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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法约言》为明末清初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宋曹所撰的书论著作，虽篇幅不长，但论述切实精赅，涵盖了宋氏书学思想与书法美学观点，成为明末清初重要书论之一，在书法史上能与历代群贤之论共放异彩。其中“以心为导”的书写要求、“以古为则”的取法标准、“以神为旨”的审美取向是其理论的重要观点。
关键词：宋曹；《书法约言》；书学思想
宋曹（1620-1701），字彬臣，一字邠臣，号射陵逸史、耕海潜夫、汤村逸史，室名会秋堂、蔬枰草堂等，江苏盐城北宋庄（今盐城郊区大纵湖乡）人。明末崇祯及清代顺治年间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爱国诗人。明时官至中书舍人，入清不仕。工诗文，尤精书法，名重当时。曾总校修纂《江南通志》，著有书论名篇《书法约言》、诗作精华《会秋堂诗文集》及注述精当的《杜诗解》等。清代王日卓说：“海昌朱近修称其古道照人，足以师表海内。”（《今世说》）清代杨宾说：“宋射陵父子虽有毡裘气，然亦江北之杰。”（《大瓢偶笔》）
宋曹幼承家学，其父鼎彝公博学好古，严于治学。宋曹七岁即读帖临池，寒暑不辍，寸桔零缣，皆染墨迹。而立之年，以诗书瞩目乡里。明崇祯时，官至中书舍人。南明亡，因好友举兵起义败后遭株连，宋曹身陷囹圄，营释后便退隐盐城南门外汤村。三十寒暑，林泉养素，会友谈艺，雅集酬唱，寄情诗翰。康熙年间，两度诏举，不肯出林。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以纂修明史开博学鸿词科，征召海内名儒，侍郎严沅和江苏巡抚慕无颜共举宋曹为博学鸿词，宋均以母亲年迈固辞未赴。其萧散之风、遗民气节，被康熙时期两江总督、一代廉吏于成龙尊为“射陵先生”。
宋曹曾壮游四方，客居多地，拜师会友，吊古览胜，曾与顾炎武、冒辟疆、万寿祺等名士贤达交好。历数载，纵觅南北名碑，饱览书林妙品，撷精取华，悟入微际，并加以取舍扬弃，终能熔铸百家，别开一面。其书迹于民间流布甚广，除盐城之外，两淮、维扬、京口，姑苏、金陵、杭嘉一带，也时有发现。
宋曹晚年，技道俱进，书法更臻精善。顺治十八年（1661）书成代表作《草书干字文》，结体精妙，体势奇逸，确有猛浪若奔，一泻千里之势。原为木刻，旧藏盐城兜率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重镌，后毁于兵燹。另有《真草书石刻》，惜已无存。
最为重要的是，宋曹撰成书学理论著作《书法约言》一卷。全著共七篇，对学书要略、文字、书体皆有精到论述，集中阐述了宋曹的书学观点。所论旁征博引，言简意赅，切中肯綮，于明清之际书论，推此为佳。有《昭代丛书》本、《楚州丛书》本、《美术丛书》本。
其卷首为《总论》两篇，谈学书之法，论用笔及笔意，如何运笔、执笔、运腕、藏锋，出入古法，心手相应等，简明扼要，不作浮词。次为《答客问书法》一篇，行文仿俗传《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之体，以发挥《笔阵图》与《书谱》所言书法之意，设问答形式以明之。又次为《论作字之始》一篇，略述书体演变之迹，乃掠拾陈言，别无论议；末为《论楷书》《论行书》《论草书》三篇，结合不同书体特点及前贤优长，论书写之法，皆凝练精妙，要言不烦。
宋曹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书论的精研析理，通会阐发，推进书学，以匡时风。他采取“萧规曹随”的研究立场，择取精要，为己所用，每每句出有典，虽无过多开创性、突破性的言论，但并不能湮没《书法约言》对若干问题的精到之见，不能忽视其发人深悟的诸多妙语。也有学者对宋曹主要书学思想进行过相应论述，笔者尝试从其他视角探析其书学思想，列述几点如下：
一、以心为导
这里“以心为导”中的“导”即主导、主宰之意。宋曹在《书法约言·总论》中首论学书方法，这也是学书者要首当重视的。如方法出现偏差，其结果只能与书法之道渐行渐远，而他对学习之法的核心要求乃为书者之“心”。宋曹言：
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大要执笔欲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右军日：“意在笔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笔有由，从不虚发；今人好溺偏固，任笔为体，恣意挥运，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顾颠错，究于古人妙境，茫无体认，又安望其升晋魏之堂乎！
