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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徐德亮，197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曲艺演员，“新文哏”相声代表，同时涉猎写作、文玩等领域。2014年出版首部小说集《把灵魂卖给猫》。
“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
“不对！重新说。”
“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
“慢了！”
“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
“再来！”
……
20多年前，徐德亮刚跟着师傅学相声的时候，一下午就练这一句话，每个字的轻重缓急都有讲究。师傅一遍遍地打断、纠正，徒弟一遍遍地琢磨、重说……2014年11月，徐德亮在采访中回忆起这段经历，重复这句开场白时，一开口就把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带入了演出现场的气氛中。其实他早就不光靠相声吃饭了，但这门古老的曲艺形式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不想贴上个什么标签限制自己”
36岁的徐德亮比现在台上的新生代相声演员大不了几岁，但他觉得当下的年轻演员和他学艺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那么愿意下苦功了。”很多时候，他让徒弟重复“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说不了几次徒弟就不耐烦了。
“年轻人不服这个劲儿。现在的孩子理解能力比过去强，但说出来的感觉不对。相声基本功没那么简单，可能就差那么一点，但差一点就不行。台下过了师傅这关，也还得上台自己练。练着练着，终于有一天突然就明白了，那一点到底差在哪儿。”
艺术的功底都是从小打的。“我父母都是工人，我妈觉得孩子得有个爱好，从我5岁起就带我去学画画，学乐器，后来让我学相声、学京剧，给我买各种各样的书。”
徐德亮从七八岁开始学习老北京最具特色的一种曲艺——八角鼓，后来拜名家章学楷为师。成名后，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这项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在电台做节目时，他时不时会唱一个新曲，“就是想让大家听听这个弦子声”。
2001年，徐德亮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所谓国学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太深了，不是谁都能研究的。我的同学也是干什么的都有。”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媒体，做了一年多跑文艺口的记者。“我比较愤青。比如一个剧团排了个新戏，一共投入100万，光做服装就花了20几万，其实钱都被各种关系户挣了，我批评说这是劳民伤财。结果第二天总编就接到电话，文章不让登。我觉得自己干不了这行。”
离开纸媒后，徐德亮在IT界打拼过一段时间，成为一家小网站的总监，收入还不错。但无论职业怎么变化，他一直把相声作为爱好，在剧场里兼职表演。2006年初，传统相声迎来了一轮复兴，剧场爆满，这种气氛让徐德亮很兴奋，就在年底辞了工作，全职说起了相声。
“可以说，30岁之前，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领域。做过编辑、记者、策划、演员、编导、特约撰稿人……”徐德亮这样总结自己早年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很排斥别人说我是说相声的，就称自己是‘八角鼓票友’。就算靠相声出了点儿小名儿，我也还努力地推销自己其他方面的身份，比如专栏作家、资深IT人什么的。”
2008年是个转折点，而立之年的徐德亮看透了很多东西。“人没自信的时候，往往要给自己拉大旗做虎皮。”他开始放弃那些头衔，“能被那些头衔、经历吓唬住的人，也没有吓唬的价值。”
徐德亮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是《我的大学生活》，2006年在北大首演，但直到2008年才通过网络真正火起来。“突然间，每个人见到我都说，你的板砖掉啦（台词），你的板砖掉啦。我还纳闷呢，怎么这段火了？后来人家跟我说，现在大学宿舍里都听《我的大学生活》呢。”但更多普通人记住徐德亮却是通过一段带有玩票性质的作品《不说足球说相声》。“谁能想到呢，我说了那么多相声，最有名的却是带着两个足球解说员（黄健翔、董路）说的。”
