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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中国还在天堂
置身其中的震撼
“当人们领略过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建筑杰作之后，对其他地方的所有建筑都会不屑一顾。然而，中国皇帝在北京的宫殿以及各处燕游之所当属例外，因为那里无论是构思设计，还是营造施工，无一不宏伟壮观，绚丽至极。尤其令我惊讶的是，目光所及之处，竟无一雷同，只有亲眼目睹，方能识其真面目……“每一座小宫殿都情趣高雅，各个方位的视野都非常优美，必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观赏，真令人流连忘返……”
1738年，中国大清王朝正值康乾盛世。这一年，36岁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乾隆皇帝的御用画师。已经继位两年，年仅28岁的乾隆，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疆域和最多的人口，也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华丽的皇家园林—一圆明园。由于深得皇帝的宠信，王致诚和其他几位宫廷画师得以出入圆明园，窥探这个普通人所无法，欣赏到的“奇迹”。虽然此前无数次在梦中幻想过这所“万园之园”的美丽，但当置身其中的那一刻，王致诚还是被限前的一切所震撼。1743年11月，他通过这样一封信件，终于将真实的圆明园介绍给了欧洲人。
“每个国家都有其情趣和习惯，应该说我们的建筑很美。”……我们喜欢规整和对称。……中国人也喜欢对称、有序和规整的布局，我在前面提及的皇宫便体现了这种审美情趣。……但是，他们在修建园林时却执意追求无序和反对称，一切都遵循如下原则：要修建的不是一切都符合对称和比例原则的宫殿，而是自然质朴、远离尘世的村野乡间。因此，我在御苑中见到的亭台楼阁，彼此相距甚远，却没有任何雷同之处。”
王致诚对圆明园的描绘直接挑战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为欧洲人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建筑理念，这就是中西合壁的洛可可式园林。于是，在英国，坎特伯雷公爵成廉·奥古斯都于1746年挖掘了一片人工湖。那里有中国式的岛屿、住宅和桥梁，湖上游弋着“宫船”游艇，上面装饰有龙和灯。当公爵在船上迎接英国国王时，整个“宫船”灯火辉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圆明园的船只和灯火。在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间样对圆明园充满兴趣，她修建的小特里亚农宫由小戏院、磨坊，奶场、住室、鸽房、粮仓等组成，这是她心目中朴素的中国农家景象。在德国德绍的奥拉宁鲍姆园林，人们可以看到一座五层塔，茶馆和一对小桥，那也是想象中的中国风格……
毕竟远隔万里，只言片语的介绍和赞美无法传递中国文化的气质。由于缺乏对中国园林的形象认识，欧洲洛可可式的中国园林显然生搬硬套。移步换景、曲径通幽……这些中国园林的精髓欧洲人并不能真正理解，就像他们这时不能理解整个中国。对于他们来说，遥远的中国仍然隔着一层面纱，充满神秘感。面纱下的“中国风”
回溯公元1700年。这一年，康熙皇帝在位已近38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则已在位57年。这年1月，凡尔赛宫举行名为“中国之王”的盛大舞会。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中，宫门打开，国王路易十四坐在一顶中国式轿子里出现在臣民面前。惊呼声立即响彻整个宫廷!
路易十四的这一次“行为艺术”，把欧洲已经高烧不退的“中国热”再一次推向高潮。Chinoiserie，17世纪法语中出现的一个新词，词根是Chine(中国)。这个词最初指中国商品，后来代指包涵中国风格的各种事物。对于生活在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国风格”是时尚的代名词。除了仿造圆明园的建筑外，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在欧洲都成为尊贵的象征，布置中国房间、看中国戏、开中国舞会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情趣，甚至中国的轿子也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自路易十四开始，法国王室成为中国风格的粉丝，除了国王本人外，王子的两套寝宫全部采用中国装饰和布置。若干年后，就在大革命爆发、波旁王室被推翻后，路易十六还坐在一张仿照中国家具制作的桌子前写下了遗嘱。
欧洲长达百年的中国狂热并非凭空而来，这要归功于包括王致诚在内的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宣传。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东方，其中许多人得以进入中国宫廷为皇帝服务。耶稣会内部有与欧洲教会保持书信联系的规定，他们向天主教皇提交了许多关于在中国传教的报告。于是，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便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途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一个个服务于中国宫廷的传教士，受恩于中国皇帝，同时又希望得到欧洲上层的支持，便在书信中处处流露出对中国的赞美。有传教士感叹道：不明白上帝为何把天堂安排在这个不信教的国度里。
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东来的，还有中国商品的西去。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茶叶、瓷器、棉花等商品大量输入欧洲，但仍无法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到18世纪初，欧洲终于取得了生产硬瓷的技术，而原产于中国的茶叶就只能进口了。物以稀为贵，中国商品的广受欢迎与难以复制强化了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丝绸、茶叶、瓷器等在欧洲都是只有贵族才享用得起的奢侈品，而在传教士的描述中，似乎中国人人都能使用这些东西，那么，中国该有多么富庶呢?