从本源上说，“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此处源于王僧虔书论《笔意赞》：“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回。”但又对其有所发展。这里表象是在谈技法层面的问题，诸如转腕、运笔、执笔等，实则在点画技法背后，却隐含着宋曹对书法本质的把握和理解，即“书为心画”。书法是用来表现内心世界的，不仅书写之前需要“意在笔先”，在书写过程中，也要让“心”来主宰着笔的行走路线和运行轨迹，这才是学书之道。
宋曹采用排比句式对时人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批判和纠偏。他认为古人下笔必有由，从不妄动，而今人“好溺偏固，任笔为体，恣意挥运，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顾颠错，究于古人妙境，茫无体认”。此处“任笔为体，恣意挥运”的思想始见于蔡邕《书论》，即“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蔡邕的原意是对书写前的内心状态进行正面描写，宋曹对此又进一步地论述。
夫欲书先须凝神静思，怀抱萧散，陶性写情，预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后书之。若迫于事，拘于时，屈于势，虽钟、王不能佳也。凡书成宜自观其体势，果能出入古法，再加体会，自然妙生。但拘于小节，畏惧生疑，迷于笔先，惑于腕下，不成书矣。今人作书，如新妇梳妆，极意点缀，终无烈妇态也，何今之不逮古欤？
这里就对时人“任笔为体，恣意挥运”“极意点缀”的错乱状态进行了指责，书写时若不能“澄心”，一味地好奇务新，猎奇求异，结果只能完全背古人意趣而行，出现“颠错”和“茫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宋曹在《总论》中特将王羲之“意在笔先”的书写思想和理念提出来，这里的“意”其实就是“心”，历史上有诸多书论中对此都有很好的论述。如传卫夫人《笔阵图》曾言：“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而远急，意前笔后者胜。”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也曾说：“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冯班《钝吟书要》日“用意险而稳，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都是对“心”的具体阐释。而宋曹在这样的理论依据下，进一步对“心”加以强调，并由此对今人好溺偏固者进行了正面批评，即“今人患在空竭心力，总不能离本来面目，以言乎神，乌可得乎？古有云：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谓离者，务须倍加工力，自然妙生。既脱于腕，仍养于心，方无右军习气。笔笔摹拟不能脱化，即谓右军习气”。这里的“既脱于腕，仍养于心”的论断，其实是对“书写后”以及“不书写”时书者的内心世界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曹对“书写前”和“书写中”都主张由心来统领着整个过程，一以贯之，内心的状态直接会呈现在在技法层面，不可偏颇。 二、以古为则
宋曹在《书法约言》中时时对“古今”进行不同侧重的论述，其观点和主张清晰明确，即应“出入古法”，以古为则，时人之法切勿与古人背道而驰。
他在《答客问书法》中说：“书法之要，先别乎古今。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质而今人用妍，古人务虚而今人务满。质所以违时，妍所以趋俗。虚所以专精，满所以自画也。”宋曹为了阐释古今之别，用了“质妍”“虚满”等词语进行对比。历来书论中多有古今之说，如南朝宋虞稣《论书表》：“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孙过庭在《书谱》中也曾言：“评者云：‘彼之四贤（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研。’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酶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二者都无一例外地对古今的书法特点进行了对比。而宋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书法古今之态的一种看法，即“古质而虚”“今妍而满”，但标准是古人的“质和虚”，他又进一步结合自己的学书经历对此有更深刻的探究：
