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村,孝道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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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老人和他们坚持了16年的“孝子孝孙奖”——奖品除了奖状,就是一盏台灯,价值35元
  
  平时,村子里只剩老人与狗。狗聚集在村头,老人们聚集在村尾的棋牌室和活动中心。多数老人,即使不打牌,也喜欢蹲在那里。
  这是浙江温州市文城县珊溪镇街头村现在的景象,也是目前中国很多农村常见的景象。
  不过,街头村的老包和他的老兄弟们,觉得他们是村子里最具话语权的人。他们时常拍着村里年轻干部的肩膀说,孝敬你爹,要不然干部就别想当了。
  
  这还不算什么。对村子里那些发起来的大款,老包们同样也不含糊,他们时常把那些开大奔的年轻人拦住,隔着车窗嚷着,对你妈不好,我就让你上报纸。
  老包们并不是县里的领导,手里也无权,但他们觉得自己在干一份很重要的公益事业。这份公益事业不仅让他们说话顶用,更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影响整个村子的年轻人。
  老包们的公益事业说白了,就是奖励村里的孝子。
  每年重阳节,他们组织村里的老人敲锣打鼓地忙活一天,评选村里的大孝子。受此殊荣的年轻人,跟中了状元一样,老人们举着奖状围着村子热闹一整天,晚上还办晚会庆祝。
  孝子们的奖品除了奖状,就是一盏台灯,价值35元。
  为此,老包们坚持了16年。
  
  他在当地设立一个“再婚奖”,专门奖励那些敢于晚年再婚的老人
  
  老包的全名叫包学冠。
  1999年,66岁的包学冠再婚,轰动了整个街头村。村民诟病的是他的“快”,老婆去世三年,他就“熬不住了”;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迎娶的竟是曾经的亲家母。
  这门亲事是包学冠的小女儿促成的。小女儿有个婆婆,也是寡居多年,一人孤苦伶仃,生活不便。小女儿想,不如把两位老人聚在一起过。
  这个想法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兄弟们都觉得这是给他们丢脸。
  包学冠有三儿两女。两个女儿看得开,但儿子们都不支持。这事儿就不好办,家庭表决,三比二,始终谈不拢。
  女儿们千方百计做亲戚们的工作。除了面子上过不去,大家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财产问题。按照儿子们的说法,家里领进来的不仅是个吃饭的嘴,还是个分地的“口”。
  包学冠不管这些,顶着压力硬是把亲家母接回家,他就图“人到晚年,就想找个人说说话”。
  老包所在的街头村,是浙江温州最穷的地方之一。距离温州不到三个小时的车程,却因地处山区,与温州繁荣的市场相隔绝。
  这个村子夹在温州的繁华和浙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村里人的心像一碗总是端不平的水,波澜不已。
  这些年,年轻人都出去闯世界了,这是一个属于老人的村庄。
  白天村里尽是步伐蹒跚的老人,老人与老人寒暄总是脱不了生活上那点事。日子过得好不好,儿女寄了多少钱,都瞒不过老人们。
  老包在街头村算个文化人,读过7年书,做了一辈子老师,在村里颇有影响。他还是村里人眼里能享受公务员待遇、吃退休金的那少数人,至今每月能拿2000多的退休金。这在那些村民老人眼里不是个小数目。
  在当地,老包这样的文化人,是黄昏恋的倡导人,更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1999年再婚后,他在当地设立一个“再婚奖”,专门奖励那些敢于晚年再婚的老人。奖金虽不多,200块,但引起的轰动效应,让他成了省城的名人。
  真正具备再婚勇气的老人还真不多,至今这份奖只颁发给过两位老人。
  老包说,村子里不理解的年轻人依然占多数,冷眼不断,但我不管,老年权益保障里包括了再婚,“我们这么做是合情合法的”。
  他身边的老人们晚景凄凉的有不少,但都拉不下脸,不敢走到一起。彼此孤苦,一病十几年直到去世。很多老人默默感叹,如果有伴,老人们也许不会走得这么快。
  在街头村,老人们想找个说话人的念头,很普遍。多数老人喜欢蹲在棋牌室一整天,只为找个说话的人。
  这种可怕的孤独感,比温州人头脑开化得更早。老人们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人都疯了一样地往外跑,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开着天南海北的车子回家。
  村里没有年轻人,土地逐渐撂了荒。前些年,县里搞城镇化,把老人们搬到山下的社区。自此失去了土地,老人们的身份一下子变了,既不是城里人,也不算乡下人。
  除了那些有退休金的干部和教师,村里大部分的老人,失去了传统的营生。渐渐地,来自外地的汇款成了老人们生活唯一的指望。老人们在家里的地位急转而下,很多老人觉得自己这个爹,“已经不是此前的一家之长了”。
  在老包他们看来,这种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顶点。老包也就在那个时候试图为老人们做点事。说白了,也就是老人们自己给自己做点事。
  
