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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水平，为建立健全高水平运动员的全面培养机制提供依据。以武汉市9所本科院校180名在校高水平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大学生就业力自评量表》对其就业力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级、专业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的运动员存在明显的群体分异特征。高校应注重高水平运动员个性化发展培养方案的制定，以进一步保障其选择空间、拓宽其发展渠道。
高水平运动员兼具高校大学生及在役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和发展任务，是我国高校教育培养计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高校毕业生普遍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下，如何根据在校高水平运动员不同群体之间的就业力特征差异，消弭教育培养模式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的落差，综合提高其就业力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根据A.D.Grip等的研究，早在1909年，Beveridge就已经提出就业力的概念。Bennett从高校培养体系角度提出就业力的结构应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场意识和通用技能等五个维度;Knight和Yorke提出USEM模型，认为就业力包括学科知识理解力、技能、个性特质和元认知能力等四个维度。在国内，张抗私则认为就业力是指在校期间通过学习或实践而获得工作的能力，它包括保持工作以及晋升的能力。然而许多观点往往因其对个人发展的狭窄界定而受到质疑。何昭红、吕兆华等提出大学生就业力是所有就业领域都普遍需要的能力，不包括从事具体的和专业领域的工作所需的特殊能力，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特质且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取，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本研究拟采用何昭红、吕兆华关于大学生就业力的观点，将就业力分为自我发展、人际沟通、就业自信心、实践能力、适应能力五个维度因子。
而在高水平运动员就业问题的研究上，大多数学者主要集中在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现状、影响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因素、针对高水平运动员本身的就业力特征却少有涉及，且缺少对高水平运动员内部不同群体的区分，提出的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培养模式往往缺少针对性和有效性。
鉴此，本文以实际调研为依据，对在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进行评估，试图得出其就业力特征，并分析其在不同性别、年级、专业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上的群体分异特征，继而为提高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水平、促进其个性化发展培养方案的制定提出针对性建议。
1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何昭红编制的《大学生就业力自评量表》作为测量工具，问卷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自我发展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就业自信心、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对每一题的评价按Likert-type Scale五点量表进行。抽取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9所本科院校大一至大四年级共180名在校高水平运动员作为研究样本。选择性别、年级、专业（文化课）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几个方面作为高水平运动员内部群体的分类依据，运用spss22.0进行因子分析，研究在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水平及其群体分异特征，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总体特征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总体均分及各个因子的均分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大于理论中值3），表明在校高水平运动员具有一定的就业力，也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在就业力的构成因子中，人际沟通能力得分最高（3.7955），就业自信心得分最低（3.4851），即高水平运动员的人际沟通能力相对最强，自我发展能力次之，第三是适应能力，第四是实践能力，就业自信心最弱。
2.2 不同群体就业力分异特征
（1）不同性别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分异特征
以性别为自变量，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总体及各因子的均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不同性别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其它因子上无显著差异。
（2）不同年级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分异特征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总体水平以及各因子整体检验的F值均达到显著水平，不同年级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运用LSD法进一步比较发现，在就业力总体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就业自信心、实践能力、适应能力上，大二年级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各因子均值低于其他三个年级，而在就业力总体水平、人际沟通能力和实践能力上，大四年级的高水平运动员各因子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年级。不同年级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各因子均值分布整体上有“先低后高”的趋势。
脱胎于体育训练系统，大一新生受访者对于未来个人在社会组织系统中的邊缘化较为担忧，对于未来的成长空间及今后的就业前景认识较为消极;大二高水平运动员作为校高水平运动队的中坚力量往往承担更为严峻的训练任务，在学业和专项训练的双重压力及还未建立成熟的个人规划的情况下容易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导致整体就业力水平较低;随着学生个人素质的不断提高和未来就业规划的明确，多数高年级学生已经确定自己的发展定位，学训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也逐步消解，因此就业力水平不断提高，并在大四达到峰值。