他被冠以“新文哏”相声代表，文哏通常是指以文学作品为基本内容的相声，表演风格文雅，代表作品有《批三国》等。老一辈的文哏代表人物苏文茂曾说：“我一辈子很文明礼貌，我的相声从来不带脏字。”徐德亮的作品同样注重文化性、知识性，他的《西江月》《进化论》《安得广厦千万间》等文学性都很强，但他更希望的，是开创一种新的风格：“首先带给人快乐，另外要有知识性、趣味性，对社会、对人性有反思。”
现在，相声只占徐德亮生活的很小一部分，他每周六在北京星夜相聲会馆有一场演出。其他时间，他写文章、画画、玩古董、录节目，依然忙碌。
徐德亮坦言，自己是什么都愿意涉猎，但不会专注于一点。“人生百年，有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不想贴上个什么标签限制自己。”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阵子，他正跟一位师傅学琢玉。
悲情里融入对生命的思考
中文系出身的徐德亮喜欢写作，打小作文就不发愁，初三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到了大四，校园里流行“攒书”，北大出了一套知识普及丛书，徐德亮负责撰写文化分册，从框架到内容一个人搞定，取名《知道点中国文化》，囊括了很多有趣的知识点，比如为什么老丈人叫“泰山”，什么是九九消寒图，通过讲故事普及传统文化。这算是他的第一本书。
有点名气后，开始有媒体约徐德亮写专栏。一开始他写杂文、散文，出过《逗你玩》《新鲜猫屎》等书。后来他看到王朔的一句话：你牛写小说去啊，散文谁不会写！徐德亮很受触动，于是就写了一系列关于猫的小说。
徐德亮特别喜欢猫，10年间家里养了8只猫，朝夕相处，小说里的故事很多是观察猫时引发的灵感，还有一些是为了反映特定主题而作。他一个月写一篇，在一本杂志上连载，最后结集成书，内容嬉笑怒骂俱全，有喜有悲，有讽有喻。
其中一篇《猫生的意义》，讲一只名叫“黄小白”的小猫被送上人类餐桌前的过程。这只小猫临死前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吃过的糖葫芦，甚至还有生命的价值，最后被做成了一盘“龙虎斗”，结果人类一口没吃，直接倒进了泔水桶。徐德亮写的时候改了很多遍，悲情里融入了对生命的思考，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篇。 另一篇《七日》则是讽刺搞笑的。一只猫混吃闷睡，同屋的狗就总是教育它，徐德亮用了一个颇具影射意味的词叫“开启民智”，结果主人搬家，猫被留下继续过好日子，狗却被踢出了家门。小说的题目来自于一种说法：猫的记忆只有7天。故事里的狗最后发现，那只猫其实什么都记得、都明白，混吃悶睡根本就是在装傻。“很多人喜欢指点别人，最后吃亏的反而是自己，其实别人比你明白，你才是那只被抛弃的狗。”徐德亮说。
徐德亮养的都是流浪猫，从马路上、地道里救出来的。有一只狸花猫，一个月大时掉到地下室，差点饿死。徐德亮救它时，小狸花一口就把他手指甲咬透了，徐德亮还是把它带回了家。“现在它变成一只特别大的狸花猫，一见我还噌噌地跑，喂食的时候都躲着我。其他的猫都跟我好着呢。”徐德亮最后给这只猫下了诊断：心理变态。
中国既缺安徒生，又缺蒲松龄
徐德亮希望，他写的猫小说可以给孩子们当睡前故事，也可以让成年人读。“按我自己想的，我要成为中国的安徒生加蒲松龄。安徒生指代纯美，蒲松龄则是借着神鬼妖狐写社会和人。现在的中国缺乏纯美和对社会的观照。”
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的文艺欣赏水平一直在倒退，因为已经没有统一的审美体系。“在古代，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的时候，整个社会是以士大夫阶层的审美为标准的。老百姓不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都知道那是高雅的。但现在在文化审美上缺乏引导。有些人听相声专门奔着荤段子去，跟看三级片一样。你说那个不好，还有很多人站出来说，老百姓喜欢就行。”
还有金钱导向。“这种人是以赚钱多少衡量好坏。你说他的作品不好，他就问：是你那个卖钱多，还是我们这个卖钱多？谁的上座率高谁就是好的。五六十年代的经典作品虽然有政治宣传的因素，但我现在看《上甘岭》还是会感动得流泪，很多人唱那个时代的歌曲还是有激情澎湃的感觉，而今天缺乏的正是这样的作品。”
