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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在美方纠缠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采取守势，而是在要求美方正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同时，亦对美国经济政策对世界金融市场和贸易形势造成的冲击给予批评和提醒。
2008年6月17—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刘活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这也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上任后首次率队参加中美之间一年两次的战略经济对话，美方代表团仍然是由布什总统特使、财政部长保尔森领队。
围绕此次对话的主题“经济可持续增长”，双方会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和共识，其中最为外界重视的是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和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
在全球经济面临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挑战、美国经济遭受次贷危机打击以及中国经济“最困难一年”的背景下，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次对话受到了外界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老朋友，新搭档
不论是美国政商界、媒体还是保尔森本人、对王岐山副总理都不陌生，甚至还相当熟悉。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事件和2003年非典危机中的果断举措，王岐山被美国媒体称为“救火队长”。去年底，王岐山在“十七大”上人选政治局后，《纽约时报》便将其视为中国经济的最高规划人。
王岐山升任副总理后，保尔森曾向美联社表示：“我们非常熟悉。当出现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时，我们就会打电话沟通。”由于对王岐山“救火”能力的深刻印象，以至于王歧山在去年底人选政治局这一现象也被敏感的国外媒体视为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担忧的公开表态，并据此预计新一届政府将出台一系列紧缩政策。
王岐山任建行行长和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时，就与在高盛集团工作的保尔森打过交道，这一层关系无疑有助于王歧山接替吴仪后对话进程的平衡过渡。同时，王岐山对金融领域的熟知与保尔森华尔街出身的共同点、王以往处理重大问题的坚持原则和雷厉风行以及在中国行政体系中迅速坚决推进政策的能力，也将推动对话进一步向沟通、务实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单向施压”转向“平等对话”
自2007年12月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来，受次贷危机恶化影响，美国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市场动荡难消，房价下跌令国内消费信心受压，美联储降息和美元贬值提振经济的效果还没怎么显现，国际市场高油价却已将通胀压力传导进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亦不得不打破多年来不谈论美元汇率的惯例，明确表达对美元贬值的担忧，希望借此压制油价，尽力避免美国经济落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局面。
另一方面，据美国财政部近期发布的数据，今年4月，中国购买美国国债114亿美元，持有总额达到5020亿美元，成为维系美元信心的重要支撑力量。经济态势的变化也使对话双方的心理产生相应转变，这一点在对话前的美国国内舆论上便有所体现。前三次对话前，美国国内各界均将对话视作向中国施压的平台，政界、商界、劳工界等竞相要求将自己的提议纳入到对话议程中，如果中国不答应，便应进行制裁云云。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走出相应的上扬行情，反映了市场对美国施压行为的期待。
但与此前三次不同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在此次对话前看法谨慎，《纽约时报》认为，保尔森将更多关注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同时关注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压力。《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均认为，中国有可能将实质内容留待美国下届政府。相比起前三次战略经济对话，此次对话的外部氛围应该说是比较温和的。
实际对话进程也反映了这一点，中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在美方纠缠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采取守势，而是在要求美方正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同时，亦对美国经济政策对世界金融市场和贸易形势造成的冲击给予批评和提醒。
《纽约时报》称，当全球面对高通胀、高油价和高粮价等问题困扰时，经济崛起的中国如今也敢于当面批评美国经贸、金融政策的缺点，尤其在通胀和汇率问题上不再被动辩解，这显示出大国的自信心态。
能源与环境：催生中美合作亮点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四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发生一定的经贸纠纷是十分正常的，但互利双赢的合作领域可以说也是俯拾皆是。在全球气候变暖、能源价格攀升的背景下，能源与环境合作正是能够催生中美经济合作亮点的领域。
事实上，在前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能源与环境合作始终是双方对话与合作的重点。美国向中国转让第三代核电技术是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的重大成果之一，第二次对话双方商定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合作，而在第三次对话中，中美达成了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十年合作规划。在第四次对话前的多次磋商准备回合中，王岐山和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特别代表亲自指导十年合作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并已原则达成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因此，双方最终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是水到渠成，反映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也体现了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责任。
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中国实现政府换届，王岐山接替吴仪成为战略经济对话中方掌舵人。第四次对话的成功举行说明，中国高度重视这一对话机制，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是稳定延续的，中国在对话中作出的承诺是可信的。需要注意的是，再过几个月，美国将选出新的总统。这也意味着，作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最初的发起人和推动者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即将离任。中美在能源与环境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达成十年合作计划，有助于降低未来美国政府方面可能不止一次的人事更迭对这一对话机制的影响。