其实，大部分欧洲人无法见到活生生的中国人。1735年，画家休耶为波旁公爵作了十幅涉及中国人物的画像，中国人全部都是猴子的形象，而以猴形人物代表中国人也正是当时流行的。18世纪下半叶，一位来到中国的西方游记作者这样描写道：“从来自中国的瓷器上所见到的人物画推断中国人的长相，肯定会得出完全错误的印象。事实上，他们既非那样丑，也不那样滑稽可笑：”
欧洲瓷器上的中国场景也掺入了太多欧洲人的想象。人们会经常在瓷器上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的园林内生长着热带地区的树木花草，人物的眼窝深陷、鼻梁高耸，天空上甚至还有长着翅膀的天使。对于这种不中不西的图案设计，中国人看见肯定会心生鄙夷，但欧洲人却非常喜欢，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风格。此外，他们对中国园林的模仿对象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瓷器上的图画。虽然王致诚能将圆明园描写得如梦如幻，但由于缺乏图片，欧洲人无法对其产生形象的感知。对于他们来说，圆明园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们对圆明园的向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借助它打破原有沉闷的艺术风格，洛可可式园林的出现正是这种需求的体现。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理解出现在戏剧领域。1688年，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法国舞台上。在这出名叫《离婚》的喜剧当中，一位名叫阿勒甘的“中国大使”滔滔不绝地赞美自己的国家。在1764年的一部叫作《赫尔蒙王子》的英国闹剧中，郑成功和伏羲居然被放在了一起并成为对手。18世纪在欧洲反响最为强烈的中国戏剧莫过于《赵氏孤儿》，但已完全没有了中国真实历史的痕迹。在英国版本中，剧中的人物叫康熙、老子、吴三桂。在意大利版本中， 故事被放在了明末清初的背景下，而最为著名的伏尔泰版又将故事与成吉思汗挂上了钩。
在17世纪－18世纪，欧洲人像隔着一层面纱在观察中国，传教士们的书信和中国商品让整个欧洲接纳了一个正面美好的中国形象。
中篇：中国只在人间
启蒙运动思想家眼中的中国
与社会上形成的一边倒的“中国热”有所不同的是，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对于中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褒华派”与“贬华派”，中国形象被撕裂为两个极端。
大思想家伏尔泰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为什么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专制制度，当时却受到欧洲启蒙大师的如此青睐?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解释道，当时的欧洲，王权与教权严重对立，王公诸侯分裂割据，这种态势更使得各国难以形成统一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极大障碍，因此启蒙思想家大多推崇专制主义。强调王权和统一，甚至将是否“得到专制”作为衡量国家是否走出中世纪的标志，并且认为不实行专制便有灭种亡国的危险。伏尔泰尤，其欣赏中国实行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认为中国的皇权专制是开明专制。他曾表示，“开明专制，榜样就在中国”。
的确，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生活在一种近乎完美的法律与政治体制之下，在中国的体制下，皇帝不可能行使专断的权力，伏尔泰希望国王是一个“哲学家”，在他眼中，传教士所描写的中国皇帝英明、睿智，如同家长一样治理着国家，这正是他所向往的哲学家国玉，“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伏尔泰对孔子的景仰在当时无人能及，他认为孔子不仅教给人如何做人，更重要的是如何治国。在他的、《赵氏孤儿》中，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成吉思汗折服于汉族官员的高尚情操，便是对孔子道德的最好诠释。
除伏尔泰外。欧洲韵重农学派也将中国的制度看作是农本立国的典范。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是法国宫廷的御医，在“中国热”盛行的日子里，他有机会在宫廷里接触许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品，感染于弥漫在王公贵族中追求中国情趣的气氛，对中国的钦慕油然而生。他的《中国专制主义》一文，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颂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赞颂中国历代帝王尽心竭力促进国家的繁荣，政府以为民造福为宗旨，民众对自己的君主心悦诚服。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惟一来源，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以农为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定持久的国家，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中国，农民总是受到皇帝的特别照顾，包括康熙和雍正在内的历代皇帝，都亲自扶犁，播种五谷。基于这种思想，1756年，魁奈甚至向国王路易十五建议模仿中国皇帝亲自扶犁“籍田”。
北京师范大学的杨宁一教授指出，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看法有两种，一种对中国充满溢美之词，另一种则对中国批评较多：“贬华派”就是以另一位启蒙运动大师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他对中国的认识不仅来自传教士们的描述，还与一位中国人直接相关。
