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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北京市着力打造服务于学生成长的“统一战线”，不断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改善教育供给结构，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大，教育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为了解北京基础教育“深综改”的价值取向、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本刊记者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奕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李奕主任指出，学生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最终体验者和消费者，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要取得成效，必须将“以学生为本”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学生的实际获得感。同时强调，把学生放在改革的中心，就是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就是讲政治。
：201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到2020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北京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词是什么？
：从北京这一轮改革来讲，我们深层次的思考是教育质量观。教育质量观在指向上，最终要聚焦于学生的实际获得。校长、教师以及政府部门的工作如果没有落在学生的实际获得上，那么，这个教育质量观是有问题的。因此，北京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词是实际获得。
群众路线的本质是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得，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基础教育领域的群众路线，就是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在考试招生、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校治理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考试评价坚持群众路线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考试招生让学生自主选科，就是让学生用自己的优势参与竞争。比如浙江、上海的高考改革，取消文理科，学校选两科，高校选一科①，虽然难度大，但是，这把学生放在了教育的正中央，让孩子用优势参与竞争，而不是绑在政府规定好、专家论证好的文综、理综上。
北京在落实考试评价方案改革上，没从高考方案入手，而是从中考入手。2014年以来，北京市整体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形成了一个以中高考考试改革和招生录取改革为龙头的环环相扣的改革链条。从2015年到2016年，新的考试方案带来新的变化：科目可以选择、赋分可选择、考题可以选择、答案具有开放性。最显著的是语文作文，比如今年高考作文有“老腔何以令人震撼”“神奇的书签”两个题目可以选择，一个是议论文，一个是记叙文。两个文体离散度很大，这是为了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学生。在这样的高考题当中，不同类型的孩子找到了自己展示的空间，真的让高考（决定学生12年基础教育知识、能力、方法积累运用的两个半小时）变成可选择、可发展的考试方式。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孩子，在两个题目中都有不同的表现，两种文体都可以出现满分作文。这样的大思路同样体现了群众路线，把学生放在正中央，让学生根据能力倾向爱好来选择。从考试评价到课程设置，基础的服务是支持学生成长的，而不是评判学生的弱项。
2015年，北京市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实际发生向实际获得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20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让不同类型的学生得到同等发展的机会，是后均衡发展时期的重要目标。我们认为，前均衡发展时期，包括教育部进行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验收，还都是以差异系数为基本标准来检测实际发生的。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发展，是让不同类型的孩子，包括拔尖优秀人才、普通孩子和特殊群体的孩子，在原有的基础上都能得到公平的增长和同等的发展机会，这才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也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群众路线。我们所说的实际获得，是每一个孩子的实际获得，是每一个类型孩子的实际获得；所谓优质，是对每一个孩子的优质，而不是对政府、对专家的优质。
：教育公平无疑是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词，“择校”“共建生”等热词被“信息采集”“学区制”“九年一贯制”等新词所取代。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北京市如何解决教育资源配置问题，让老百姓切实感受改革的成果？
：北京这一轮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学区制管理，其实根本用意不在于缓解择校矛盾，而是要形成一种新的供给方式，这种供给方式也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多的实际获得。一方面，以“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过去的“单一学校教育供给”。比方说，以前我是某所学校的孩子，这所学校是我的供给方，现在这所学校是在一个学区内，区域教育供给替代了单体学校供给；另一方面，“9年、12年一贯制”“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了“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一贯制”就是要为学生提供一种持续的、稳定的、链条式的供给。对学生而言，真正的教育应是连续、稳定、可靠的，而不是一段一段割裂开的。与此相配套的措施是，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之间实行“锁区”，互不招生。锁区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一贯制”，引导学生在本地完成9年、12年的消费。
学生的兴趣和素养积累是从义务教育阶段做起的，甚至是从一年级开始的。因此，义务教育阶段要致力于保护学生的个性、爱好和特长，这个阶段学生的培养质量高，高中的改革和质量就水到渠成。基础教育阶段，要着重保护和培养孩子的探究欲望、质疑精神和批判能力，我们的真正着力点是在9年，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通过学区制和一贯制的改革调整教育供给，落脚在学生的实际获得。
