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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传统村落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的重要内容，然而调研发现，当前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呈现出供给与旅游的需求尚不匹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产业融合不够、人力投入不足、开发管理不善、顶层设计不清等方面。可通过优化产业融合机制，凸显村落旅游特色；创新人才供给机制，吸引本土人才参与；完善开发管理体制，吸纳地方自治组织；创新顶层制度设计，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作为应对之策。
[关键词]传统村落；供给侧改革；旅游开发
[作者简介]郑 勇（1967—），男，周宁县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乡土文化调查与研究；（福建 宁德 352000）；黄雪丽（1988—），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建设与基层治理。（湖北武汉 430000）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社科基金“百村十年观察”专门调研项目（09&BC0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村委会下沉自然村的实践、问题及对策研究”（15YJC810012）
一、引言
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文化旅游既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也在当前产业结构的中高端供给优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村落作为文化旅游资源中的高端资源，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生态景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现实中，由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乡村公共供给端等问题，导致传统村落旅游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之下，来探讨传统村落的文化旅游供给问题与解决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近些年学术界对于我国传统村落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模式[1-2]，村落价值评价[3-4]，村落开发管理[5-6]，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等方面[7-8]。已有的研究对加深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的启示，但仍然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来阐述传统村旅游开发的问题与思路的研究较少；第二，对全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失衡，目前研究较多的主要集中在皖南、广西、北京等地的传统村落，有关福建的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尚且不足；第三，关于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模型建构和文献研究较多，案例分析较为缺乏。基于此，笔者在对福建省周宁县浦源村、楼坪村和禾溪村等传统村落进行跟踪调查的基础上，试图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出发，分析和讨论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的问题困境，并提出破解问题的基本思路。
二、三个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案例简要呈现
周宁县位于闽东山区，长期处于经济、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因此，当地的传统文化、传统村落得以较好地保存。自上世纪90年代，当地已有少数传统村落开始旅游开发，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視，本地依托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四处开花”。笔者长期工作于周宁县博物馆，参与本县多个传统村落的申报及保护工作，以下3个传统村落的调查、申报及保护与开发为笔者直接参与。
（一）浦源村：鲤鱼文化的传统记忆
浦源村位于福建省周宁县浦源镇，为镇政府所在地，村民以姓郑为主。据浦源村《郑氏宗谱》记载，该村开基始祖朝奉公于南宋嘉定二年（1209），从宁德县谷口村迁居于此，发展至今。全村现有867户，3727人。郑氏由于进入这一区域较早，占据了有利的地盘，村落周边土地平坦开阔，人丁兴盛，距县城也仅有五公里，长期以来浦源村都为东洋里区域的大姓望族，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民国时期。民国五年，由该村时任周墩特种区自治议员的郑谟光先生率先向福建省政府及参议院呈请将周墩改设县治的请愿书，这为1945年周宁建县打下了基础。周宁最早的义仓、新式小学及方志《周墩区志》等也是由郑钟铎、郑谟光、郑丹诚等浦源村人所创立、编撰的。村落经济的富裕及宗族势力的强大，在村落规划布局、公共乡土建筑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浦源村传统建筑种类齐全，有宗祠、土主庙、观音阁、观音桥、林公宫、陈圣母宫等构成扼守水尾的乡土公共建筑群。万福寺、兴隆寺、慈云寺、八字庵、鹏翔堂以及南山书院则分布于村的东南两侧。传统民居主要分布于鲤鱼溪两岸及溪流东面的古商道两侧，传统建筑保存数量群多且集中连片。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且传承有序，穿村而过的溪流自该村开基以来就有鲤鱼的放养，村民历来不捕不食鲤鱼，还为死去的鲤鱼修建“鱼冢”，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护鱼习俗，并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方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打造以“中华奇观鲤鱼溪”为品牌的乡村旅游景区。随着旅游兴县战略的实施，浦源村的旅游开发得到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国家财政支持。经过了近30年的旅游开发，村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并设立了相关的保护开发机构。2013年浦源村被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然而在多方优势下，本地的旅游开发效益却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并且衍生出一系列社会矛盾。
（二）禾溪村：千年廊桥的历史延续
