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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场名为“国家软实力”的论坛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论坛由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院长、著名汉学家阿克曼主持，发言者包括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中国孔子学院副总干事马箭飞以及媒体和专家代表。
阿克曼和马箭飞坐在一起，构成全球化下国家间文化交流的独特场景——一个是成立长达60年的德国老牌文化传播机构代表，—个则是成立不到6年但发展势头迅猛的中国“小兄弟”。截至2009年10月，全球已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41个孔子课堂，共计523所，分布于87个国家(地区)。而歌德学院经历50多年发展，也不过建立了分支机构144个，其中国外分支机构128家。
难怪，阿克曼在发言中说，在世界文化史上很少有一个文化机构像孔子学院这样在这么短时间取得这么大成绩，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虽然论坛并没有将主题设定在中国，但是与会者都不约而同以中国为中心来做探讨。其中阿克曼发言最多。会后，阿克曼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798”是软实力最成功的表现
阿克曼以苏联的例子作为发言的开端。“上世纪40年代有人劝告斯大林要关注主教，斯大林想我为什么要关注主教呢，我有那么多个师。40年后，主教没有花一兵一卒就导致苏东剧变。”
阿克曼说这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大背景。“大家感到很惊诧，苏联没有受到经济制裁就崩溃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人民不再信任这个国家的政府。敌人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
因此，软实力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一种能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软实力是不用刀枪的斗争。”阿克曼说。
阿克曼注意到中国人近年来对这个话题探讨很激烈，但他认为还有很多误区：
第一，中国朋友说，对外软实力必须有硬实力也就是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作支撑。我有反例，德国诞生歌德、巴赫等一大批伟人的时候，正是德国积贫积弱的世道。经济和军事大国，也必须是文化大国，这样才能最终成为政治上的大国。我认为这种方式有点简单，不符合文化的本质——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和意愿，是难以用量化标准来衡量的。知识、创造力和批评精神，这几点至为重要。
第二，认为软实力必须建立在民族认同上，我有反例，基督教从来没有建立在任何国家基础之上。
第三，软实力可以以国家干预的办法进行生产。我也有反例，现在在国际上受到推崇的中国现代艺术恰恰是自发而成的，你看北京的“798”艺术区，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因素，却是软实力最成功的表现。还可以看看好莱坞，也不是政府干预的产物。
第四，文化实力必须完全没有政府干预。我同样有反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很多是在政府干预和宗教干预下产生的。当时一些艺术家也受到自由的限制。
阿克曼的结论是，软实力不能简单看待，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而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那么有没有一些能够共同遵循的东西呢?阿克曼在回答一位记者提问时说，“信心和信任极为关键，如果没有以可信的方式去反映现实的话，很快就会山穷水尽。德国成功的一点就是非常开放，自己主动反思，并且不讳言在别人面前反思自己的历史。”
中国正在构建自己软实力的过程中
《瞭望东方周刊》：你讲到经济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正比，对照中国，应当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绩，但是在软实力方面是否与这种硬实力不相匹配?如果是的话，如何用最快的办法来弥补这种缺失?
阿克曼：我的意思是，文化的能力和发展遵循不同的道路，让经济发展起来已经非常复杂，而文化的发展尤为复杂，它服从于自己的准则，并不是靠拨预算就能解决的。我的建议是，一个政府应该创造一个框架，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让有创意的知识分子去创造，而不能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你也提到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府干预和宗教干预下也产生了艺术繁荣，这似乎很矛盾，政府与文化之间到底要形成怎么的界限?
阿克曼：我举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例子是想批评某些西方人的观点，他们主张绝对的文化自由，但是这并不符合历史。我想说在西方有一种个人自由可以制造软实力的迷信，而在中国有一种国家能够制造软实力的迷信。谁对谁错，要很具体地看。什么情况下，需要多少自由，需要多少国家的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举个例子，你很熟悉的中国孔子学院，显然是有政府的力量推动，这种方式你如何評价?
阿克曼：中国正在构建自己软实力的过程中，这非常有意思。要说建议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要给孔子学院一种互动的自由，这样会起更好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西方的软实力，比如你提到的好莱坞电影，它们有很明确的价值观比如自由、民主作支撑，中国的文化系统与西方不同，你觉得中国的软实力应以何种价值观作为支撑?
阿克曼：我不愿意做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中国正在寻找符合他的历史、国情、传统的价值观。我不想向中国说你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这没意义。我好奇这个过程。
不过，我注意到有些人想把儒家做成中国新时代的价值观，我看这不大可能，因为价值观不能制造，而是自己发现的过程，应该让社会来选择。中国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正在寻找的过程当中。这些声音，都应该让国外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你站在中国的外部听起来，中国目前哪种声音比较大?