那么，有人会问，在人大附中、中关村中学和在蓝靛厂中学，学生的实际获得没有差别吗？我们现在比较的不是单体学校之间的差异了，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学区供给。海淀区和东城区现在学区供给的课程越来越多，学区供给优于单体学校供给，也顺带化解学校之间的不均衡。“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了“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这是对学生兴趣爱好的最大保护。这种“一贯制”可以是学区间的“一贯制”，也可以是校际之间的“一
贯制”。
：当前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北京市在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方面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2015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大行其道是在2016年初。教育的供给侧，是源于消费，是源于消费需求。教育里有很多低端的产能，需要腾笼换鸟。2014年、2015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国家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和学生成长的需求，调整基础教育领域服务的供给。这里的调整包括供给结构和供给端的质量。
一方面是结构调整，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具体表现在用“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单一学校教育供给”，用“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用“考试科目自主选择”替代和优化“文理分科统一科目的考试”等一系列改革着力点上。
另一方面是供给端的转型升级，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使其更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做到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又能对准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具体落实在对教育领域原有供给、服务的改造和转型上，体现在培养方式、学段衔接、课程设置、考试评价等诸多领域。
在供给端的质量上，我们提倡“玩”“慢”“宽”“活”，即学前“玩”、小学“慢”、初中“宽”、高中“活”。这既是消费状态，也是供给节奏。我们以前的节奏不是这样，以前是往前赶，超学现象严重，而我们的供给也在支持这种超前。现在，我们努力去掉一些过剩的产能，为新的产能提供空间。比如英语，从2014年至今，英语考试的阅读、作文都与传统文化相关，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用英语介绍一个你喜欢的历史人物。英语与历史、语文等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了，试题体现了教育的导向，也体现出消费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英语学科的供给应该回归英语学习的价值，应该基于学生的母语背景和中国孩子学英语的方向。再比如数学，有人说试题难度下降了，其实不然。我们让学生解释北京市的阶梯水价、介绍北京地铁票价的分段计价、考察阅兵中的大数据，目的在于让学有用的数学，题目本身不难，难的是把学过的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中考、高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要成为服务于学生12年成长的平台，甚至是“助推器”。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对干部和教师提出了哪些新的更高
要求？
：供给侧改革，从政府到区县到学校到教师，都存在结构调整的问题，挑战最大的、需要自我超越和调整的是干部和教师。从群众路线、“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重心越来越下降，对于每一位在岗在编的校长和教师来说，群众路线、“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其实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转变作风从现在才开始。
教师如果一味制造低效的课堂、无用的作业、多余的考试，浪费的是学生的生命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精力，这种低效甚至无效的教学给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很大。因此，教师必须转型升级，腾笼换鸟。围绕孩子的成长需求，主动贴近国家、中央和地方改革的措施，领会国家教育改革的精神，理解透北京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与设计。
回到群众路线和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这里涉及人才体制机制管理问题，释放人才的创造力和创新性是一脉相承的。中小学释放的活力就是批判性思维、独立意识和探究欲望。本科生的创新意识不是单靠大学的几门创新课程就能培养起来的，而是要靠义务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9到12年的积累。国家的政策是连贯的，需要各个阶段的教师共同努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一些牺牲。
比如说，以往我们的教师都是擅长加工的，但不擅长发现和保护。教师习惯面向课标、面向考纲进行教学，更多的是在意分数，而不在意人。但是，按照现在的考试方式，如果想让学生得高分的话，教师就必须特别在意每一个孩子，发现每个孩子的优势所在。教师应该是教人的，而不是教分的。真正的名师名校长，要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有优势、有特色、身心健康的人才。分类加工正是这一轮考试评价改革要求的核心能力，让学生自主选科，考察的不是学校的优势学科，而是每一个学生的优势学科。这对干部教师的挑战是特别大的，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
另外，对教师和校长的重要变化就是自我的成长方式，包括教师继续教育方式和自我成长方式的变革。2015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次的职称改革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个是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中小学教师也可以评正高级了，这实际上是配套9年、12年的“一贯制”。再一个是取消英语、计算机，这是典型的去产能，以前许多教师都是因为英语、计算机不过关评不了职称，但其实这两项技能并没有那么重要。去掉低效产能之后，加进来新的产能是什么呢？说课讲课、面试答辩。可见，教师职称改革呼唤的是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教师成长的供给侧结构也要开放。北京从今年开始，教师培训实行线上自主选择、线下自主执行，不再是办班请专家做培训，而是让教师自己选择骨干教师的实时公开课。政府的采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先服务，后付费。下一步，我们会把培训向社会开放，体制外的优质资源，助力教师的专业成长。
：政府在教育供给侧改革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作用？