禾溪村位于福建省海拨最高的芹山湖之畔，距周宁县城35公里，为周宁、寿宁、政和三县交界地。禾溪村村民以许姓为主，宋淳化元年（990），原居住在闽北政和县登源村的许氏，遣派族人选址于湫溪上游的灵显山创建灵峰寺。灵峰寺建成之后交由僧侣礼佛，许氏独自在湫溪之畔筑屋开垦，由一家繁衍成一族，形成聚族而居的古村落。禾溪村曾是寿宁县平溪区纯池乡乡公所所在地，1956年划入周宁县治。此后，由于交通中心的外移，而被边缘化，乡所在地也改为纯池村，村落经济逐步衰退，人口大量外流。因此，禾溪村的人文环境及周边的自然环境，基本上仍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状况。禾溪村传统民居面水依山势而建，建筑风格同自然地形地貌相融合。架于该村湫溪之上的三仙桥始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是我国已知现存建造年代最为古老的木拱廊桥之一，2013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该村还保留有建于民国三十一年的禾溪国民小学，校内完整地保存着置办于民国时期的课桌椅及教具等。禾溪村的乡土建筑、乡村教育、古廊桥等引起当地文物工作者的极大兴趣，经过近些年的不断努力，已将禾溪村逐级申报为国家及传统村落，重要的公共古建筑也分别被公布为县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乃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相关村民与笔者为该村争取到数百万元的古村落及文物保护专项款，用于保护修缮古民居，设立乡村教育博物馆，引导村民开办民宿，打造艺术采风创作基地，吸引艺术院校师生。但由于诸多现实原因事与愿违，当前，该村的旅游开发问题重重。 （三）楼坪村：政商大族的记忆传承
楼坪村位于周宁县西部，距县城34公里。村民以张姓为主，其入闽始祖为福建节度招讨使张谨第十五世孙张荣四。张荣四率族人于元至元元年（1264），由屏南县甘棠村进入位于芹溪村的宝丰银场开采银矿，于明永乐二年（1404），迁往距银场3公里的楼坪村定居。最初以攀岩采摘后山岩壁上盛产的岩菇为业，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主要从事茶叶贸易，成为这一区域村经济最为富裕的边贸村落。该村至今仍保存有大量兴建于清末民初的宅院及较为完整的土炮楼、古关隘等防御建筑。村内文物遗存丰富，有帝师吏部次郎陈宝琛、兵部尚书、工部侍郎等官员题赠的匾额及当地名贤题写的楹联、族谱、民间契约文书等。全村例捐国子监、贡生名人数达84人之多。楼坪村地处白恶纪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岩地形地貌区，周边山势峻峭村落景观独特，村落传统格局、建筑风貌保存完整，而被评为省级传统村落。村落旅游开发正处于起步阶段，投资主体为本村宗祠理事会及在外乡贤，开发模式为本村众筹，旅游特色以边贸古村、茶盐古道、火山岩地貌石门山景区为主。起步发展的过程中，村落的基础设施正在得到逐步的完善，但是依然存在诸多困境和问题。
三、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困境
传统村落旅游的发展源于供需双方所形成的合力，一方面随着短期节假日及私家车的增加，就近追寻自然田园的生活体验以及对乡土慢生活的眷恋，人们的旅游取向从大众旅游逐渐走向乡野田园。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的农业经济正走向式微，亟需寻求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正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趋势。然而笔者在闽东三村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在供给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
（一）产业融合不够，供给结构亟待优化
1984年陈逸飞的一副画——《故乡的回忆》被阿曼德·哈默高价购得，并在访问中国的时候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周庄从此一举成名。中国古城、古镇、古村旅游的时代由此到来。[9]在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当下，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已经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但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还维持在旧有的格局当中，具体体现在：第一，产业间的融合不够，作为旅游业的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未实现有效的契合。在闽东三村的调研中发现，浦源村的乡村旅游的内容仅为观光旅游（古民居+鲤鱼溪+古祠堂+人造荷花池观光）。本村的水田面积2826亩，山林面积5000多亩，并未实现有效的利用和开发，有不少田地和山林处于荒芜之中。在当前城市居民对休闲农业的极大需求之下，单一的依托观光旅游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不单是浦源村当前面临的问题，其它传统村落也存在类似现象。第二，产业内部的融合不够，第三产业除了旅游业，还包括教育、文化、艺术、科学研究等其他方面的内容。传统村落与一般的村庄不同，被称之为“民族的记忆”和村落自然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化体验、艺术享受、科学研究的功能。然而在闽东三村的调研中发现，村落的旅游缺乏这方面的产业拓展。以禾溪村为例，该村位于福建海拔最高的芹山湖之畔，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且保留较为完整。水上运动、果园采摘、寺院礼佛、民宿等是对城市居民具有较大吸引力及参与热情的休闲旅游项目。但是村落开发的主导者多为本乡本土的村镇干部，他们并未捕捉到这一需要信息，反而极力模仿城市公园的花坛、草坪或所谓的徽派建筑风格，还仍寄希望于以收取门票为营利目标。
（二）专业人才欠缺，人才供给亟需加强
传统村落与一般村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形成较早、并且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尤其在建筑艺术、空间格局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美学价值。对此类村落的保护与开发需要特殊人才的支撑，然而从闽东三个传统村落的走访调查来看，人才供给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调研发现，闽东三村最初的旅游开发投资人主要是本村在外经商的村民，他们对家乡的建设发展投入较大的热情和资金，但多因自身商务活动较为繁忙，仅对大方向予以把握指导，具体事务多委托亲友代理，他们虽然具备一定的商业视野和责任心，但在涉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发以及旅游审美构建方面往往力不从心，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提升建设方面常常事与愿违。经过前期的初步开发，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当国有专项资金投入之后，村委会理所当然地成为项目运作的主体。民選的村官在本村确有一定的威信和组织领导能力，但对如何保护提升打造传统村的旅游开发方面多数还是较为外行，能够基本掌握建设工程的申请立项、设计预算、招标代理、管理监督这些烦琐无比的程序就已十分不易。县直单位中的干部能够对传统建筑、乡土文化较有研究的为数不多，且自身承担的工作任务十分繁忙，多无法直接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的具体事务当中。一个县市传统村落多则数十个，少则也有三五个，且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就严格意义而言并非是建筑设计者或文史研究者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如有涉及，其参与度也极为有限。
