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致力于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决策过程的研究，研究领域覆盖国家起源理论、官僚主义、独裁、民主和法庭内部的决策行为等等。其《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一书，对现行收入分配体制中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探讨了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观点发人深省。
　　
　　【关键词】戈登·图洛克 收入再分配 经济学
　　
　　对于贫富差距，一般人认为越小越好，最好是一种天下大同的局面。但是，戈登·图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这本著作，却对传统收入分配理论进行批判，其别名被称作《图洛克的个性化的转移支付观察》。该书不仅对现实中国是及时之作，对读者而言，也是一部提升思维空间、转变思维方法的及时之作。
　　收入差距小是否一定好？
　　当前社会对经济学存在一种误解，即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追寻收益最大化的学科，只强调效率，并不注重公平。事实上，不少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希望通过适度地缩小收入差距来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该书的第一章《再分配的理由》中，作者给出了答案。
　　跳出本质上属于道德范畴的分配来看问题，将看到收入和财富再分配并非像想象中那样简单。是否转移支付给穷人越多越好？是否如托马斯·谢林所说：“政策问题应首先考虑以补偿的方式帮助不幸的人和弱势群体。”①在系列分析之后，图洛克认为，“我努力避免用道德评判事物，并把讨论限制在不同分配体系的经济和政治层面。”②图洛克反对过分的收入再分配均等化，但是他也不认为应当完全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减少对贫困人群、残疾人群的转移支付。他希望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再分配”体系。在解释再分配的理由时，图洛克认为，毫无疑问，有一些再分配是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动机，但是远远没有作为接受转移支付的人出于自私动机的再分配多。嫉妒也在起作用。该书主要关注慈善和自私③，慈善的动机很容易理解，自私指的是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图洛克举出政治权力的例子，政治家在竞选时往往声称为穷人服务，要加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等。但政治权力通常只在很小的方面是用来帮助别人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用来为自身谋福利。向穷人的转移支付只是帮政治家赚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
　　笔者之前一直认为，贫富差距越小越好，除了出于道德因素等悲天悯人情怀之外，过大的贫富差距还会带来种种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甚至背离社会建设的本来目标。在摒弃这些思维之后，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收入分配问题，可以认识到，贫富无差距或者过大也许都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无论是通过国内交易还是通过国际贸易，富人手中的财富都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创造能力相对较差的穷人在面对财富时，或许并不像富人一样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所以，对于一个亟需生产出更多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拓展社会财富空间、加大经济发展总量的国家而言，的确应当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存在。但是对于一个已经适合建立福利国家，即拥有较大社会财富和较完备福利体制的国家，也许应该考虑将收入差距缩小到最低水平。但是图洛克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担心在社会财富被转移支付的过程中，会产生权力寻租而导致非合理转移，财富最终还是被社会的“精英阶层”所攫取。他写道：“如果对福利国家的一般评价是它帮助了穷人，就令人感到惊讶了。然而并不是很明显，它通过直接转移使穷人得到的帮助比他们在更传统的制度下得到的帮助多，而且它确实引发了小幅度的经济增长，造成的结果是，穷人在长期中——跟其他人一样——状况会恶化。”
　　广泛的福利还是穷人的福利？
　　第六章《广泛的福利还是穷人的福利》揭示，无论是广泛的福利还是穷人的福利，似乎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书中这样阐述原因：任何社会福利活动范围的扩大都为那些能得到收益的人提供了直接收益，也为那些支付其成本的人造成了直接的成本。在这里，必须重温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学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戈登·图洛克在回答寻租活动时，是这样说的：由垄断、关税和税收造成的损失比通常计算的数值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哈勃格（Harberger）三角，还包括全部数量的税收、关税或垄断利润。
　　实际上，在分析社会福利活动时，图洛克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观点。他摒弃了人们出于道义或良好动机的想法，也将俾斯麦以福利国家打败社会主义的初衷撇开来，转而进行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分析。他认为，把资金从富人手中移走，最后获益的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由此证明对穷人的再分配并非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了如果实现全民福利需要付出的成本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注意到，既然中产阶级选民能成功地从富人手中拿到资金，没有明显的理由要他们把资金转移给穷人。因此，即使我们确实有一个计划增加了高收入群体的成本，也没有理由相信是穷人而不是中低阶级的人会受益。这就牵涉到了由于中产阶级的寻租活动而产生的福利分配成本问题。