：政府是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主导者，决定着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目标与过程的吻合度等，影响着资源供给和服务质量的高低，更重要的是，还决定着教育政策和治理方式的供给。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十八大以来，北京市以新常态下的教育民生观引领首都教育综合改革，把学生放到正中央，从满足学生多元需求出发，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的教育政策、考试评价、课程设置、教育服务、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实现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从“学科导向”向“学生导向”转变，从“封闭的目标管理导向”向“开放的发展导向”转变，让改革成果惠及首都人民，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今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市八一学校师生座谈时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教育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专业成长，更要关注学生思想、心灵的成长。把学生放在正中央，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顾北京市这两年半的基础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变革，现在还是过渡期，到了2017年、2018年，改革的成果才会整体显现出来。现在大家还在讨论中高考的分数变高了、试题难度降低了，到2018年，大家可能就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同分不同质，单凭分数已经分不出所谓的优等生、后进生了。题目本身的结构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发挥优势，这会让所谓的好学生、好学校有点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是必须扭转的。我们的中考不再支持高中的分层，而是支持高中的分类发展，高中对孩子的发展也是，不支持孩子的分层发展，而是支持孩子的分类发展，让不同类型的孩子都有实际获得。
后记
采访中，我们发现李奕主任递给我们的名片有些特别，名片正反两面都带有规则的凸点。李奕主任看出我们的迟疑，解释说这是盲文，正面是中文盲文，背面是国际通用的布莱尔盲文。为何印这样的名片，李奕主任为我们讲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出国访问期间，李奕主任拜访了英国教育部特殊教育处的教育官员。出乎大家的意料，这位教育官员是一位盲人。双方互换名片时，突然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李奕主任的名片上并没有盲文。这件事促使李奕主任思考，对残疾儿童来说，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不是把残障儿童当作完整的、普通的人来看，得到真正的尊重，有尊严地接受教育。这些残障儿童将来能不能成为公务员，能不能获得和普通人一样的发展机会。在国外，我们可以看见残障人士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在我们国家却比较少。我们的特殊教育目标是把孩子封在学校内，并没有尊重孩子作为社会人的真正地位。他们始终走不出特殊群体，走不进社会。虽然政府很关注特殊教育，每年还有专项拨款，但重视不等于尊重。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是重视，但并没有尊重。”
北京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词的是每一个孩子的实际获得，既包括优秀拔尖人才，也包括打工子弟孩子，也包括特殊教育的孩子。从重视到尊重，才能真正做到把孩子放在正中央。
责任编辑：江丽莉
jiangll@zgjszz.cn
为了解北京基础教育“深综改”的价值取向、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本刊记者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奕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李奕主任指出，学生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最终体验者和消费者，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要取得成效，必须将“以学生为本”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学生的实际获得感。同时强调，把学生放在改革的中心，就是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就是讲政治。
：201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到2020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北京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词是什么？
：从北京这一轮改革来讲，我们深层次的思考是教育质量观。教育质量观在指向上，最终要聚焦于学生的实际获得。校长、教师以及政府部门的工作如果没有落在学生的实际获得上，那么，这个教育质量观是有问题的。因此，北京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词是实际获得。
群众路线的本质是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获得，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基础教育领域的群众路线，就是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在考试招生、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校治理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考试评价坚持群众路线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考试招生让学生自主选科，就是让学生用自己的优势参与竞争。比如浙江、上海的高考改革，取消文理科，学校选两科，高校选一科①，虽然难度大，但是，这把学生放在了教育的正中央，让孩子用优势参与竞争，而不是绑在政府规定好、专家论证好的文综、理综上。
北京在落实考试评价方案改革上，没从高考方案入手，而是从中考入手。2014年以来，北京市整体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形成了一个以中高考考试改革和招生录取改革为龙头的环环相扣的改革链条。从2015年到2016年，新的考试方案带来新的变化：科目可以选择、赋分可选择、考题可以选择、答案具有开放性。最显著的是语文作文，比如今年高考作文有“老腔何以令人震撼”“神奇的书签”两个题目可以选择，一个是议论文，一个是记叙文。两个文体离散度很大，这是为了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学生。在这样的高考题当中，不同类型的孩子找到了自己展示的空间，真的让高考（决定学生12年基础教育知识、能力、方法积累运用的两个半小时）变成可选择、可发展的考试方式。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孩子，在两个题目中都有不同的表现，两种文体都可以出现满分作文。这样的大思路同样体现了群众路线，把学生放在正中央，让学生根据能力倾向爱好来选择。从考试评价到课程设置，基础的服务是支持学生成长的，而不是评判学生的弱项。
