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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武帝平定岭南以后，在骆越地区采取“以故俗治”“毋赋税”的“初郡”政策。这种政策加强了中央王朝的集权领导，对骆越民族的社会稳定、提高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对后来出现的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汉武帝;平定岭南;骆越社会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2.014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0）02-0080-06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国，统一岭南地区。西汉王朝在岭南推行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推行封建郡县制，委派汉人充任郡县长官，并让原来平定岭南的军队“留戍”，同时遣入中原移民。把秦始皇在岭南设置的桂林、南海、象郡3个郡分解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9个郡，这9个郡及其所辖各县的长吏均由汉人担任，留戍的军队和中原移民则分布在郡县治所的周围。汉官和移民给岭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汉王朝还在岭南各郡各县中推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承认当地骆越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土酋的权力和地位，但土酋必须听命于郡县的汉官。
一、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及对骆越官员的安置
汉武帝平定东越、闽越、南越时，曾將东越、闽越部分官员及部属迁徙到江淮地区居住，虽未见有将王室官员移民的记载，但不可据此否认汉王朝将骆越官员及其部属迁徙内地的事实。有学者认为，“对于南越汉朝没有施用像对付东越及闽越那样的移民政策。因为，自从被秦朝征服以后，在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军队和随着军队一齐进入的妇女，已经与越人杂处，过后又加上越朝时期内中国人渐渐迁入，因此，越人已被汉族同化得相当深刻”[1]。这不符合史实，其真实原因是南越国后期，政权已全部落入骆越官族吕嘉手中，汉兵围困番禺城时，吕嘉挟持南越王建德拒不投降，汉军攻破番禺城，城中越军全部投降，吕嘉与建德率亲随数百人于夜色中外逃海上，伏波将军路博德从降者口中得知他们逃匿地点，命人追赶。最后是越人校尉司马苏弘捉得南越王建德，吕嘉则被越人官郎都稽所擒，他们的下场必然是斩首示众。既然南越国越人高级官员已处于国破身亡，就没有封侯移民的事了，因此史书无载是情理之中。
而南越国辖区内的地方大员，凡投降立功者，例须移民内地安置，不能留在越地做官，由汉王朝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苍梧王赵光在元鼎六年因降汉而被封为随桃（今河南南阳）侯;桂林监居翁在同年降汉而被封为湘成（今河南方城）侯;瓯骆左将黄同，因斩西于王有功在元封元年（前110年）被封为下郦（今河南南阳）侯①。
骆越人迁到内地后，他们大至仍是举族群居，繁衍后代，其中有些族群在当地还颇有势力。《后汉书·臧宫传》载，臧宫“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将近至中庐，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距于荆门。彭等数战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唐李贤注：“中庐，县名，属南鄂。故城在瀼阳县南（今湖北省襄阳市），骆越人徙于此。因以为名。”骆越人何时迁徙至襄阳，李贤未注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引《州郡志》云：“襄阳，本汉为中庐县地，汉初徙骆越人居之。”
上述记载表明，汉初从岭南迁徙到荆楚及其它内地地区的骆越人，主要是骆越上层贵族官员和它们相关的族亲，绝大部分的骆越人留在本地生活。汉武帝迁徒骆越上层人物到内地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防止他们鼓动骆越民众生事造反，对抗中央王朝。
二、汉武帝在骆越地区推行郡县制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骆越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之后，至秦二世时（前209年—前207年），驻守南海郡的南海尉任嚣病死，乃将兵权移交给龙川县县令赵佗。至秦亡，赵佗以武力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之地，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初，致力于安定内地的社会秩序，“故释佗不诛”，南越国遂得以在岭南割据一方。南越国在其辖境内实行郡县制。据考证，南越国所设郡有6个，其中骆越族群分布地区是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皆沿袭于秦代。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国力上升，积极开展统一南部边境的活动。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王朝出动军队讨伐南越相吕嘉的反抗，次年冬天南越平，乃于其地重新设置郡县。《汉书·两粤传》说，南越平定后，“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现分述如下。
