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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多少士兵死于肝炎
人类肝炎病毒感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世纪。在微生物学家证实自然界存在病毒后不久，1908年便有专家提出肝炎的致病原可能是病毒的假设。这个假设在1942年得到了证实。
1941年，美国准备参加二战，为防万一，军方决定为1100万名入伍士兵注射黄热病疫苗。这些疫苗均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无偿提供。几个月内，美军收到了460万支疫苗，英军收到了180万支。但到了1942年年初，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军事基地内，接种过的士兵中发生了黄疸疫情。事件发生后，众人的第一反应是：难道疫苗再次返祖，重具毒性了？这种情况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然而调查显示，这次情况比较特殊，也更为严重：至少28000人罹患黄疸，其中62人死于急性肝炎。
肝炎病毒的潜伏期很长，许多士兵在出发前并没有任何症状，但在抵达战场以后竟相继病倒。刚刚遭遇过日军轰炸的珍珠港一片狼藉，可那里就有2400名士兵感染病毒。前线的情形也十分严峻：美军飞行员带病赢得中途岛海战，霸翔蓝天时还患着黄疸：在两军对阵的北非战区，一面是感染了乙肝病毒的美英士兵，对面则是感染了甲肝病毒的德国士兵。最终，美军中共有10%的士兵卧病在床。而1942年，丘吉尔接种了黄热病疫苗，乙肝病毒也趁机进入他的体内。据推断，丘吉尔的肝部只出现了良性感染。这真是一个奇迹！否则二战进程就要改写了。
在二战期间，有一位英国随军医生麦凯阿伦。他发现，为使黄热病疫苗保持稳定，生产疫苗的厂商在其成分中加入了血清。这是否就是士兵感染肝炎的原因呢？后来，他将由被粪便污染的食物和水经消化道传播引起的肝炎称为传染性黄疸（后称甲型肝炎），由污染血液经输血传播引起的肝炎称为血清性黄拉（后称乙型肝炎）。
血液衍生品有可能是肝部传染病的源头成了那个时代医学界的共识，但尚无任何办法检定捐献者血液中是否存在感染源。筛选捐献者的检测技术要到1970年才问世。
一个名叫布鲁伯格的生化专家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Aa），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规乙肝检测“两对半”中的表面抗原HBsAg。有了这个发现，乙肝病毒、乙肝疫苗以及抑制乙肝病毒的药物相继也被发现，乙肝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发现震惊了临床医生。他们只要采用适当的方法就能对已被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进行筛查。但即便如此，医学界又发现，仍有许多患者染上了输血后肝炎。科学家怀疑，除了甲肝、乙肝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肝炎病毒经血液传播。于是他们试图用乙肝研究方法来查获这种病毒。但是这种曾被称为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NANB）善于变异，难以捉摸，现有的方法很难捕捉它。
“诗人”哈维
哈维·阿尔特所在的实验室持续研究这种病毒。哈维·阿尔特出生于曼哈顿，父母都是犹太人，他的父亲虽然后来经了商，但对医学仍然保持兴趣。这多少影响到了哈维。
哈维的成绩非常优异。高中毕业后，他选择了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就读。他没有申请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他甚至有些高傲地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想要他，会打电话给他的。在回忆录中他写到，多年后他受邀到耶鲁大学做讲座，顺便去了耶鲁的行政大楼，大喊道：你们应该打电话给我！
毕业后，哈维去了几个地方工作，之后落脚美国国立卫生院。
1988年，无法分离出NANB肝炎病毒的哈维快要崩溃，他甚至为此写了一首诗《只见HBsAg，不见森林》：
我想我水远也看不到
这个叫作非甲非乙的病毒
它既看不到又摸不着
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HBsAg，就是上文提到的常规乙肝检测“两对半”中的“表面抗原”。这个HBsAg，哈维也曾看到过。