（三）开发管理不善，体制供给有待完善
有效的管理是传统村落旅游开发顺利进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在调查中发现，旅游开发过程中管理不善是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开发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困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无序，地方自治组织被排斥在外。以浦源村为例，浦源村的鲤鱼溪历史上是由郑氏祠堂董事会进行管理，约在2005年，浦源村鲤鱼溪景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由开发公司承包经营。其管理权移交给旅游开发公司，旅游开发公司是由投资人为主导县乡两级抽调干部参与协助管理。以往祠董会有权处罚偷盗本村鲤鱼的不法分子，因此历史上少有偷鱼现象发生。自从鲤鱼溪管理权被旅游开发公司接管后，偷鱼盗鱼的现象频发出现，同时过去由祠董会组织的每年清理水道活动也不再举行，溪内水质浑浊，严重影响了旅游者的观感体验。二是多头管理，责任不明。传统村落承载着延续数千年的乡土文明，尤其村落的古建民宅，不仅传承了乡土匠人卓越的技艺，也具有无法媲美的历史美感。然而因为管理主体的缺位，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村落的古建在开发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在笔者调研的三村中发现，未批先建，随意拆旧建新，违反传统村落保护规刬的事件时有发生。 （四）顶层设计不足，制度供给需要完善
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在于存续和弘扬优秀文化基因，发展旅游是发挥其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同时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制度支持。然而在闽东三村的调查中发现，因为制度设计的不足，导致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中遇到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一是鄉土建筑产权制度缺失。以传统古建为例，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年代久远，经历了数次的历史变迁，在分家制度的影响下，一座古建往往存在数个产权主体。笔者曾先后主持和指导周宁县浦源村、禾溪村以及楼坪村等数村的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规划设计，发现在涉及私人古建民宅的开发方面，产权混乱是造成了传统古建筑未能合理使用，或年久失修直至倒塌的主要原因，同时也阻碍了民间社会资本的投入。这些传统的古建民宅大部分处于闲置，自生自灭的状态，如何构建良好的乡土古建的产权保护制度是传统村落有效开发的重要前提。二是传统村落法律制度缺失，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古镇名村的保护框架体系“三法一条例”，即《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但是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条例目前只能参考“三法一条例”，这带来了很多实践上的困境。一方面法律与实践存在张力，根据《文物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不得在遗址上重建，但传统村落的一些县级古建民居具有住宿的特点，有些老宅年久失修，村民重建，破坏了传统村落既有的格局秩序，又与法律相违背。另一方面，法律惩罚不足，我国的“三法一条例”将破坏传统村落的行为界定为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所规定的惩罚的考量因素也仅仅是修复的经济成本，导致违法成本较低，偷盗传统古建文物的情况层出不穷。浦源村、禾溪村和楼坪村均发生过祠堂牌匾以及其他文物被偷盗的事件。
四、传统村落旅游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
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在当前的旅游开发中已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国家政策的高度重视之下，传统村落的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然而城市人口在当前对乡土田园、农耕记忆的追寻和向往下，传统村落的旅游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刚性需求和供给不足的矛盾是当前传统村落旅游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实行传统村落旅游的供给侧改革则是问题的破解之道。
（一）优化产业融合机制，凸显村落旅游特色
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7800美元，城市人口对传统村落的休闲体验的刚性需求时代已经来临。但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仍难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优化传统村落的旅游供给服务，实现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的多元融合，将传统村落打造成集文化旅游、艺术教育、民俗体验、科学研究、休闲度假、特色林农业观光等一体化的服务体系不仅有利于传统村落的脱贫致富，还能有效地发扬传统乡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产业融合要凸显地域特色。比如浦源村以“千年鲤鱼溪”为文化品牌，打造人鱼同乐，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乡土文化，“鱼冢文化”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列入了北京小学语文课本的教材中。同时地方政府支持打造的荷花长廊及鲤鱼溪文化节，使浦源村的鲤鱼溪景区成为周宁县的一张名片。禾溪村的村落开发在周宁县博物馆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地保留完好的民国小学，将其打造成乡村教育及农耕文明博物馆。同时借助保留完好的古村风貌，积极与艺术院校合作，将禾溪村打造成“农耕文化+艺术采风+特色民宿”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楼坪村也充分利用山区边贸形成的富商建筑群落及周边的火山岩地貌，古矿业遗址，闽东北古道的优势，正在积极发展“森林康养+古银矿地质公园科考+古道驴行”的产业模式，尽管开发刚刚起步，但是发展前景看好。二是深化和拓展产业链，挖掘村落的特色资源，满足外来观光客的消费需求、提升购物消费比重。可增设旅客乐于参与的农林生产项目，如通过专属菜园、认领果树等参与短时间的劳动，以代管形式和微信平台分享蔬果的成长并通过速递享受最初的劳动成果。开发传统村落的特色旅游纪念品，闽东三村均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如何将农林产品、乡村旅游购物、村落特色文化形象结合起来制作手工纪念品、工艺品、木制品、竹制品、陶瓷制品，即便菜干、豆干、笋干、菇干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建议。