儋耳郡。儋耳郡治今海南儋州市三都镇，领县有儋耳（今儋州市三都镇）、至来（治今昌江黎族自治县内）、九龙（治今东方市内）、乐罗（治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内）。
珠崖郡。珠崖郡治所在瞫都县（今海南海口市遵谭镇）。管辖瞫都、珠崖（治今海口市）、苟中（治今澄迈县内）、紫贝（治今文昌市）、临振（治今三亚市）、玳瑁（治今海口市）、山南（治今陵水黎族自治县内）等县。
南海郡。南海郡治番禺县（广州市），领番禺、中宿（清远县境）、博罗、龙川、四会、揭阳六县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
苍梧郡，驻广信县，今广西梧州市。10领县。广信，与郡同驻;谢沐，驻今湖南江永县西南;高要，驻今广东肇庆市;封阳，驻今广西贺县南部信都;临贺，驻今广西贺县南部贺街;端谿，驻今广东德庆县;冯乘，驻今广西富川县东北;富川，驻今广西钟山县;荔浦，驻今广西桂林荔浦市西荔水北;猛陵，驻今广西苍梧县西孟陵。苍梧郡10县，分布在今广西东部与广东西部连接地带。其中的端溪、猛陵是骆越人聚居地。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新广，属交州。有离水关。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
郁林郡，驻布山县，今广西贵港市。12领县。布山，与郡同驻;安广，驻今广西横县西北;阿林，驻今广西桂平县东南油麻;广郁，驻今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北;中留，驻今广西武宣县西南;桂林，驻今广西象州县东南上古城;潭中，驻今广西柳州市东南;临尘，驻今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定周，驻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增城，驻今广西隆安县东;领方，驻今广西宾阳县西南古城;雍鸡，驻今广西龙州县北。郁林郡12县，分布在今广西柳江、黔江以西地带。以上12县，除广郁、定周外，都是骆越聚居地。户万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 合浦郡。驻合浦县，今广西合浦县东北旧州。5领县。徐闻，驻今广东徐闻县南;高凉，驻今广东阳江县北;合浦，与郡同驻;临允，驻今广东新兴县南新兴江东;朱卢，地望无考，当在上述四县相连接地带。合浦郡5县，地跨今广西东南部和广东西南部。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
交趾郡。西汉驻赢娄县，东汉驻龙编，所领10县均分布在红河三角洲。赢娄县，与郡同驻;安定县，今越南太原省广安县境内;苟屚县，今越南凉山省境内;麊泠县，今越南安朗县境内;曲昜县，今中国广西西南部分地区;北带县，今越南北江以南、海阳以北地区;稽徐县，今越南海阳、南定、建安、太平各省的南部地区;西于县，相当于今越南北宁、福安、永安、富寿各省的部分地区;龙编县，相当于今越南整个北宁、北江、太原、北件和高平省;朱觏县，相当于今越南山西省、河东省、河南省、兴安省部分地区。户九万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
九真郡。九真郡，治胥浦县（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市西北十余里）。下辖7县，即胥浦县、居风县（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市西北十余里故胥浦城北约十里）、都庞县（今越南宁平省宁平镇西南）、余发县（越南宁平东南）、咸驩县（今越南乂安省演州县一带）、无切县（越南宁平省境）、无编县（越南靖嘉省境）。户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三，口一十六万六千零一十三。
日南郡。日南郡位于越南中部地區，所辖范围约为越南横山以南，即从广平省到平定省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下辖朱吾县（今越南广平省美丽）、比景县（今越南广平省筝河口）、卢容县（今越南承天省顺化市北）、西卷县（今越南广治省东河）、象林县（今越南广南省会安西南）共5个县，其中西卷县为郡治。户万五千四百六十，口六万九千四百八十五。
以上各郡户口人数是《汉书·地理志》所统计，但仅见南海、苍梧等7郡的户口人数，未见儋耳与珠崖两郡统计数据，个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很难登记当地居民户籍。汉时海南岛上居住的骆越人社会比较落后，还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形态，人们不愿意编籍入户，统治者无法登记入籍，因而没有统计数据。
二是遥领统治。海南岛孤悬海外，秦始皇及南越国统治时期就没有实际推行郡县制，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也没有条件大量移民到岛上定居，只派少数官员登岛作象征性统治，也就是史家所说的“遥领”性质。这样无法知道岛上户口情况当在意料之中。