1706年，一名黄皮肤的中国青年出现在巴黎街头，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此人名叫黄嘉略，是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定居法国的第一个中国人。黄嘉略出生于中国福建，自幼受洗加入天主教，1702年来到欧洲。到法国后不久，他便被路易十四任命为中文翻译，负责编写《汉语字典》和《汉语语法》，为祛国汉学的奠基做出重要贾献。对于整个欧洲而言，黄嘉略的贡献不仅在于汉学，，还在于他深深影响了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精神世界。1713年9月，24岁的孟德斯鸠找到黄嘉略，在三个月内两人进行了七次交谈。从黄嘉略那里，孟德斯鸠了解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中国，并将其潦深渗入了《波斯人札记》和《论法的精神》两部著作当中。通过黄嘉略的介绍和大量的阅读，孟德斯鸠将中国政体归入了专制主义的行列并加以批判，他借用黄嘉略的话说：中国人把法比作一张网，百姓就是网中的鱼，鱼儿既然已在网中，纵然还能游动，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除了孟德斯鸠，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空想社会主义先驱马布里也对中国进行了尖锐批判，内客涉及政体、人口、信仰、社会等方方面面。在狄德罗眼中，中国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野蛮人，乾隆时期的人口过剩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存，极度贫困使社会存在着大量弃婴、溺婴等现象，在灾荒年代盗贼横行，造反不断。狄德罗对中国的科学状况嗤之以鼻，他从欧洲传教士因其学识而在中国受到尊敬的情况推测，中国的机械、数学和天文都处于低水平，在他看来，这些欧洲传教士都是些普通人，并非杰出科学家。马布里谈论中国则完垒是为了反驳重农学派对合法专制主义的主张。他在文章中说：“《中国专制主义》的作者本人也承认，在两百三十个中国皇帝中，才干突出、品德优秀、开明睿智的君主为数不少，但是，凶残、无知、荒淫的也很多。……所以我认为，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登上皇帝宝座的人有好也有坏。……难道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位作者故意把这个国家吹捧成典范吗?”
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争论贯穿了整个18世纪，在“中国热”正盛时，“贬华派”的观点被淹没在对中国的一片赞美声中。然而不论是“褒华派”还是“贬华派”，他们在谈论中国时大都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正如钱乘旦教授所说，他们对中国的评论不是“认识”，而是借此言他，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究竟怎样。也没有兴趣真想知道。
一边是停滞 一边是扩张
17世纪中叶，来自中国北方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骑兵南下。将汉明王朝推入了历史尘埃之中。清朝统治者自入关之后，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创造了长达130多年的康乾盛世。18世纪中期，中国农耕面积超过了六亿亩，农业总产量曾居当时世界第一。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在冶金、采矿、纺织等方面，都在世界先进行列。而最能引起世界瞩目的当属中国人口的空前膨胀。康熙时期，中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到1762年，超过两亿，到乾隆末期，又突破三亿大关。中国人享受着康乾盛世带来的安宁，但也面临着另一种危机。正如魁奈、狄德罗所谈论的那样，中国人口的空前膨胀，给满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生存压力，饥民、流民现象随之增多，进而导致人口素质难以提高。
在科学领域，虽然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充满兴趣也颇有造诣，但这并没有遗传给他的子孙。特别是乾隆皇帝，西方传教士们的科学发明对他来说只是专供消遣的玩意罢了。自耶稣会士们掌管钦天监以来，清政府对天象有了较为准确的预测。然商，当马戛尔尼率英国访华团来到中国时却发现，这并没有为中国的天文学发展带来任何益处。老百姓从皇帝的告示中得知即将发生的天象却不知道原因，这就使人们更加坚信皇帝是天子，因而陷入了更大的愚昧之中。
对于世界，清朝皇帝并非一无所 知。乾隆曾就国际问题咨询传教士蒋友仁：欧洲共有多少个国家?多少军队?作战的方式及谋略有哪些?在欧洲各国中是否有一个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法国及欧洲哪些国家的女子可以继承王位?除了伊斯兰教徒外(主要是指土耳其)，同俄国交战的还有哪些民族?哪些国家在军事上战胜过俄国?这些年俄国为何能在科学、艺术方面取得那样大的进步?如此等等。蒋友仁甚至向乾隆介绍了欧洲的共和政体，不过，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新鲜事，没有什么意义，闭关锁国的政策依然如故。
与中国的停滞相比，以英国为首的整个西方社会却进入了狂飙时期。18世纪，欧洲列强为争夺海外市场打得不可开交，在这一过程中，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取得了优势。
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江苏)四海关为通商港口，但由于中西贸易发展尚未达到一定规模，外国商船在一段时期内只抵达广州海关，很少问津其他三个海关。随着18世纪的海上扩张，英国于1755年首先一反常态，派船前往宁波进行贸易，引起清政府警觉，乾隆遂颁布谕旨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1759年6月，英国商人洪任辉(James Flint)以控告广州海关勒索税银和行商欠债为由，北上天津，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后派专员往广州查办，在满足了外商部分要求后，判洪任辉以“在澳门圈禁三年”的处罚，这就是著名的“洪任辉案”。“洪任辉案”是英国商业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的一次试探。东印度公司急于进入广州以北的中国市场，既是为了取得廉价的茶叶和生丝，更是为了开拓英訇毛纺织品的销路，进而战胜竞争对手，垄断中国贸易。