  孝田头,锅有谷;孝父母,自有福
  
  街头村的老宅子里,至今还留有当年的古语,“孝田头,锅有谷;孝父母,自有福。”如今,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作为景点被保留。
  上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年轻人带回来的财富和村子里城镇化的速度,撕裂了街头村原有的宁静。
  “我就差喊他们爹了。”村里老人刘际清家里比较穷,也最早地感受到了撕裂的那一刻。
  刘际清有4个儿子、3个女儿,一家文化程度不高,在山上务农时,全家就一口猪,年底卖个几百块过活。几个儿子出门多年,每次回来大多是空手,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掏不起,还要靠母亲一年来在山上采茶的十几块私房钱补给。
  
  后来街头村的地皮分下来。这时家里需要钱给儿子盖房子,迫于无奈,父亲刘际清以每人400块钱,把3个女儿卖给山里人。
  大女儿人老实,一声不吭地走了。老二和老三,都不认命,死活不依。老二明白得早,早早就跑出去做生意。老三刘冬美,当时只有14岁,还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
  房子最终盖起来了,父亲随即分家,把家里财产和几栋房子全分给4个儿子。分了家,伺候父母的重担事实上就落在14岁的刘冬美身上。
  那时她开始学着给人带孩子,上山采茶。19岁出去打工,这些年赚的钱都放在母亲那保存。22岁那年,她想和朋友开店,回来取自己的积蓄,才知道这些钱都被母亲用来还哥哥们结婚欠下的债。
  刘冬美后来与二姐在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做过生意,生意时好时坏。她最窘迫时,曾让父亲试着向几个哥哥求助,但这时父亲的话在家里已经没了分量。
  1993年,母亲突发脑溢血,抢救了18天,需要人照顾,家里只来了大女儿和刘冬美。刘际清觉得,“养儿防老”那句话有点不管用。出院后,母亲自此下不了地。刘冬美不得不把生意丢在一边。如此半年,到了第二年,生意亏得一塌糊涂,看到父亲身体尚可,就又跑回义乌去做箱包生意。
  一年后,刘冬美生意惨淡。此时,母亲再次脑出血。刘冬美回到家里,母亲大小便已经失禁,裤子全是湿的,家里人都躲得远远的,任由母亲痛苦地抽搐。3个女儿坚持要把母亲送到医院去抢救。最终,在女儿们的坚持下,母亲又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母亲这次醒来,就不会说话了。
  照顾了几个月,刘冬美还是惦记着生意的事。父亲知道她有难处,自己做主借了高利贷,作为启动资金,让她安心地去做生意。之后的十年,她给家里请了保姆,定期寄生活费,自己为生意奔波。
  直到前两年的春节,刘冬美发现,没人听得懂母亲的咿呀声,就算坐了一屋子的人,也听不懂母亲在叫水喝。父亲身体也日益不济,无法对母亲照顾得周全。躺在床上的母亲,很多时候难过得只能流泪。
  刘冬美索性把生意了结,回家专心照顾母亲。一回就是两年,每天给母亲梳洗、洗尿布、按摩,唯一放松的时候就是打麻将。年近四十的她,还是一个人过。
  夜里,她经常听到母亲抽泣,她知道母亲心里很苦,而她更是绝望,心里又很不平衡,时常想着想着就失声痛哭。
  刘冬美正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哭诉。母亲躺在一进门的床上,中风多年的她,身体颤抖地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母亲讲不了话,她那样是示意我不要对外人讲这些。”刘冬美垂下眼睛,有些激动,“但我就是要把这些都说出来。”
  前两天,刘冬美又与哥哥为了爸妈的事打了一架。她说,自己的心已经完全死了。阻止刘家兄妹走向最终翻脸的,是街头村的一群老人。刘冬美一度想到法院去起诉哥哥们,这个消息传到包学冠老人的耳朵里。
  他有另一个身份——街头村老人协会副会长。这是一个民间组织,1991年应县里号召成立,主要为村里的老人服务。包学冠带领老人协会的一干领导,全是白发老头,年龄都在70岁以上,齐齐来到刘家劝解。
  7兄妹依然互相推委,称各自情况不一,如果有人出200元,绝不会有人出500元。那时正好有个哥哥做完一个好几万的手术,会长罗文直就堵在他家,“你能拿出几万给自己看病,就不能拿出500给你父母过活?”
  几个老头连续来了几次,终于起了作用。3个哥哥同意轮流出生活费,每月拿出1500元给家里。
  对这个结果包学冠比较欣慰,他有点得意地说,我们这么多人去,他们脸上很没光的,邻居看到要笑话的。
  