三是儋耳、珠崖被废弃。上岛的汉朝命官没有像赵佗这样的政治人才，对激烈的民族矛盾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反而苛敛豪取，激起了岛上骆越人民频繁的反叛。《汉书·地理志》云：儋耳、珠崖“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2]汉朝官员无法控制局面，至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儋耳郡建郡才29年，便被废弃并入珠崖郡。初元三年（前46年），汉元帝听从了贾捐之“宜弃珠崖，救民饥馑”的疏奏，顾念到劳师远攻必将导致万民饥困，乃下诏罢废珠崖郡。从此以后，海南一地处于无政府状态。到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隋朝又开始在岛上“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同年，又分珠崖“置儋耳、临振二郡”;650年后，将海南岛重新收回并纳入隋朝中央版图者，是骆越后裔巾帼英雄——高凉冼夫人。她一生建树了许多大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功业，其中最值得后人纪念的是，她把脱离了大陆六百余年的海南岛，重新与大陆结合在同一政权之下。必须指出的是，冼夫人开发海南岛恢复汉郡县，是她主动向隋朝廷提出并亲自率领俚僚部兵登上海南岛，岛上各部落首领纷纷举族归顺于她。由于儋耳、珠崖过早被废弃，班固修《汉书》时当然不知汉武帝时儋耳、珠崖两郡的人口数据。
在以上有户口统计数据的7郡中，交趾郡人口最多，共746 237人，南海、苍梧等6郡人口总和才407 471，比交趾一郡人口还少338 766人。交趾人口众多，有多方面原因，其一，是交趾地区地处红河三角洲冲积平原，江河纵横，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耕种，从史前时期开始就有不同人种聚居于此垦荒。其二，秦汉以前，交趾地区人种混杂，互不统属，社会结构松散，生产力落后。秦始皇将交趾纳入郡县版图后，很多汉人及两广地区的骆越人成批进入交趾地区，特别是南越国统治93年的时间，大量华南各族人民或由官方组织移民或自由迁徙进入交趾地区，这些移民中以汉人和两广骆越人最多。其三，大量的移民不但增加了交趾人口数量，同时也改变了那里的族群结构，汉人、两广骆越人成了交趾的主体民族，印度尼西亚等人种只得举族南迁。汉族带来了牛耕、犁耕等先进生产技术，再加上封建郡县制管理，交趾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人口迅速增长，成为各郡人口数量之首。
汉武帝设的9个郡中，日南郡的骆越人是最少的，其主体民族是印度尼西亚黑人种。日南似是越裳国故地，《后汉书·南蛮传》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攝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竹书纪年》也有类似记载。周王国时越裳国是否献白雉一事，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若真有越裳国，其国所在位置也应当是交趾南部。其民族是印度尼西亚人种，而不是蒙古人种，与骆越无关。日南郡印度尼西亚人种信印度教，对汉族统治有抵触思想，时常反叛。东汉末年（192年，一说137年），日南郡南部的象林县脱离汉朝，独立为林邑国（占婆国），此后林邑不断北上蚕食郡境，南北朝以后整个日南郡遂为林邑所有，日南郡废止。该郡存在时间约600年。
西汉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刺史部，上述岭南诸郡同属交趾刺史部。 另外，今滇东南和桂西地区，其地域包括今云南广南、富宁2县及广西百色市大部分县市在内，有句町县与句町国并存，句町国也是骆越人所建。
三、汉武帝在骆越地区的民族政策
汉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初郡”制度有其特殊意义，《史记·平准书》云：“汉连兵三岁，诛羌、灭两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汉书·食货志》亦云：“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汉武帝设“初郡”的实质是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但实行的是与内地郡县不同的特殊政策，故谓“初郡”，而不是指设置郡县的早晚。 “初郡”与内地早先郡县的最大不同，是在政策方面。汉朝中央对“初郡”采取的政策，《史记·平准书》只说到“以其故俗治”和“毋赋税”两项基本政策，胡绍华教授则细解为七项：一是“以其故俗治”政策;二是“毋赋税”和轻税薄赋政策;三是厚赐缯帛政策;四是移民屯垦政策;五是清廉吏治政策;六是开凿通道政策;七是发展生产与文化政策[3]。这是比较全面的归纳，其中，第三到第七条，都有史实为依据，而前两项最为根本。
以其故俗治，即不改變原来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生产方式和当地的风俗习惯。汉武帝设置“初郡”的时候，岭南和西南地区仍然处于奴隶社会。如上所说，社会经济形态是不因武力征服就可以改变的，它的改变必须遵循固有的规律。南越国时，赵佗应对此现实而采取“和辑百越”政策，因而传六世。赵佗“和辑百越”政策的核心，一是从越俗。这不仅限于变服的范围，以族名国实有尊重越人及其旧制的意义。二是重用越人参政自治。汉朝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对赵佗“和辑百越”的功绩，曾予高度赞赏，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颁布的诏书中，申明了对南越的政策，其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耗减，越人相攻之俗益止。具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诏书颁布后，汉高祖刘邦并派陆贾出使南越，率拜赵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从而确立了中央政府与南越地方政权的关系。高后时期，因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反之，自称南越武帝，南越与汉王朝关系出现裂痕。