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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15日，全国房改工作会议宣布，从1998年下半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新建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当年7月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宣布停止“实物分房”，明确了城镇住房的市场化、货币化、商品化改革方向。
住房市场化也催生了房地产业，直接影响了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
2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居住得更加舒适宽敞，但房价也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商品化推动房地产业迅速发展，使它成为新的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如何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减少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仍是房改需要努力的方向。
在房改之前，中国实行传统的福利分房，也就是由国家和职工所在单位包下来投资建设好的住房，以实物形式直接分配给职工。
但这种近似无偿分配的制度，并没有让老百姓住得宽敞舒适——1985年国家对城镇住房进行调查，结果是人均住房面积仅2-4平方米。1982年潘虹主演的电影《人到中年》就如实反映了大学教师们的蜗居状况。
中房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孟晓苏指出，当国家与国有单位的福利房持有压力越来越大、连维修费用都付不起的时候，“问题导向”开始倒逼中国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比如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额2587亿元，住房上的财政补贴就占了583亿元，并且急剧增加，是1978年的11倍。
其实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发展住房建设的重要讲话，提出“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子，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旧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但这一想法在当时的中国寸步难行。80年代初，地方开始允许卖房，但一直停停改改。
上海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陈杰教授表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契机，国家发现城镇住房制度不改不行了，一方面国家财政背负不起这个负担，另一方面住房市场化内在潜藏的产业链价值、GDP价值非常大，是带动性非常强的经济增长点。所以1998年，内因外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突破性的房改方案。
1998年启动的住房改革，总体而言是相当成功的。
老百姓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房子越住越大——1998年房改时，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大概是17平方米，2016年达到了36.6平方米, 20年来翻了一倍还多。
与此同时，住房市场化也催生了房地产业，直接影响了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朱镕基总理曾说，“房地产业拉动了一百多个产业的发展”。许多相关产业在房地产拉动下增长迅猛，纷纷成为世界第一。譬如中国钢铁产量占世界50%以上，水泥产量占世界产量60%，电解铝产量占世界65%，平板玻璃产量占世界50%，化纤产量占世界70%，建筑陶瓷产量占世界52%，发电量、煤炭产量、工程机械、港口吞吐量等都是世界第一。可以说，房地产与相关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不可低估。
而且，住房商品化市场化推动了劳动力市场流通。可以说，没有房改，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不可能自由起来。
当然，房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房改过度放大了住房的投资属性和拉动经济的功能，民间有关高房价的抱怨和“房地产业绑架经济”的说法不绝于耳，即便2005年起国家开启楼市宏观调控，但房价似乎越调越高。炒房，也成为一部人发家致富的捷径。以“限购、限贷”为特点的房地产调控自2011年实行以来，并没有完全遏制住房价上涨的势头，虽从“一刀切”的“房地产调控”，到实行了“因地制宜、分城施策”，但由于地方政府在增加土地供应上的不足、土地供应结构中住宅用地过少等问题，部分地区房价上涨速度仍然过快。据统计，1998年房改时全国平均商品房价仅为2002元/平方米，2018年4月则达到8585元/平方米，一二线城市的均价早已过万。
另一方面，房改发展早期，对低收入人群在市场化大潮中可能遇到的住房保障困难估计不足，准备不够。虽然2007年起国家提出要完善保障房制度，但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实现“居者有其屋”。
1998年房改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最低收入家庭租赁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这样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在20年后的今天仍未实现。
从2016年开始，中央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更加合理。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说法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被强调。2017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又一重要转折点，启动了租购同权、租售并举、集体土地试建设租赁房等，被业内视为“二次房改”。
