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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秩序重构，包括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全球金融协调机制调整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等方面。
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不直接参与过度消费、金融创新和金融交易的众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拉入到全球贸易萎缩、经济增长下挫的泥泞中。这足以充分说明当前全球金融秩序是一个具有强大负外部性、权利义务不均等、不公平的秩序。
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让世界认识到改革不合理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只有改革不合理的经济和金融秩序，创建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秩序，形成新的机制和活力，才能避免金融危机重演，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三个世界”
目前全球金融秩序呈现出“三个世界”格局。“第一世界”为美国，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主，是全球金融秩序中的大佬；“第二世界”指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美国相去甚远；“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较低但是升势迅猛。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受到的冲击严重而深远，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其金融体系的恢复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比如问题资产处置、金融结构调整、监管体系建设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较大、财政和金融体系较为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较为快速的增长。
如此一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和垒球经济的力量格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即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部分将被新兴经济体所取代，相应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秩序中的力量将得到加强。其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重要的共同利益诉求。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权益、责任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对美元严重依赖的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收益很低却必须承担众多金融危机的成本和进行结构调整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策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此，逐步摆脱美元依赖症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其三，逐步发挥本币的国际作用成为新兴经济体重大的政策方向，包括人民币、卢布、雷亚尔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及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都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最难的与最先可能被突破的
危机体现了全球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及其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全球金融秩序调整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全球金融秩序重建需要遵循现实的选择。全球金融秩序中短期内应该是“美元独大、多方参与”的格局。其一，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这为美元保持相对强势奠定了基本面基础。其二，当前仍然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欧元区虽然具有与美国相当的经济规模，却无法提供与美国相当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且金融市场规模、广度和深度都无法吸收规模巨大的全球流动资本。其三，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及其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作用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甚至可能出现反复，新兴经济体短期内仍然无法摆脱美元依赖的格局。因此，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金融秩序重构，包括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全球金融协调机制调整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等方面。根据难易程度，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和全球金融协调机制可能率先被突破，而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将是更长期的议程。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将可能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可能逐步提高。对于全球金融协调机制，G20金融峰会可能取代G8成为全球金融协调的主要平台。尽管G20峰会是否机制化仍不确定，但是G8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不足已是充分体现。另外，金融稳定委员会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协调的又一个重要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将是最基础工作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重要的诱因。所谓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并取得相应霸权。在该体系下，存在货币的权益和义务分配不均衡、外围国家利益受损、对单一货币过度依赖以及汇率被迫浮动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又不断以全球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表现出来，使得外围国家成为金融危机的重大受害者。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与宗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问题。大部分研究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持国际货币调节机制的效率，即有效性；二是如何保证国际清偿力(流动性)的适度增长，即流动性；三是如何维护对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即公信力；四是建立有效的危机防范和救助机制，即最后贷款人。目前有观点认为，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作用应更为广泛，应该可以协调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发展，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稳定机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强化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职能，建立起完善的信用本位制度下的全球货币体系。
对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主要有四种方案。一是重返凯恩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各国应签订国际货币合作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各国货币与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同时将IMF升格为全球中央银行。二是强化IMF作为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并设立一套货币合作机制以维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进而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三是加强美元的作用，美联储升级为全球中央银行，全球就成为一个单一的美元区。最后是强化区域货币合作，构建美元、欧元和亚元“稳定三岛”，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区域化和多元化。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再次将国际储备货币问题置于各种争论的漩涡之中。从改革方向来看，国际储备货币需要确保供给方面的稳定，这依赖于稳定的基准和清晰的发行规则。同时，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有超越特定国家或经济体的调节能力，并能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因此超主权货币成为广泛热议的问题。
全球汇率稳定机制是重点之一
金融危机中，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遭受的冲击相对要小，出于审慎的外汇储备累积发挥了危机防范作用，因此，浮动汇率下储备可以少之又少甚至为零的假设遭遇了现实瓶颈。相反，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出于交易、保值等需要，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了美元过度发行，最后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诱因。因此，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在防范危机传染和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可能要优于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体短期内无法完全转向固定汇率制度，而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缺乏稳定机制，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易变性和脆弱性等风险，因此，建立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稳定机制将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工作。同时，允许各个经济体根据自身情况，比如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通货膨胀水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决策者的信誉以及资本流动性等因素，在固定、管理浮动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进行选择。
全球监管体系建设可能取得最有成效的进展
伦敦金融峰会的与会领导人都同意确保在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同时还同意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的跨国合作，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为此，全球金融稳定论坛升格为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同时国际社会还致力于全球监管框架的建立。2009年6月中旬八国集团财长在意大利古城莱切达成的“莱切框架”(Lecce Framework)指出，目前具有五个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包括金融机构治理、市场诚信、金融监管、税收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与数据的透明度，它们对“正当、诚信和透明”的全球市场原则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同时，管理层薪酬安排、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准则、跨境信息交换、腐败、税收天堂、司法管辖合作、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特定问题，对监管有效性影响深远。全球金融监管就如何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的有序程度，建立全球金融监管标准(包括改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高金融体系和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对冲基金等的透明度，防范系统风险，缩小而非放大金融和经济周期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不直接参与过度消费、金融创新和金融交易的众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拉入到全球贸易萎缩、经济增长下挫的泥泞中。这足以充分说明当前全球金融秩序是一个具有强大负外部性、权利义务不均等、不公平的秩序。