至西汉第三代皇帝汉文帝即位后，便主动与赵佗重修旧好。在其赐南越王国赵佗书曰“上褚五千衣……愿王听乐娱优，存问邻国”[4] ，表示汉文帝向赵佗及其邻邦宣示善意。及汉武帝平南越，平息吕嘉反汉势力，统一岭南。但面对岭南不同于中原的社会形态现实，也只能继承，或说起码参照赵佗的“和辑百越”政策，采取“以其故俗治”。所以，当地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被保留下来了。具体来说，就是保留了原来奴隶社会中的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地位，封他们为王、侯、郡长、邑长等。“以长其民”即仍按旧制治理越人事务，但是，这些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必须承认汉中央王朝的领导，还要听从由中央派驻初郡郡守县官等汉朝官吏的管理，实际上形成双重统治。
毋赋税，就是免征赋税。这并不是出于汉王朝对岭南越人无端的怜悯，而是由于岭南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形态很不一致，土地所有制极其复杂，奴隶制的土地所有权必属奴隶主所有，所以中原地区郡县实行的以户计征的租赋制度在岭南是行不通的。正因为“毋赋税”，“初郡”吏卒的衣食交通就成了问题。王先谦在《汉志·食货志》补注曰：“因初郡无赋税，故令南阳、汉中诸地给之。”就是说，“初郡”吏卒的衣食费用，由南阳、汉中郡县补给。
厚赐缯帛，即用财物来笼络南方少数民族首领。目的是加强中央王朝的吸引力，吸引当地少数民族内属、内附，让他们参加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列中来。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到“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5]，可见汉使者常赠送缯帛给少数民族首领。
清廉吏治，就是任用政治上成熟且又较廉洁的人为“初郡”的太守、县令。由于郡县长吏是沟通中央王朝和土著土酋之间的桥梁，非常重要，所以中央朝廷对委派的长吏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但实际上，中央派来的官吏，良莠间陈，真正清廉的官员并没有几个。例如合浦郡，农耕不发达，当地百姓以入海采珠为生。合浦珍珠久负盛名，被视为奇珍异宝。汉顺帝时期，合浦官吏多是“上承权贵，下积私路”之徒。为了大发珍珠财，他们不仅对珠民横征暴敛，还垄断了珍珠贸易，驱使珠民无节制地下海捞蚌采珠。由于滥采不止，珠源枯竭，造成了“珠去合浦”（珍珠离开了合浦）的局面，结果民不聊生。朝廷知道这种情况后，更换孟尝到合浦任郡太守。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人。他到任后整肃官吏，严惩贪腐，严禁滥采，对珍珠采取保护性开采等措施，并减轻珠税。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去珠复还，百姓颂其政，商货流通”[6]。这就是“珠还合浦”的典故。
开凿通道，就是开凿和修理交通要道。在这方面，可谓历史悠久。西周时就很重视对道路的建造和修缮，逐渐形成了开道、列树、除道以及在道边建舍、置官以护路等一整套制度。秦时继承了这种制度，秦始皇曾经开凿“五尺道”，汉武帝时也筑有“西南夷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通夜郎、滇、昆明。不仅修凿道路，还在沿道设置了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机构来进行管理。
移民屯垦，就是招募内地地主、商人、贫困破产农民、罪犯到“初郡”地区屯垦，将生产出来的物品提供给当地官员、军队使用，并到内地领取银钱。因为“初郡”地区开始是“毋赋税”，仅依靠邻近的郡县支付，始终不是长久之策，所以需要移民屯垦。《汉书·地理志》所列户口中，主要应是这些移民。移民屯垦的结果，既解决了郡县官吏所需，也解决了“初郡”移民的衣食问题，同时减轻了原来“比给”的邻近郡县人民的负担。所以，这项政策是封建郡县制度得以发挥稳定的基石。移民屯垦，首先是屯垦的土地，必定是为封建郡县所占有，其生产工具、生产者、管理者均来自中原，应比当地先进，自然对周边有所影响，起到传播、推广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方式的作用。
发展当地生产与文化，就是帮助“初郡”地区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直到东汉时期，岭南的生产和文化仍然比较落后，“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长幼无别”[7]。所以到那里任职的汉朝官员要发展当地的生产和文化。例如，建武初年，任延被诏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道用牛耕田。老百姓去交趾买粮食，往往上当，招致困乏。任延于是下令铸作田器，引导老百姓多予开垦荒野。这样，田地越开越多，老百姓就逐渐富裕了。在任延之前，交趾还有一位叫锡光的太守，他教导百姓和少数民族，让他们懂得礼义，使边区教化。这种以传播中原先进文化而达到的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是可取的[8]。
综合上述分析，汉武帝平定岭南以后，在骆越地区采取“以故俗治”“毋赋税”的“初郡”政策是正确的。这种政策加强了中央王朝的集权领导，对骆越民族的社会稳定，提高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对后来出现的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陶维英.越南古代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4.