  “孝子孝孙”奖
  
  上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不止是老刘家,村里关于赡养的矛盾越来越多,老包们看得心急。1992年,这帮老兄弟们,觉得与其每家每户走门说教、化解矛盾,不如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
  当时,老年协会有个秘书长吴左昌,也是个退休的中学老师。看到村里的情况,提议设立一个“孝子孝孙”奖,与“五好家庭”之类的传统奖项一起,每年在全体村民大会上,给得奖者带大红花,颁奖状,贴红榜。另外还敲锣打鼓,把得奖者送回家。这等礼遇,好似古代的秀才中举。
  孝道奖由老年协会的老人们自己评选。评选标准第一条是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条是积极踊跃征兵,第三条是遵纪守法,思想觉悟与党保持一致。后面的条数便是孝道的具体标准。
  评选过程也颇为民主透明。首先400多个老年人分组汇报各街区的大致情况,并推荐人选,然后经组长总结再汇报给老协领导班子,定出若干候选人。其次,老协领导班子就人选展开激烈讨论,你支持你的候选人,我支持我的候选人。彼此事迹一摆出来,有的人觉得比不过就“投降”。最后把获奖者的名单张贴公示,若没村民异议,就报村委会批准,最终公布发奖。
  
  老协会长罗文直是个严肃认真的退休干部。2007年老协新增加金婚老人评选。全村符合金婚以上的老年夫妻共58对,其中婚龄最长的为66年。有一对金婚老人,曾有过十几年的分居经历,罗文直就取消了这对老人的获奖资格。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严肃认真的老人,“孝子孝孙”的评奖持续了16年。
  在村子里,人们不怕穷,最怕别人看不起。“一年只有一个人能获奖哎,在几千人面前,拿到奖状谁不羡慕?至少我心里就很自豪,因为知道我不会被人看不起。这种荣誉是可以祖辈传下去的,对所有人都是种约束。”一位被当地称为“绅士”的村副支书如此评价。当地人管威信高、能解决村民矛盾的人叫绅士。
  去年的“孝子”评给43岁的村民王邦具。王是个生意人,经营长途运输。这类人在村里是敏感人物,此前都是老包们宣传孝道的反面教材,可这一回,是王的老丈人亲自推荐的,说他女婿这些年不容易,包办了岳父岳母所有的疾病医疗。这不是小数目,而是十几万。仅这一点,就感动了老包这些老人们。
  王老板一时成了村里年轻人的典范。2008年,王邦具更是竞选当上了村长。这事在街头村引起的轰动不小,还上了报纸。
  有些村民也说:这些年,王老板不断给老年协会捐款,孝道奖给他是因为钱。孝道奖的分量,通过王老板的成功竞选村长达到了一个顶点。不少村民相信,这个奖不仅关乎面子,还能带来实际的效应。
  此类传言,一时把老包们的公益事业,推向一个颇受争议的境地。孝道的公信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诟病。
  