予弱冠知书，留心越四纪。枕畔与行麓中，尝置诸帖，时时摹仿，倍加思忆，寒暑不移，风雨无间。虽穷愁患难，莫不与诸帖俱。复尝慨汉、晋以逮有唐，诸先正已远，无从起而质问。间有所会，或亦茫然。所谓功力智巧，凛然不敢自许。大约闻之古人云：“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而规矩所在，必从古人。学规矩则老不如少，思运用则少不如老。”老不如少者，期其可勉；少不如老者，愈老愈精。又要于竿头进步，时得取势取致之妙。非劲利不能取势，非使转不能取致。若果于险绝处复归平正，虽平正时亦能包险绝之趣，而势与致两得之矣。故志学之士，必须到愁惨处，方能心悟腕从，言忘意得，功效兼优，性情归一，而后成书。
宋曹自谦“学书间有所会，或亦茫然。所谓功力智巧，凛然不敢自许”，缘于他对古人怀有敬畏之心，“规矩所在，必从古人”此八字更加明确了宋曹“以古为则”的书学主张。
三、以“神”为旨
宋曹在《书法约言》中用大量的文辞去论述书写的技法，甚至分述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具体用笔技巧和细节。但纵贯其中的书法审美要求确是一个“神”字。他在《总论》中论述道：
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处，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仿摹古法，又觉刻画太甚，必须脱去摹拟蹊径，自出机杼，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优游笔端，然后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忘，神之所托也。今人患在空竭心力，总不能离本来面目，以言乎神，乌可得乎？古有云：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谓离者，务须倍加工力，自然妙生。
在对用笔起止等技法细节进行表述之后，笔锋一转，对书法之虚实展开说明，并对“神”有了归纳性的总结，从“露锋以纵其神”“沉着痛快处，方能取古人之神”“神在能离”“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忘，神之所托也”等书论语言看，宋曹不但以“神”作为书法审美的高级标准，同时也指出了传神的具体方法，即心手相应、沉着痛快等。
为了更为具体翔实地指出书法中“神”的重要性，宋曹还分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论述。论及楷书云：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方是藏锋，方令人有字外之想。如作大楷，结构贵密，否则懒散无神，若太密恐涉于俗。
论及行书云：
凡作书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真书固尔，行体亦然……运用不宜太迟，迟则痴重而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则窘步而失势。布置有度，起止便灵：体用不均，性情安托？有攻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攻，神采不变。若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笔，无机智之迹，无驰骋之形。要知强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优游，中实刚劲；志专神应，心平手随。
无论是对楷书“懒散无神”的提防，还是对行书“神采”的多种要求，都是宋曹对书法之“神”的重视。可见，该著作从总论到分述，宋曹对书法的要求是以形为基础，对“神”的要求才是宗旨所在。
此外，《书法约言》逻辑清晰，语言晓畅，朴实简洁，毫无晦涩之感，真知灼见均为宋氏从实践中来，句句直指人心。如“学而思，思而学”“颠喜肥，素喜瘦”“缓以仿古，疾以出奇”“使笔笔著力，字字异形，行行殊致，极其自然，乃为有法”“故志学之士，必须到愁惨处，方能心悟腕从，言忘意得”，等等，可谓金针度人。
历来对宋曹《书法约言》的论述和研究，多关注其对书法技法的要求和主张，但对于具有浓厚儒家思想情节的宋曹而言，对技法的阐释和种种论述都是其表象而已，其实质还是要求书法应具有传统的文化道德风尚，不论是“以心为导”的要求，还是“以古为则”的标准，“以神为旨”的取向，都是宋曹内心思想在书法领域的呈现和外显，值得深思。