[2][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二十八卷）[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670.
[3] 胡绍华.汉朝初郡政策研究[J].民族史研究，1999（1）.
[4][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第一百三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67—1970.
[5][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第八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994.
[6][晋]司马彪.后汉书·孟尝传（第六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2473.
[7][晋]司马彪.后汉书·南蛮传（第八十六卷卷）[M].[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2836.
[8][晋]司马彪.后汉书·任延传（第七十六卷）[M].[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2462.
责任编辑：郑 好
收稿日期：2020-03-19
作者简介：郑海宁，男，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泰国格乐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郑超雄，男，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华南民族考古。
关键词：汉武帝;平定岭南;骆越社会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2.014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0）02-0080-06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国，统一岭南地区。西汉王朝在岭南推行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推行封建郡县制，委派汉人充任郡县长官，并让原来平定岭南的军队“留戍”，同时遣入中原移民。把秦始皇在岭南设置的桂林、南海、象郡3个郡分解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9个郡，这9个郡及其所辖各县的长吏均由汉人担任，留戍的军队和中原移民则分布在郡县治所的周围。汉官和移民给岭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汉王朝还在岭南各郡各县中推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承认当地骆越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土酋的权力和地位，但土酋必须听命于郡县的汉官。
一、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及对骆越官员的安置
汉武帝平定东越、闽越、南越时，曾將东越、闽越部分官员及部属迁徙到江淮地区居住，虽未见有将王室官员移民的记载，但不可据此否认汉王朝将骆越官员及其部属迁徙内地的事实。有学者认为，“对于南越汉朝没有施用像对付东越及闽越那样的移民政策。因为，自从被秦朝征服以后，在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军队和随着军队一齐进入的妇女，已经与越人杂处，过后又加上越朝时期内中国人渐渐迁入，因此，越人已被汉族同化得相当深刻”[1]。这不符合史实，其真实原因是南越国后期，政权已全部落入骆越官族吕嘉手中，汉兵围困番禺城时，吕嘉挟持南越王建德拒不投降，汉军攻破番禺城，城中越军全部投降，吕嘉与建德率亲随数百人于夜色中外逃海上，伏波将军路博德从降者口中得知他们逃匿地点，命人追赶。最后是越人校尉司马苏弘捉得南越王建德，吕嘉则被越人官郎都稽所擒，他们的下场必然是斩首示众。既然南越国越人高级官员已处于国破身亡，就没有封侯移民的事了，因此史书无载是情理之中。
而南越国辖区内的地方大员，凡投降立功者，例须移民内地安置，不能留在越地做官，由汉王朝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苍梧王赵光在元鼎六年因降汉而被封为随桃（今河南南阳）侯;桂林监居翁在同年降汉而被封为湘成（今河南方城）侯;瓯骆左将黄同，因斩西于王有功在元封元年（前110年）被封为下郦（今河南南阳）侯①。
骆越人迁到内地后，他们大至仍是举族群居，繁衍后代，其中有些族群在当地还颇有势力。《后汉书·臧宫传》载，臧宫“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将近至中庐，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距于荆门。彭等数战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唐李贤注：“中庐，县名，属南鄂。故城在瀼阳县南（今湖北省襄阳市），骆越人徙于此。因以为名。”骆越人何时迁徙至襄阳，李贤未注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引《州郡志》云：“襄阳，本汉为中庐县地，汉初徙骆越人居之。”