随着西方的商业扩张，商人和旅行家与中国人的接触逐渐增多，耶稣会士们所描述的美好中国形象在这些人的经历中被慢慢抹杀。在1748年英国出版的《环球航行记》中，曾随船到过中国南海的牧师理查德·瓦尔特给出的中国印象是：中国官员办事效率低下，索取贿赂却很积极，商人贪婪而狡猾，全然不讲信誉，百姓好逸恶劳，欺软怕硬，动辄斗嘴打架，相互之间表面上彬彬有礼，内心却总在算计对方。《环球航行记》在欧洲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曾经引用其中的内容来抨击中国。
下篇：中国已在地狱
揭开面纱：“中国形象”的转变
1787年，应东印度公司请求，英王乔治三世任命加茨喀特为使匿，率团前往中国商谈通商事宜，但是这位特使在半路因病去世，使团只好返航。然而，工业革命的机器已经开动，对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的渴望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英国人的神经。1792年，在首相小威廉·皮特的推动下，英王又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虽然通商目的未能达到，但马戛尔尼一行人的见闻彻底浇灭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崇拜之情。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洪任辉为代表的商人的“不轨行为”给英国“丢尽了脸”，马戛尔尼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国人“既是商人又是坏人”，任何不必要的闪失便会使出访任务前功尽弃。所以，为了完成任务，马戛尔尼尽可能地配合清政府，甚至容忍了中国官吏将使船上旗帜的标语由“钦差”改成“贡使”。但妥协终究是有限度的，面对中国要求的“三跪九叩”觐见礼，马戛尔尼选择了抵制，直接导致谈判破裂。
英国使臣的“不懂规矩”让乾隆皇帝异常恼怒。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那封非常著名的回信中，充满了这位“天朝大国”皇帝的傲慢之情。通商任务最终化为泡影，令马戛尔尼异常沮丧，但这并不是结束。
在马戛尔尼出访中国前，英国内阁给了他一些建议，最后一条是：“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使团的扈从人员中有天文学家、制图家、植物学家、画家等各方面人才，俨然一个科学考察团。
这些科学家们带回的消息让英国人兴奋不已。中国崇山峻岭中的大量煤矿资源放在那里无人问津，惟一的一点用途就是烧瓷，在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看来，中国人简直就是躺在金山上睡觉。植物学家们寻觅到一些新颖的植物品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被一些中国人误认为他们想要吃蔬菜而一起帮他们摘。最令马戛尔尼兴奋的是他顺利地叫人挖掘了一些茶树苗，并将其带到了印度落户，从此以后，中国不再是种植茶树的惟一国家。
令使团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中国的腐朽不堪。马戛尔尼发现，中国的发明只不过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产品，他曾向权倾朝野的大臣和坤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但和砷对此没有丝毫兴趣。马戛尔尼曾用火柴为中国的总督长麟点烟，长麟对此大感惊奇，而更惊奇的则是马戛尔尼，因为中国人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到了清朝居然给忘了。对于中国的航海技术，马戛尔尼的结论是：“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马戛尔尼还曾试图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浮悬弹簧马车，令他无奈的是，中国人的注意力不在弹簧上，而是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由于车夫的座椅高于车厢座位，中国人觉得颇有居高临下之势，一个太监对英国人说：“您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对于中国人，使团人员普遍没有好感。一次吃饭时，使团的中国厨师端上来的两只鸡每只都少了一条腿，当他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成了中国人留给马戛尔尼使团的印象。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18世纪宋期，马戛尔尼将这个结论灌输到了欧洲人的脑海中。
除了马戛尔尼访华，在中国形象转变过程中，庞贝古城的发现、法国大革命和阿美士德访华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48年被挖掘出来的庞贝古城点燃了欧洲人“寻回自我”的热情，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审视淡化了欧洲人对孔子的崇拜。就在马戛尔尼访华的途中，作为欧洲中国热最有力推动者的法国国王被砍了头，在专制与民主之间。法兰西人民选择了后者。“中国热”几乎一夜之间在法国没有了市场。1816年，刚刚取得对拿破仑战争胜利的大英帝国风头正劲，再次派阿美士德使团出访中国，然而阿美士德并不比马戛尔尼幸运，同样因为礼仪问题被嘉庆皇帝驱逐出了北京。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失败彻底让英国人丧失了与清政府谈判贸易的信心，致使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而鸦片贸易成为其中的最大宗。
战争成为必然
在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绝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时，他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