（二）创新人才供给机制，吸引本土人才参与
如何实现传统村落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开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一方面是它规模大，内涵丰富，又是活态，现状复杂，村落保护往往与村落的发展构成相矛盾；另一方面是涉及建筑学、民俗学、规划学、艺术学、遗产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当前村落本土人才流失，专业人才青黄不接的背景下，组织一批热衷于传统村落研究与开发的多元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在闽东三村的田野调查中，给予了笔者很多启示。第一，积极与高校智库合作，引入专业人才服务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比如由周宁县博物馆的牵线搭桥，禾溪村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考古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负责人黄国盛教授等专家学者取得长期合作，以及同省内外美术家协会建立定点采风创造基地的机制。专家学者对于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给予许多建设性的建议，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视角和笔触使禾溪村呈现出更加令人向往的山村情调。“高校+村落”的合作一方面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拓展了传统村落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目前这项合作正在进展中，并开始呈现出扩大效益。第二，充分发挥本土人才的作用。在禾溪村、楼坪村的调查中，本土人才无偿、积极参与村落的保护开发令人动容。出生于禾溪村，目前求学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许长河同学，在假期返家期间无偿为禾溪村拍摄了《四季禾溪》的宣传片，该村在外求学的学子自发组织建立宣传禾溪的网站，当地文物工作者为禾溪村编辑宣传册、本村退休教师许模增无偿撰写《古村禾溪》的文集等。楼坪村亦是如此，本村乡贤自发筹集资金改善基础设施并主动向住建、文化部门争取将该村申报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提高该村的知名度并能获得专项资金补助。同时，退休文艺工作者，无偿为村落拍摄宣传片，制作宣传长廊。在笔者看来，充分吸收本土多元人才的力量是创新人才服务机制的根本手段，如何吸引本土人才的积极参与，关键是让村民们成为村落保护与开发的主体，并且将这些精英分子吸纳到组织开发当中。通过“选择性激励”来推动村民集体行动，弥补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建设专业人才的缺乏问题。 （三）完善开发管理体制，吸纳地方自治组织
在浦源村的调查中发现，当前村落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呈现出“‘政府+企业’合作、村庄分利”的模式。村落旅游的管理权由企业来替代，不仅造成了企业在村落旅游管理上的水土不服，同时导致村落自治组织与企业呈现博弈之势，不利于村落的旅游开发。对此吸纳地方自治组织、激活村民参与保护意识，实现村落旅游开发的自我管理，树立村落自治组织的主体地位十分必要。与此同时，明确村落旅游开发多方的主体责任，各负其责，实现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顺利进展。具体而言，第一，激活村民参与意识，吸纳地方自治组织。在这一点上，楼坪村与禾溪村的村落旅游开发值得借鉴。笔者在参与禾溪村和楼坪村的传统村落普查和申报过程中，将普查成果和相关的申报文本及时主动向村民公布，并且邀请村民参与申报工作，使村民对村落的历史文化与保护开发价值有所认识。当村庄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之后，禾溪村祠董会邀请地方领导及在外乡贤，召开了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村民大会，并且选举产生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管理委员会主任及成员，制定本年度具体的保护与发展目标。当前，两村的旅游开发在村民的积极参与地方自治组织的管理下蓬勃发展。第二，明确管理主体，实现村落的有效开发。当前，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均属于规划建设行政部门的职责范畴，村落这一层面的开发管理主体通常包括村委会、祠董会、乡镇政府、开发企业等。如何明确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责任，在笔者看来，同样应该以村落自治为主、坚持村落的管护主体地位。尤其在笔者工作的闽东地区，宗族凝聚力依旧强大，宗族自治组织在当前“乡村自治有名无实”的背景下具有现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发挥闽东村落的主体自治优势、实现“一主多辅”的管理模式尤为必要。
（四）创新顶层制度设计，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村落，传统村落所承载的意义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因为制度设计的不足，导致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困境重重，尤其在乡土產权制度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法律制度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落的保护开发的进程。对此，创新顶层制度设计，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十分必要。具体而言，第一，构建传统村落建筑产权制度。对长期无人居住并具备较大保护价值的乡土建筑实行托管。在人防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应通过监控网络的建设，以减少偷窃案件的发生，并能提高破案率。传统村落古建产权制度的确立，一方面能激发村民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减少村落在古建旅游开发的障碍。与此同时，应允许村民租赁和买卖自有产权的房屋，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在保护的基础上予以开发。第二，完善村落保护的法律制度。当前我国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已经通过了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524号（后简称“条例”）成为法定概念，并且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评定条件高于传统村落，但这并不能说明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就低于历史文化名村。因此可以在《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法》，以完善相关的保障制度，实现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的有效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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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邹统钎.古城、古镇与古村——旅游开发经典案例[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上官涛]