对于相声的现状，徐德亮并不乐观：“相声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样复兴，小剧场现在都很难。很多好作品电视上播不了，第一，好相声时间都比较长;第二，都是传统内容。经典老相声都是讲故事的，《买猴》《虎口遐想》《钓鱼》，都像小说一样，有人物性格、有情节，现在的作品都是讲段子、几秒钟之内就要让人笑。相声大赛上，评委的专业素质不能服众，外行也混在里面。这个行业就成了一个混江湖的行业。”
即使是好作品，也越来越难说了。“一反映现实就得罪人。你说什么都会有人想：这是不是说我呢？梁思成故居被拆的时候，相关部门说这是‘保护性拆除’，我就编了段相声，说以后应该有‘保护性枪毙’‘治疗性活埋’‘理财性抢劫’，在剧场演出的时候，现场效果很好，但没有一个电台、电视台敢播。”
徐德亮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十八大”之前，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风：相声里不要提十八。有一天在台上，一位相声演员说了一句“你十八九岁的时候”，搭档赶紧打断：“你等会，我多大？”“你二十郎当岁。”观众不明白，后台已经笑翻了。“相声被戴上纸枷锁了。”徐德亮对此很无奈。
在曲艺界浸润了20多年，对于成功，徐德亮似乎已经看透：“我说了那么多年相声，那些火过的段子现在谁还记得？所以我就干自己想干的事，第一对得起光阴，第二对得起自己。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在他看来，能在某一行里达到顶尖位置只靠努力没用，都是时势造英雄。“需要出来这么一个人的时候就出来了，不需要的时候怎么也没戏;而且，出来了一个，别人就出不来了。就跟写小说一样，莫言获了诺贝尔奖，之后十年二十年提中国文学就是他了，别人再获奖也没用。”
无论是作为演员看民众的文化品位，还是以猫的视角看社会的人生百态，徐德亮总是批评多于夸奖，但又从不灰心失望。他说自己一直记得一位报社主编说过的话：读者对报纸的认识是它若干年前的状态，当你觉得一家报纸很牛的时候，它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当你觉得它走下坡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快不行了。“按照这个逻辑，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事物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看来，希望依然蕴藏在人们没有关注的角落里。”
徐德亮，197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曲艺演员，“新文哏”相声代表，同时涉猎写作、文玩等领域。2014年出版首部小说集《把灵魂卖给猫》。
“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
“不对！重新说。”
“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
“慢了！”
“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
“再来！”
……
20多年前，徐德亮刚跟着师傅学相声的时候，一下午就练这一句话，每个字的轻重缓急都有讲究。师傅一遍遍地打断、纠正，徒弟一遍遍地琢磨、重说……2014年11月，徐德亮在采访中回忆起这段经历，重复这句开场白时，一开口就把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带入了演出现场的气氛中。其实他早就不光靠相声吃饭了，但这门古老的曲艺形式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不想贴上个什么标签限制自己”
36岁的徐德亮比现在台上的新生代相声演员大不了几岁，但他觉得当下的年轻演员和他学艺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那么愿意下苦功了。”很多时候，他让徒弟重复“今天我们给您说段相声”，说不了几次徒弟就不耐烦了。
“年轻人不服这个劲儿。现在的孩子理解能力比过去强，但说出来的感觉不对。相声基本功没那么简单，可能就差那么一点，但差一点就不行。台下过了师傅这关，也还得上台自己练。练着练着，终于有一天突然就明白了，那一点到底差在哪儿。”
艺术的功底都是从小打的。“我父母都是工人，我妈觉得孩子得有个爱好，从我5岁起就带我去学画画，学乐器，后来让我学相声、学京剧，给我买各种各样的书。”
徐德亮从七八岁开始学习老北京最具特色的一种曲艺——八角鼓，后来拜名家章学楷为师。成名后，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这项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文化。在电台做节目时，他时不时会唱一个新曲，“就是想让大家听听这个弦子声”。
