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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史诗均写战争，《摩诃婆罗多》作为史上已有写本的最长史诗也不例外。本文从史诗的布局、结构和结局三个维度对史诗的战争观加以探讨，再经由与荷马史诗、中国汉族边塞诗歌的对比中发现：东方文学中对战争的人道主义关怀与西方文学中对抗争精神、进取精神的赞颂形成鲜明的对照，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流露和秉持的是一种坚定的反战思想。
关键词：《摩诃婆罗多》 和谐 梵我合一 反战
《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并称印度两大史诗。它们是印度古代文学史上，继吠陀文学之后的又一座文学高峰。《摩诃婆罗多》讲的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分18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讲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这是贯穿全书的主干故事。
史诗都写战争，现存于世的史诗没有不写战争的。战争是史诗的永恒主题。因为它是民族融合，民族冲突时期的产物，所以不能不写战争。关于这部史诗的战争观，现在通行的教材都认为它歌颂的是坚守正法的般度族一方。刘安武在《印度两大史诗研究》中说：“史诗诗人们对这类征讨性的战争，特别是坚战所进行的战争是肯定的，是赞扬的，是将其作为英雄行为和辉煌武功来歌颂的。”[1]同样“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郑克鲁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外国文学史》（2015）认为“这部史诗的基调是歌颂以坚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谴责以难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2]还有，蒋承勇主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世界文学史纲》（2000）也认为史诗是“对以般度族长兄为代表的氏族上层势力进行的歌颂。”[3]但细读文本会发现，拿战争目的来说，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王位继承权，可以说纯粹就是内讧，本身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因此也就谈不上歌颂哪一方，谴责哪一方。拿战争手段来说，在战争中代表正法的般度族常常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胜利的。就连史诗中头号反面人物的难敌被般度族怖军用铁杵击断双腿时，史诗作者对般度族的这种非法行为是斥之以强烈谴责，而对难敌却倾注了巨大的同情心。关于当时的情景，史诗是这样描写的，“天空雷声滚滚，大地战战兢兢。宇宙间，到处回荡着怪兽的哀鸣;森林中，成千上万的禽兽大声号唳;般度军中，战象狂吼，战马萧萧。可怕的征兆——无头的和血淋淋的形体出现在大地的上空。”[4]（6.40-43）面对这种情景，可以说是足以让人闻风丧胆。当难敌控诉完黑天大神之后，从天上飘落了一阵花雨，并传来了天女赞颂难敌的歌声。由此看来，史诗作者主要是通过两族的毁灭性争斗来表达印度人民对战争和暴力的厌恶、痛恨、反对，对美好人性的向往。接下来我们进入文本，从史诗的布局，结构，结局三个方面来具体探讨史诗的战争观。
首先，从布局来看，全诗共18篇，真正描写战争的只有5篇，相当于总篇幅的四分之一过一点。由此可见，战争描写不占主要地位。这虽然不能说明史诗是反战的，但至少说明，这部史诗它不歌颂战争。
其次，从结构来看，《摩诃婆罗多》与其他民族的史诗不同，它是让人的恶劣本性先膨胀，战争结束之后让战争的双方参与者都意识到一个印度教一直以来想让人明白的道理，即人活着为“利”、“欲”而争斗毫无意义，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完全不值。史诗中大战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热烈庆祝胜利的场面，而是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战胜方对大战的忏悔。代表正法的坚战心中十分痛苦，他对那罗陀大仙说，“虽然我成了王国之主，但亲戚儿子全死了，这胜利无异于惨败。”在《夜袭篇》中是这样描述的：“贡蒂之子坚战发出痛苦的悲诉，‘不幸看来像幸运，幸运看来像不幸。这种胜利不像胜利，这种胜利是失败。已经取得胜利，却像落难者那样忧愁烦恼，我怎么能认为这是胜利？倒是更像被敌人战胜的失败者。’”[4]（10.11-13）再来看看史诗是怎么描写战后的战场的。《妇女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地遍布成堆成堆砍断的头颅、手臂和各种肢体，杂乱无序。