美国“上心”对外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企业将非战略产业的制造能力转移到中国并通过贸易实现产业对接。据中国美国商会统计，中国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纽约吋报》曾评论说：“看上去中国好像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实际上，真正的利润还是被美国等外国公司拿走了。”随着中国逐步提高环保要求、通过新《劳动法》以及要求各地注重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质量，美资企业开始担心中国多年实行的对待外资态度是否在改变。
美国对投资问题如此“土心”是有其道理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始终是贸易逆差，并且近年来逆差额还迅速上升。而支持美国长达30多年贸易逆差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美国对外投资收益。如果美资进人世界上经济最富活力的中国市场的投资渠道不再畅通，美国自然是坐不住的。
同时，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需求水涨船高，对外投资规模和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但中资企业对美国市场和法规还不是十分熟悉，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等事件让中资企业的疑虑进一步上升，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也越来越受到美方关注。
如今，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上升倾向，两国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显示双方都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重要性，为两国对外投资提供稳定的投资环境。美方特别表示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中方则强调，中国国有投资公司的投资决定完全基于商业目的。
中美经贸关系：最重要也最复杂
近年来，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利用科技、金融优势先后推动了互联网和房地产的投资热潮。但热潮过后，美国经济运行终究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中美两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补性和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已使中国成为对美国经济而言最7月19日，苹果公司在华首家零售店在北京正式开业重要国家之一。
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华投资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随着中国技术水平和工人技能提升以及人世后贸易环境改善，美国制造业加速转移来华。在这一新构建的全球制造业链条中，美方占据的是品牌、设计、销售等利润丰厚的环节，中国承担了中间的制造环节。“中国制造”已成为美国企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
二是双边贸易使美国消费者受惠。中国是美国国内日用消费品的主要供应方。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有助于压制美国物价涨幅，缓解通胀压力。
三是国债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长期利率维持在低位，美国消费者的贷款利率下降，资产价格受到支撑，从而有助于刺激美国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者，而中国通过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加强中美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美国巩固其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能力，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只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发挥高度的政治智慧，利用好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机制，一定能使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中美经贸关系排除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2008年6月17—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刘活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这也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上任后首次率队参加中美之间一年两次的战略经济对话，美方代表团仍然是由布什总统特使、财政部长保尔森领队。
围绕此次对话的主题“经济可持续增长”，双方会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和共识，其中最为外界重视的是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和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
在全球经济面临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挑战、美国经济遭受次贷危机打击以及中国经济“最困难一年”的背景下，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次对话受到了外界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老朋友，新搭档
不论是美国政商界、媒体还是保尔森本人、对王岐山副总理都不陌生，甚至还相当熟悉。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事件和2003年非典危机中的果断举措，王岐山被美国媒体称为“救火队长”。去年底，王岐山在“十七大”上人选政治局后，《纽约时报》便将其视为中国经济的最高规划人。
王岐山升任副总理后，保尔森曾向美联社表示：“我们非常熟悉。当出现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时，我们就会打电话沟通。”由于对王岐山“救火”能力的深刻印象，以至于王歧山在去年底人选政治局这一现象也被敏感的国外媒体视为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担忧的公开表态，并据此预计新一届政府将出台一系列紧缩政策。
王岐山任建行行长和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时，就与在高盛集团工作的保尔森打过交道，这一层关系无疑有助于王歧山接替吴仪后对话进程的平衡过渡。同时，王岐山对金融领域的熟知与保尔森华尔街出身的共同点、王以往处理重大问题的坚持原则和雷厉风行以及在中国行政体系中迅速坚决推进政策的能力，也将推动对话进一步向沟通、务实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单向施压”转向“平等对话”
自2007年12月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来，受次贷危机恶化影响，美国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市场动荡难消，房价下跌令国内消费信心受压，美联储降息和美元贬值提振经济的效果还没怎么显现，国际市场高油价却已将通胀压力传导进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亦不得不打破多年来不谈论美元汇率的惯例，明确表达对美元贬值的担忧，希望借此压制油价，尽力避免美国经济落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局面。
另一方面，据美国财政部近期发布的数据，今年4月，中国购买美国国债114亿美元，持有总额达到5020亿美元，成为维系美元信心的重要支撑力量。经济态势的变化也使对话双方的心理产生相应转变，这一点在对话前的美国国内舆论上便有所体现。前三次对话前，美国国内各界均将对话视作向中国施压的平台，政界、商界、劳工界等竞相要求将自己的提议纳入到对话议程中，如果中国不答应，便应进行制裁云云。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走出相应的上扬行情，反映了市场对美国施压行为的期待。