　　由此联想到我国的医疗改革，究竟谁是最大的赢家？至少目前还没有理由证明广大农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而普通的中层百姓是否是其中的受益者？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至少绝大多数在职人群有着基本的医疗保障。是否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医保？或许不是只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近年来，由于医疗改革产生的医保基金造成的腐败案件频发，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社会福利活动扩大的同时，对那些需要支付成本的人带来更高更直接的成本。实现全民医保，从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财富状况来看，并不是海市蜃楼。但如何使其真正对需要者发挥作用？就像图洛克所说的，他是一个老人，享有双份医疗保险。按照社会福利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他不需要享有这双份的保障，但现实中，他又拥有这样的权益。这就牵涉到制度设计的问题，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使得医疗保险在监管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可谓任重而道远。
　　失业保险越多越好？
　　与我国相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保险的确让人眼红，比如人们失业后可以领取10年以上足以保证生活的保险金。图洛克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常去的一家商场，职员被雇佣的时间只有7个月，其中包括在春天把小店清算关掉的时间。而实际上净的效应是，尽管雇主只付给店员7个月的工资，但店员可以得到10个月的收入，因为失业保险可以持续三个月。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是不好的，因为：一、增加的额度远远不如雇员们实际领取的多，相当于雇员们享受政府的带薪假期；二、公司要付出更高的经验费率。因为失业保险最主要的症结在于人们可能会由于不努力工作而失业，而不努力工作的原因在于他们有了失业保险。④
　　书中列举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长期失业的数据遭到质疑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失业津贴被定得过高。实际上，在现在的欧美国家，也存在这样自愿失业的情形。此处可以做一中西比较，失业率并不能成为各国经济状况的风向标。因为各种失业类型的原因不同，如结构性失业、隐性失业、自愿失业等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需要被调动起来，这样才能创造较高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一些国家的高福利，主要体现在足以保障人们生活的失业津贴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劳动的主观能动性。而相对于失业保险金并没有那么优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失业往往是隐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并不能成为衡量两国经济状况是改善还是恶化的标准。
　　作者秉持应当简单地设置一个最低保障额度的观点，这样可以让人们去做好工作，因为不希望他们既有收入又享受闲暇。对于这个观点，笔者认为应考虑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和什么样的外部条件下看问题。即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失业保险率也并非越低越好，因为在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十分高的此类国家，人们本身有努力工作以改善自己（或家庭）生活状况的愿望，而由于国家的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经济环境有随时恶化的可能，有可能造成结构性失业或者隐性失业。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国家还没有提供足以保证他们正常生活的保险额度，极易造成社会混乱。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甚至背离了这个国家的初衷。而相对经济状况较好的发达国家，如果片面采取高失业保险额度的政策，也容易造成大量人口主动失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负担，最终影响的是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此时，应将报销额度调低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对于我国而言，不应当搞一刀切的失业保险率，因为各个省市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果片面采取统一的保险率，不但不会起到刺激生产、调动人民积极性的作用，反而会使社会环境恶化。所以还是应当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制定不同的失业保险政策。现实中，我国的确是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水平进行细分的。笔者认为，在一些经济状况良好的地区，应该不断适应形势调整政策，提高或降低失业保险金水平，修改的频率应该加快，因为经济形势的确是瞬息万变。（作者分别为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Thomas C.Schelling, “Economic Reasoning and the Ethics of Policy”, Public Interest,63,(Spring 1981):pp.37—61.
　　②③④［美］戈登·图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7、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