妇女们看到无头颅的躯体和无躯体的头颅，亦俱亦喜，困惑不安。他们拼接头颅和躯体，仔细察看，发现对不上，痛苦地说到，‘这部分不是他的。’她们逐一拼接利箭砍断的手臂、大腿和脚，满怀痛苦，一次又一次昏阙。有些尸首已经遭到鸟兽吞噬，婆罗多族妇女们认不出自己的丈夫。”[4]（16.50-54）这些描写真是触目惊心。拼接头颅和躯体，让人不寒而栗。主人公坚战对待战争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胜利后他不是立刻作称王称霸的准备，而是决定到森林中苦修，以赎罪过。在众人的再三劝说下，才勉强答应治理国事。后来，当听到黑天大神死去的消息，便丧失了对尘世最后的一点留恋，带着四兄弟、黑公主以及一条象征正法的狗去雪山苦修，完全放弃了战争的成果。
作战后放弃战争成果，这是个不同寻常的结构，其实印度史诗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印度人打完仗之后，他不是鸣炮奏乐，欢庆胜利。而是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印度人认为，人间发生的一切事情，特别是重大群体行为，就像人间戏剧，人扮演的只是演员的角色，总导演是天神，天神指挥一切。在此情形下，人是無法抗拒命运的。例如当两军列阵于俱卢之野时，两族堂兄弟突然都觉得不该骨肉厮杀，特别是般度族的阿周那非常动摇。但毗湿奴化身的黑天大神不答应休战，这时候他亲自出马上阵，出来督战。长篇大论20余万字的《薄伽梵歌》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告诉人们，人你要完成自己的义务，义务是神所赋予的。其实，这仗其实是天神让他们打的，但打仗的目的是让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打仗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打仗是为了今后不打仗。这是印度神一贯使用的伎俩，欲擒故纵。让你和平，先让你尝尝不和平的滋味。印度教认为人如果不通过满足某种欲望来克制这种欲望，人将永远为欲望所支配。并认为人的生活是有周期的，理想的人生应该经历四个阶段：首先是梵行期——学习知识，接着家居期——成家立业，再后来是林居期——刻苦修行，最后遁世期——远离世俗，达到解脱。由此可知，人首先是要经历世俗的生活，才会进入解脱，回归永恒。代表正法的坚战最终放弃王位，追求解脱其实是厌战思想的最好注释。
《摩诃婆罗多》的这种厌战思想，还反映在结局上。在《升天篇》中，坚战来到天堂，见难敌早已端坐中央，并且四周还有神女环列。也就是说，正法方和非正法方在胜利和失败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升天。这个一反常规的结局立马印证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观点，这场弟兄之间的战争根本就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它只不过是人类利欲熏心的展示，最终都必须走向解脱这条路。综上所述，《摩诃婆罗多》的战争观实际就是两个字：反战。 没有对比，就没有发言权。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部史诗所持战争观的了解，接下来我们拿《摩诃婆罗多》与《荷马史诗》、我国唐代边塞诗作比较，来分析探讨东西方史诗迥然不同的战争观。
《摩诃婆罗多》与《荷马史诗》作一比较。之前已经提到，但凡史诗都写战争，而战争的核心在英雄，因此我们以这部史诗中最典型的英雄人物毗湿摩和《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做一比较分析，从英雄的视角来观照各自不同的战争观。
古希腊人认为：“人同自然的划分是知识和智慧的起点，是人之所以为人，自觉其为人的起点。”[5]正是从这种人与自然分离的观念出发，《荷马史诗》重在描写英雄与命运的冲突。在荷马看来，命运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完全是可以对抗的。荷马笔下的英雄，性格鲜明，不甘做命运的奴隶。史诗开篇即言，“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致命的愤怒吧。”[6]阿喀琉斯出生之时，神告诉他有两种命运：要么在家中好好呆着，这样就可平平安安、幸福长寿，要么走向战场、但命定早死。可是他却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与命运抗争。也就是说他打算用有限的生命抗拒不可捉摸的命运，在短促的一生中使生命的自身价值得以最大限度的展示，闪耀出人性中勇敢、智慧和进取精神的光辉，这就是阿喀琉斯也是希腊所有英雄的追求。阿喀琉斯对战争的态度表现出西方海洋文明所特有的抗争型进取型文化的特征。