2015年，北京市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实际发生向实际获得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20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让不同类型的学生得到同等发展的机会，是后均衡发展时期的重要目标。我们认为，前均衡发展时期，包括教育部进行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验收，还都是以差异系数为基本标准来检测实际发生的。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发展，是让不同类型的孩子，包括拔尖优秀人才、普通孩子和特殊群体的孩子，在原有的基础上都能得到公平的增长和同等的发展机会，这才是真正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也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群众路线。我们所说的实际获得，是每一个孩子的实际获得，是每一个类型孩子的实际获得；所谓优质，是对每一个孩子的优质，而不是对政府、对专家的优质。
：教育公平无疑是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词，“择校”“共建生”等热词被“信息采集”“学区制”“九年一贯制”等新词所取代。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北京市如何解决教育资源配置问题，让老百姓切实感受改革的成果？
：北京这一轮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学区制管理，其实根本用意不在于缓解择校矛盾，而是要形成一种新的供给方式，这种供给方式也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多的实际获得。一方面，以“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过去的“单一学校教育供给”。比方说，以前我是某所学校的孩子，这所学校是我的供给方，现在这所学校是在一个学区内，区域教育供给替代了单体学校供给；另一方面，“9年、12年一贯制”“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了“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一贯制”就是要为学生提供一种持续的、稳定的、链条式的供给。对学生而言，真正的教育应是连续、稳定、可靠的，而不是一段一段割裂开的。与此相配套的措施是，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之间实行“锁区”，互不招生。锁区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一贯制”，引导学生在本地完成9年、12年的消费。
学生的兴趣和素养积累是从义务教育阶段做起的，甚至是从一年级开始的。因此，义务教育阶段要致力于保护学生的个性、爱好和特长，这个阶段学生的培养质量高，高中的改革和质量就水到渠成。基础教育阶段，要着重保护和培养孩子的探究欲望、质疑精神和批判能力，我们的真正着力点是在9年，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通过学区制和一贯制的改革调整教育供给，落脚在学生的实际获得。
那么，有人会问，在人大附中、中关村中学和在蓝靛厂中学，学生的实际获得没有差别吗？我们现在比较的不是单体学校之间的差异了，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学区供给。海淀区和东城区现在学区供给的课程越来越多，学区供给优于单体学校供给，也顺带化解学校之间的不均衡。“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了“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这是对学生兴趣爱好的最大保护。这种“一贯制”可以是学区间的“一贯制”，也可以是校际之间的“一
贯制”。
：当前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北京市在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方面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2015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大行其道是在2016年初。教育的供给侧，是源于消费，是源于消费需求。教育里有很多低端的产能，需要腾笼换鸟。2014年、2015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国家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和学生成长的需求，调整基础教育领域服务的供给。这里的调整包括供给结构和供给端的质量。
一方面是结构调整，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具体表现在用“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单一学校教育供给”，用“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用“考试科目自主选择”替代和优化“文理分科统一科目的考试”等一系列改革着力点上。
另一方面是供给端的转型升级，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使其更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做到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又能对准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具体落实在对教育领域原有供给、服务的改造和转型上，体现在培养方式、学段衔接、课程设置、考试评价等诸多领域。
在供给端的质量上，我们提倡“玩”“慢”“宽”“活”，即学前“玩”、小学“慢”、初中“宽”、高中“活”。这既是消费状态，也是供给节奏。我们以前的节奏不是这样，以前是往前赶，超学现象严重，而我们的供给也在支持这种超前。现在，我们努力去掉一些过剩的产能，为新的产能提供空间。比如英语，从2014年至今，英语考试的阅读、作文都与传统文化相关，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用英语介绍一个你喜欢的历史人物。英语与历史、语文等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了，试题体现了教育的导向，也体现出消费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英语学科的供给应该回归英语学习的价值，应该基于学生的母语背景和中国孩子学英语的方向。再比如数学，有人说试题难度下降了，其实不然。我们让学生解释北京市的阶梯水价、介绍北京地铁票价的分段计价、考察阅兵中的大数据，目的在于让学有用的数学，题目本身不难，难的是把学过的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中考、高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要成为服务于学生12年成长的平台，甚至是“助推器”。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对干部和教师提出了哪些新的更高
要求？