置身其中的震撼
“当人们领略过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建筑杰作之后，对其他地方的所有建筑都会不屑一顾。然而，中国皇帝在北京的宫殿以及各处燕游之所当属例外，因为那里无论是构思设计，还是营造施工，无一不宏伟壮观，绚丽至极。尤其令我惊讶的是，目光所及之处，竟无一雷同，只有亲眼目睹，方能识其真面目……“每一座小宫殿都情趣高雅，各个方位的视野都非常优美，必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观赏，真令人流连忘返……”
1738年，中国大清王朝正值康乾盛世。这一年，36岁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成为乾隆皇帝的御用画师。已经继位两年，年仅28岁的乾隆，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疆域和最多的人口，也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华丽的皇家园林—一圆明园。由于深得皇帝的宠信，王致诚和其他几位宫廷画师得以出入圆明园，窥探这个普通人所无法，欣赏到的“奇迹”。虽然此前无数次在梦中幻想过这所“万园之园”的美丽，但当置身其中的那一刻，王致诚还是被限前的一切所震撼。1743年11月，他通过这样一封信件，终于将真实的圆明园介绍给了欧洲人。
“每个国家都有其情趣和习惯，应该说我们的建筑很美。”……我们喜欢规整和对称。……中国人也喜欢对称、有序和规整的布局，我在前面提及的皇宫便体现了这种审美情趣。……但是，他们在修建园林时却执意追求无序和反对称，一切都遵循如下原则：要修建的不是一切都符合对称和比例原则的宫殿，而是自然质朴、远离尘世的村野乡间。因此，我在御苑中见到的亭台楼阁，彼此相距甚远，却没有任何雷同之处。”
王致诚对圆明园的描绘直接挑战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为欧洲人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建筑理念，这就是中西合壁的洛可可式园林。于是，在英国，坎特伯雷公爵成廉·奥古斯都于1746年挖掘了一片人工湖。那里有中国式的岛屿、住宅和桥梁，湖上游弋着“宫船”游艇，上面装饰有龙和灯。当公爵在船上迎接英国国王时，整个“宫船”灯火辉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圆明园的船只和灯火。在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一安托瓦内特间样对圆明园充满兴趣，她修建的小特里亚农宫由小戏院、磨坊，奶场、住室、鸽房、粮仓等组成，这是她心目中朴素的中国农家景象。在德国德绍的奥拉宁鲍姆园林，人们可以看到一座五层塔，茶馆和一对小桥，那也是想象中的中国风格……
毕竟远隔万里，只言片语的介绍和赞美无法传递中国文化的气质。由于缺乏对中国园林的形象认识，欧洲洛可可式的中国园林显然生搬硬套。移步换景、曲径通幽……这些中国园林的精髓欧洲人并不能真正理解，就像他们这时不能理解整个中国。对于他们来说，遥远的中国仍然隔着一层面纱，充满神秘感。面纱下的“中国风”
回溯公元1700年。这一年，康熙皇帝在位已近38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则已在位57年。这年1月，凡尔赛宫举行名为“中国之王”的盛大舞会。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中，宫门打开，国王路易十四坐在一顶中国式轿子里出现在臣民面前。惊呼声立即响彻整个宫廷!
路易十四的这一次“行为艺术”，把欧洲已经高烧不退的“中国热”再一次推向高潮。Chinoiserie，17世纪法语中出现的一个新词，词根是Chine(中国)。这个词最初指中国商品，后来代指包涵中国风格的各种事物。对于生活在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国风格”是时尚的代名词。除了仿造圆明园的建筑外，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在欧洲都成为尊贵的象征，布置中国房间、看中国戏、开中国舞会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情趣，甚至中国的轿子也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自路易十四开始，法国王室成为中国风格的粉丝，除了国王本人外，王子的两套寝宫全部采用中国装饰和布置。若干年后，就在大革命爆发、波旁王室被推翻后，路易十六还坐在一张仿照中国家具制作的桌子前写下了遗嘱。
欧洲长达百年的中国狂热并非凭空而来，这要归功于包括王致诚在内的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宣传。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东方，其中许多人得以进入中国宫廷为皇帝服务。耶稣会内部有与欧洲教会保持书信联系的规定，他们向天主教皇提交了许多关于在中国传教的报告。于是，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便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途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一个个服务于中国宫廷的传教士，受恩于中国皇帝，同时又希望得到欧洲上层的支持，便在书信中处处流露出对中国的赞美。有传教士感叹道：不明白上帝为何把天堂安排在这个不信教的国度里。
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东来的，还有中国商品的西去。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茶叶、瓷器、棉花等商品大量输入欧洲，但仍无法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到18世纪初，欧洲终于取得了生产硬瓷的技术，而原产于中国的茶叶就只能进口了。物以稀为贵，中国商品的广受欢迎与难以复制强化了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丝绸、茶叶、瓷器等在欧洲都是只有贵族才享用得起的奢侈品，而在传教士的描述中，似乎中国人人都能使用这些东西，那么，中国该有多么富庶呢?
