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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将中晚唐诗人贾岛与当时诗坛的“韩孟”（韩愈、孟郊）、“元白”（元稹、白居易）并为三足鼎立之势，认为“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贾岛，这位以苦吟著称的末世诗人何以获得如此殊荣？“贾岛现象”又何以在各个朝代末期回响不止？
关键词：贾岛；“永嘉四灵”；钟谭；同光派
关于贾岛，《唐才子传》的记载为：“岛，字阆仙，范阳人也。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旋往京，居青龙寺。时禁僧午后不得出，为诗自伤。”[1]这是贾岛一生经历的简单概括。贾岛早年出家，后蓄发还俗立志于仕途但又处处碰壁，一生贫寒的经历，以及当时唐王朝走向末路的社会环境，促成了他“奇僻寒瘦”的诗风。
文学史多认为贾岛诗“奇险瘦硬”“孤峭僻涩”“荒凉寂寞”。苏东坡在《祭柳子玉文》说“郊寒岛瘦”，认为“郊岛”诗清淡、寒涩、怪癖。笔者读贾岛的诗，发现前人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如《暮过山村》：“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
贾岛诗歌多给我们展现荒寂寥落的景象，但同时，贾岛亦有少量豪爽之作，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尝试。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清代李瑛在《诗法易简录》中说此诗“豪爽之气，溢于行间”。
贾岛以苦吟著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诗体会使人怜惜不已。他苦吟的作诗风格沿袭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和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作诗主张。诗作多构思精巧、语言锤炼。当然，苦吟也带来了瑕疵，往往造成有句无篇。司空图评曰：“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司空表圣文集》）如《送吴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忆江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均为千古传颂的佳句，但可惜《贾岛集》中却鲜见名篇。
就古代诗歌自身发展而言，《唐才子传》载：“元和中，元、白变尚轻浅，岛独按格入僻，以矫浮艳。”[2]同时代的韩愈以学为诗、以文为诗以及追求奇字怪字的做法，虽给诗歌带来雄深雅健的气势，但也使诗歌艰涩难懂。贾岛站在两者之间，成功地变浅俗为深峭，变险怪为清奇。
从社会方面来看，贾岛一生历经唐后期八朝，此时盛世王朝的衰败已无法挽回。正如李泽厚评论唐诗风貌的变化时说：“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狭小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3]在这样的末世中，贾岛的用世之心无法得以施展，《古意》：“碌碌复碌碌，百年双转毂。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俱为不等闲，谁是知音目。眼中两行泪，曾吊三献玉。”《病蝉》：“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 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
贾岛在《戏赠友人》中言：“一日不做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可以说这是一种衰世文人心态的典型标志，以后各朝的末世文人无不借助这种诗歌范式得到心灵的调适与休憩。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提出：“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4]笔者认为应从诗人自身经历、诗歌自身发展状况以及特定的社会环境来谈。
南宋“永嘉四灵”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钱钟书先生认为“钟谭诗法，正亦沧浪之流裔别子”。
“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他们的生活面狭窄，诗歌内容较单薄，意境多僻静凄寂。如徐照的《山中》：“世事已无营，倚然物外形。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赵师秀的《龟峰寺》：“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诗歌虽有较多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
“永嘉四灵”均为雕章琢句的苦吟诗人。翁卷曾以“病多怜骨瘦，吟苦笑身穷”（《秋日闲居呈赵端行》）之句自况。徐照，志在追踪贾岛、姚合的寒瘦诗风，曾说：“昨来曾寄茗，应念苦吟心”（《访观公不遇》），“吟有好怀忘瘦苦”（《山中寄翁卷》）。徐玑则认为：“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无禁，岂能名家哉！”赵师秀被推为“四灵”之冠，他注重炼句炼字，自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可见其苦吟之状。
南宋诗坛江西诗派已走向衰落，过分讲究词语出处、用典过滥、片面强调以学问入诗等弊端初见显露。钱钟书认为：“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宋诗选注》）因此，可以说“四灵”的出现也是对江西诗派末期流弊的有力矫正。
当我们翻开历史，纵观“四灵”生活的历史环境时，会发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贾岛生活的时期极为相似。宋室与金国签订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处于相对稳定而又短暂的对峙状态。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对外面临强大的蒙古的威胁，而内部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敏感而多思的文人，处于朝代末期，其用世之心无法得以实现，转而走向生活的琐碎、心灵的深处。