而古印度人追求的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是在这种思想统摄下，印度人要求人们以理性、情感和行动去领悟自我与宇宙的合而为一，实现人与最高自我的结合。它要求人们既要履行人生的责任义务，又要超越于人生。在史诗中，这种思想是通过英雄人物的思想、言行以及他们的冲突来体现的。老英雄毗湿摩就是这种和谐精神的典范。他完美地实现了作为族长的义务，作为武士的职责，作为婆罗门的超脱。为维护国家大局的稳定，他放弃王位继承权和作为人最基本权利的天伦之乐，并养育和教导了婆罗多族三代君主;之后在般度、俱卢两方发生分歧、矛盾激化的时候，他从大局着眼，从中调节、斡旋，并且始终支持代表“正法”的般度族;在自身无力阻止悲剧发生之时，他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履行了一个刹帝利应尽的义务;最后，临死之时，仍苦口婆心劝说两方握手言和。因此毗湿摩面对命运时才会显示出安详和坦然。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毗湿摩就表现出一种宝貴的厌恶战争、追求和平的精神。这与希腊英雄好战进取的精神，歌颂战争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在今天这个暴力冲突仍未止息的时代，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接下来再拿我国唐诗中的边塞诗与《摩诃婆罗多》作比较，来进一步领会东方战争观的精髓。唐代边塞诗中，李白、杜甫、高适的诗中均显示出人道主义的关怀。如杜甫的《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又如高适的《燕歌行》“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边塞荒凉孤寂的意象与诗人反战的倾向融为一体。
由此可见，东方文学中对战争观点的人道主义关怀与西方文学中对抗争精神进取精神的赞颂形成鲜明的对照。古印度的梵我同一以及中国的天人合一，这共同表明东方追求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
参考文献
[1]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0
[2]郑克鲁编.外国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64
[3]蒋承勇编.世界文学史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441
[4][印度]毗耶娑.摩诃婆罗多.黄宝生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01
[6][希腊]荷马.伊里亚特.罗念生译.罗年生全集.第五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
（作者介绍：侯建芳，河西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
关键词：《摩诃婆罗多》 和谐 梵我合一 反战
《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并称印度两大史诗。它们是印度古代文学史上，继吠陀文学之后的又一座文学高峰。《摩诃婆罗多》讲的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分18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讲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这是贯穿全书的主干故事。
史诗都写战争，现存于世的史诗没有不写战争的。战争是史诗的永恒主题。因为它是民族融合，民族冲突时期的产物，所以不能不写战争。关于这部史诗的战争观，现在通行的教材都认为它歌颂的是坚守正法的般度族一方。刘安武在《印度两大史诗研究》中说：“史诗诗人们对这类征讨性的战争，特别是坚战所进行的战争是肯定的，是赞扬的，是将其作为英雄行为和辉煌武功来歌颂的。”[1]同样“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郑克鲁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外国文学史》（2015）认为“这部史诗的基调是歌颂以坚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谴责以难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2]还有，蒋承勇主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世界文学史纲》（2000）也认为史诗是“对以般度族长兄为代表的氏族上层势力进行的歌颂。”[3]但细读文本会发现，拿战争目的来说，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王位继承权，可以说纯粹就是内讧，本身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因此也就谈不上歌颂哪一方，谴责哪一方。