其实，大部分欧洲人无法见到活生生的中国人。1735年，画家休耶为波旁公爵作了十幅涉及中国人物的画像，中国人全部都是猴子的形象，而以猴形人物代表中国人也正是当时流行的。18世纪下半叶，一位来到中国的西方游记作者这样描写道：“从来自中国的瓷器上所见到的人物画推断中国人的长相，肯定会得出完全错误的印象。事实上，他们既非那样丑，也不那样滑稽可笑：”
欧洲瓷器上的中国场景也掺入了太多欧洲人的想象。人们会经常在瓷器上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的园林内生长着热带地区的树木花草，人物的眼窝深陷、鼻梁高耸，天空上甚至还有长着翅膀的天使。对于这种不中不西的图案设计，中国人看见肯定会心生鄙夷，但欧洲人却非常喜欢，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风格。此外，他们对中国园林的模仿对象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瓷器上的图画。虽然王致诚能将圆明园描写得如梦如幻，但由于缺乏图片，欧洲人无法对其产生形象的感知。对于他们来说，圆明园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们对圆明园的向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借助它打破原有沉闷的艺术风格，洛可可式园林的出现正是这种需求的体现。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理解出现在戏剧领域。1688年，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法国舞台上。在这出名叫《离婚》的喜剧当中，一位名叫阿勒甘的“中国大使”滔滔不绝地赞美自己的国家。在1764年的一部叫作《赫尔蒙王子》的英国闹剧中，郑成功和伏羲居然被放在了一起并成为对手。18世纪在欧洲反响最为强烈的中国戏剧莫过于《赵氏孤儿》，但已完全没有了中国真实历史的痕迹。在英国版本中，剧中的人物叫康熙、老子、吴三桂。在意大利版本中， 故事被放在了明末清初的背景下，而最为著名的伏尔泰版又将故事与成吉思汗挂上了钩。
在17世纪－18世纪，欧洲人像隔着一层面纱在观察中国，传教士们的书信和中国商品让整个欧洲接纳了一个正面美好的中国形象。
中篇：中国只在人间
启蒙运动思想家眼中的中国
与社会上形成的一边倒的“中国热”有所不同的是，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对于中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褒华派”与“贬华派”，中国形象被撕裂为两个极端。
大思想家伏尔泰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为什么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专制制度，当时却受到欧洲启蒙大师的如此青睐?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解释道，当时的欧洲，王权与教权严重对立，王公诸侯分裂割据，这种态势更使得各国难以形成统一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极大障碍，因此启蒙思想家大多推崇专制主义。强调王权和统一，甚至将是否“得到专制”作为衡量国家是否走出中世纪的标志，并且认为不实行专制便有灭种亡国的危险。伏尔泰尤，其欣赏中国实行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认为中国的皇权专制是开明专制。他曾表示，“开明专制，榜样就在中国”。
的确，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生活在一种近乎完美的法律与政治体制之下，在中国的体制下，皇帝不可能行使专断的权力，伏尔泰希望国王是一个“哲学家”，在他眼中，传教士所描写的中国皇帝英明、睿智，如同家长一样治理着国家，这正是他所向往的哲学家国玉，“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伏尔泰对孔子的景仰在当时无人能及，他认为孔子不仅教给人如何做人，更重要的是如何治国。在他的、《赵氏孤儿》中，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成吉思汗折服于汉族官员的高尚情操，便是对孔子道德的最好诠释。
除伏尔泰外。欧洲韵重农学派也将中国的制度看作是农本立国的典范。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是法国宫廷的御医，在“中国热”盛行的日子里，他有机会在宫廷里接触许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品，感染于弥漫在王公贵族中追求中国情趣的气氛，对中国的钦慕油然而生。他的《中国专制主义》一文，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颂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赞颂中国历代帝王尽心竭力促进国家的繁荣，政府以为民造福为宗旨，民众对自己的君主心悦诚服。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惟一来源，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以农为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定持久的国家，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中国，农民总是受到皇帝的特别照顾，包括康熙和雍正在内的历代皇帝，都亲自扶犁，播种五谷。基于这种思想，1756年，魁奈甚至向国王路易十五建议模仿中国皇帝亲自扶犁“籍田”。
北京师范大学的杨宁一教授指出，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看法有两种，一种对中国充满溢美之词，另一种则对中国批评较多：“贬华派”就是以另一位启蒙运动大师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他对中国的认识不仅来自传教士们的描述，还与一位中国人直接相关。
