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十余年前的世纪之交吧，我去采访表演艺术家曹雷女士，那时她还住在西康路底的半岛花园。因为我知道曹老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文人曹聚仁先生的女公子，于是就从自家的藏书中顺带了一本曹聚仁的集子，想请她题字留念。当时的曹老师似已近花甲之年，但气质雅洁，依稀仍能看出她当年主演《年青的一代》时的靓丽倩影。记得她当时对我说：“我题在父亲的书前不太合适吧。”后在书前几页的图片中，选了一张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时与她的合影，在一旁题了两行小字，并签了名。
　　 此事给我的印象颇深，甚至那次采访什么的事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这个题字的细节却清晰得似乎就发生于上周。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恰好很喜欢曹聚仁的文章，觉得他的一些谈学问、讲掌故、论风物的文章，均写得短小精悍，风趣明快。后来又有一本《听涛室人物谭》，更是深得我心，曹聚仁记写那时的人物，均为亲历，事事都在目前。二百多篇人物小记，读之让我仿佛也走进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圈。由此也可见曹氏交游甚广，无论学苑文坛、报业政界人物，譬如从章太炎到鲁迅，从于右任到陈独秀，从周恩来到蒋经国，他居然都能周旋其间，如鱼得水。我想，曹氏做文章快而多，交游广而博，似乎和他长年的记者生涯有点关联，而他深厚的国学根底，宏阔的史学见识，却又是一般记者万万达不到的。
　　 在现代作家中，曹聚仁的经历带有谜一般的色彩。他既是一位教授、学者，又是一位名编辑、名记者、名作家，还是一位在文坛上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家。然而，最令人佩服的是，无论做教授还是编辑，或是随军战地记者，以及后来从事其他社会活动，他的那支笔则始终挥而不歇。据统计，他一生写下了四千万文字作品，这是一个怎样高产的数字！对照我所敬仰的伟大而勤奋的鲁迅先生，他所有著述加上日记书信和译著，也仅留下文字一千余万，而四千万，即便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看过曹聚仁先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几乎无行无距，读起来很是费力。不过我猜想这应该正与他的“高产”合辙，所谓“高产作家”，多必如此，试想，如果作书写字，笔画松沓，走走停停，行距宽阔，疏可走马，没准他就是一个从容悠闲的人，要想日书万言恐怕就很难保证了。
　　 最初读到的曹聚仁书法，是在“文人手迹”收藏家潘亦孚先生的藏品中，有两幅作品，均是录写他自己的杂诗。记得其中一首是《山阴道上》，写鲁迅先生的，书末落的是双款，就是赠予自己的爱女“曹雷存念”的。诗曰：“迅翁辣笔铸新辞，大义微言土谷祠。呐喊彷徨独荷戟，稽山兀兀我无诗。”读者都知道，曹聚仁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不错，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就与“迅翁”时相过往，曾还表示要为鲁迅写传记。后也未食其言，果然于一九五六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一部《鲁迅评传》。难能可贵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正是将鲁迅疯狂捧上天的时代，而曹著则相对客观，正如他以前对鲁迅承诺过的，把鲁迅写成一个“人”，而不是“神”。
　　 尽管曹聚仁没把鲁迅当作“神”，但从这首《山阴道上》的诗中，我们仍可看出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拜与敬佩。而曹聚仁的书法，虽难及鲁迅的雅致，倒也有点如他描写迅翁的“辣笔”之味，即落笔颇“狠”，无婉转起伏之意。这点略微近似于章太炎的用笔，而在字体的取势上，则明显学自郑孝胥，呈左低右高状。孙洵先生的一本《民国书法史》中也收有一幅曹聚仁书法，还将其归于郑孝胥的门下弟子，并将其书与其余几位“郑门弟子”如赵叔雍、徐志摩、林语堂等相比，称“曹聚仁题字较多，也最能反映‘郑派’特色。”
　　 曹聚仁书学郑孝胥，是“私淑”还是正儿八经地“拜过帖”，我尚不清楚。记得曾就这个问题我还请教过曹雷女士，但她断然否定了我的提法。不过这也无妨，虽然曹聚仁在相关文章中，没能涉及他的课字学书经历，但据我的臆测，以当年郑派书风在社会上之风靡盛行，即便没有专门的临习，受些影响也是难免的。
　　 一个人儿时的读书经历和趣味，往往会决定他的一生。曹聚仁幼承家学，其父曹梦岐是清末秀才，也是一位教育家，曾捐资在家乡办起了一所育才学堂。据曹聚仁的回忆文章说，他四岁就从父亲读《大学》《中庸》，《诗经》背了九次，《礼记》《左传》也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念了一遍。那时学生都要读经，并信奉“读经救国”论，曹聚仁自嘲地说：“如果读经能够救国的话，我就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后他入杭州一师读书，师从朴学家单不庵研究考证学。杭州一师是当年浙江省最进步的学校，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均执教于该校，应该说，曹聚仁受他们的影响很大，以后也走上了执教为师的道路。而真正使曹聚仁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是他二十一岁时，听章太炎的国学课，并将章太炎的讲课笔录整理成一部《国学概论》，从此名声大噪。因为人们都知道，章太炎的学问高深，非浅学者能懂，他的演讲又带余杭口音，一般人若能懵懂听明白一点已是相当不易了，而曹聚仁一个才二十来岁刚出道的小伙子，不仅听懂且整理成书，而且居然还获得太炎先生的首肯，那自然就不是个简单人物了。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正在该校执教的曹聚仁也同样边听边记，为鲁迅先生记下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刊发在当时的《新闻报》上，此文后也收入了《鲁迅全集》。
　　 由此也可见曹聚仁的落笔之快，同时又非常准确到位。我见他的文章风格，似乎和他的书法也有点类似，即看似率性无羁，但却又非常直截果断。我想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曹聚仁和几位同人再也沉默不住了，他们就编辑创办了一份《涛声》周刊，以“乌鸦主义”为口号，即“报忧不报喜”也，在国难当头，他们报国家民族之忧，为时代而叫唤。比较另类的是，《涛声》以乌鸦作为他们的“刊徽”，图案是下面海涛汹涌，上面群鸦乱飞，就连他们的信封也用乌鸦为标记。创刊一年来，《涛声》的影响力愈来愈大，鲁迅曾自发地写了多篇杂文为之声援。随着声势日益造大，最终不得已也遭到查封矣。但从此“乌鸦主义”的“雅号”便落到了曹聚仁的头上，而《涛声》的声名则于文坛上经久不息，晚年曹聚仁将自己的书斋就名为“听涛室”，真可谓“涛声依旧”了。多少年后，著名老作家柯灵先生还有诗句赞曰：“曾闻涛声惊永夜，漫托鸦鸣作直言。”
　　 说句不敬的玩笑话，我当时得知曹聚仁先生有“乌鸦主义”的雅号，联想到最初读曹聚仁那结体紧密的黑压压书法之感觉，还真有一种“乌鸦群飞”之错觉。不过随着自身阅历的加深兼以对他文章学问的深一层了解，现回头再看看他的字，渐渐又品出了一点个中滋味，而当初的“乌鸦”感似乎也淡化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