上述记载表明，汉初从岭南迁徙到荆楚及其它内地地区的骆越人，主要是骆越上层贵族官员和它们相关的族亲，绝大部分的骆越人留在本地生活。汉武帝迁徒骆越上层人物到内地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防止他们鼓动骆越民众生事造反，对抗中央王朝。
二、汉武帝在骆越地区推行郡县制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骆越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之后，至秦二世时（前209年—前207年），驻守南海郡的南海尉任嚣病死，乃将兵权移交给龙川县县令赵佗。至秦亡，赵佗以武力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之地，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初，致力于安定内地的社会秩序，“故释佗不诛”，南越国遂得以在岭南割据一方。南越国在其辖境内实行郡县制。据考证，南越国所设郡有6个，其中骆越族群分布地区是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皆沿袭于秦代。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国力上升，积极开展统一南部边境的活动。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王朝出动军队讨伐南越相吕嘉的反抗，次年冬天南越平，乃于其地重新设置郡县。《汉书·两粤传》说，南越平定后，“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现分述如下。
儋耳郡。儋耳郡治今海南儋州市三都镇，领县有儋耳（今儋州市三都镇）、至来（治今昌江黎族自治县内）、九龙（治今东方市内）、乐罗（治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内）。
珠崖郡。珠崖郡治所在瞫都县（今海南海口市遵谭镇）。管辖瞫都、珠崖（治今海口市）、苟中（治今澄迈县内）、紫贝（治今文昌市）、临振（治今三亚市）、玳瑁（治今海口市）、山南（治今陵水黎族自治县内）等县。
南海郡。南海郡治番禺县（广州市），领番禺、中宿（清远县境）、博罗、龙川、四会、揭阳六县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
苍梧郡，驻广信县，今广西梧州市。10领县。广信，与郡同驻;谢沐，驻今湖南江永县西南;高要，驻今广东肇庆市;封阳，驻今广西贺县南部信都;临贺，驻今广西贺县南部贺街;端谿，驻今广东德庆县;冯乘，驻今广西富川县东北;富川，驻今广西钟山县;荔浦，驻今广西桂林荔浦市西荔水北;猛陵，驻今广西苍梧县西孟陵。苍梧郡10县，分布在今广西东部与广东西部连接地带。其中的端溪、猛陵是骆越人聚居地。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新广，属交州。有离水关。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
郁林郡，驻布山县，今广西贵港市。12领县。布山，与郡同驻;安广，驻今广西横县西北;阿林，驻今广西桂平县东南油麻;广郁，驻今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北;中留，驻今广西武宣县西南;桂林，驻今广西象州县东南上古城;潭中，驻今广西柳州市东南;临尘，驻今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定周，驻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增城，驻今广西隆安县东;领方，驻今广西宾阳县西南古城;雍鸡，驻今广西龙州县北。郁林郡12县，分布在今广西柳江、黔江以西地带。以上12县，除广郁、定周外，都是骆越聚居地。户万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 合浦郡。驻合浦县，今广西合浦县东北旧州。5领县。徐闻，驻今广东徐闻县南;高凉，驻今广东阳江县北;合浦，与郡同驻;临允，驻今广东新兴县南新兴江东;朱卢，地望无考，当在上述四县相连接地带。合浦郡5县，地跨今广西东南部和广东西南部。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
交趾郡。西汉驻赢娄县，东汉驻龙编，所领10县均分布在红河三角洲。赢娄县，与郡同驻;安定县，今越南太原省广安县境内;苟屚县，今越南凉山省境内;麊泠县，今越南安朗县境内;曲昜县，今中国广西西南部分地区;北带县，今越南北江以南、海阳以北地区;稽徐县，今越南海阳、南定、建安、太平各省的南部地区;西于县，相当于今越南北宁、福安、永安、富寿各省的部分地区;龙编县，相当于今越南整个北宁、北江、太原、北件和高平省;朱觏县，相当于今越南山西省、河东省、河南省、兴安省部分地区。户九万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
九真郡。九真郡，治胥浦县（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市西北十余里）。下辖7县，即胥浦县、居风县（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市西北十余里故胥浦城北约十里）、都庞县（今越南宁平省宁平镇西南）、余发县（越南宁平东南）、咸驩县（今越南乂安省演州县一带）、无切县（越南宁平省境）、无编县（越南靖嘉省境）。户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三，口一十六万六千零一十三。