1706年，一名黄皮肤的中国青年出现在巴黎街头，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此人名叫黄嘉略，是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定居法国的第一个中国人。黄嘉略出生于中国福建，自幼受洗加入天主教，1702年来到欧洲。到法国后不久，他便被路易十四任命为中文翻译，负责编写《汉语字典》和《汉语语法》，为祛国汉学的奠基做出重要贾献。对于整个欧洲而言，黄嘉略的贡献不仅在于汉学，，还在于他深深影响了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精神世界。1713年9月，24岁的孟德斯鸠找到黄嘉略，在三个月内两人进行了七次交谈。从黄嘉略那里，孟德斯鸠了解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中国，并将其潦深渗入了《波斯人札记》和《论法的精神》两部著作当中。通过黄嘉略的介绍和大量的阅读，孟德斯鸠将中国政体归入了专制主义的行列并加以批判，他借用黄嘉略的话说：中国人把法比作一张网，百姓就是网中的鱼，鱼儿既然已在网中，纵然还能游动，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除了孟德斯鸠，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空想社会主义先驱马布里也对中国进行了尖锐批判，内客涉及政体、人口、信仰、社会等方方面面。在狄德罗眼中，中国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野蛮人，乾隆时期的人口过剩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存，极度贫困使社会存在着大量弃婴、溺婴等现象，在灾荒年代盗贼横行，造反不断。狄德罗对中国的科学状况嗤之以鼻，他从欧洲传教士因其学识而在中国受到尊敬的情况推测，中国的机械、数学和天文都处于低水平，在他看来，这些欧洲传教士都是些普通人，并非杰出科学家。马布里谈论中国则完垒是为了反驳重农学派对合法专制主义的主张。他在文章中说：“《中国专制主义》的作者本人也承认，在两百三十个中国皇帝中，才干突出、品德优秀、开明睿智的君主为数不少，但是，凶残、无知、荒淫的也很多。……所以我认为，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登上皇帝宝座的人有好也有坏。……难道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位作者故意把这个国家吹捧成典范吗?”
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争论贯穿了整个18世纪，在“中国热”正盛时，“贬华派”的观点被淹没在对中国的一片赞美声中。然而不论是“褒华派”还是“贬华派”，他们在谈论中国时大都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正如钱乘旦教授所说，他们对中国的评论不是“认识”，而是借此言他，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究竟怎样。也没有兴趣真想知道。
一边是停滞 一边是扩张
17世纪中叶，来自中国北方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骑兵南下。将汉明王朝推入了历史尘埃之中。清朝统治者自入关之后，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创造了长达130多年的康乾盛世。18世纪中期，中国农耕面积超过了六亿亩，农业总产量曾居当时世界第一。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在冶金、采矿、纺织等方面，都在世界先进行列。而最能引起世界瞩目的当属中国人口的空前膨胀。康熙时期，中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到1762年，超过两亿，到乾隆末期，又突破三亿大关。中国人享受着康乾盛世带来的安宁，但也面临着另一种危机。正如魁奈、狄德罗所谈论的那样，中国人口的空前膨胀，给满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生存压力，饥民、流民现象随之增多，进而导致人口素质难以提高。
在科学领域，虽然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充满兴趣也颇有造诣，但这并没有遗传给他的子孙。特别是乾隆皇帝，西方传教士们的科学发明对他来说只是专供消遣的玩意罢了。自耶稣会士们掌管钦天监以来，清政府对天象有了较为准确的预测。然商，当马戛尔尼率英国访华团来到中国时却发现，这并没有为中国的天文学发展带来任何益处。老百姓从皇帝的告示中得知即将发生的天象却不知道原因，这就使人们更加坚信皇帝是天子，因而陷入了更大的愚昧之中。
对于世界，清朝皇帝并非一无所 知。乾隆曾就国际问题咨询传教士蒋友仁：欧洲共有多少个国家?多少军队?作战的方式及谋略有哪些?在欧洲各国中是否有一个可以主宰沉浮的霸主?法国及欧洲哪些国家的女子可以继承王位?除了伊斯兰教徒外(主要是指土耳其)，同俄国交战的还有哪些民族?哪些国家在军事上战胜过俄国?这些年俄国为何能在科学、艺术方面取得那样大的进步?如此等等。蒋友仁甚至向乾隆介绍了欧洲的共和政体，不过，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新鲜事，没有什么意义，闭关锁国的政策依然如故。
与中国的停滞相比，以英国为首的整个西方社会却进入了狂飙时期。18世纪，欧洲列强为争夺海外市场打得不可开交，在这一过程中，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取得了优势。
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江苏)四海关为通商港口，但由于中西贸易发展尚未达到一定规模，外国商船在一段时期内只抵达广州海关，很少问津其他三个海关。随着18世纪的海上扩张，英国于1755年首先一反常态，派船前往宁波进行贸易，引起清政府警觉，乾隆遂颁布谕旨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1759年6月，英国商人洪任辉(James Flint)以控告广州海关勒索税银和行商欠债为由，北上天津，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后派专员往广州查办，在满足了外商部分要求后，判洪任辉以“在澳门圈禁三年”的处罚，这就是著名的“洪任辉案”。“洪任辉案”是英国商业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的一次试探。东印度公司急于进入广州以北的中国市场，既是为了取得廉价的茶叶和生丝，更是为了开拓英訇毛纺织品的销路，进而战胜竞争对手，垄断中国贸易。