《书法约言》涵盖了宋氏书学思想与书法美学观点，成为明末清初时期重要的书论之一，在书法史上与历代群贤之论共放异彩。震钧（1857-1920）《国朝书人辑略》及马宗霍（1897-1976）《书林藻鉴》均对其有很高评价。《书法约言》自康熙三十六年（1698）被张潮（1650-1707）收入《昭代丛书》以来，影响深广。当今日本书法界，仍有研究宋曹书学的学术群体，其人其书影响所及，可见一斑。
关键词：宋曹；《书法约言》；书学思想
宋曹（1620-1701），字彬臣，一字邠臣，号射陵逸史、耕海潜夫、汤村逸史，室名会秋堂、蔬枰草堂等，江苏盐城北宋庄（今盐城郊区大纵湖乡）人。明末崇祯及清代顺治年间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爱国诗人。明时官至中书舍人，入清不仕。工诗文，尤精书法，名重当时。曾总校修纂《江南通志》，著有书论名篇《书法约言》、诗作精华《会秋堂诗文集》及注述精当的《杜诗解》等。清代王日卓说：“海昌朱近修称其古道照人，足以师表海内。”（《今世说》）清代杨宾说：“宋射陵父子虽有毡裘气，然亦江北之杰。”（《大瓢偶笔》）
宋曹幼承家学，其父鼎彝公博学好古，严于治学。宋曹七岁即读帖临池，寒暑不辍，寸桔零缣，皆染墨迹。而立之年，以诗书瞩目乡里。明崇祯时，官至中书舍人。南明亡，因好友举兵起义败后遭株连，宋曹身陷囹圄，营释后便退隐盐城南门外汤村。三十寒暑，林泉养素，会友谈艺，雅集酬唱，寄情诗翰。康熙年间，两度诏举，不肯出林。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以纂修明史开博学鸿词科，征召海内名儒，侍郎严沅和江苏巡抚慕无颜共举宋曹为博学鸿词，宋均以母亲年迈固辞未赴。其萧散之风、遗民气节，被康熙时期两江总督、一代廉吏于成龙尊为“射陵先生”。
宋曹曾壮游四方，客居多地，拜师会友，吊古览胜，曾与顾炎武、冒辟疆、万寿祺等名士贤达交好。历数载，纵觅南北名碑，饱览书林妙品，撷精取华，悟入微际，并加以取舍扬弃，终能熔铸百家，别开一面。其书迹于民间流布甚广，除盐城之外，两淮、维扬、京口，姑苏、金陵、杭嘉一带，也时有发现。
宋曹晚年，技道俱进，书法更臻精善。顺治十八年（1661）书成代表作《草书干字文》，结体精妙，体势奇逸，确有猛浪若奔，一泻千里之势。原为木刻，旧藏盐城兜率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重镌，后毁于兵燹。另有《真草书石刻》，惜已无存。
最为重要的是，宋曹撰成书学理论著作《书法约言》一卷。全著共七篇，对学书要略、文字、书体皆有精到论述，集中阐述了宋曹的书学观点。所论旁征博引，言简意赅，切中肯綮，于明清之际书论，推此为佳。有《昭代丛书》本、《楚州丛书》本、《美术丛书》本。
其卷首为《总论》两篇，谈学书之法，论用笔及笔意，如何运笔、执笔、运腕、藏锋，出入古法，心手相应等，简明扼要，不作浮词。次为《答客问书法》一篇，行文仿俗传《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之体，以发挥《笔阵图》与《书谱》所言书法之意，设问答形式以明之。又次为《论作字之始》一篇，略述书体演变之迹，乃掠拾陈言，别无论议；末为《论楷书》《论行书》《论草书》三篇，结合不同书体特点及前贤优长，论书写之法，皆凝练精妙，要言不烦。
宋曹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书论的精研析理，通会阐发，推进书学，以匡时风。他采取“萧规曹随”的研究立场，择取精要，为己所用，每每句出有典，虽无过多开创性、突破性的言论，但并不能湮没《书法约言》对若干问题的精到之见，不能忽视其发人深悟的诸多妙语。也有学者对宋曹主要书学思想进行过相应论述，笔者尝试从其他视角探析其书学思想，列述几点如下：
一、以心为导
这里“以心为导”中的“导”即主导、主宰之意。宋曹在《书法约言·总论》中首论学书方法，这也是学书者要首当重视的。如方法出现偏差，其结果只能与书法之道渐行渐远，而他对学习之法的核心要求乃为书者之“心”。宋曹言：
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大要执笔欲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右军日：“意在笔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笔有由，从不虚发；今人好溺偏固，任笔为体，恣意挥运，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顾颠错，究于古人妙境，茫无体认，又安望其升晋魏之堂乎！
从本源上说，“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此处源于王僧虔书论《笔意赞》：“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回。”但又对其有所发展。这里表象是在谈技法层面的问题，诸如转腕、运笔、执笔等，实则在点画技法背后，却隐含着宋曹对书法本质的把握和理解，即“书为心画”。书法是用来表现内心世界的，不仅书写之前需要“意在笔先”，在书写过程中，也要让“心”来主宰着笔的行走路线和运行轨迹，这才是学书之道。