日南郡。日南郡位于越南中部地區，所辖范围约为越南横山以南，即从广平省到平定省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下辖朱吾县（今越南广平省美丽）、比景县（今越南广平省筝河口）、卢容县（今越南承天省顺化市北）、西卷县（今越南广治省东河）、象林县（今越南广南省会安西南）共5个县，其中西卷县为郡治。户万五千四百六十，口六万九千四百八十五。
以上各郡户口人数是《汉书·地理志》所统计，但仅见南海、苍梧等7郡的户口人数，未见儋耳与珠崖两郡统计数据，个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很难登记当地居民户籍。汉时海南岛上居住的骆越人社会比较落后，还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形态，人们不愿意编籍入户，统治者无法登记入籍，因而没有统计数据。
二是遥领统治。海南岛孤悬海外，秦始皇及南越国统治时期就没有实际推行郡县制，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也没有条件大量移民到岛上定居，只派少数官员登岛作象征性统治，也就是史家所说的“遥领”性质。这样无法知道岛上户口情况当在意料之中。
三是儋耳、珠崖被废弃。上岛的汉朝命官没有像赵佗这样的政治人才，对激烈的民族矛盾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反而苛敛豪取，激起了岛上骆越人民频繁的反叛。《汉书·地理志》云：儋耳、珠崖“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2]汉朝官员无法控制局面，至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儋耳郡建郡才29年，便被废弃并入珠崖郡。初元三年（前46年），汉元帝听从了贾捐之“宜弃珠崖，救民饥馑”的疏奏，顾念到劳师远攻必将导致万民饥困，乃下诏罢废珠崖郡。从此以后，海南一地处于无政府状态。到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隋朝又开始在岛上“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同年，又分珠崖“置儋耳、临振二郡”;650年后，将海南岛重新收回并纳入隋朝中央版图者，是骆越后裔巾帼英雄——高凉冼夫人。她一生建树了许多大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功业，其中最值得后人纪念的是，她把脱离了大陆六百余年的海南岛，重新与大陆结合在同一政权之下。必须指出的是，冼夫人开发海南岛恢复汉郡县，是她主动向隋朝廷提出并亲自率领俚僚部兵登上海南岛，岛上各部落首领纷纷举族归顺于她。由于儋耳、珠崖过早被废弃，班固修《汉书》时当然不知汉武帝时儋耳、珠崖两郡的人口数据。
在以上有户口统计数据的7郡中，交趾郡人口最多，共746 237人，南海、苍梧等6郡人口总和才407 471，比交趾一郡人口还少338 766人。交趾人口众多，有多方面原因，其一，是交趾地区地处红河三角洲冲积平原，江河纵横，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耕种，从史前时期开始就有不同人种聚居于此垦荒。其二，秦汉以前，交趾地区人种混杂，互不统属，社会结构松散，生产力落后。秦始皇将交趾纳入郡县版图后，很多汉人及两广地区的骆越人成批进入交趾地区，特别是南越国统治93年的时间，大量华南各族人民或由官方组织移民或自由迁徙进入交趾地区，这些移民中以汉人和两广骆越人最多。其三，大量的移民不但增加了交趾人口数量，同时也改变了那里的族群结构，汉人、两广骆越人成了交趾的主体民族，印度尼西亚等人种只得举族南迁。汉族带来了牛耕、犁耕等先进生产技术，再加上封建郡县制管理，交趾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人口迅速增长，成为各郡人口数量之首。
汉武帝设的9个郡中，日南郡的骆越人是最少的，其主体民族是印度尼西亚黑人种。日南似是越裳国故地，《后汉书·南蛮传》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攝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竹书纪年》也有类似记载。周王国时越裳国是否献白雉一事，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若真有越裳国，其国所在位置也应当是交趾南部。其民族是印度尼西亚人种，而不是蒙古人种，与骆越无关。日南郡印度尼西亚人种信印度教，对汉族统治有抵触思想，时常反叛。东汉末年（192年，一说137年），日南郡南部的象林县脱离汉朝，独立为林邑国（占婆国），此后林邑不断北上蚕食郡境，南北朝以后整个日南郡遂为林邑所有，日南郡废止。该郡存在时间约600年。
西汉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刺史部，上述岭南诸郡同属交趾刺史部。 另外，今滇东南和桂西地区，其地域包括今云南广南、富宁2县及广西百色市大部分县市在内，有句町县与句町国并存，句町国也是骆越人所建。
三、汉武帝在骆越地区的民族政策