  街头村有乡绅为家乡办事的传统
  
  但缺钱的事实是明摆着的。老包们手里没钱,所有的活动费用除了来自400个老人一年5元的会费,就只能靠老协利用活动中心的资源带来微薄的创收,比如设立麻将室、出租桌椅等。
  从最初老协成立,到建造老年活动中心,虽然镇上给予政策支持,但更多的要靠老人号召村民筹资才能实现。每当这时,老协的老人们,都率先捐钱。
  1993年,老人们集资8万多,把村里第一个老年活动室建在山上。后来发现很多上了年纪的会员已经爬不上山,就又筹集十几万,买下珊溪镇供销社生产资料仓库,再花了七万把两层的砖房建成为老年大学、图书室、民乐协会、会议室等,供老人活动。
  如今,老协的活动搞得好,远近村的老人都想加入老协,一有演出活动,老协活动中心被挤得水泄不通。
  包学冠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扩建老协活动中心,这至少需要50万,而这对老人们来说无疑是笔天文数字,但包学冠依然信心十足,他已经带头捐了500元。
  街头村有乡绅为家乡办事的传统,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第一个就想到政府,而是大家坐下来谈,看自己能贡献多少。
  包学冠1988年就个人捐资3万元,在山上盖过学校,后来还捐过1万元造公路。他们包氏家族也有个基金会,旗下总共有4000多个姓包的人,分布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每年都开大会,也评选“孝顺子孙”,还发奖金。
  问及包学冠为何要做这么多,他深情地说,谁不爱故乡?
  2008年重阳节,街头村老人协会,为300多位老者,举办“百老宴”。
  30多桌酒席,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了。老协会员的孩子纷纷来帮忙,杀了二十几只鸭子,老人们很认真地蹲在地上为鸭子去毛。
  当天宴会上,来了300多个老人,平均都在75岁以上,精神十足。宴会后,老人都感叹,这是他们这些年吃得最开心的一顿饭。每每在红白喜事上和众人吃饭,作为老人总是被白眼冷落。
  一位老协的老人感叹,现在的老人都苦,我们必须要老人帮助老人。老协其实是一帮老人在孝敬老人。
  凡是加入老协的会员,协会都对他做到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生病了,会去看他,送上30元的补品和10元补助。去世了,会送花圈和礼品,并张贴4大页关于生平的讣告,组织全村老人送他“上山”。今年村里有个五保户,无儿无女,就是老协为他送的终。老协所有的老人都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也会这么被兄弟们送上路。
  如今,村里的老人,都已经接受孩子长年不在身边的现实。留在身边就赚不到钱,生活还是要继续,一切要向前看。
  因此,老协的老人们,也开始提倡新形式的孝顺,孩子即使不在身边,只要能做到给老人请保姆、寄生活费、多打电话回家,都算是孝顺。
  前几年,老协的人为给一家两兄弟评孝顺,到底应该给谁而争论不休。老大在村里,离得近照顾得比较多;老二在温州市,但也经常回来看望父母。最后,老人们决定把奖颁给老二,因为觉得他更代表村里大多数在外面的那拨人。这份惦记的心已然不易。得奖的老二,后来给老协捐赠了500元活动费,这让这些老人们至今都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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