竟陵派是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钟惺在《诗归序》中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种艺术审美品格，形成了这一派“幽深孤峭”的诗歌风格。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多写寂寒阴森的景象，语言生涩拗折。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钟惺的《宿乌龙潭》：“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润飞潜，中宵万象湿。损益难致思，徒然勤风日。吁嗟灵昧前，钦哉久行立。”诗歌给人幽寂、凄凉与峻寒的感觉，这便是他们所要追求的“幽情单绪”“奇情孤诣”的创作境界。
明末文坛，前、后“七子”掀起拟古之风，“公安”派曾给予抵制和抨击。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肤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追求幽深孤峭、雕琢字句、求新求奇，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钟惺、谭元春生活在明末万历帝到崇祯帝统治时期，此时国势崩溃，政治黑暗，危机四伏，党祸纷起。这种社会背景对诗人特定诗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同光派兴起于清末，以陈三立、陈衍和沈曾植为代表。他们作诗追求精思刻练，奇崛不俗。如陈三立的《涨退步后园》：“蛙蛇随涨去，还我旧园池。行柳晴能舞，丛芦晌自悲。鬓寒秋井影，窠稳女墙枝。万象扶衰疾，亭亭夕照时。”其中凄寒之景、悲愁之心令人动容。
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到道光以后，已经极凋敝。金天羽以为“乾嘉诗风，浓腻浮滑”（《 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故而陈衍提出“宁艰深，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重刻晚翠轩诗序》）。
同光派诗人生活在1850年至1937年之间，此时清王朝正从康乾盛世迅速走向衰颓，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社会矛盾极为尖锐，此时的危机已不止于以前的改朝换代。代表人物陈三立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忧愤交加绝食而亡。这是危机四伏而文人倍感压抑的社会，如陈衍所谓：“柳州、东野、长江、武功、宛陵以至于四灵，其诗世所谓寂，其境世所谓困也。”（《何心与诗序》）
贾岛以其特有的诗才、呕心的苦吟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独有的“贾岛时代”，后世的“四灵”、钟谭、同光派诗人因其相似的人生经历、诗歌发展状况和社会环境，多选取夕阳残月、枯树落叶、病蝉寒虫等意象，继承贾岛的苦吟方式、凄寒意趣以及衰世之中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初寇准、林逋、十僧等人亦在“惟搜眼前景物而深刻思之”和推敲方面延续贾岛的路子，但宋初开国初期社会整体向上的趋势迥异与其他各朝末世的悲哀，贾岛、“四灵”、钟谭、同光派诗人诗中所体现出的贫寒之境、用世之心、无奈之情亦是无以复加的。
注释：
[1][2]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王大安校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3]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4] 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贾岛；“永嘉四灵”；钟谭；同光派
关于贾岛，《唐才子传》的记载为：“岛，字阆仙，范阳人也。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旋往京，居青龙寺。时禁僧午后不得出，为诗自伤。”[1]这是贾岛一生经历的简单概括。贾岛早年出家，后蓄发还俗立志于仕途但又处处碰壁，一生贫寒的经历，以及当时唐王朝走向末路的社会环境，促成了他“奇僻寒瘦”的诗风。
文学史多认为贾岛诗“奇险瘦硬”“孤峭僻涩”“荒凉寂寞”。苏东坡在《祭柳子玉文》说“郊寒岛瘦”，认为“郊岛”诗清淡、寒涩、怪癖。笔者读贾岛的诗，发现前人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如《暮过山村》：“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
贾岛诗歌多给我们展现荒寂寥落的景象，但同时，贾岛亦有少量豪爽之作，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尝试。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清代李瑛在《诗法易简录》中说此诗“豪爽之气，溢于行间”。
贾岛以苦吟著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诗体会使人怜惜不已。他苦吟的作诗风格沿袭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和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作诗主张。诗作多构思精巧、语言锤炼。当然，苦吟也带来了瑕疵，往往造成有句无篇。司空图评曰：“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司空表圣文集》）如《送吴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忆江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均为千古传颂的佳句，但可惜《贾岛集》中却鲜见名篇。
就古代诗歌自身发展而言，《唐才子传》载：“元和中，元、白变尚轻浅，岛独按格入僻，以矫浮艳。”[2]同时代的韩愈以学为诗、以文为诗以及追求奇字怪字的做法，虽给诗歌带来雄深雅健的气势，但也使诗歌艰涩难懂。贾岛站在两者之间，成功地变浅俗为深峭，变险怪为清奇。
从社会方面来看，贾岛一生历经唐后期八朝，此时盛世王朝的衰败已无法挽回。正如李泽厚评论唐诗风貌的变化时说：“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狭小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3]在这样的末世中，贾岛的用世之心无法得以施展，《古意》：“碌碌复碌碌，百年双转毂。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俱为不等闲，谁是知音目。眼中两行泪，曾吊三献玉。”《病蝉》：“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 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