布鲁伯格是这个表面抗原的发现者，哈维曾是他的合作伙伴。当时哈维还是个临床医生，他是以非正式的身份加入了布鲁伯格的实验室。在回忆录中，哈维写到：一天，他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一位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血液样本里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抗原，引发了十分激烈的免疫反应。
布鲁伯格和哈维都关注到了这个异常现象，但因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深究下去。后来，布鲁伯格离职他去，继续追查之下，最终发现了乙肝表面蛋白，并因此而获得了1976年的諾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就在哈维因查找不到“非甲非乙”而备感失落的第二年，生物医药公司Chiron的研究者迈克尔·霍顿找到了这个病毒，并且给出了分析手段。哈维拥有一个种类相当丰富的感染血样库，其中就包括“非甲非乙型肝炎”血样为找到该种病毒的真身，哈维曾向40个研究机构寄去样本，但没有一家单位能够找到病毒并给予答复。“我们就是第41家，”霍顿后来回忆说，但“我们立马破译了代码。”他和他的伙伴们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正确鉴别出了所有样本中的“非甲非乙型肝炎”血样。
哈维迅速组织实验，验证了霍顿研究方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将其实验结果第一时间发表。得益于哈维的帮助，霍顿、郭劲宏（也译作乔治·郭）与朱桂霖（也译作魁林珠）的研究工作迅速得到确认，科学界承认找到了这种“非甲非乙型肝炎”的新型病毒。若从1908年算起，到这个丙肝病毒被找到，时间已过去了80年。
但哈维并不开心，他又写了一首诗，抱怨说为什么找到病毒的不是自己。在诗中，他写到：
我的诺奖是没有了
但前面总还有另一个病毒
那个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诺贝尔奖也会颁给他。
霍顿会拒绝领奖吗
让哈维沮丧的迈克尔·霍顿对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是从1982年供职于美国加州“喀戎”公司时就开始的。他还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病毒学专家丹尼尔·布拉德利联手，希望能发现这种新型病毒，但他们几乎一无所获。
1985年，霍顿在“喀戎”公司的同事郭劲宏劝说他尝试采用此前曾被认为太危险的检测方法。迫于无奈，霍顿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们随后与同在霍顿实验室进行新型肝炎病毒研究的同事朱桂霖一起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经过四年的努力，他们找到了。
2013年，霍顿在为《自然医学》刊物撰写的文章中披露了整个研究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他说：“我们的整个过程持续了七年之久（从1982年算起），这实在是对智力与实验操作的一场巨大的挑战。朱桂霖就在我的实验室与我共同奋战，郭劲宏的实验室就在我的隔壁。”
因为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992年，由美国血库协会设立的卡尔·兰德斯坦纳奖同时授予霍顿等5位重要贡献者。但1993年，罗伯特·科赫奖却只颁给霍顿与丹尼尔·布拉德利两人。2000年，阿尔伯特·拉斯卡临床医学奖也只颁给霍顿与哈维·阿尔特两人。对此，霍顿回忆说，在这两个奖项上，他都要求过要把郭劲宏与朱桂霖的名字也加入到获奖名单中，但都被拒绝了。
2013年，当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盖尔德纳奖基金会决定授予霍顿、布拉德利与哈维三人科学奖时，霍顿决定不再沉默，他认为自己的成果完全是与郭劲宏和朱桂霖两人合作共同完成的。霍顿放弃了这一奖项。他说，独自获奖令他感到“不公平”。这是该奖项创立以来第一次出现获奖者拒绝领奖并谢绝接受10万加元奖金的情况。
面对媒体镜头，霍顿反复述说拒绝领奖的理由：我与郭劲宏和朱桂霖一起进行了将近七年的研究，才终于发现了这种难以捉摸的新病毒。随后我们又一道开发了针对这一病毒的新型检测方法，制造出能在第一时间预防这种疾病的疫苗，我并没有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任何特殊的角色，我不认为我有资格代表他们单独获得这一奖项。