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让世界认识到改革不合理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只有改革不合理的经济和金融秩序，创建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秩序，形成新的机制和活力，才能避免金融危机重演，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三个世界”
目前全球金融秩序呈现出“三个世界”格局。“第一世界”为美国，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主，是全球金融秩序中的大佬；“第二世界”指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美国相去甚远；“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较低但是升势迅猛。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受到的冲击严重而深远，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其金融体系的恢复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比如问题资产处置、金融结构调整、监管体系建设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较大、财政和金融体系较为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较为快速的增长。
如此一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和垒球经济的力量格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即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部分将被新兴经济体所取代，相应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秩序中的力量将得到加强。其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重要的共同利益诉求。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权益、责任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对美元严重依赖的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收益很低却必须承担众多金融危机的成本和进行结构调整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策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此，逐步摆脱美元依赖症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其三，逐步发挥本币的国际作用成为新兴经济体重大的政策方向，包括人民币、卢布、雷亚尔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及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都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最难的与最先可能被突破的
危机体现了全球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及其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全球金融秩序调整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全球金融秩序重建需要遵循现实的选择。全球金融秩序中短期内应该是“美元独大、多方参与”的格局。其一，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这为美元保持相对强势奠定了基本面基础。其二，当前仍然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欧元区虽然具有与美国相当的经济规模，却无法提供与美国相当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且金融市场规模、广度和深度都无法吸收规模巨大的全球流动资本。其三，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及其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作用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甚至可能出现反复，新兴经济体短期内仍然无法摆脱美元依赖的格局。因此，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金融秩序重构，包括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全球金融协调机制调整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等方面。根据难易程度，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和全球金融协调机制可能率先被突破，而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将是更长期的议程。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将可能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可能逐步提高。对于全球金融协调机制，G20金融峰会可能取代G8成为全球金融协调的主要平台。尽管G20峰会是否机制化仍不确定，但是G8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不足已是充分体现。另外，金融稳定委员会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协调的又一个重要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将是最基础工作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重要的诱因。所谓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并取得相应霸权。在该体系下，存在货币的权益和义务分配不均衡、外围国家利益受损、对单一货币过度依赖以及汇率被迫浮动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又不断以全球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表现出来，使得外围国家成为金融危机的重大受害者。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与宗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问题。大部分研究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持国际货币调节机制的效率，即有效性；二是如何保证国际清偿力(流动性)的适度增长，即流动性；三是如何维护对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即公信力；四是建立有效的危机防范和救助机制，即最后贷款人。目前有观点认为，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作用应更为广泛，应该可以协调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发展，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稳定机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强化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职能，建立起完善的信用本位制度下的全球货币体系。
对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主要有四种方案。一是重返凯恩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各国应签订国际货币合作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各国货币与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同时将IMF升格为全球中央银行。二是强化IMF作为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并设立一套货币合作机制以维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进而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三是加强美元的作用，美联储升级为全球中央银行，全球就成为一个单一的美元区。最后是强化区域货币合作，构建美元、欧元和亚元“稳定三岛”，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区域化和多元化。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再次将国际储备货币问题置于各种争论的漩涡之中。从改革方向来看，国际储备货币需要确保供给方面的稳定，这依赖于稳定的基准和清晰的发行规则。同时，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有超越特定国家或经济体的调节能力，并能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因此超主权货币成为广泛热议的问题。
全球汇率稳定机制是重点之一
金融危机中，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遭受的冲击相对要小，出于审慎的外汇储备累积发挥了危机防范作用，因此，浮动汇率下储备可以少之又少甚至为零的假设遭遇了现实瓶颈。相反，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出于交易、保值等需要，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了美元过度发行，最后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诱因。因此，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在防范危机传染和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可能要优于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体短期内无法完全转向固定汇率制度，而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缺乏稳定机制，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易变性和脆弱性等风险，因此，建立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稳定机制将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工作。同时，允许各个经济体根据自身情况，比如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通货膨胀水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决策者的信誉以及资本流动性等因素，在固定、管理浮动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进行选择。
全球监管体系建设可能取得最有成效的进展
伦敦金融峰会的与会领导人都同意确保在本国推行强有力的监管系统，同时还同意建立更加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的跨国合作，创立全球金融系统所需的、通过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为此，全球金融稳定论坛升格为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同时国际社会还致力于全球监管框架的建立。2009年6月中旬八国集团财长在意大利古城莱切达成的“莱切框架”(Lecce Framework)指出，目前具有五个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包括金融机构治理、市场诚信、金融监管、税收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与数据的透明度，它们对“正当、诚信和透明”的全球市场原则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同时，管理层薪酬安排、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准则、跨境信息交换、腐败、税收天堂、司法管辖合作、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特定问题，对监管有效性影响深远。全球金融监管就如何促进全球金融秩序的有序程度，建立全球金融监管标准(包括改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高金融体系和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对冲基金等的透明度，防范系统风险，缩小而非放大金融和经济周期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