宋曹采用排比句式对时人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批判和纠偏。他认为古人下笔必有由，从不妄动，而今人“好溺偏固，任笔为体，恣意挥运，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顾颠错，究于古人妙境，茫无体认”。此处“任笔为体，恣意挥运”的思想始见于蔡邕《书论》，即“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蔡邕的原意是对书写前的内心状态进行正面描写，宋曹对此又进一步地论述。
夫欲书先须凝神静思，怀抱萧散，陶性写情，预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后书之。若迫于事，拘于时，屈于势，虽钟、王不能佳也。凡书成宜自观其体势，果能出入古法，再加体会，自然妙生。但拘于小节，畏惧生疑，迷于笔先，惑于腕下，不成书矣。今人作书，如新妇梳妆，极意点缀，终无烈妇态也，何今之不逮古欤？
这里就对时人“任笔为体，恣意挥运”“极意点缀”的错乱状态进行了指责，书写时若不能“澄心”，一味地好奇务新，猎奇求异，结果只能完全背古人意趣而行，出现“颠错”和“茫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宋曹在《总论》中特将王羲之“意在笔先”的书写思想和理念提出来，这里的“意”其实就是“心”，历史上有诸多书论中对此都有很好的论述。如传卫夫人《笔阵图》曾言：“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而远急，意前笔后者胜。”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也曾说：“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冯班《钝吟书要》日“用意险而稳，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都是对“心”的具体阐释。而宋曹在这样的理论依据下，进一步对“心”加以强调，并由此对今人好溺偏固者进行了正面批评，即“今人患在空竭心力，总不能离本来面目，以言乎神，乌可得乎？古有云：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谓离者，务须倍加工力，自然妙生。既脱于腕，仍养于心，方无右军习气。笔笔摹拟不能脱化，即谓右军习气”。这里的“既脱于腕，仍养于心”的论断，其实是对“书写后”以及“不书写”时书者的内心世界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曹对“书写前”和“书写中”都主张由心来统领着整个过程，一以贯之，内心的状态直接会呈现在在技法层面，不可偏颇。 二、以古为则
宋曹在《书法约言》中时时对“古今”进行不同侧重的论述，其观点和主张清晰明确，即应“出入古法”，以古为则，时人之法切勿与古人背道而驰。
他在《答客问书法》中说：“书法之要，先别乎古今。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质而今人用妍，古人务虚而今人务满。质所以违时，妍所以趋俗。虚所以专精，满所以自画也。”宋曹为了阐释古今之别，用了“质妍”“虚满”等词语进行对比。历来书论中多有古今之说，如南朝宋虞稣《论书表》：“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孙过庭在《书谱》中也曾言：“评者云：‘彼之四贤（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研。’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酶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二者都无一例外地对古今的书法特点进行了对比。而宋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书法古今之态的一种看法，即“古质而虚”“今妍而满”，但标准是古人的“质和虚”，他又进一步结合自己的学书经历对此有更深刻的探究：