（本刊辑）
人类肝炎病毒感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世纪。在微生物学家证实自然界存在病毒后不久，1908年便有专家提出肝炎的致病原可能是病毒的假设。这个假设在1942年得到了证实。
1941年，美国准备参加二战，为防万一，军方决定为1100万名入伍士兵注射黄热病疫苗。这些疫苗均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无偿提供。几个月内，美军收到了460万支疫苗，英军收到了180万支。但到了1942年年初，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军事基地内，接种过的士兵中发生了黄疸疫情。事件发生后，众人的第一反应是：难道疫苗再次返祖，重具毒性了？这种情况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然而调查显示，这次情况比较特殊，也更为严重：至少28000人罹患黄疸，其中62人死于急性肝炎。
肝炎病毒的潜伏期很长，许多士兵在出发前并没有任何症状，但在抵达战场以后竟相继病倒。刚刚遭遇过日军轰炸的珍珠港一片狼藉，可那里就有2400名士兵感染病毒。前线的情形也十分严峻：美军飞行员带病赢得中途岛海战，霸翔蓝天时还患着黄疸：在两军对阵的北非战区，一面是感染了乙肝病毒的美英士兵，对面则是感染了甲肝病毒的德国士兵。最终，美军中共有10%的士兵卧病在床。而1942年，丘吉尔接种了黄热病疫苗，乙肝病毒也趁机进入他的体内。据推断，丘吉尔的肝部只出现了良性感染。这真是一个奇迹！否则二战进程就要改写了。
在二战期间，有一位英国随军医生麦凯阿伦。他发现，为使黄热病疫苗保持稳定，生产疫苗的厂商在其成分中加入了血清。这是否就是士兵感染肝炎的原因呢？后来，他将由被粪便污染的食物和水经消化道传播引起的肝炎称为传染性黄疸（后称甲型肝炎），由污染血液经输血传播引起的肝炎称为血清性黄拉（后称乙型肝炎）。
血液衍生品有可能是肝部传染病的源头成了那个时代医学界的共识，但尚无任何办法检定捐献者血液中是否存在感染源。筛选捐献者的检测技术要到1970年才问世。
一个名叫布鲁伯格的生化专家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Aa），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规乙肝检测“两对半”中的表面抗原HBsAg。有了这个发现，乙肝病毒、乙肝疫苗以及抑制乙肝病毒的药物相继也被发现，乙肝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发现震惊了临床医生。他们只要采用适当的方法就能对已被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进行筛查。但即便如此，医学界又发现，仍有许多患者染上了输血后肝炎。科学家怀疑，除了甲肝、乙肝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肝炎病毒经血液传播。于是他们试图用乙肝研究方法来查获这种病毒。但是这种曾被称为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NANB）善于变异，难以捉摸，现有的方法很难捕捉它。
“诗人”哈维
哈维·阿尔特所在的实验室持续研究这种病毒。哈维·阿尔特出生于曼哈顿，父母都是犹太人，他的父亲虽然后来经了商，但对医学仍然保持兴趣。这多少影响到了哈维。
哈维的成绩非常优异。高中毕业后，他选择了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就读。他没有申请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他甚至有些高傲地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想要他，会打电话给他的。在回忆录中他写到，多年后他受邀到耶鲁大学做讲座，顺便去了耶鲁的行政大楼，大喊道：你们应该打电话给我！
毕业后，哈维去了几个地方工作，之后落脚美国国立卫生院。
1988年，无法分离出NANB肝炎病毒的哈维快要崩溃，他甚至为此写了一首诗《只见HBsAg，不见森林》：
我想我水远也看不到
这个叫作非甲非乙的病毒
它既看不到又摸不着
但我知道它在那里。
HBsAg，就是上文提到的常规乙肝检测“两对半”中的“表面抗原”。这个HBsAg，哈维也曾看到过。