（3）不同专业成绩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分异特征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总体水平以及各因子整体检验的F值分均达到显著水平，不同专业成绩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运用LSD法进一步比较发现：处于70-80区间的专业成绩中游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各因子水平上明显低于其他成绩区间的高水平运动员，而专业成绩处于60分以下或成绩处于80-100分间的高水平运动员，尤其是90-100分的专业成绩处于上游水平的运动员其就业力各项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区间。不同专业成绩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各因子均值总体上呈“U”型分布。
在专业课程中处于中游水平的高水平运动员其就业力往往较弱，而成绩优秀或成绩较差的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反而高于中游水平，这与人们的经验假设有所不同。当前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机制留给运动员自身的发展空间十分狭小，专业课学习和专项训练往往难以两全。专业成绩处于70-79这一中游阶段的运动员则往往面临着专业学习与专项训练的双重压力，个人时间分配不够明确，未来就业方向不甚明晰，影响就业力水平，这一现象在就业自信心水平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4）不同专项水平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特征的分异情况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总体水平以及各因子整体检验的F值分均达到显著水平，不同专项水平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运用LSD法进一步比较发现：大学期间获得省级前三名及以上荣誉8次以上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水平专业课成绩的高水平运动员。
作为高校中的特殊群体，高水平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上所取得的荣誉能够有效地为其增加个人发展潜力和就业自信心，但对于专项水平并不突出的运动员而言，高强度的训练机制没有使得自身在专项领域内取得突出成就，反而制约了专业课程的知识与能力训练，使运动员在脱离体育系统后的发展缺乏基础和动力。
（5）不同学训冲突等级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特征的分异情况
问卷将在校高水平运动员专业学习与专项训练的冲突程度设置为四个等级，由参与调查的高水平运动员确定自身学训冲突等级，等级越高表示专业学习与专项训练越难以调和、两者矛盾程度越严重。高水平运动员自我发展以及适应能力因变量的整体检验的F值达到显著水平，表示不同学训冲突等级的高水平运动员在自我发展以及适应能力上有着显著差异存在。运用LSD法进一步比较发现：学训冲突等级最低的高水平运动员在自我发展及适应能力水平上显著高于冲突等级最高的运动员。
基于在校高水平运动员身份的特殊性，学训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高水平运动员个人发展的重要问题。有着明确就业方向的高水平运动员善于做出在时间分配上的规划，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有极具偏向性的基于职业规划和发展的个人选择，学训冲突在学生个人层面得以消解;反观对未来发展持消极懈怠态度、对在校运动员生活難以适应的高水平运动员，在不可避免的多方面压力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缺少对个人发展方向的理性认知和积极把控，“两难”心理上焦虑程度的加重导致其就业力水平随之降低。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本文以实际调研为依据，对武汉市9所本科院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进行评估，并分析其在不同性别、年级、专业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上的群体分异特征，探索当前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水平随着其群体特征而动态变化。整体上来说，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而对于不同年级、专业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的高水平运动员，不同群体特征对运动员自身的个人认知和发展选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动态性影响，使高水平与动员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
第二，在高校当前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机制下，体育训练和课业学习被分割为难以调和的两部分，两种不同的培养模式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必要的沟通，运动员自身发展空间较为狭窄，导致运动员往往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仅没有使运动员在知识和技能上提高以摆脱发展困境，反而也制约了其在专项道路上的积极性，对其就业力水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第三，由于高校对于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目标的单一和对文化教育的忽视，集中训练后产生的大量退役运动员使得在产生金牌的同时也产生社会就业问题。运动员主动或被动退役后的保障机制是影响其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对未来个人在社会组织系统中的边缘的为担忧也间接影响着其就业力水平。
因此，为提升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水平，应着力完善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教育体系，保障其选择空间、拓宽其发展渠道，建立健全高水平运动员的全面培养机制，以此，本文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制定个性化课程及辅导方案。高校应设置完善由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选择发展方向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同时应进一步放开高水平运动员的专业选择、增加符合其文化教育特点和竞技规律的特色课程，满足其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第二，实现动态分层选拔模式。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作为一个系统的、持续的过程，须关注运动员的个人成长及个性特质。建立阶梯发展的培养理念，对运动员进行动态监督，并采用“末位淘汰”制度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同时，对于淘汰运动员或选择其他发展方向的运动员做好安置和安排，尊重个人选择及发展志趣，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合理配置。
