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途中，中国革命的金融工作者也同红军战士一样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除了行军打仗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还进行了大量的经济、金融工作，特别是利用有利时机适时发行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为迅速补充红军给养，促进部队战斗力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在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于1932年成立，下辖福建、江西两个分行。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其时，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约有七八十人，经过研究动员，有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均、曹根全、任志远、黄亚光、莫钧涛、吕汉勋、刘建棠、张达远、章水柏以及1名总务科长和1名马夫，共14人参加长征。银行人员编为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配备了一个警卫连，由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书记。队伍从瑞金云石山下陂子村出发，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在长征的头三个月，第十五大队主要是在崇山峻岭羊肠小道上进行搬家式的运输。当时“左”倾机会主义为主导的党中央，要求中央直属个各单位要把可带的东西都带走，不能留给敌人。结果军委直属纵队各大队都带上了各自的“坛坛罐罐”以及各种笨重的器材，形成了辎重队伍。如第十五大队出发时就配置了一百多副担子，其中有：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每担重四五十斤(约合800块银元)；四五担贰角银毫和铜分币；几十担国家银行纸币；以及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等。银行人员在队伍中分别担任各种职务进行管理，如曹根全就曾担任一个排的排长。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军委直属纵队这支笨重的队伍天天翻山越岭，拥挤在山间小道上，并且还多是夜行军，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所以前进速度极慢。不仅拖累了战斗部队不能迅速进军，而且还需有一个作战军团为它掩护。第十五大队走到湖南潇水附近时，由于负担过于笨重，只得奉命将所带印钞机器和材料等丢弃掉了。进入广西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时，红军先头部队于1934年11月27日占领了界首渡口，但因等了两天军委直属纵队才到达渡口，贻误了战机，结果不仅战斗部队损失惨重，而且部分红军被阻东岸来不及过江而全部牺牲，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红军主力进入贵州黎平，12月18日政治局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红军进军方向从而转入主动，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这才使队伍获得了十几天休整时间。
　　进入遵义之前，警卫部队和队长袁福清因战斗需要调离了十五大队，曹根全继任大队长。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占居主导地位，红军对敌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第十五大队也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国家银行人员在中央错误路线领导下虽出于保护党和国家财产的好心，却成为部队的累赘，于是决定甩掉包袱轻装前进。1935年1月下旬，红军重新占领桐梓时，毅然将携带的银毫和铜币全部扔到井中，并烧掉了部分纸币，将银元分散给红军战士背起来。2月18日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时，第十五大队进一步轻装，烧毁了大部分票子，将剩余的少量纸币分散由战士来背。此时，毛泽民已调离大队，曹菊如则带着两担黄金随军委总供给部行动。第十五大队由于一再轻装已不再拖累战斗部队，以每天一百余里速度行军，经过茫茫草地，随部队四渡赤水，南过乌江，挺进云南，渡金沙江，越大渡河，过大雪山，经宝兴、懋功进入川西大凉山彝族地区。同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十五大队因减员而撤销建制，大部分银行人员并入林伯渠领导的军委总供给部，与曹菊如会合，跟随右路军行动，莫钧涛则随左路军行进。9月，由于张国涛阴谋搞分裂活动，毛泽东毅然率领右路军北上抗日。为了彻底轻装，总供给部连夜将行军用不着的东西以及各种文件、材料和银行携带的最后一点纸币，全部烧毁处理掉。右路军经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到达甘肃。然后急行军通过敌人渭水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稍事休整继续前行，于11月7日进驻陕甘中心区瓦窑堡，至此右路军的长征胜利结束，随行的银行人员迅即着手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一年后，莫钧涛随左路军也到达陕北。