布鲁伯格是这个表面抗原的发现者，哈维曾是他的合作伙伴。当时哈维还是个临床医生，他是以非正式的身份加入了布鲁伯格的实验室。在回忆录中，哈维写到：一天，他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一位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血液样本里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抗原，引发了十分激烈的免疫反应。
布鲁伯格和哈维都关注到了这个异常现象，但因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深究下去。后来，布鲁伯格离职他去，继续追查之下，最终发现了乙肝表面蛋白，并因此而获得了1976年的諾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就在哈维因查找不到“非甲非乙”而备感失落的第二年，生物医药公司Chiron的研究者迈克尔·霍顿找到了这个病毒，并且给出了分析手段。哈维拥有一个种类相当丰富的感染血样库，其中就包括“非甲非乙型肝炎”血样为找到该种病毒的真身，哈维曾向40个研究机构寄去样本，但没有一家单位能够找到病毒并给予答复。“我们就是第41家，”霍顿后来回忆说，但“我们立马破译了代码。”他和他的伙伴们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正确鉴别出了所有样本中的“非甲非乙型肝炎”血样。
哈维迅速组织实验，验证了霍顿研究方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将其实验结果第一时间发表。得益于哈维的帮助，霍顿、郭劲宏（也译作乔治·郭）与朱桂霖（也译作魁林珠）的研究工作迅速得到确认，科学界承认找到了这种“非甲非乙型肝炎”的新型病毒。若从1908年算起，到这个丙肝病毒被找到，时间已过去了80年。
但哈维并不开心，他又写了一首诗，抱怨说为什么找到病毒的不是自己。在诗中，他写到：
我的诺奖是没有了
但前面总还有另一个病毒
那个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诺贝尔奖也会颁给他。
霍顿会拒绝领奖吗
让哈维沮丧的迈克尔·霍顿对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是从1982年供职于美国加州“喀戎”公司时就开始的。他还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病毒学专家丹尼尔·布拉德利联手，希望能发现这种新型病毒，但他们几乎一无所获。
1985年，霍顿在“喀戎”公司的同事郭劲宏劝说他尝试采用此前曾被认为太危险的检测方法。迫于无奈，霍顿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们随后与同在霍顿实验室进行新型肝炎病毒研究的同事朱桂霖一起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经过四年的努力，他们找到了。
2013年，霍顿在为《自然医学》刊物撰写的文章中披露了整个研究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他说：“我们的整个过程持续了七年之久（从1982年算起），这实在是对智力与实验操作的一场巨大的挑战。朱桂霖就在我的实验室与我共同奋战，郭劲宏的实验室就在我的隔壁。”
因为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各种荣誉纷至沓来。1992年，由美国血库协会设立的卡尔·兰德斯坦纳奖同时授予霍顿等5位重要贡献者。但1993年，罗伯特·科赫奖却只颁给霍顿与丹尼尔·布拉德利两人。2000年，阿尔伯特·拉斯卡临床医学奖也只颁给霍顿与哈维·阿尔特两人。对此，霍顿回忆说，在这两个奖项上，他都要求过要把郭劲宏与朱桂霖的名字也加入到获奖名单中，但都被拒绝了。
2013年，当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盖尔德纳奖基金会决定授予霍顿、布拉德利与哈维三人科学奖时，霍顿决定不再沉默，他认为自己的成果完全是与郭劲宏和朱桂霖两人合作共同完成的。霍顿放弃了这一奖项。他说，独自获奖令他感到“不公平”。这是该奖项创立以来第一次出现获奖者拒绝领奖并谢绝接受10万加元奖金的情况。
面对媒体镜头，霍顿反复述说拒绝领奖的理由：我与郭劲宏和朱桂霖一起进行了将近七年的研究，才终于发现了这种难以捉摸的新病毒。随后我们又一道开发了针对这一病毒的新型检测方法，制造出能在第一时间预防这种疾病的疫苗，我并没有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任何特殊的角色，我不认为我有资格代表他们单独获得这一奖项。
（本刊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