与此同时，“分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也愈来愈成熟。2018年，随着各地抢夺人才的戏码愈演愈烈，一城多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天津、重庆、成都、武汉等超过50个城市发布了大力度的人才吸引政策，优惠购房政策以及相对一线城市较低的房价，成了这些城市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
我们希望，在“居者有其屋”的大方向下，房地产业将更好地服务地方經济。
2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居住得更加舒适宽敞，但房价也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商品化推动房地产业迅速发展，使它成为新的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如何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减少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仍是房改需要努力的方向。
福利分房的终结
在房改之前，中国实行传统的福利分房，也就是由国家和职工所在单位包下来投资建设好的住房，以实物形式直接分配给职工。
但这种近似无偿分配的制度，并没有让老百姓住得宽敞舒适——1985年国家对城镇住房进行调查，结果是人均住房面积仅2-4平方米。1982年潘虹主演的电影《人到中年》就如实反映了大学教师们的蜗居状况。
中房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孟晓苏指出，当国家与国有单位的福利房持有压力越来越大、连维修费用都付不起的时候，“问题导向”开始倒逼中国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比如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额2587亿元，住房上的财政补贴就占了583亿元，并且急剧增加，是1978年的11倍。
其实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发展住房建设的重要讲话，提出“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子，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旧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但这一想法在当时的中国寸步难行。80年代初，地方开始允许卖房，但一直停停改改。
上海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陈杰教授表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契机，国家发现城镇住房制度不改不行了，一方面国家财政背负不起这个负担，另一方面住房市场化内在潜藏的产业链价值、GDP价值非常大，是带动性非常强的经济增长点。所以1998年，内因外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突破性的房改方案。
瑕不掩瑜
1998年启动的住房改革，总体而言是相当成功的。
老百姓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房子越住越大——1998年房改时，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大概是17平方米，2016年达到了36.6平方米, 20年来翻了一倍还多。
与此同时，住房市场化也催生了房地产业，直接影响了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朱镕基总理曾说，“房地产业拉动了一百多个产业的发展”。许多相关产业在房地产拉动下增长迅猛，纷纷成为世界第一。譬如中国钢铁产量占世界50%以上，水泥产量占世界产量60%，电解铝产量占世界65%，平板玻璃产量占世界50%，化纤产量占世界70%，建筑陶瓷产量占世界52%，发电量、煤炭产量、工程机械、港口吞吐量等都是世界第一。可以说，房地产与相关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不可低估。
而且，住房商品化市场化推动了劳动力市场流通。可以说，没有房改，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不可能自由起来。
当然，房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方面，房改过度放大了住房的投资属性和拉动经济的功能，民间有关高房价的抱怨和“房地产业绑架经济”的说法不绝于耳，即便2005年起国家开启楼市宏观调控，但房价似乎越调越高。炒房，也成为一部人发家致富的捷径。以“限购、限贷”为特点的房地产调控自2011年实行以来，并没有完全遏制住房价上涨的势头，虽从“一刀切”的“房地产调控”，到实行了“因地制宜、分城施策”，但由于地方政府在增加土地供应上的不足、土地供应结构中住宅用地过少等问题，部分地区房价上涨速度仍然过快。据统计，1998年房改时全国平均商品房价仅为2002元/平方米，2018年4月则达到8585元/平方米，一二线城市的均价早已过万。
另一方面，房改发展早期，对低收入人群在市场化大潮中可能遇到的住房保障困难估计不足，准备不够。虽然2007年起国家提出要完善保障房制度，但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实现“居者有其屋”。
二次房改
1998年房改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最低收入家庭租赁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这样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在20年后的今天仍未实现。
从2016年开始，中央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更加合理。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说法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被强调。2017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又一重要转折点，启动了租购同权、租售并举、集体土地试建设租赁房等，被业内视为“二次房改”。
与此同时，“分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也愈来愈成熟。2018年，随着各地抢夺人才的戏码愈演愈烈，一城多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天津、重庆、成都、武汉等超过50个城市发布了大力度的人才吸引政策，优惠购房政策以及相对一线城市较低的房价，成了这些城市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
我们希望，在“居者有其屋”的大方向下，房地产业将更好地服务地方經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