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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能源法还没有形成体系，加上立法水平的限制，决定了《能源法》将只是一部中观层面的法律，因此，对很多方面问题可能不会解决得很完美，还需要不断修订完善。同时，任何一部法律都有一个适应过程，《能源法》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更需要一个过程来履行和消化
中国联合商报：目前制定《能源法》有何必要性与紧急性？
林伯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能源需求增长过快，另一方面能源利用效率低，节能机制不健全。能源作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性资源，需求弹性比较小，政府对保证供应、经济安全和社会效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当前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有很多的关系。
能源价格被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不能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影响，是导致能源“过度”消费的根本原因。低能源价格导致对能源的低效使用，中国的工业能源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能源领域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价格不仅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而且要补偿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各种成本。
陈维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加大，而在市场供给方面，由于能源的建设有一定的周期，导致能源供需矛盾突出。同时，直到现在，我们的能源结构还是以单一的煤为主，并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能源利用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另外，能源领域的市场化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导致目前能源领域垄断有余、竞争不足，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能源法》将出台，希望有效解决存在的这些问题。
中国联合商报：对于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如何引入竞争机制？
林伯强：能源投资，应该鼓励更多的民营和外资企业介入，多元化的能源战略是能源可持续和稳定供应的基础。目前这类企业进入较少，主要是市场机制的缺位，导致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具有不确定性。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不同于国营企业的是，进入一个行业就必须要追求利润，但是目前能源定价权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且价格机制并不透明。因此，要促进能源投资的多元化，就必须要设计一个透明的定价机制，减少商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如果目前还无法让价格跟着国际市场走，就需要有一个透明的定价机制，实现上下游的价格联动，这样才能能让更多的民营、外资企业放心进入。
陈维春：目前能源领域还需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能源的供求环节需要更多的主体参与，以实现效率。事实上，能源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在某些环节是自然垄断的，只能由国家参与，民营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很难进入，事实上在这些需要自然垄断的领域也是能够达成效率的。因此，建议对能源产业链条进行分割，在产业链的某些环节中，需要引入竞争机制、只有竞争才能有效率的，就需要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积极参与进入。
另外，由于能源领域的某些行业事实上并不太适合民营企业涉足，像石油行业，风险大，投资也很大，民营企业往往也不能胜任，因此国家应该立法鼓励民营、外资进入像太阳能、风能这些投资不是很大，回收周期也不是很长的新能源领域，以最大发挥国营、民营的优势。
中国联合商报：前不久通过《反垄断法》以后，很多民营企业希望借此能打破能源领域的垄断，你怎样看待这种诉求？
林伯强：打破能源领域的垄断只是民营企业的“画饼”，能源垄断有些是自然垄断，有些是由于能源安全而必需的垄断，很难实现打破能源领域的垄断。能源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它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源的社会特性决定了能源市场改革进展缓慢，能源问题也常常会被社会化和政治化。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做的是向政府寻求更多的生存空间，比如争取政府对能源定价的透明化，现阶段不一定要寻求打破垄断。从全球的趋势来看，世界各国的石油也越来越倾向于垄断运营。尽管其他的行业都在走向私有化，唯独石油是例外，因为这是国家出于能源安全战略的考虑。
陈维春：从今年起，石油市场对外实行全面开放，这预示着将有更多的国有、民营和外资步入这一领域，从而使中国石油流通管理体制跨入一个新阶段。但数以千计的民营油企预想中的“春天”并未到来。主要是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至今尚未理顺，加上《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并未触及巨头们的垄断根本，民企仍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
即将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能源法》是不同于美国2005年颁布的《能源政策法》的一部法律，美国的《能源政策法》长达1720多页，事无巨细，对要做什么，谁来做，做的期限，做的程序，违反了怎么处置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既有能源战略的指导原则，也有具体的执行规定，事实上相当于一部能源法典，但是目前我国的能源法还没有形成体系，加上立法水平的限制，决定了《能源法》将只是一部中观层面的法律，因此，对很多方面问题可能不会解决得很完美，还需要不断修订完善。同时，任何一部法律都有一个适应过程，《能源法》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更需要一个过程来履行和消化。
中国联合商报：就目前的国际能源战略来看，能源安全往往作为很高的战略在抓，你认为应该怎样保障能源的安全？
林伯强：中国能源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人均能源消费量低，經济高速增长，能源需求增长快且增长潜力很大。由于消费量大，中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要实现能源安全，就不能靠别人，要靠自己，对于中国而言，就需要有一个切实而科学的能源战略与规划。