贾岛在《戏赠友人》中言：“一日不做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可以说这是一种衰世文人心态的典型标志，以后各朝的末世文人无不借助这种诗歌范式得到心灵的调适与休憩。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提出：“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4]笔者认为应从诗人自身经历、诗歌自身发展状况以及特定的社会环境来谈。
南宋“永嘉四灵”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钱钟书先生认为“钟谭诗法，正亦沧浪之流裔别子”。
“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他们的生活面狭窄，诗歌内容较单薄，意境多僻静凄寂。如徐照的《山中》：“世事已无营，倚然物外形。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赵师秀的《龟峰寺》：“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诗歌虽有较多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
“永嘉四灵”均为雕章琢句的苦吟诗人。翁卷曾以“病多怜骨瘦，吟苦笑身穷”（《秋日闲居呈赵端行》）之句自况。徐照，志在追踪贾岛、姚合的寒瘦诗风，曾说：“昨来曾寄茗，应念苦吟心”（《访观公不遇》），“吟有好怀忘瘦苦”（《山中寄翁卷》）。徐玑则认为：“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无禁，岂能名家哉！”赵师秀被推为“四灵”之冠，他注重炼句炼字，自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可见其苦吟之状。
南宋诗坛江西诗派已走向衰落，过分讲究词语出处、用典过滥、片面强调以学问入诗等弊端初见显露。钱钟书认为：“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宋诗选注》）因此，可以说“四灵”的出现也是对江西诗派末期流弊的有力矫正。
当我们翻开历史，纵观“四灵”生活的历史环境时，会发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贾岛生活的时期极为相似。宋室与金国签订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处于相对稳定而又短暂的对峙状态。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对外面临强大的蒙古的威胁，而内部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敏感而多思的文人，处于朝代末期，其用世之心无法得以实现，转而走向生活的琐碎、心灵的深处。
竟陵派是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钟惺在《诗归序》中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种艺术审美品格，形成了这一派“幽深孤峭”的诗歌风格。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多写寂寒阴森的景象，语言生涩拗折。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钟惺的《宿乌龙潭》：“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润飞潜，中宵万象湿。损益难致思，徒然勤风日。吁嗟灵昧前，钦哉久行立。”诗歌给人幽寂、凄凉与峻寒的感觉，这便是他们所要追求的“幽情单绪”“奇情孤诣”的创作境界。
明末文坛，前、后“七子”掀起拟古之风，“公安”派曾给予抵制和抨击。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肤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追求幽深孤峭、雕琢字句、求新求奇，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钟惺、谭元春生活在明末万历帝到崇祯帝统治时期，此时国势崩溃，政治黑暗，危机四伏，党祸纷起。这种社会背景对诗人特定诗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同光派兴起于清末，以陈三立、陈衍和沈曾植为代表。他们作诗追求精思刻练，奇崛不俗。如陈三立的《涨退步后园》：“蛙蛇随涨去，还我旧园池。行柳晴能舞，丛芦晌自悲。鬓寒秋井影，窠稳女墙枝。万象扶衰疾，亭亭夕照时。”其中凄寒之景、悲愁之心令人动容。
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到道光以后，已经极凋敝。金天羽以为“乾嘉诗风，浓腻浮滑”（《 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故而陈衍提出“宁艰深，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重刻晚翠轩诗序》）。
同光派诗人生活在1850年至1937年之间，此时清王朝正从康乾盛世迅速走向衰颓，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社会矛盾极为尖锐，此时的危机已不止于以前的改朝换代。代表人物陈三立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忧愤交加绝食而亡。这是危机四伏而文人倍感压抑的社会，如陈衍所谓：“柳州、东野、长江、武功、宛陵以至于四灵，其诗世所谓寂，其境世所谓困也。”（《何心与诗序》）
贾岛以其特有的诗才、呕心的苦吟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独有的“贾岛时代”，后世的“四灵”、钟谭、同光派诗人因其相似的人生经历、诗歌发展状况和社会环境，多选取夕阳残月、枯树落叶、病蝉寒虫等意象，继承贾岛的苦吟方式、凄寒意趣以及衰世之中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初寇准、林逋、十僧等人亦在“惟搜眼前景物而深刻思之”和推敲方面延续贾岛的路子，但宋初开国初期社会整体向上的趋势迥异与其他各朝末世的悲哀，贾岛、“四灵”、钟谭、同光派诗人诗中所体现出的贫寒之境、用世之心、无奈之情亦是无以复加的。
注释：
[1][2]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王大安校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3]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4] 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