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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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具有特别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不言而喻的共识。那么，问题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辩证法是用来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换言之，问题本身的发现、认识和解决都离不开辩证法的思维。也可以说，解决相应的问题，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辩证法理论。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到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因加入全球化（如加入WTO）而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为此，许多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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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具有特别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不言而喻的共识。那么，问题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辩证法是用来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换言之，问题本身的发现、认识和解决都离不开辩证法的思维。也可以说，解决相应的问题，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辩证法理论。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到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因加入全球化（如加入WTO）而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为此，许多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其他文献
一、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
自由是人之欲念生成、选择、实现的过程。存在可分为自然、社会、精神三方面，人的存在只可能面对三者。于是，根据人所面对的不同存在对象，可将自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人在精神中的自由，二是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三是人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自由。精神中的自由谓之观念自由，社会中的和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自由谓之实在自由。自由就是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的统合。观念自由与实在自由的关系是：观念自由可由主体独立生成，实在自由必须体现主客关系；观念自由体现为理想自由，实在自由体现为现实自由；观念自由体现为思想自由，
张申府先生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哲学家。他在1945年6月23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我自己的哲学》一文中，首列“我的大客观主义”，其次是“我的具体相对论”和“我所见到的辩证唯物论的心传精蕴”，而文中主要论述了他的“大客观主义”。（见《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334—337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数、页码）由此可见，“大客观”思想在张申府的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张岱年先生，成为其从事哲学研究的一个“引导”，兄弟二人遂亦成为哲学理论上的“同调”。
量子场论是一种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要求相容的关于量子粒子的量子理论，是远离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物理理论。要想对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进行构造和解释，就要用到语义分析方法，因为语义分析可以使量子场论的概念结构和关于它的物理解释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量子场论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弄清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基本概念，尤其是指称特定实体的基本概念，对于弄清量子场论的实在论问题极其必要。弄清这些概念如何作用于场理论以及在特定的概念系统中如何指称实体，我们就能更好地得到关于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理解。
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和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这些新的社会关系。一、生产的终结和符号关系的出现
有其道必有其教；在纯然逻辑的意趣上，先秦儒家“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之说，亦可用以推绎老子所谓道与教的内在关联。《道德经》开篇即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与这非“可道”之道相应，老子申示其教为“不言之教”。教而不言或不言而教是耐人寻味的，本文拟对此煞似诡谲的理致略作疏证，以解悟老子所言中之不言的微旨及不言而言之深趣。
海德格尔1923年的夏季学期讲座《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在海德格尔思想发展史上居于一个关键的位置：它上承海德格尔思想的开端，是弗莱堡早期（1915--1923）的思想总结；下启海德格尔马堡时期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存在与时间》的诞生。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影响甚至规定了《存在与时间》？实际性解释学如何使现象学的存在论成为可能？在整个海德格尔思想的谱系中，澄清上述问题，就是澄清海德格尔的思想开端、哲学道路及其理论旨趣。一、何谓实际性解释学？
自20世纪中期开始，政治哲学中的正义范式发生了转换。罗尔斯是建构新范式的第一人，社会结构的制度化成为他的正义理论的核心。但是，罗尔斯的理论建构受到众多批判。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焦点是人性前提、环境假设、制度规则问题，所涉及的要素使此范式与彼范式相区分，也使一种范式转换为另一种范式。所以，正义范式要素的冲突对范式转换具有历史性意义。
波洛克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20世纪30、40年代，他一直持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积极探索，深化了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为批判理论的内在转型奠定了基础，也预示了哈贝马斯和奥菲的权力政治批判路向。理解和把握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理解批判理论的主题、性质和转型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中国的社会公正状况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特权集团滋生、教育民生失衡、道德文化弱化、公民维权艰难等多种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思考社会公正重建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进路，改变资本逻辑至上、道德逻辑式微的现状，
德里达在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理论问题时，用莎士比亚风格的“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的语式（德里达，第5页），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出场，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对福山的“终结论”进行了批判。德里达把这种批判称之为“驱魔”。在对福山的批判中，德里达用语的辛辣几近刻薄。他回顾了以自己为主要代表的法国思想家们上世纪中叶就已经提出来的“历史终结”、“人的终结”等终结论思想，揭露福山引起轰动的终结论思想不过是拾人牙慧，绝无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