陈维春：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关注国际影响，更应重视内部建设。在一些国家，已经把能源安全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了，解决能源安全，一定要苦练内功，目前，国内的能源结构单一、能源利用效率较低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现在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发展多种能源以及“节能减排”，这些政策都将会有效的减少能源的需求，应该继续深入推进。
另外，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可以增进整体的能源安全，降低区域内或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价格，建立互利的能源安全共同体。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程度，需要充分利用我国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积极参与世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的开发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双边及多边合作，加强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对话与合作。
中国联合商报：目前，我国在能源合作方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最大障碍是什么？
林伯强：拿石油来说，中国石油目前已经严重依赖于进口。国内石油产能基本到顶，石油的进口依存只能越来越高，而且升高的速度很快，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中国海外石油资源开发战略通俗地称为“走出去”战略。然而，与一般的中国商人走出去不一样，能源企业走出去靠的不是运气和勇气，而是强有力的外交和知识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
因为“走出去”不仅是到国外开采、加工和利用他国的资源，而且是利用技术和资金去开发石油赚钱， 去减少石油运输风险，降低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不仅需要资金，更重要的是需要经营管理人才，而这方面是中国最缺乏的。
陈维春：我国现在的对外合作非常的多，包括在俄罗斯、南美洲以及非洲等地方，都有中国石油企业找油发电的身影，目前，在能源尤其是石油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国家应该放松能源对外投资的管制，鼓励能源对外投资。特别是中国能源企业要成为熟知能源产业游戏规则的选手，我认为中国能源企业应该在共同利益链上寻求更多的合作，既能实现双方互利共赢，还能保证一定程度上的能源安全。
中国联合商报：在制定《能源法》之前，已经生效了很多的专门法，同时，国际上也有相应的能源公约，对于与这些法律文件的衔接，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
林伯强：《能源法》定位为一部涵盖能源各行业的“雨伞”法，这将是我国能源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无论如何，对于衔接和以后的修订，这都不是大问题了。
陈维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就开始重视能源立法。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能源立法明显加快，能源开发和利用逐步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这些法律连同与其配套的能源法规规章的出台，构成了我国能源法律体系框架的雏形，其制定和实施不仅是我国能源事业逐步走向法制化的标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能源事业的发展。
《能源法》是一部规范能源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性法律。一些具体的规定还需要能源专门法规进行落实，因此，对于衔接的问题，还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基本法对专门法起指导作用，既要避免重复，又要理念吻合，这将是一个长期不断修正的过程。
中国联合商报：目前制定《能源法》有何必要性与紧急性？
林伯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能源需求增长过快，另一方面能源利用效率低，节能机制不健全。能源作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性资源，需求弹性比较小，政府对保证供应、经济安全和社会效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当前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有很多的关系。
能源价格被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不能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影响，是导致能源“过度”消费的根本原因。低能源价格导致对能源的低效使用，中国的工业能源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能源领域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价格不仅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而且要补偿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各种成本。
陈维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加大，而在市场供给方面，由于能源的建设有一定的周期，导致能源供需矛盾突出。同时，直到现在，我们的能源结构还是以单一的煤为主，并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能源利用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另外，能源领域的市场化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导致目前能源领域垄断有余、竞争不足，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能源法》将出台，希望有效解决存在的这些问题。
中国联合商报：对于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如何引入竞争机制？
林伯强：能源投资，应该鼓励更多的民营和外资企业介入，多元化的能源战略是能源可持续和稳定供应的基础。目前这类企业进入较少，主要是市场机制的缺位，导致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具有不确定性。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不同于国营企业的是，进入一个行业就必须要追求利润，但是目前能源定价权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且价格机制并不透明。因此，要促进能源投资的多元化，就必须要设计一个透明的定价机制，减少商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如果目前还无法让价格跟着国际市场走，就需要有一个透明的定价机制，实现上下游的价格联动，这样才能能让更多的民营、外资企业放心进入。
陈维春：目前能源领域还需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能源的供求环节需要更多的主体参与，以实现效率。事实上，能源是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在某些环节是自然垄断的，只能由国家参与，民营企业因为种种原因很难进入，事实上在这些需要自然垄断的领域也是能够达成效率的。因此，建议对能源产业链条进行分割，在产业链的某些环节中，需要引入竞争机制、只有竞争才能有效率的，就需要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积极参与进入。