2001年，徐德亮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所谓国学指的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太深了，不是谁都能研究的。我的同学也是干什么的都有。”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媒体，做了一年多跑文艺口的记者。“我比较愤青。比如一个剧团排了个新戏，一共投入100万，光做服装就花了20几万，其实钱都被各种关系户挣了，我批评说这是劳民伤财。结果第二天总编就接到电话，文章不让登。我觉得自己干不了这行。”
离开纸媒后，徐德亮在IT界打拼过一段时间，成为一家小网站的总监，收入还不错。但无论职业怎么变化，他一直把相声作为爱好，在剧场里兼职表演。2006年初，传统相声迎来了一轮复兴，剧场爆满，这种气氛让徐德亮很兴奋，就在年底辞了工作，全职说起了相声。
“可以说，30岁之前，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领域。做过编辑、记者、策划、演员、编导、特约撰稿人……”徐德亮这样总结自己早年的经历。“有一段时间，我很排斥别人说我是说相声的，就称自己是‘八角鼓票友’。就算靠相声出了点儿小名儿，我也还努力地推销自己其他方面的身份，比如专栏作家、资深IT人什么的。”
2008年是个转折点，而立之年的徐德亮看透了很多东西。“人没自信的时候，往往要给自己拉大旗做虎皮。”他开始放弃那些头衔，“能被那些头衔、经历吓唬住的人，也没有吓唬的价值。”
徐德亮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是《我的大学生活》，2006年在北大首演，但直到2008年才通过网络真正火起来。“突然间，每个人见到我都说，你的板砖掉啦（台词），你的板砖掉啦。我还纳闷呢，怎么这段火了？后来人家跟我说，现在大学宿舍里都听《我的大学生活》呢。”但更多普通人记住徐德亮却是通过一段带有玩票性质的作品《不说足球说相声》。“谁能想到呢，我说了那么多相声，最有名的却是带着两个足球解说员（黄健翔、董路）说的。”
他被冠以“新文哏”相声代表，文哏通常是指以文学作品为基本内容的相声，表演风格文雅，代表作品有《批三国》等。老一辈的文哏代表人物苏文茂曾说：“我一辈子很文明礼貌，我的相声从来不带脏字。”徐德亮的作品同样注重文化性、知识性，他的《西江月》《进化论》《安得广厦千万间》等文学性都很强，但他更希望的，是开创一种新的风格：“首先带给人快乐，另外要有知识性、趣味性，对社会、对人性有反思。”
现在，相声只占徐德亮生活的很小一部分，他每周六在北京星夜相聲会馆有一场演出。其他时间，他写文章、画画、玩古董、录节目，依然忙碌。
徐德亮坦言，自己是什么都愿意涉猎，但不会专注于一点。“人生百年，有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不想贴上个什么标签限制自己。”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阵子，他正跟一位师傅学琢玉。
悲情里融入对生命的思考
中文系出身的徐德亮喜欢写作，打小作文就不发愁，初三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到了大四，校园里流行“攒书”，北大出了一套知识普及丛书，徐德亮负责撰写文化分册，从框架到内容一个人搞定，取名《知道点中国文化》，囊括了很多有趣的知识点，比如为什么老丈人叫“泰山”，什么是九九消寒图，通过讲故事普及传统文化。这算是他的第一本书。
有点名气后，开始有媒体约徐德亮写专栏。一开始他写杂文、散文，出过《逗你玩》《新鲜猫屎》等书。后来他看到王朔的一句话：你牛写小说去啊，散文谁不会写！徐德亮很受触动，于是就写了一系列关于猫的小说。
徐德亮特别喜欢猫，10年间家里养了8只猫，朝夕相处，小说里的故事很多是观察猫时引发的灵感，还有一些是为了反映特定主题而作。他一个月写一篇，在一本杂志上连载，最后结集成书，内容嬉笑怒骂俱全，有喜有悲，有讽有喻。
其中一篇《猫生的意义》，讲一只名叫“黄小白”的小猫被送上人类餐桌前的过程。这只小猫临死前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吃过的糖葫芦，甚至还有生命的价值，最后被做成了一盘“龙虎斗”，结果人类一口没吃，直接倒进了泔水桶。徐德亮写的时候改了很多遍，悲情里融入了对生命的思考，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篇。 另一篇《七日》则是讽刺搞笑的。一只猫混吃闷睡，同屋的狗就总是教育它，徐德亮用了一个颇具影射意味的词叫“开启民智”，结果主人搬家，猫被留下继续过好日子，狗却被踢出了家门。小说的题目来自于一种说法：猫的记忆只有7天。故事里的狗最后发现，那只猫其实什么都记得、都明白，混吃悶睡根本就是在装傻。“很多人喜欢指点别人，最后吃亏的反而是自己，其实别人比你明白，你才是那只被抛弃的狗。”徐德亮说。