第三，建立职业规划与保障机制。高校应协助运动员做出良好的自我认知，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价值观的教育和帮助，引导他们在低年级到高年级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确认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与此同时，健全相应的政策保障机制，保障高水平运动员退役后的发展，免除其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高水平运动员兼具高校大学生及在役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和发展任务，是我国高校教育培养计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中国高校毕业生普遍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下，如何根据在校高水平运动员不同群体之间的就业力特征差异，消弭教育培养模式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的落差，综合提高其就业力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根据A.D.Grip等的研究，早在1909年，Beveridge就已经提出就业力的概念。Bennett从高校培养体系角度提出就业力的结构应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场意识和通用技能等五个维度;Knight和Yorke提出USEM模型，认为就业力包括学科知识理解力、技能、个性特质和元认知能力等四个维度。在国内，张抗私则认为就业力是指在校期间通过学习或实践而获得工作的能力，它包括保持工作以及晋升的能力。然而许多观点往往因其对个人发展的狭窄界定而受到质疑。何昭红、吕兆华等提出大学生就业力是所有就业领域都普遍需要的能力，不包括从事具体的和专业领域的工作所需的特殊能力，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特质且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取，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本研究拟采用何昭红、吕兆华关于大学生就业力的观点，将就业力分为自我发展、人际沟通、就业自信心、实践能力、适应能力五个维度因子。
而在高水平运动员就业问题的研究上，大多数学者主要集中在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现状、影响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因素、针对高水平运动员本身的就业力特征却少有涉及，且缺少对高水平运动员内部不同群体的区分，提出的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培养模式往往缺少针对性和有效性。
鉴此，本文以实际调研为依据，对在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进行评估，试图得出其就业力特征，并分析其在不同性别、年级、专业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上的群体分异特征，继而为提高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水平、促进其个性化发展培养方案的制定提出针对性建议。
1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何昭红编制的《大学生就业力自评量表》作为测量工具，问卷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自我发展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就业自信心、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对每一题的评价按Likert-type Scale五点量表进行。抽取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9所本科院校大一至大四年级共180名在校高水平运动员作为研究样本。选择性别、年级、专业（文化课）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几个方面作为高水平运动员内部群体的分类依据，运用spss22.0进行因子分析，研究在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水平及其群体分异特征，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总体特征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总体均分及各个因子的均分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大于理论中值3），表明在校高水平运动员具有一定的就业力，也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在就业力的构成因子中，人际沟通能力得分最高（3.7955），就业自信心得分最低（3.4851），即高水平运动员的人际沟通能力相对最强，自我发展能力次之，第三是适应能力，第四是实践能力，就业自信心最弱。
2.2 不同群体就业力分异特征
（1）不同性别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分异特征
以性别为自变量，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总体及各因子的均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不同性别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其它因子上无显著差异。
（2）不同年级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分异特征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总体水平以及各因子整体检验的F值均达到显著水平，不同年级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运用LSD法进一步比较发现，在就业力总体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就业自信心、实践能力、适应能力上，大二年级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各因子均值低于其他三个年级，而在就业力总体水平、人际沟通能力和实践能力上，大四年级的高水平运动员各因子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年级。不同年级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各因子均值分布整体上有“先低后高”的趋势。
脱胎于体育训练系统，大一新生受访者对于未来个人在社会组织系统中的邊缘化较为担忧，对于未来的成长空间及今后的就业前景认识较为消极;大二高水平运动员作为校高水平运动队的中坚力量往往承担更为严峻的训练任务，在学业和专项训练的双重压力及还未建立成熟的个人规划的情况下容易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导致整体就业力水平较低;随着学生个人素质的不断提高和未来就业规划的明确，多数高年级学生已经确定自己的发展定位，学训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和矛盾也逐步消解，因此就业力水平不断提高，并在大四达到峰值。