[关键词]传统村落；供给侧改革；旅游开发
[作者简介]郑 勇（1967—），男，周宁县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乡土文化调查与研究；（福建 宁德 352000）；黄雪丽（1988—），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建设与基层治理。（湖北武汉 430000）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社科基金“百村十年观察”专门调研项目（09&BC0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村委会下沉自然村的实践、问题及对策研究”（15YJC810012）
一、引言
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文化旅游既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也在当前产业结构的中高端供给优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村落作为文化旅游资源中的高端资源，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生态景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现实中，由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乡村公共供给端等问题，导致传统村落旅游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之下，来探讨传统村落的文化旅游供给问题与解决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近些年学术界对于我国传统村落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模式[1-2]，村落价值评价[3-4]，村落开发管理[5-6]，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等方面[7-8]。已有的研究对加深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的启示，但仍然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来阐述传统村旅游开发的问题与思路的研究较少；第二，对全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失衡，目前研究较多的主要集中在皖南、广西、北京等地的传统村落，有关福建的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尚且不足；第三，关于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模型建构和文献研究较多，案例分析较为缺乏。基于此，笔者在对福建省周宁县浦源村、楼坪村和禾溪村等传统村落进行跟踪调查的基础上，试图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出发，分析和讨论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的问题困境，并提出破解问题的基本思路。
二、三个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案例简要呈现
周宁县位于闽东山区，长期处于经济、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因此，当地的传统文化、传统村落得以较好地保存。自上世纪90年代，当地已有少数传统村落开始旅游开发，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視，本地依托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四处开花”。笔者长期工作于周宁县博物馆，参与本县多个传统村落的申报及保护工作，以下3个传统村落的调查、申报及保护与开发为笔者直接参与。
（一）浦源村：鲤鱼文化的传统记忆
浦源村位于福建省周宁县浦源镇，为镇政府所在地，村民以姓郑为主。据浦源村《郑氏宗谱》记载，该村开基始祖朝奉公于南宋嘉定二年（1209），从宁德县谷口村迁居于此，发展至今。全村现有867户，3727人。郑氏由于进入这一区域较早，占据了有利的地盘，村落周边土地平坦开阔，人丁兴盛，距县城也仅有五公里，长期以来浦源村都为东洋里区域的大姓望族，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民国时期。民国五年，由该村时任周墩特种区自治议员的郑谟光先生率先向福建省政府及参议院呈请将周墩改设县治的请愿书，这为1945年周宁建县打下了基础。周宁最早的义仓、新式小学及方志《周墩区志》等也是由郑钟铎、郑谟光、郑丹诚等浦源村人所创立、编撰的。村落经济的富裕及宗族势力的强大，在村落规划布局、公共乡土建筑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浦源村传统建筑种类齐全，有宗祠、土主庙、观音阁、观音桥、林公宫、陈圣母宫等构成扼守水尾的乡土公共建筑群。万福寺、兴隆寺、慈云寺、八字庵、鹏翔堂以及南山书院则分布于村的东南两侧。传统民居主要分布于鲤鱼溪两岸及溪流东面的古商道两侧，传统建筑保存数量群多且集中连片。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且传承有序，穿村而过的溪流自该村开基以来就有鲤鱼的放养，村民历来不捕不食鲤鱼，还为死去的鲤鱼修建“鱼冢”，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护鱼习俗，并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方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打造以“中华奇观鲤鱼溪”为品牌的乡村旅游景区。随着旅游兴县战略的实施，浦源村的旅游开发得到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国家财政支持。经过了近30年的旅游开发，村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并设立了相关的保护开发机构。2013年浦源村被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然而在多方优势下，本地的旅游开发效益却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并且衍生出一系列社会矛盾。
（二）禾溪村：千年廊桥的历史延续