但与此前三次不同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在此次对话前看法谨慎，《纽约时报》认为，保尔森将更多关注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同时关注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压力。《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均认为，中国有可能将实质内容留待美国下届政府。相比起前三次战略经济对话，此次对话的外部氛围应该说是比较温和的。
实际对话进程也反映了这一点，中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在美方纠缠的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采取守势，而是在要求美方正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同时，亦对美国经济政策对世界金融市场和贸易形势造成的冲击给予批评和提醒。
《纽约时报》称，当全球面对高通胀、高油价和高粮价等问题困扰时，经济崛起的中国如今也敢于当面批评美国经贸、金融政策的缺点，尤其在通胀和汇率问题上不再被动辩解，这显示出大国的自信心态。
能源与环境：催生中美合作亮点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四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发生一定的经贸纠纷是十分正常的，但互利双赢的合作领域可以说也是俯拾皆是。在全球气候变暖、能源价格攀升的背景下，能源与环境合作正是能够催生中美经济合作亮点的领域。
事实上，在前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能源与环境合作始终是双方对话与合作的重点。美国向中国转让第三代核电技术是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的重大成果之一，第二次对话双方商定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合作，而在第三次对话中，中美达成了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十年合作规划。在第四次对话前的多次磋商准备回合中，王岐山和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特别代表亲自指导十年合作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并已原则达成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因此，双方最终签署《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是水到渠成，反映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也体现了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责任。
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中国实现政府换届，王岐山接替吴仪成为战略经济对话中方掌舵人。第四次对话的成功举行说明，中国高度重视这一对话机制，中国对美经济政策是稳定延续的，中国在对话中作出的承诺是可信的。需要注意的是，再过几个月，美国将选出新的总统。这也意味着，作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最初的发起人和推动者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即将离任。中美在能源与环境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达成十年合作计划，有助于降低未来美国政府方面可能不止一次的人事更迭对这一对话机制的影响。
美国“上心”对外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企业将非战略产业的制造能力转移到中国并通过贸易实现产业对接。据中国美国商会统计，中国是全球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纽约吋报》曾评论说：“看上去中国好像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实际上，真正的利润还是被美国等外国公司拿走了。”随着中国逐步提高环保要求、通过新《劳动法》以及要求各地注重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质量，美资企业开始担心中国多年实行的对待外资态度是否在改变。
美国对投资问题如此“土心”是有其道理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始终是贸易逆差，并且近年来逆差额还迅速上升。而支持美国长达30多年贸易逆差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美国对外投资收益。如果美资进人世界上经济最富活力的中国市场的投资渠道不再畅通，美国自然是坐不住的。
同时，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需求水涨船高，对外投资规模和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但中资企业对美国市场和法规还不是十分熟悉，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石油公司等事件让中资企业的疑虑进一步上升，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也越来越受到美方关注。
如今，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上升倾向，两国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显示双方都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重要性，为两国对外投资提供稳定的投资环境。美方特别表示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中方则强调，中国国有投资公司的投资决定完全基于商业目的。
中美经贸关系：最重要也最复杂
近年来，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利用科技、金融优势先后推动了互联网和房地产的投资热潮。但热潮过后，美国经济运行终究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中美两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补性和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已使中国成为对美国经济而言最7月19日，苹果公司在华首家零售店在北京正式开业重要国家之一。
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华投资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随着中国技术水平和工人技能提升以及人世后贸易环境改善，美国制造业加速转移来华。在这一新构建的全球制造业链条中，美方占据的是品牌、设计、销售等利润丰厚的环节，中国承担了中间的制造环节。“中国制造”已成为美国企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
二是双边贸易使美国消费者受惠。中国是美国国内日用消费品的主要供应方。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有助于压制美国物价涨幅，缓解通胀压力。
三是国债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长期利率维持在低位，美国消费者的贷款利率下降，资产价格受到支撑，从而有助于刺激美国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者，而中国通过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加强中美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美国巩固其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能力，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只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发挥高度的政治智慧，利用好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机制，一定能使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中美经贸关系排除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