：供给侧改革，从政府到区县到学校到教师，都存在结构调整的问题，挑战最大的、需要自我超越和调整的是干部和教师。从群众路线、“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重心越来越下降，对于每一位在岗在编的校长和教师来说，群众路线、“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其实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转变作风从现在才开始。
教师如果一味制造低效的课堂、无用的作业、多余的考试，浪费的是学生的生命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精力，这种低效甚至无效的教学给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很大。因此，教师必须转型升级，腾笼换鸟。围绕孩子的成长需求，主动贴近国家、中央和地方改革的措施，领会国家教育改革的精神，理解透北京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与设计。
回到群众路线和十八大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这里涉及人才体制机制管理问题，释放人才的创造力和创新性是一脉相承的。中小学释放的活力就是批判性思维、独立意识和探究欲望。本科生的创新意识不是单靠大学的几门创新课程就能培养起来的，而是要靠义务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9到12年的积累。国家的政策是连贯的，需要各个阶段的教师共同努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有一些牺牲。
比如说，以往我们的教师都是擅长加工的，但不擅长发现和保护。教师习惯面向课标、面向考纲进行教学，更多的是在意分数，而不在意人。但是，按照现在的考试方式，如果想让学生得高分的话，教师就必须特别在意每一个孩子，发现每个孩子的优势所在。教师应该是教人的，而不是教分的。真正的名师名校长，要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出有优势、有特色、身心健康的人才。分类加工正是这一轮考试评价改革要求的核心能力，让学生自主选科，考察的不是学校的优势学科，而是每一个学生的优势学科。这对干部教师的挑战是特别大的，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
另外，对教师和校长的重要变化就是自我的成长方式，包括教师继续教育方式和自我成长方式的变革。2015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这次的职称改革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个是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中小学教师也可以评正高级了，这实际上是配套9年、12年的“一贯制”。再一个是取消英语、计算机，这是典型的去产能，以前许多教师都是因为英语、计算机不过关评不了职称，但其实这两项技能并没有那么重要。去掉低效产能之后，加进来新的产能是什么呢？说课讲课、面试答辩。可见，教师职称改革呼唤的是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教师成长的供给侧结构也要开放。北京从今年开始，教师培训实行线上自主选择、线下自主执行，不再是办班请专家做培训，而是让教师自己选择骨干教师的实时公开课。政府的采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先服务，后付费。下一步，我们会把培训向社会开放，体制外的优质资源，助力教师的专业成长。
：政府在教育供给侧改革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作用？
：政府是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主导者，决定着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目标与过程的吻合度等，影响着资源供给和服务质量的高低，更重要的是，还决定着教育政策和治理方式的供给。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十八大以来，北京市以新常态下的教育民生观引领首都教育综合改革，把学生放到正中央，从满足学生多元需求出发，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的教育政策、考试评价、课程设置、教育服务、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实现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从“学科导向”向“学生导向”转变，从“封闭的目标管理导向”向“开放的发展导向”转变，让改革成果惠及首都人民，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今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市八一学校师生座谈时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教育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专业成长，更要关注学生思想、心灵的成长。把学生放在正中央，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顾北京市这两年半的基础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变革，现在还是过渡期，到了2017年、2018年，改革的成果才会整体显现出来。现在大家还在讨论中高考的分数变高了、试题难度降低了，到2018年，大家可能就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同分不同质，单凭分数已经分不出所谓的优等生、后进生了。题目本身的结构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发挥优势，这会让所谓的好学生、好学校有点不平衡，但是这种不平衡是必须扭转的。我们的中考不再支持高中的分层，而是支持高中的分类发展，高中对孩子的发展也是，不支持孩子的分层发展，而是支持孩子的分类发展，让不同类型的孩子都有实际获得。
后记
采访中，我们发现李奕主任递给我们的名片有些特别，名片正反两面都带有规则的凸点。李奕主任看出我们的迟疑，解释说这是盲文，正面是中文盲文，背面是国际通用的布莱尔盲文。为何印这样的名片，李奕主任为我们讲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出国访问期间，李奕主任拜访了英国教育部特殊教育处的教育官员。出乎大家的意料，这位教育官员是一位盲人。双方互换名片时，突然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李奕主任的名片上并没有盲文。这件事促使李奕主任思考，对残疾儿童来说，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不是把残障儿童当作完整的、普通的人来看，得到真正的尊重，有尊严地接受教育。这些残障儿童将来能不能成为公务员，能不能获得和普通人一样的发展机会。在国外，我们可以看见残障人士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在我们国家却比较少。我们的特殊教育目标是把孩子封在学校内，并没有尊重孩子作为社会人的真正地位。他们始终走不出特殊群体，走不进社会。虽然政府很关注特殊教育，每年还有专项拨款，但重视不等于尊重。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是重视，但并没有尊重。”
北京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词的是每一个孩子的实际获得，既包括优秀拔尖人才，也包括打工子弟孩子，也包括特殊教育的孩子。从重视到尊重，才能真正做到把孩子放在正中央。
责任编辑：江丽莉
jiangll@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