禾溪村位于福建省海拨最高的芹山湖之畔，距周宁县城35公里，为周宁、寿宁、政和三县交界地。禾溪村村民以许姓为主，宋淳化元年（990），原居住在闽北政和县登源村的许氏，遣派族人选址于湫溪上游的灵显山创建灵峰寺。灵峰寺建成之后交由僧侣礼佛，许氏独自在湫溪之畔筑屋开垦，由一家繁衍成一族，形成聚族而居的古村落。禾溪村曾是寿宁县平溪区纯池乡乡公所所在地，1956年划入周宁县治。此后，由于交通中心的外移，而被边缘化，乡所在地也改为纯池村，村落经济逐步衰退，人口大量外流。因此，禾溪村的人文环境及周边的自然环境，基本上仍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状况。禾溪村传统民居面水依山势而建，建筑风格同自然地形地貌相融合。架于该村湫溪之上的三仙桥始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是我国已知现存建造年代最为古老的木拱廊桥之一，2013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该村还保留有建于民国三十一年的禾溪国民小学，校内完整地保存着置办于民国时期的课桌椅及教具等。禾溪村的乡土建筑、乡村教育、古廊桥等引起当地文物工作者的极大兴趣，经过近些年的不断努力，已将禾溪村逐级申报为国家及传统村落，重要的公共古建筑也分别被公布为县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乃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相关村民与笔者为该村争取到数百万元的古村落及文物保护专项款，用于保护修缮古民居，设立乡村教育博物馆，引导村民开办民宿，打造艺术采风创作基地，吸引艺术院校师生。但由于诸多现实原因事与愿违，当前，该村的旅游开发问题重重。 （三）楼坪村：政商大族的记忆传承
楼坪村位于周宁县西部，距县城34公里。村民以张姓为主，其入闽始祖为福建节度招讨使张谨第十五世孙张荣四。张荣四率族人于元至元元年（1264），由屏南县甘棠村进入位于芹溪村的宝丰银场开采银矿，于明永乐二年（1404），迁往距银场3公里的楼坪村定居。最初以攀岩采摘后山岩壁上盛产的岩菇为业，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主要从事茶叶贸易，成为这一区域村经济最为富裕的边贸村落。该村至今仍保存有大量兴建于清末民初的宅院及较为完整的土炮楼、古关隘等防御建筑。村内文物遗存丰富，有帝师吏部次郎陈宝琛、兵部尚书、工部侍郎等官员题赠的匾额及当地名贤题写的楹联、族谱、民间契约文书等。全村例捐国子监、贡生名人数达84人之多。楼坪村地处白恶纪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岩地形地貌区，周边山势峻峭村落景观独特，村落传统格局、建筑风貌保存完整，而被评为省级传统村落。村落旅游开发正处于起步阶段，投资主体为本村宗祠理事会及在外乡贤，开发模式为本村众筹，旅游特色以边贸古村、茶盐古道、火山岩地貌石门山景区为主。起步发展的过程中，村落的基础设施正在得到逐步的完善，但是依然存在诸多困境和问题。
三、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困境
传统村落旅游的发展源于供需双方所形成的合力，一方面随着短期节假日及私家车的增加，就近追寻自然田园的生活体验以及对乡土慢生活的眷恋，人们的旅游取向从大众旅游逐渐走向乡野田园。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的农业经济正走向式微，亟需寻求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正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趋势。然而笔者在闽东三村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在供给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
（一）产业融合不够，供给结构亟待优化
1984年陈逸飞的一副画——《故乡的回忆》被阿曼德·哈默高价购得，并在访问中国的时候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周庄从此一举成名。中国古城、古镇、古村旅游的时代由此到来。[9]在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当下，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已经呈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但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还维持在旧有的格局当中，具体体现在：第一，产业间的融合不够，作为旅游业的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未实现有效的契合。在闽东三村的调研中发现，浦源村的乡村旅游的内容仅为观光旅游（古民居+鲤鱼溪+古祠堂+人造荷花池观光）。本村的水田面积2826亩，山林面积5000多亩，并未实现有效的利用和开发，有不少田地和山林处于荒芜之中。在当前城市居民对休闲农业的极大需求之下，单一的依托观光旅游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不单是浦源村当前面临的问题，其它传统村落也存在类似现象。第二，产业内部的融合不够，第三产业除了旅游业，还包括教育、文化、艺术、科学研究等其他方面的内容。传统村落与一般的村庄不同，被称之为“民族的记忆”和村落自然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化体验、艺术享受、科学研究的功能。然而在闽东三村的调研中发现，村落的旅游缺乏这方面的产业拓展。以禾溪村为例，该村位于福建海拔最高的芹山湖之畔，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且保留较为完整。水上运动、果园采摘、寺院礼佛、民宿等是对城市居民具有较大吸引力及参与热情的休闲旅游项目。但是村落开发的主导者多为本乡本土的村镇干部，他们并未捕捉到这一需要信息，反而极力模仿城市公园的花坛、草坪或所谓的徽派建筑风格，还仍寄希望于以收取门票为营利目标。
（二）专业人才欠缺，人才供给亟需加强
传统村落与一般村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形成较早、并且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尤其在建筑艺术、空间格局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美学价值。对此类村落的保护与开发需要特殊人才的支撑，然而从闽东三个传统村落的走访调查来看，人才供给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调研发现，闽东三村最初的旅游开发投资人主要是本村在外经商的村民，他们对家乡的建设发展投入较大的热情和资金，但多因自身商务活动较为繁忙，仅对大方向予以把握指导，具体事务多委托亲友代理，他们虽然具备一定的商业视野和责任心，但在涉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发以及旅游审美构建方面往往力不从心，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提升建设方面常常事与愿违。经过前期的初步开发，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当国有专项资金投入之后，村委会理所当然地成为项目运作的主体。民選的村官在本村确有一定的威信和组织领导能力，但对如何保护提升打造传统村的旅游开发方面多数还是较为外行，能够基本掌握建设工程的申请立项、设计预算、招标代理、管理监督这些烦琐无比的程序就已十分不易。县直单位中的干部能够对传统建筑、乡土文化较有研究的为数不多，且自身承担的工作任务十分繁忙，多无法直接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的具体事务当中。一个县市传统村落多则数十个，少则也有三五个，且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就严格意义而言并非是建筑设计者或文史研究者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如有涉及，其参与度也极为有限。
（三）开发管理不善，体制供给有待完善