　　在曲曲折折的长征路上，第十五大队的银行人员、警卫部队、运输人员共二百多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掮着六七十斤的担子，道路崎岖不平，战斗频繁，又缺吃少穿，饥寒交迫，队员们全凭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努力前进。每一人都有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行长毛泽民是队伍中最忙的一个，行军中常常赶在队伍前面，先到宿营地为大家号房子；大队到达后，又马上给大家介绍当地政治经济情况、风俗习惯和注意事项；队伍出发了，他又最后检查群众纪律，看借的东西归还了没有。一次，了解到打土豪错杀了群众一头猪，就立即按市价赔偿并再三道歉。群众感动地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看到队员日渐消瘦下来他急在心里，千方百计为大家寻找食物。有时好不容易筹集到一些谷子和青稞麦，却又找不到脱壳的工具。他就带头用手来搓，常常搓得双手出血。按规定毛泽民行军有一匹马，但他很少骑，不是用来驮东西，就是给病弱的同志骑。黄亚光拉痢疾时，就骑的这匹马。过草地时章水柏患了疟疾，是骑了这匹马直到在路上牺牲为止，那时章仅十七八岁。毛泽民只穿了一双草鞋在雪山草地上跋涉，脚上裂了几条口子，鲜血印在雪山草地上，同行的同志说“一路上尽是他的血印。”这伤口后来化了脓，到瓦窑堡时也还未痊愈。毛则说，“这是长征留下的纪念。”不幸的是，银行人员吕汉勋、刘建棠、张达远、章水柏等六人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了，然而尽管征程艰辛，仍有毛泽民、郭金水、曹菊如、钱希均、曹根全、任志远、黄亚光和莫钧涛八人坚持到长征胜利，他们后来都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精英和骨干。
　　国家银行长征人员在途中除了行军、战斗、运输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业务活动，特别是银行人员不顾自身的病痛和疲劳积极发行和收兑苏维埃纸币，对保障红军部队后勤供给，恢复战士们的体力和战斗力，活跃当地商品市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等，起了重要作用。
　　红军从赣南、闽西出发长征，经过三个月不间断的战斗和行军，人员和体力消耗很大，已经相当疲乏，1935年1月占领遵义才获得喘息机会，迫切需要补充给养，修养生息。红军此时需要的物资品类繁多，数量很大，仅靠对军阀、豪绅财产的没收征发是不行的，而遵义是贵州较大的城市，经济和商业都较发达，是休整的理想之地。当红军刚打下遵义城时，老百姓不了解党的政策，跑的跑，藏的藏，店铺紧张地关了门，街上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党中央委派徐特立、毛泽民等进城拜访当地知名人士做工作，说明红军只对军阀、官阀、豪绅的财产没收，而对正当的工商业实行保护的政策，并积极支持开展贸易，活跃当地市场。还通过开明人士刘伯庄以及当地的商会会长等人去动员广大商人和人民群众。不久，遵义市面上商店都开门营业了，日用百货、食品等商品也上市了，“赶街”的摊贩叫卖声不绝。本来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地势力雄厚，开有烟馆、盐行，囤积了价值十万多元的食盐、烟土，并以昂贵价格垄断市场出售，以致不少百姓因买不起盐而得了大脖子病。此时红军没收了他囤积的食盐，将其中一部分廉价在市场出售，一部分发给穷苦百姓，得到了群众热烈拥护。
　　市场打开了，但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可使用的货币显得严重不足。本来，国家银行在长征出发时已有严格规定，为了保护沿途群众免受国民党迫害，要求长征途中部队不得使用有苏维埃标志的货币。此时，经研究决定由银行临时发行携带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规定纸币与银元等值，用于购置各种物品，离开时收回。于是，银行组织人员向红军各部迅速发放了一批纸币。红军供给部门得以用来到商行、商店办货，买到了不少急需的布匹、药品等物资，战士们在市场上纷纷购买日用品和食品等，在休整过程中积极补充营养，恢复体力。有的战士行军中身上带有少量苏区纸币，三个月来很少使用，这时正好拿出来花用。国家银行则在市场设立纸币兑换处，以食盐等市场紧缺物资和银元按市价收兑苏维埃纸币，在市场销售食盐也专收苏维埃纸币。由于苏维埃纸币信用好，价值高，从而当地商民争要“红军票”。
　　当红军即将离开遵义时，还有一部分纸币在老百姓手中未收回，林伯渠、毛泽民等人商量，必须兑回这部分纸币，否则红军的声誉要受影响，老百姓会受迫害。于是银行又扩大组织了几个临时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烟土等收兑纸币。兑换工作进行了好几天，一直坚持到部队都撤走之后。据十五大队支部书记曹菊如回忆：“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遵义，赶上队伍继续向前进发。”
　　像这样的纸币发行和回笼活动，国家银行先后在贵州的遵义、桐梓和川西冕宁共进行过四次，既解决了红军给养问题，又发动了群众，极大地发挥了革命货币的积极效用。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长征途中除做纸币发行收兑工作外，还在中央总供给部领导下，参与了沿途为红军筹粮筹款，征发没收军阀、豪绅财产的工作，以及为干部战士随时随地开展存取款业务。
　　经过极其艰难的长征，苏维埃国家银行保全了参加长征的大部分人员，完整地护送和保存了两担黄金与少量银元，途中忍受着病痛和疲劳发行纸币、办理银行业务，为以后的革命金融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项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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