另外，由于能源领域的某些行业事实上并不太适合民营企业涉足，像石油行业，风险大，投资也很大，民营企业往往也不能胜任，因此国家应该立法鼓励民营、外资进入像太阳能、风能这些投资不是很大，回收周期也不是很长的新能源领域，以最大发挥国营、民营的优势。
中国联合商报：前不久通过《反垄断法》以后，很多民营企业希望借此能打破能源领域的垄断，你怎样看待这种诉求？
林伯强：打破能源领域的垄断只是民营企业的“画饼”，能源垄断有些是自然垄断，有些是由于能源安全而必需的垄断，很难实现打破能源领域的垄断。能源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它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源的社会特性决定了能源市场改革进展缓慢，能源问题也常常会被社会化和政治化。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做的是向政府寻求更多的生存空间，比如争取政府对能源定价的透明化，现阶段不一定要寻求打破垄断。从全球的趋势来看，世界各国的石油也越来越倾向于垄断运营。尽管其他的行业都在走向私有化，唯独石油是例外，因为这是国家出于能源安全战略的考虑。
陈维春：从今年起，石油市场对外实行全面开放，这预示着将有更多的国有、民营和外资步入这一领域，从而使中国石油流通管理体制跨入一个新阶段。但数以千计的民营油企预想中的“春天”并未到来。主要是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至今尚未理顺，加上《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并未触及巨头们的垄断根本，民企仍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
即将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能源法》是不同于美国2005年颁布的《能源政策法》的一部法律，美国的《能源政策法》长达1720多页，事无巨细，对要做什么，谁来做，做的期限，做的程序，违反了怎么处置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既有能源战略的指导原则，也有具体的执行规定，事实上相当于一部能源法典，但是目前我国的能源法还没有形成体系，加上立法水平的限制，决定了《能源法》将只是一部中观层面的法律，因此，对很多方面问题可能不会解决得很完美，还需要不断修订完善。同时，任何一部法律都有一个适应过程，《能源法》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更需要一个过程来履行和消化。
中国联合商报：就目前的国际能源战略来看，能源安全往往作为很高的战略在抓，你认为应该怎样保障能源的安全？
林伯强：中国能源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人均能源消费量低，經济高速增长，能源需求增长快且增长潜力很大。由于消费量大，中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要实现能源安全，就不能靠别人，要靠自己，对于中国而言，就需要有一个切实而科学的能源战略与规划。
陈维春：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关注国际影响，更应重视内部建设。在一些国家，已经把能源安全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了，解决能源安全，一定要苦练内功，目前，国内的能源结构单一、能源利用效率较低都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现在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发展多种能源以及“节能减排”，这些政策都将会有效的减少能源的需求，应该继续深入推进。
另外，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可以增进整体的能源安全，降低区域内或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价格，建立互利的能源安全共同体。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程度，需要充分利用我国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积极参与世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的开发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双边及多边合作，加强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对话与合作。
中国联合商报：目前，我国在能源合作方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最大障碍是什么？
林伯强：拿石油来说，中国石油目前已经严重依赖于进口。国内石油产能基本到顶，石油的进口依存只能越来越高，而且升高的速度很快，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中国海外石油资源开发战略通俗地称为“走出去”战略。然而，与一般的中国商人走出去不一样，能源企业走出去靠的不是运气和勇气，而是强有力的外交和知识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
因为“走出去”不仅是到国外开采、加工和利用他国的资源，而且是利用技术和资金去开发石油赚钱， 去减少石油运输风险，降低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不仅需要资金，更重要的是需要经营管理人才，而这方面是中国最缺乏的。
陈维春：我国现在的对外合作非常的多，包括在俄罗斯、南美洲以及非洲等地方，都有中国石油企业找油发电的身影，目前，在能源尤其是石油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国家应该放松能源对外投资的管制，鼓励能源对外投资。特别是中国能源企业要成为熟知能源产业游戏规则的选手，我认为中国能源企业应该在共同利益链上寻求更多的合作，既能实现双方互利共赢，还能保证一定程度上的能源安全。
中国联合商报：在制定《能源法》之前，已经生效了很多的专门法，同时，国际上也有相应的能源公约，对于与这些法律文件的衔接，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
林伯强：《能源法》定位为一部涵盖能源各行业的“雨伞”法，这将是我国能源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无论如何，对于衔接和以后的修订，这都不是大问题了。
陈维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就开始重视能源立法。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能源立法明显加快，能源开发和利用逐步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这些法律连同与其配套的能源法规规章的出台，构成了我国能源法律体系框架的雏形，其制定和实施不仅是我国能源事业逐步走向法制化的标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能源事业的发展。
《能源法》是一部规范能源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性法律。一些具体的规定还需要能源专门法规进行落实，因此，对于衔接的问题，还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基本法对专门法起指导作用，既要避免重复，又要理念吻合，这将是一个长期不断修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