有效的管理是传统村落旅游开发顺利进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在调查中发现，旅游开发过程中管理不善是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开发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困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无序，地方自治组织被排斥在外。以浦源村为例，浦源村的鲤鱼溪历史上是由郑氏祠堂董事会进行管理，约在2005年，浦源村鲤鱼溪景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由开发公司承包经营。其管理权移交给旅游开发公司，旅游开发公司是由投资人为主导县乡两级抽调干部参与协助管理。以往祠董会有权处罚偷盗本村鲤鱼的不法分子，因此历史上少有偷鱼现象发生。自从鲤鱼溪管理权被旅游开发公司接管后，偷鱼盗鱼的现象频发出现，同时过去由祠董会组织的每年清理水道活动也不再举行，溪内水质浑浊，严重影响了旅游者的观感体验。二是多头管理，责任不明。传统村落承载着延续数千年的乡土文明，尤其村落的古建民宅，不仅传承了乡土匠人卓越的技艺，也具有无法媲美的历史美感。然而因为管理主体的缺位，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村落的古建在开发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在笔者调研的三村中发现，未批先建，随意拆旧建新，违反传统村落保护规刬的事件时有发生。 （四）顶层设计不足，制度供给需要完善
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在于存续和弘扬优秀文化基因，发展旅游是发挥其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同时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制度支持。然而在闽东三村的调查中发现，因为制度设计的不足，导致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中遇到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一是鄉土建筑产权制度缺失。以传统古建为例，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年代久远，经历了数次的历史变迁，在分家制度的影响下，一座古建往往存在数个产权主体。笔者曾先后主持和指导周宁县浦源村、禾溪村以及楼坪村等数村的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规划设计，发现在涉及私人古建民宅的开发方面，产权混乱是造成了传统古建筑未能合理使用，或年久失修直至倒塌的主要原因，同时也阻碍了民间社会资本的投入。这些传统的古建民宅大部分处于闲置，自生自灭的状态，如何构建良好的乡土古建的产权保护制度是传统村落有效开发的重要前提。二是传统村落法律制度缺失，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古镇名村的保护框架体系“三法一条例”，即《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但是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条例目前只能参考“三法一条例”，这带来了很多实践上的困境。一方面法律与实践存在张力，根据《文物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不得在遗址上重建，但传统村落的一些县级古建民居具有住宿的特点，有些老宅年久失修，村民重建，破坏了传统村落既有的格局秩序，又与法律相违背。另一方面，法律惩罚不足，我国的“三法一条例”将破坏传统村落的行为界定为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所规定的惩罚的考量因素也仅仅是修复的经济成本，导致违法成本较低，偷盗传统古建文物的情况层出不穷。浦源村、禾溪村和楼坪村均发生过祠堂牌匾以及其他文物被偷盗的事件。
四、传统村落旅游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
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在当前的旅游开发中已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国家政策的高度重视之下，传统村落的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然而城市人口在当前对乡土田园、农耕记忆的追寻和向往下，传统村落的旅游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刚性需求和供给不足的矛盾是当前传统村落旅游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实行传统村落旅游的供给侧改革则是问题的破解之道。
（一）优化产业融合机制，凸显村落旅游特色
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7800美元，城市人口对传统村落的休闲体验的刚性需求时代已经来临。但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仍难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优化传统村落的旅游供给服务，实现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的多元融合，将传统村落打造成集文化旅游、艺术教育、民俗体验、科学研究、休闲度假、特色林农业观光等一体化的服务体系不仅有利于传统村落的脱贫致富，还能有效地发扬传统乡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产业融合要凸显地域特色。比如浦源村以“千年鲤鱼溪”为文化品牌，打造人鱼同乐，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乡土文化，“鱼冢文化”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列入了北京小学语文课本的教材中。同时地方政府支持打造的荷花长廊及鲤鱼溪文化节，使浦源村的鲤鱼溪景区成为周宁县的一张名片。禾溪村的村落开发在周宁县博物馆的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地保留完好的民国小学，将其打造成乡村教育及农耕文明博物馆。同时借助保留完好的古村风貌，积极与艺术院校合作，将禾溪村打造成“农耕文化+艺术采风+特色民宿”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楼坪村也充分利用山区边贸形成的富商建筑群落及周边的火山岩地貌，古矿业遗址，闽东北古道的优势，正在积极发展“森林康养+古银矿地质公园科考+古道驴行”的产业模式，尽管开发刚刚起步，但是发展前景看好。二是深化和拓展产业链，挖掘村落的特色资源，满足外来观光客的消费需求、提升购物消费比重。可增设旅客乐于参与的农林生产项目，如通过专属菜园、认领果树等参与短时间的劳动，以代管形式和微信平台分享蔬果的成长并通过速递享受最初的劳动成果。开发传统村落的特色旅游纪念品，闽东三村均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如何将农林产品、乡村旅游购物、村落特色文化形象结合起来制作手工纪念品、工艺品、木制品、竹制品、陶瓷制品，即便菜干、豆干、笋干、菇干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建议。
（二）创新人才供给机制，吸引本土人才参与
