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原本生活在大城市的一些成分高、历史“不清白”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偏僻的农村改造。当时，我们尚堂公社医院就来了一批这样的医生，也正是他们挽救了我小儿子的生命。
　　那是1971年初夏的一天，我的小儿子刚刚出生28天，又是双胞胎中幸存的一个，又小又瘦，就像一只孱弱的小猫。这天，不知什么缘故，他发烧非常厉害。我去村里请大夫，诊所唯一的大夫忙得不可开交，说得等到下午才能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医生一看却说毫无办法，建议马上去医院。
　　我急匆匆地用小推车把儿子和腿有残疾的妻子推到尚堂医院。医生说孩子太小，病情严重，已没有挽救的希望，拒绝接收。我和妻子流着泪苦苦哀求：“好歹他也是一条生命，是死是活也请试试吧……”这时，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扶起我，说：“叫他住院观察观察吧！”我心里充满感激，连声道谢，才知道他是从北京的医院下放来的。
　　孩子住进了病房，大夫们认真地制订了治疗方案——吸氧、人工呼吸和肌肉注射;护士们细心观察、精心护理，使我终身難忘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王护士。听说她原来也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护士长，因家庭成分高一些来到了这里。她说话特别谦和，待人非常亲切;打针、输氧、按摩，技术娴熟灵巧;开门、关门、走路，连一点声响也没有，看得出是正规的护士“科班”出身。
　　她首先在精神上给我们鼓励，说：“你的孩子很有希望，附近村子里就有一个病得比他还厉害的，后来治好了，现在长得又白又胖。”这使我们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上班时，她不时就来查房一遍，以防意外发生;孩子休克时，她就立马做人工呼吸，并把方法教给我们;下班时，她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们她住在哪个房间，有情况就赶快去找她……在住院的几天里，她像亲人似的无时无刻关怀着我们。
　　我的小儿子在医院住了五天，终于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现在，他已是四十多岁的壮年大汉。回想起来，多亏那些北京来的医生护士，我的孩子才捡回这条命，他们的恩情我终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