拿战争手段来说，在战争中代表正法的般度族常常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胜利的。就连史诗中头号反面人物的难敌被般度族怖军用铁杵击断双腿时，史诗作者对般度族的这种非法行为是斥之以强烈谴责，而对难敌却倾注了巨大的同情心。关于当时的情景，史诗是这样描写的，“天空雷声滚滚，大地战战兢兢。宇宙间，到处回荡着怪兽的哀鸣;森林中，成千上万的禽兽大声号唳;般度军中，战象狂吼，战马萧萧。可怕的征兆——无头的和血淋淋的形体出现在大地的上空。”[4]（6.40-43）面对这种情景，可以说是足以让人闻风丧胆。当难敌控诉完黑天大神之后，从天上飘落了一阵花雨，并传来了天女赞颂难敌的歌声。由此看来，史诗作者主要是通过两族的毁灭性争斗来表达印度人民对战争和暴力的厌恶、痛恨、反对，对美好人性的向往。接下来我们进入文本，从史诗的布局，结构，结局三个方面来具体探讨史诗的战争观。
首先，从布局来看，全诗共18篇，真正描写战争的只有5篇，相当于总篇幅的四分之一过一点。由此可见，战争描写不占主要地位。这虽然不能说明史诗是反战的，但至少说明，这部史诗它不歌颂战争。
其次，从结构来看，《摩诃婆罗多》与其他民族的史诗不同，它是让人的恶劣本性先膨胀，战争结束之后让战争的双方参与者都意识到一个印度教一直以来想让人明白的道理，即人活着为“利”、“欲”而争斗毫无意义，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完全不值。史诗中大战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热烈庆祝胜利的场面，而是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战胜方对大战的忏悔。代表正法的坚战心中十分痛苦，他对那罗陀大仙说，“虽然我成了王国之主，但亲戚儿子全死了，这胜利无异于惨败。”在《夜袭篇》中是这样描述的：“贡蒂之子坚战发出痛苦的悲诉，‘不幸看来像幸运，幸运看来像不幸。这种胜利不像胜利，这种胜利是失败。已经取得胜利，却像落难者那样忧愁烦恼，我怎么能认为这是胜利？倒是更像被敌人战胜的失败者。’”[4]（10.11-13）再来看看史诗是怎么描写战后的战场的。《妇女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地遍布成堆成堆砍断的头颅、手臂和各种肢体，杂乱无序。妇女们看到无头颅的躯体和无躯体的头颅，亦俱亦喜，困惑不安。他们拼接头颅和躯体，仔细察看，发现对不上，痛苦地说到，‘这部分不是他的。’她们逐一拼接利箭砍断的手臂、大腿和脚，满怀痛苦，一次又一次昏阙。有些尸首已经遭到鸟兽吞噬，婆罗多族妇女们认不出自己的丈夫。”[4]（16.50-54）这些描写真是触目惊心。拼接头颅和躯体，让人不寒而栗。主人公坚战对待战争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胜利后他不是立刻作称王称霸的准备，而是决定到森林中苦修，以赎罪过。在众人的再三劝说下，才勉强答应治理国事。后来，当听到黑天大神死去的消息，便丧失了对尘世最后的一点留恋，带着四兄弟、黑公主以及一条象征正法的狗去雪山苦修，完全放弃了战争的成果。
作战后放弃战争成果，这是个不同寻常的结构，其实印度史诗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印度人打完仗之后，他不是鸣炮奏乐，欢庆胜利。而是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印度人认为，人间发生的一切事情，特别是重大群体行为，就像人间戏剧，人扮演的只是演员的角色，总导演是天神，天神指挥一切。在此情形下，人是無法抗拒命运的。例如当两军列阵于俱卢之野时，两族堂兄弟突然都觉得不该骨肉厮杀，特别是般度族的阿周那非常动摇。但毗湿奴化身的黑天大神不答应休战，这时候他亲自出马上阵，出来督战。长篇大论20余万字的《薄伽梵歌》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告诉人们，人你要完成自己的义务，义务是神所赋予的。其实，这仗其实是天神让他们打的，但打仗的目的是让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打仗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打仗是为了今后不打仗。这是印度神一贯使用的伎俩，欲擒故纵。让你和平，先让你尝尝不和平的滋味。印度教认为人如果不通过满足某种欲望来克制这种欲望，人将永远为欲望所支配。并认为人的生活是有周期的，理想的人生应该经历四个阶段：首先是梵行期——学习知识，接着家居期——成家立业，再后来是林居期——刻苦修行，最后遁世期——远离世俗，达到解脱。由此可知，人首先是要经历世俗的生活，才会进入解脱，回归永恒。代表正法的坚战最终放弃王位，追求解脱其实是厌战思想的最好注释。
