民运动，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引發澳加房价飞涨和社会秩序混乱，加拿大政府最终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额限制，以阻遏中国移民的“大举入侵”。
在最新的第六阶段，也即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国移民史的六种变化，情节错综，跌宕起伏，犹如一部精彩的电视肥皂剧，其间包含了五种引人注意的趋势：由求学和知识性为主题的移民，向经济和政治领域转变；由个人移民，向家庭团体移民转变；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美、澳、加、日等国，扩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环境）方向转变。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向外移民的加速进程，都是“泰坦尼克式故事”的一种中国式表达。以船长为代表的官员们审时度势，事先安排好家属的撤离，他们是弃船策略的源头；头等舱旅客，作为上层精英阶层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因而提前撤退，成为弃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在豪华大厅里纵情歌舞的大多数游客，对游轮的危机状况浑然不觉，他们醉生梦死，继续沉浸在狂欢之中；危机发生之后，下等舱的旅客，作为中下阶层的隐喻，因逃生通道被上锁而无路可逃，只有少数人奋力抗争而逃出生天。
这一象征只能用以描述官商们的末世心态，而非是关于中国未来的预言。中国之船是极其坚硬的，它曾历经两千年的风暴而屹立不倒。向外移民本来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开放性政策，有必要长期保持其连续性，以便为平民中产阶级提供生活的多样性选择，但中国一些官商们的“泰坦尼克策略”——一方面在政经前沿留守，继续牟取权力和暴利，一方面又事先安排撤退路线（“后路”），作为双重的游戏规则，却会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运作方向。这种逃迁策略不仅令官商在本国事务中变得更加不负责任和恣意妄为，而且还会将芸芸大众引向悲观主义的精神深渊，进而严重动摇社会根基，最终演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悲剧。
自由是先锋城市的基本属性
“先锋”又称“前卫”，来自法语，它包含两个词根，一个是前进，一个是捍卫，也就是说在我们进行变革的同时，首先需要的是捍卫一种东西，这是经常被忽略的，捍卫什么？我觉得最基本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捍卫的就是自由。如果我们不谈论自由，回避这个最简单的语词，我们就无法对先锋给出一个确当的定义。
从全球的视域看，马赛、热那亚、汉堡、鹿特丹、香港、澳门、新加坡和北非的丹吉尔等等，都曾是著名的自由港，不仅提供关税的减免优惠，而且向本国乃至全球居民提供居住和言说的自由。而殖民地上海则是本土的最大奇迹。在1920—1930年代，这个被各国租界所肢解的狭小空间，竟然诞生了20世纪中国最迷人的文化产品。
我们已经看见，在北平遭到东北军阀的大批知识分子从时局恶化的北京南下，和优秀的外省青年汇合，在这里重建新文化的家园。鲁迅、夏衍（日租界）、巴金、施蛰存、穆时英（法租界）、茅盾、林语堂、梁实秋（公共租界）等等，这些公众熟知的姓氏，代表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趣味，却在同一自由空间里，深化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自由口岸，在短短十年里（当然也包括孤岛时期和战后时期），把文化原创推进到非凡的程度。申报、商务印书馆、明星影业公司，这三大文化产业，曾经是亚洲最富原创性的机构。如果没有日军的蓄意破坏，上海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策源地。
作为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最高机构，工部局的下辖部门是：警务处（管辖治安）、捐务处（管理投资和募捐事务）、卫生处（管理公共卫生）、工务处（管理市政工程）、教育处（管理学校）、财务处（管理财政），以及公共图书馆、乐队和华文处（负责翻译事务）等。从这个名录中我们没有发现文化处，这意味着工部局完全放弃了对文化的管理权。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正是老子精神的现代扩展，它超越了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对文化事业作了史无前例的“放纵”。在当时的语境下，“不管”就是最高的管理。它向文化学者提供了有力的研究样板，证明自由以及对自由的庇护，就是文化繁荣的逻辑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租界庇护了受到威胁的知识分子。中共一大和二大，均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尽管革命先驱者仍然要面对巡捕的窥伺，但他们毕竟获得了出生的契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鲁迅被迫躲进日租界，在情势最危急的时刻，他甚至住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旅馆。所有这些例证都向我们证实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由空间为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安全保障。
“上海现象”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如果没有上海租界的自由空间，我们今天就无法阅读到那些丰厚的文学遗产，更无法享用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性后果。当我们继续置身于这一体制时，我们应当感恩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它庇护了那些危险的人物及其思想。在那个没有施加国家奖金的化肥的时代，文化却在茁壮成长，在短短十年内完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使命。
改革开放之初，也即1986年—1989年之间，大批中国青年试图到西方学习并体验生活，由此引发读书和打工浪潮，主要以美国、日本和澳加为主。其中美国以留学为主，而日本、澳洲和加拿大则更多以留学为名打工赚钱，成为渴望先富起来的一代。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早期前往西方的青年一代，大多已获得绿卡并完成身份改变和资本积累，开始大规模办理亲属团聚手续，由此引发中老年的福利性移民浪潮，这个浪潮的内在目标，是享受移民国的社会福利待遇（如失业津贴和公费医疗），而其背后，正是中国医疗与社保制度的严重残缺。
21世纪零年代初起，中国官员、商人和中产阶级上层，热衷于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但跟第一阶段相比，留学年龄开始普遍下降，多以高初中生为留学主体，欧洲街头甚至出现中国小学生的身影，引起西方媒体的喧哗。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高考扩招和应试教育体制的建立。中小学生出国留学，就是为了躲避这种畸形制度所带来的教育危机。此类留学浪潮，至今方兴未艾，而移民国家和地区，还扩展到香港和新加坡，鉴于后者的华人文化背景和双语教育机制，它们已经成为许多家长热切探求的对象。