（3）不同专业成绩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分异特征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总体水平以及各因子整体检验的F值分均达到显著水平，不同专业成绩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运用LSD法进一步比较发现：处于70-80区间的专业成绩中游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各因子水平上明显低于其他成绩区间的高水平运动员，而专业成绩处于60分以下或成绩处于80-100分间的高水平运动员，尤其是90-100分的专业成绩处于上游水平的运动员其就业力各项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区间。不同专业成绩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各因子均值总体上呈“U”型分布。
在专业课程中处于中游水平的高水平运动员其就业力往往较弱，而成绩优秀或成绩较差的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反而高于中游水平，这与人们的经验假设有所不同。当前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机制留给运动员自身的发展空间十分狭小，专业课学习和专项训练往往难以两全。专业成绩处于70-79这一中游阶段的运动员则往往面临着专业学习与专项训练的双重压力，个人时间分配不够明确，未来就业方向不甚明晰，影响就业力水平，这一现象在就业自信心水平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4）不同专项水平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特征的分异情况
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的总体水平以及各因子整体检验的F值分均达到显著水平，不同专项水平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运用LSD法进一步比较发现：大学期间获得省级前三名及以上荣誉8次以上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水平专业课成绩的高水平运动员。
作为高校中的特殊群体，高水平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上所取得的荣誉能够有效地为其增加个人发展潜力和就业自信心，但对于专项水平并不突出的运动员而言，高强度的训练机制没有使得自身在专项领域内取得突出成就，反而制约了专业课程的知识与能力训练，使运动员在脱离体育系统后的发展缺乏基础和动力。
（5）不同学训冲突等级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特征的分异情况
问卷将在校高水平运动员专业学习与专项训练的冲突程度设置为四个等级，由参与调查的高水平运动员确定自身学训冲突等级，等级越高表示专业学习与专项训练越难以调和、两者矛盾程度越严重。高水平运动员自我发展以及适应能力因变量的整体检验的F值达到显著水平，表示不同学训冲突等级的高水平运动员在自我发展以及适应能力上有着显著差异存在。运用LSD法进一步比较发现：学训冲突等级最低的高水平运动员在自我发展及适应能力水平上显著高于冲突等级最高的运动员。
基于在校高水平运动员身份的特殊性，学训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高水平运动员个人发展的重要问题。有着明确就业方向的高水平运动员善于做出在时间分配上的规划，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有极具偏向性的基于职业规划和发展的个人选择，学训冲突在学生个人层面得以消解;反观对未来发展持消极懈怠态度、对在校运动员生活難以适应的高水平运动员，在不可避免的多方面压力中往往处于被动状态，缺少对个人发展方向的理性认知和积极把控，“两难”心理上焦虑程度的加重导致其就业力水平随之降低。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本文以实际调研为依据，对武汉市9所本科院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进行评估，并分析其在不同性别、年级、专业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上的群体分异特征，探索当前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水平随着其群体特征而动态变化。整体上来说，高水平运动员就业力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而对于不同年级、专业成绩、专项水平和学训冲突等级的高水平运动员，不同群体特征对运动员自身的个人认知和发展选择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动态性影响，使高水平与动员就业力总体水平及各因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
第二，在高校当前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机制下，体育训练和课业学习被分割为难以调和的两部分，两种不同的培养模式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必要的沟通，运动员自身发展空间较为狭窄，导致运动员往往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仅没有使运动员在知识和技能上提高以摆脱发展困境，反而也制约了其在专项道路上的积极性，对其就业力水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第三，由于高校对于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目标的单一和对文化教育的忽视，集中训练后产生的大量退役运动员使得在产生金牌的同时也产生社会就业问题。运动员主动或被动退役后的保障机制是影响其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对未来个人在社会组织系统中的边缘的为担忧也间接影响着其就业力水平。
因此，为提升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力水平，应着力完善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教育体系，保障其选择空间、拓宽其发展渠道，建立健全高水平运动员的全面培养机制，以此，本文对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制定个性化课程及辅导方案。高校应设置完善由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选择发展方向课程组成的课程体系，同时应进一步放开高水平运动员的专业选择、增加符合其文化教育特点和竞技规律的特色课程，满足其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第二，实现动态分层选拔模式。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作为一个系统的、持续的过程，须关注运动员的个人成长及个性特质。建立阶梯发展的培养理念，对运动员进行动态监督，并采用“末位淘汰”制度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同时，对于淘汰运动员或选择其他发展方向的运动员做好安置和安排，尊重个人选择及发展志趣，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合理配置。
第三，建立职业规划与保障机制。高校应协助运动员做出良好的自我认知，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价值观的教育和帮助，引导他们在低年级到高年级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确认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与此同时，健全相应的政策保障机制，保障高水平运动员退役后的发展，免除其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