《摩诃婆罗多》的这种厌战思想，还反映在结局上。在《升天篇》中，坚战来到天堂，见难敌早已端坐中央，并且四周还有神女环列。也就是说，正法方和非正法方在胜利和失败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升天。这个一反常规的结局立马印证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观点，这场弟兄之间的战争根本就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它只不过是人类利欲熏心的展示，最终都必须走向解脱这条路。综上所述，《摩诃婆罗多》的战争观实际就是两个字：反战。 没有对比，就没有发言权。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部史诗所持战争观的了解，接下来我们拿《摩诃婆罗多》与《荷马史诗》、我国唐代边塞诗作比较，来分析探讨东西方史诗迥然不同的战争观。
《摩诃婆罗多》与《荷马史诗》作一比较。之前已经提到，但凡史诗都写战争，而战争的核心在英雄，因此我们以这部史诗中最典型的英雄人物毗湿摩和《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做一比较分析，从英雄的视角来观照各自不同的战争观。
古希腊人认为：“人同自然的划分是知识和智慧的起点，是人之所以为人，自觉其为人的起点。”[5]正是从这种人与自然分离的观念出发，《荷马史诗》重在描写英雄与命运的冲突。在荷马看来，命运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完全是可以对抗的。荷马笔下的英雄，性格鲜明，不甘做命运的奴隶。史诗开篇即言，“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致命的愤怒吧。”[6]阿喀琉斯出生之时，神告诉他有两种命运：要么在家中好好呆着，这样就可平平安安、幸福长寿，要么走向战场、但命定早死。可是他却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与命运抗争。也就是说他打算用有限的生命抗拒不可捉摸的命运，在短促的一生中使生命的自身价值得以最大限度的展示，闪耀出人性中勇敢、智慧和进取精神的光辉，这就是阿喀琉斯也是希腊所有英雄的追求。阿喀琉斯对战争的态度表现出西方海洋文明所特有的抗争型进取型文化的特征。
而古印度人追求的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是在这种思想统摄下，印度人要求人们以理性、情感和行动去领悟自我与宇宙的合而为一，实现人与最高自我的结合。它要求人们既要履行人生的责任义务，又要超越于人生。在史诗中，这种思想是通过英雄人物的思想、言行以及他们的冲突来体现的。老英雄毗湿摩就是这种和谐精神的典范。他完美地实现了作为族长的义务，作为武士的职责，作为婆罗门的超脱。为维护国家大局的稳定，他放弃王位继承权和作为人最基本权利的天伦之乐，并养育和教导了婆罗多族三代君主;之后在般度、俱卢两方发生分歧、矛盾激化的时候，他从大局着眼，从中调节、斡旋，并且始终支持代表“正法”的般度族;在自身无力阻止悲剧发生之时，他又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履行了一个刹帝利应尽的义务;最后，临死之时，仍苦口婆心劝说两方握手言和。因此毗湿摩面对命运时才会显示出安详和坦然。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毗湿摩就表现出一种宝貴的厌恶战争、追求和平的精神。这与希腊英雄好战进取的精神，歌颂战争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在今天这个暴力冲突仍未止息的时代，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接下来再拿我国唐诗中的边塞诗与《摩诃婆罗多》作比较，来进一步领会东方战争观的精髓。唐代边塞诗中，李白、杜甫、高适的诗中均显示出人道主义的关怀。如杜甫的《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又如高适的《燕歌行》“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边塞荒凉孤寂的意象与诗人反战的倾向融为一体。
由此可见，东方文学中对战争观点的人道主义关怀与西方文学中对抗争精神进取精神的赞颂形成鲜明的对照。古印度的梵我同一以及中国的天人合一，这共同表明东方追求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
参考文献
[1]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0
[2]郑克鲁编.外国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64
[3]蒋承勇编.世界文学史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441
[4][印度]毗耶娑.摩诃婆罗多.黄宝生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01
[6][希腊]荷马.伊里亚特.罗念生译.罗年生全集.第五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
（作者介绍：侯建芳，河西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