随着西方的商业扩张，商人和旅行家与中国人的接触逐渐增多，耶稣会士们所描述的美好中国形象在这些人的经历中被慢慢抹杀。在1748年英国出版的《环球航行记》中，曾随船到过中国南海的牧师理查德·瓦尔特给出的中国印象是：中国官员办事效率低下，索取贿赂却很积极，商人贪婪而狡猾，全然不讲信誉，百姓好逸恶劳，欺软怕硬，动辄斗嘴打架，相互之间表面上彬彬有礼，内心却总在算计对方。《环球航行记》在欧洲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曾经引用其中的内容来抨击中国。
下篇：中国已在地狱
揭开面纱：“中国形象”的转变
1787年，应东印度公司请求，英王乔治三世任命加茨喀特为使匿，率团前往中国商谈通商事宜，但是这位特使在半路因病去世，使团只好返航。然而，工业革命的机器已经开动，对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的渴望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英国人的神经。1792年，在首相小威廉·皮特的推动下，英王又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虽然通商目的未能达到，但马戛尔尼一行人的见闻彻底浇灭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崇拜之情。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洪任辉为代表的商人的“不轨行为”给英国“丢尽了脸”，马戛尔尼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国人“既是商人又是坏人”，任何不必要的闪失便会使出访任务前功尽弃。所以，为了完成任务，马戛尔尼尽可能地配合清政府，甚至容忍了中国官吏将使船上旗帜的标语由“钦差”改成“贡使”。但妥协终究是有限度的，面对中国要求的“三跪九叩”觐见礼，马戛尔尼选择了抵制，直接导致谈判破裂。
英国使臣的“不懂规矩”让乾隆皇帝异常恼怒。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那封非常著名的回信中，充满了这位“天朝大国”皇帝的傲慢之情。通商任务最终化为泡影，令马戛尔尼异常沮丧，但这并不是结束。
在马戛尔尼出访中国前，英国内阁给了他一些建议，最后一条是：“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使团的扈从人员中有天文学家、制图家、植物学家、画家等各方面人才，俨然一个科学考察团。
这些科学家们带回的消息让英国人兴奋不已。中国崇山峻岭中的大量煤矿资源放在那里无人问津，惟一的一点用途就是烧瓷，在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人看来，中国人简直就是躺在金山上睡觉。植物学家们寻觅到一些新颖的植物品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被一些中国人误认为他们想要吃蔬菜而一起帮他们摘。最令马戛尔尼兴奋的是他顺利地叫人挖掘了一些茶树苗，并将其带到了印度落户，从此以后，中国不再是种植茶树的惟一国家。
令使团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中国的腐朽不堪。马戛尔尼发现，中国的发明只不过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产品，他曾向权倾朝野的大臣和坤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但和砷对此没有丝毫兴趣。马戛尔尼曾用火柴为中国的总督长麟点烟，长麟对此大感惊奇，而更惊奇的则是马戛尔尼，因为中国人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到了清朝居然给忘了。对于中国的航海技术，马戛尔尼的结论是：“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马戛尔尼还曾试图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浮悬弹簧马车，令他无奈的是，中国人的注意力不在弹簧上，而是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由于车夫的座椅高于车厢座位，中国人觉得颇有居高临下之势，一个太监对英国人说：“您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对于中国人，使团人员普遍没有好感。一次吃饭时，使团的中国厨师端上来的两只鸡每只都少了一条腿，当他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成了中国人留给马戛尔尼使团的印象。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18世纪宋期，马戛尔尼将这个结论灌输到了欧洲人的脑海中。
除了马戛尔尼访华，在中国形象转变过程中，庞贝古城的发现、法国大革命和阿美士德访华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48年被挖掘出来的庞贝古城点燃了欧洲人“寻回自我”的热情，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审视淡化了欧洲人对孔子的崇拜。就在马戛尔尼访华的途中，作为欧洲中国热最有力推动者的法国国王被砍了头，在专制与民主之间。法兰西人民选择了后者。“中国热”几乎一夜之间在法国没有了市场。1816年，刚刚取得对拿破仑战争胜利的大英帝国风头正劲，再次派阿美士德使团出访中国，然而阿美士德并不比马戛尔尼幸运，同样因为礼仪问题被嘉庆皇帝驱逐出了北京。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失败彻底让英国人丧失了与清政府谈判贸易的信心，致使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而鸦片贸易成为其中的最大宗。
战争成为必然
在乾隆皇帝傲慢地拒绝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时，他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