予弱冠知书，留心越四纪。枕畔与行麓中，尝置诸帖，时时摹仿，倍加思忆，寒暑不移，风雨无间。虽穷愁患难，莫不与诸帖俱。复尝慨汉、晋以逮有唐，诸先正已远，无从起而质问。间有所会，或亦茫然。所谓功力智巧，凛然不敢自许。大约闻之古人云：“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而规矩所在，必从古人。学规矩则老不如少，思运用则少不如老。”老不如少者，期其可勉；少不如老者，愈老愈精。又要于竿头进步，时得取势取致之妙。非劲利不能取势，非使转不能取致。若果于险绝处复归平正，虽平正时亦能包险绝之趣，而势与致两得之矣。故志学之士，必须到愁惨处，方能心悟腕从，言忘意得，功效兼优，性情归一，而后成书。
宋曹自谦“学书间有所会，或亦茫然。所谓功力智巧，凛然不敢自许”，缘于他对古人怀有敬畏之心，“规矩所在，必从古人”此八字更加明确了宋曹“以古为则”的书学主张。
三、以“神”为旨
宋曹在《书法约言》中用大量的文辞去论述书写的技法，甚至分述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具体用笔技巧和细节。但纵贯其中的书法审美要求确是一个“神”字。他在《总论》中论述道：
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处，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仿摹古法，又觉刻画太甚，必须脱去摹拟蹊径，自出机杼，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优游笔端，然后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忘，神之所托也。今人患在空竭心力，总不能离本来面目，以言乎神，乌可得乎？古有云：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谓离者，务须倍加工力，自然妙生。
在对用笔起止等技法细节进行表述之后，笔锋一转，对书法之虚实展开说明，并对“神”有了归纳性的总结，从“露锋以纵其神”“沉着痛快处，方能取古人之神”“神在能离”“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忘，神之所托也”等书论语言看，宋曹不但以“神”作为书法审美的高级标准，同时也指出了传神的具体方法，即心手相应、沉着痛快等。
为了更为具体翔实地指出书法中“神”的重要性，宋曹还分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论述。论及楷书云：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方是藏锋，方令人有字外之想。如作大楷，结构贵密，否则懒散无神，若太密恐涉于俗。
论及行书云：
凡作书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真书固尔，行体亦然……运用不宜太迟，迟则痴重而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则窘步而失势。布置有度，起止便灵：体用不均，性情安托？有攻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攻，神采不变。若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笔，无机智之迹，无驰骋之形。要知强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优游，中实刚劲；志专神应，心平手随。
无论是对楷书“懒散无神”的提防，还是对行书“神采”的多种要求，都是宋曹对书法之“神”的重视。可见，该著作从总论到分述，宋曹对书法的要求是以形为基础，对“神”的要求才是宗旨所在。
此外，《书法约言》逻辑清晰，语言晓畅，朴实简洁，毫无晦涩之感，真知灼见均为宋氏从实践中来，句句直指人心。如“学而思，思而学”“颠喜肥，素喜瘦”“缓以仿古，疾以出奇”“使笔笔著力，字字异形，行行殊致，极其自然，乃为有法”“故志学之士，必须到愁惨处，方能心悟腕从，言忘意得”，等等，可谓金针度人。
历来对宋曹《书法约言》的论述和研究，多关注其对书法技法的要求和主张，但对于具有浓厚儒家思想情节的宋曹而言，对技法的阐释和种种论述都是其表象而已，其实质还是要求书法应具有传统的文化道德风尚，不论是“以心为导”的要求，还是“以古为则”的标准，“以神为旨”的取向，都是宋曹内心思想在书法领域的呈现和外显，值得深思。
《书法约言》涵盖了宋氏书学思想与书法美学观点，成为明末清初时期重要的书论之一，在书法史上与历代群贤之论共放异彩。震钧（1857-1920）《国朝书人辑略》及马宗霍（1897-1976）《书林藻鉴》均对其有很高评价。《书法约言》自康熙三十六年（1698）被张潮（1650-1707）收入《昭代丛书》以来，影响深广。当今日本书法界，仍有研究宋曹书学的学术群体，其人其书影响所及，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