徐德亮养的都是流浪猫，从马路上、地道里救出来的。有一只狸花猫，一个月大时掉到地下室，差点饿死。徐德亮救它时，小狸花一口就把他手指甲咬透了，徐德亮还是把它带回了家。“现在它变成一只特别大的狸花猫，一见我还噌噌地跑，喂食的时候都躲着我。其他的猫都跟我好着呢。”徐德亮最后给这只猫下了诊断：心理变态。
中国既缺安徒生，又缺蒲松龄
徐德亮希望，他写的猫小说可以给孩子们当睡前故事，也可以让成年人读。“按我自己想的，我要成为中国的安徒生加蒲松龄。安徒生指代纯美，蒲松龄则是借着神鬼妖狐写社会和人。现在的中国缺乏纯美和对社会的观照。”
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的文艺欣赏水平一直在倒退，因为已经没有统一的审美体系。“在古代，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的时候，整个社会是以士大夫阶层的审美为标准的。老百姓不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都知道那是高雅的。但现在在文化审美上缺乏引导。有些人听相声专门奔着荤段子去，跟看三级片一样。你说那个不好，还有很多人站出来说，老百姓喜欢就行。”
还有金钱导向。“这种人是以赚钱多少衡量好坏。你说他的作品不好，他就问：是你那个卖钱多，还是我们这个卖钱多？谁的上座率高谁就是好的。五六十年代的经典作品虽然有政治宣传的因素，但我现在看《上甘岭》还是会感动得流泪，很多人唱那个时代的歌曲还是有激情澎湃的感觉，而今天缺乏的正是这样的作品。”
对于相声的现状，徐德亮并不乐观：“相声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样复兴，小剧场现在都很难。很多好作品电视上播不了，第一，好相声时间都比较长;第二，都是传统内容。经典老相声都是讲故事的，《买猴》《虎口遐想》《钓鱼》，都像小说一样，有人物性格、有情节，现在的作品都是讲段子、几秒钟之内就要让人笑。相声大赛上，评委的专业素质不能服众，外行也混在里面。这个行业就成了一个混江湖的行业。”
即使是好作品，也越来越难说了。“一反映现实就得罪人。你说什么都会有人想：这是不是说我呢？梁思成故居被拆的时候，相关部门说这是‘保护性拆除’，我就编了段相声，说以后应该有‘保护性枪毙’‘治疗性活埋’‘理财性抢劫’，在剧场演出的时候，现场效果很好，但没有一个电台、电视台敢播。”
徐德亮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十八大”之前，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风：相声里不要提十八。有一天在台上，一位相声演员说了一句“你十八九岁的时候”，搭档赶紧打断：“你等会，我多大？”“你二十郎当岁。”观众不明白，后台已经笑翻了。“相声被戴上纸枷锁了。”徐德亮对此很无奈。
在曲艺界浸润了20多年，对于成功，徐德亮似乎已经看透：“我说了那么多年相声，那些火过的段子现在谁还记得？所以我就干自己想干的事，第一对得起光阴，第二对得起自己。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在他看来，能在某一行里达到顶尖位置只靠努力没用，都是时势造英雄。“需要出来这么一个人的时候就出来了，不需要的时候怎么也没戏;而且，出来了一个，别人就出不来了。就跟写小说一样，莫言获了诺贝尔奖，之后十年二十年提中国文学就是他了，别人再获奖也没用。”
无论是作为演员看民众的文化品位，还是以猫的视角看社会的人生百态，徐德亮总是批评多于夸奖，但又从不灰心失望。他说自己一直记得一位报社主编说过的话：读者对报纸的认识是它若干年前的状态，当你觉得一家报纸很牛的时候，它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当你觉得它走下坡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快不行了。“按照这个逻辑，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事物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看来，希望依然蕴藏在人们没有关注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