21世纪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官员家属开始大量携带巨款，以商业投资移民为通道，移居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加拿大甚至出现所谓“大奶城”和“二奶城”的传说，而这跟官员贪腐引发的职务危机密切相关。亲属携款移民，是所谓“裸官策略”的某种体现，它制造了“一夫顶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
以资本家黄光裕锒铛入狱为前兆，关于“国进民退”的“传言”，在2009年度开始甚嚣尘上。这一“商业危机”促使一些亿万富豪谋求移民并试图向国外转移资产。另一方面，各国又因经济危机而降低商业移民门槛，吸引中国资金，如美国今年8月开始，把商业移民条件放低到50万美元，资金用于可选项目的借贷，不仅有年终红利，而且数年后返还，尽管当局不提供任何担保，更需创造 10个就业岗位，但还是吸引了大批中国商人。这场移民潮，令多年来的投资移民运动，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由此引發澳加房价飞涨和社会秩序混乱，加拿大政府最终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额限制，以阻遏中国移民的“大举入侵”。
在最新的第六阶段，也即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中国移民史的六种变化，情节错综，跌宕起伏，犹如一部精彩的电视肥皂剧，其间包含了五种引人注意的趋势：由求学和知识性为主题的移民，向经济和政治领域转变；由个人移民，向家庭团体移民转变；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美、澳、加、日等国，扩展到世界各地；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环境）方向转变。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向外移民的加速进程，都是“泰坦尼克式故事”的一种中国式表达。以船长为代表的官员们审时度势，事先安排好家属的撤离，他们是弃船策略的源头；头等舱旅客，作为上层精英阶层的代表，最先得到警告，因而提前撤退，成为弃船策略的最大受益群；在豪华大厅里纵情歌舞的大多数游客，对游轮的危机状况浑然不觉，他们醉生梦死，继续沉浸在狂欢之中；危机发生之后，下等舱的旅客，作为中下阶层的隐喻，因逃生通道被上锁而无路可逃，只有少数人奋力抗争而逃出生天。
这一象征只能用以描述官商们的末世心态，而非是关于中国未来的预言。中国之船是极其坚硬的，它曾历经两千年的风暴而屹立不倒。向外移民本来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开放性政策，有必要长期保持其连续性，以便为平民中产阶级提供生活的多样性选择，但中国一些官商们的“泰坦尼克策略”——一方面在政经前沿留守，继续牟取权力和暴利，一方面又事先安排撤退路线（“后路”），作为双重的游戏规则，却会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运作方向。这种逃迁策略不仅令官商在本国事务中变得更加不负责任和恣意妄为，而且还会将芸芸大众引向悲观主义的精神深渊，进而严重动摇社会根基，最终演变为真正的民族国家悲剧。
自由是先锋城市的基本属性
“先锋”又称“前卫”，来自法语，它包含两个词根，一个是前进，一个是捍卫，也就是说在我们进行变革的同时，首先需要的是捍卫一种东西，这是经常被忽略的，捍卫什么？我觉得最基本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捍卫的就是自由。如果我们不谈论自由，回避这个最简单的语词，我们就无法对先锋给出一个确当的定义。
从全球的视域看，马赛、热那亚、汉堡、鹿特丹、香港、澳门、新加坡和北非的丹吉尔等等，都曾是著名的自由港，不仅提供关税的减免优惠，而且向本国乃至全球居民提供居住和言说的自由。而殖民地上海则是本土的最大奇迹。在1920—1930年代，这个被各国租界所肢解的狭小空间，竟然诞生了20世纪中国最迷人的文化产品。
我们已经看见，在北平遭到东北军阀的大批知识分子从时局恶化的北京南下，和优秀的外省青年汇合，在这里重建新文化的家园。鲁迅、夏衍（日租界）、巴金、施蛰存、穆时英（法租界）、茅盾、林语堂、梁实秋（公共租界）等等，这些公众熟知的姓氏，代表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趣味，却在同一自由空间里，深化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自由口岸，在短短十年里（当然也包括孤岛时期和战后时期），把文化原创推进到非凡的程度。申报、商务印书馆、明星影业公司，这三大文化产业，曾经是亚洲最富原创性的机构。如果没有日军的蓄意破坏，上海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策源地。
作为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最高机构，工部局的下辖部门是：警务处（管辖治安）、捐务处（管理投资和募捐事务）、卫生处（管理公共卫生）、工务处（管理市政工程）、教育处（管理学校）、财务处（管理财政），以及公共图书馆、乐队和华文处（负责翻译事务）等。从这个名录中我们没有发现文化处，这意味着工部局完全放弃了对文化的管理权。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正是老子精神的现代扩展，它超越了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对文化事业作了史无前例的“放纵”。在当时的语境下，“不管”就是最高的管理。它向文化学者提供了有力的研究样板，证明自由以及对自由的庇护，就是文化繁荣的逻辑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租界庇护了受到威胁的知识分子。中共一大和二大，均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尽管革命先驱者仍然要面对巡捕的窥伺，但他们毕竟获得了出生的契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鲁迅被迫躲进日租界，在情势最危急的时刻，他甚至住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旅馆。所有这些例证都向我们证实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由空间为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安全保障。
“上海现象”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如果没有上海租界的自由空间，我们今天就无法阅读到那些丰厚的文学遗产，更无法享用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性后果。当我们继续置身于这一体制时，我们应当感恩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它庇护了那些危险的人物及其思想。在那个没有施加国家奖金的化肥的时代，文化却在茁壮成长，在短短十年内完成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