如何实现传统村落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开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一方面是它规模大，内涵丰富，又是活态，现状复杂，村落保护往往与村落的发展构成相矛盾；另一方面是涉及建筑学、民俗学、规划学、艺术学、遗产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当前村落本土人才流失，专业人才青黄不接的背景下，组织一批热衷于传统村落研究与开发的多元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在闽东三村的田野调查中，给予了笔者很多启示。第一，积极与高校智库合作，引入专业人才服务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比如由周宁县博物馆的牵线搭桥，禾溪村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考古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负责人黄国盛教授等专家学者取得长期合作，以及同省内外美术家协会建立定点采风创造基地的机制。专家学者对于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给予许多建设性的建议，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视角和笔触使禾溪村呈现出更加令人向往的山村情调。“高校+村落”的合作一方面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拓展了传统村落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目前这项合作正在进展中，并开始呈现出扩大效益。第二，充分发挥本土人才的作用。在禾溪村、楼坪村的调查中，本土人才无偿、积极参与村落的保护开发令人动容。出生于禾溪村，目前求学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许长河同学，在假期返家期间无偿为禾溪村拍摄了《四季禾溪》的宣传片，该村在外求学的学子自发组织建立宣传禾溪的网站，当地文物工作者为禾溪村编辑宣传册、本村退休教师许模增无偿撰写《古村禾溪》的文集等。楼坪村亦是如此，本村乡贤自发筹集资金改善基础设施并主动向住建、文化部门争取将该村申报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提高该村的知名度并能获得专项资金补助。同时，退休文艺工作者，无偿为村落拍摄宣传片，制作宣传长廊。在笔者看来，充分吸收本土多元人才的力量是创新人才服务机制的根本手段，如何吸引本土人才的积极参与，关键是让村民们成为村落保护与开发的主体，并且将这些精英分子吸纳到组织开发当中。通过“选择性激励”来推动村民集体行动，弥补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建设专业人才的缺乏问题。 （三）完善开发管理体制，吸纳地方自治组织
在浦源村的调查中发现，当前村落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呈现出“‘政府+企业’合作、村庄分利”的模式。村落旅游的管理权由企业来替代，不仅造成了企业在村落旅游管理上的水土不服，同时导致村落自治组织与企业呈现博弈之势，不利于村落的旅游开发。对此吸纳地方自治组织、激活村民参与保护意识，实现村落旅游开发的自我管理，树立村落自治组织的主体地位十分必要。与此同时，明确村落旅游开发多方的主体责任，各负其责，实现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顺利进展。具体而言，第一，激活村民参与意识，吸纳地方自治组织。在这一点上，楼坪村与禾溪村的村落旅游开发值得借鉴。笔者在参与禾溪村和楼坪村的传统村落普查和申报过程中，将普查成果和相关的申报文本及时主动向村民公布，并且邀请村民参与申报工作，使村民对村落的历史文化与保护开发价值有所认识。当村庄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之后，禾溪村祠董会邀请地方领导及在外乡贤，召开了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村民大会，并且选举产生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管理委员会主任及成员，制定本年度具体的保护与发展目标。当前，两村的旅游开发在村民的积极参与地方自治组织的管理下蓬勃发展。第二，明确管理主体，实现村落的有效开发。当前，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均属于规划建设行政部门的职责范畴，村落这一层面的开发管理主体通常包括村委会、祠董会、乡镇政府、开发企业等。如何明确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责任，在笔者看来，同样应该以村落自治为主、坚持村落的管护主体地位。尤其在笔者工作的闽东地区，宗族凝聚力依旧强大，宗族自治组织在当前“乡村自治有名无实”的背景下具有现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发挥闽东村落的主体自治优势、实现“一主多辅”的管理模式尤为必要。
（四）创新顶层制度设计，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村落，传统村落所承载的意义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因为制度设计的不足，导致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困境重重，尤其在乡土產权制度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法律制度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落的保护开发的进程。对此，创新顶层制度设计，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十分必要。具体而言，第一，构建传统村落建筑产权制度。对长期无人居住并具备较大保护价值的乡土建筑实行托管。在人防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应通过监控网络的建设，以减少偷窃案件的发生，并能提高破案率。传统村落古建产权制度的确立，一方面能激发村民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减少村落在古建旅游开发的障碍。与此同时，应允许村民租赁和买卖自有产权的房屋，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在保护的基础上予以开发。第二，完善村落保护的法律制度。当前我国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已经通过了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524号（后简称“条例”）成为法定概念，并且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评定条件高于传统村落，但这并不能说明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就低于历史文化名村。因此可以在《条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法》，以完善相关的保障制度，实现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的有效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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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