阿克曼：当然是官方的声音最大，还有一部分反对中国制度的声音也比较大，这是两个极端。反而那些深刻、理性地研究中国的人的声音比较少、比较弱。
阿克曼和马箭飞坐在一起，构成全球化下国家间文化交流的独特场景——一个是成立长达60年的德国老牌文化传播机构代表，—个则是成立不到6年但发展势头迅猛的中国“小兄弟”。截至2009年10月，全球已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41个孔子课堂，共计523所，分布于87个国家(地区)。而歌德学院经历50多年发展，也不过建立了分支机构144个，其中国外分支机构128家。
难怪，阿克曼在发言中说，在世界文化史上很少有一个文化机构像孔子学院这样在这么短时间取得这么大成绩，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虽然论坛并没有将主题设定在中国，但是与会者都不约而同以中国为中心来做探讨。其中阿克曼发言最多。会后，阿克曼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专访。
“798”是软实力最成功的表现
阿克曼以苏联的例子作为发言的开端。“上世纪40年代有人劝告斯大林要关注主教，斯大林想我为什么要关注主教呢，我有那么多个师。40年后，主教没有花一兵一卒就导致苏东剧变。”
阿克曼说这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大背景。“大家感到很惊诧，苏联没有受到经济制裁就崩溃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人民不再信任这个国家的政府。敌人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
因此，软实力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一种能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软实力是不用刀枪的斗争。”阿克曼说。
阿克曼注意到中国人近年来对这个话题探讨很激烈，但他认为还有很多误区：
第一，中国朋友说，对外软实力必须有硬实力也就是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作支撑。我有反例，德国诞生歌德、巴赫等一大批伟人的时候，正是德国积贫积弱的世道。经济和军事大国，也必须是文化大国，这样才能最终成为政治上的大国。我认为这种方式有点简单，不符合文化的本质——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和意愿，是难以用量化标准来衡量的。知识、创造力和批评精神，这几点至为重要。
第二，认为软实力必须建立在民族认同上，我有反例，基督教从来没有建立在任何国家基础之上。
第三，软实力可以以国家干预的办法进行生产。我也有反例，现在在国际上受到推崇的中国现代艺术恰恰是自发而成的，你看北京的“798”艺术区，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因素，却是软实力最成功的表现。还可以看看好莱坞，也不是政府干预的产物。
第四，文化实力必须完全没有政府干预。我同样有反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很多是在政府干预和宗教干预下产生的。当时一些艺术家也受到自由的限制。
阿克曼的结论是，软实力不能简单看待，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而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那么有没有一些能够共同遵循的东西呢?阿克曼在回答一位记者提问时说，“信心和信任极为关键，如果没有以可信的方式去反映现实的话，很快就会山穷水尽。德国成功的一点就是非常开放，自己主动反思，并且不讳言在别人面前反思自己的历史。”
中国正在构建自己软实力的过程中
《瞭望东方周刊》：你讲到经济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正比，对照中国，应当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绩，但是在软实力方面是否与这种硬实力不相匹配?如果是的话，如何用最快的办法来弥补这种缺失?
阿克曼：我的意思是，文化的能力和发展遵循不同的道路，让经济发展起来已经非常复杂，而文化的发展尤为复杂，它服从于自己的准则，并不是靠拨预算就能解决的。我的建议是，一个政府应该创造一个框架，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让有创意的知识分子去创造，而不能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你也提到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府干预和宗教干预下也产生了艺术繁荣，这似乎很矛盾，政府与文化之间到底要形成怎么的界限?
阿克曼：我举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例子是想批评某些西方人的观点，他们主张绝对的文化自由，但是这并不符合历史。我想说在西方有一种个人自由可以制造软实力的迷信，而在中国有一种国家能够制造软实力的迷信。谁对谁错，要很具体地看。什么情况下，需要多少自由，需要多少国家的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举个例子，你很熟悉的中国孔子学院，显然是有政府的力量推动，这种方式你如何評价?
阿克曼：中国正在构建自己软实力的过程中，这非常有意思。要说建议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要给孔子学院一种互动的自由，这样会起更好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西方的软实力，比如你提到的好莱坞电影，它们有很明确的价值观比如自由、民主作支撑，中国的文化系统与西方不同，你觉得中国的软实力应以何种价值观作为支撑?
阿克曼：我不愿意做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中国正在寻找符合他的历史、国情、传统的价值观。我不想向中国说你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这没意义。我好奇这个过程。
不过，我注意到有些人想把儒家做成中国新时代的价值观，我看这不大可能，因为价值观不能制造，而是自己发现的过程，应该让社会来选择。中国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正在寻找的过程当中。这些声音，都应该让国外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你站在中国的外部听起来，中国目前哪种声音比较大?
阿克曼：当然是官方的声音最大，还有一部分反对中国制度的声音也比较大，这是两个极端。反而那些深刻、理性地研究中国的人的声音比较少、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