汉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初郡”制度有其特殊意义，《史记·平准书》云：“汉连兵三岁，诛羌、灭两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汉书·食货志》亦云：“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汉武帝设“初郡”的实质是指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但实行的是与内地郡县不同的特殊政策，故谓“初郡”，而不是指设置郡县的早晚。 “初郡”与内地早先郡县的最大不同，是在政策方面。汉朝中央对“初郡”采取的政策，《史记·平准书》只说到“以其故俗治”和“毋赋税”两项基本政策，胡绍华教授则细解为七项：一是“以其故俗治”政策;二是“毋赋税”和轻税薄赋政策;三是厚赐缯帛政策;四是移民屯垦政策;五是清廉吏治政策;六是开凿通道政策;七是发展生产与文化政策[3]。这是比较全面的归纳，其中，第三到第七条，都有史实为依据，而前两项最为根本。
以其故俗治，即不改變原来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生产方式和当地的风俗习惯。汉武帝设置“初郡”的时候，岭南和西南地区仍然处于奴隶社会。如上所说，社会经济形态是不因武力征服就可以改变的，它的改变必须遵循固有的规律。南越国时，赵佗应对此现实而采取“和辑百越”政策，因而传六世。赵佗“和辑百越”政策的核心，一是从越俗。这不仅限于变服的范围，以族名国实有尊重越人及其旧制的意义。二是重用越人参政自治。汉朝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对赵佗“和辑百越”的功绩，曾予高度赞赏，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颁布的诏书中，申明了对南越的政策，其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耗减，越人相攻之俗益止。具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诏书颁布后，汉高祖刘邦并派陆贾出使南越，率拜赵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从而确立了中央政府与南越地方政权的关系。高后时期，因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反之，自称南越武帝，南越与汉王朝关系出现裂痕。至西汉第三代皇帝汉文帝即位后，便主动与赵佗重修旧好。在其赐南越王国赵佗书曰“上褚五千衣……愿王听乐娱优，存问邻国”[4] ，表示汉文帝向赵佗及其邻邦宣示善意。及汉武帝平南越，平息吕嘉反汉势力，统一岭南。但面对岭南不同于中原的社会形态现实，也只能继承，或说起码参照赵佗的“和辑百越”政策，采取“以其故俗治”。所以，当地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被保留下来了。具体来说，就是保留了原来奴隶社会中的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地位，封他们为王、侯、郡长、邑长等。“以长其民”即仍按旧制治理越人事务，但是，这些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必须承认汉中央王朝的领导，还要听从由中央派驻初郡郡守县官等汉朝官吏的管理，实际上形成双重统治。
毋赋税，就是免征赋税。这并不是出于汉王朝对岭南越人无端的怜悯，而是由于岭南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形态很不一致，土地所有制极其复杂，奴隶制的土地所有权必属奴隶主所有，所以中原地区郡县实行的以户计征的租赋制度在岭南是行不通的。正因为“毋赋税”，“初郡”吏卒的衣食交通就成了问题。王先谦在《汉志·食货志》补注曰：“因初郡无赋税，故令南阳、汉中诸地给之。”就是说，“初郡”吏卒的衣食费用，由南阳、汉中郡县补给。
厚赐缯帛，即用财物来笼络南方少数民族首领。目的是加强中央王朝的吸引力，吸引当地少数民族内属、内附，让他们参加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列中来。例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到“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5]，可见汉使者常赠送缯帛给少数民族首领。
清廉吏治，就是任用政治上成熟且又较廉洁的人为“初郡”的太守、县令。由于郡县长吏是沟通中央王朝和土著土酋之间的桥梁，非常重要，所以中央朝廷对委派的长吏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但实际上，中央派来的官吏，良莠间陈，真正清廉的官员并没有几个。例如合浦郡，农耕不发达，当地百姓以入海采珠为生。合浦珍珠久负盛名，被视为奇珍异宝。汉顺帝时期，合浦官吏多是“上承权贵，下积私路”之徒。为了大发珍珠财，他们不仅对珠民横征暴敛，还垄断了珍珠贸易，驱使珠民无节制地下海捞蚌采珠。由于滥采不止，珠源枯竭，造成了“珠去合浦”（珍珠离开了合浦）的局面，结果民不聊生。朝廷知道这种情况后，更换孟尝到合浦任郡太守。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人。他到任后整肃官吏，严惩贪腐，严禁滥采，对珍珠采取保护性开采等措施，并减轻珠税。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去珠复还，百姓颂其政，商货流通”[6]。这就是“珠还合浦”的典故。
开凿通道，就是开凿和修理交通要道。在这方面，可谓历史悠久。西周时就很重视对道路的建造和修缮，逐渐形成了开道、列树、除道以及在道边建舍、置官以护路等一整套制度。秦时继承了这种制度，秦始皇曾经开凿“五尺道”，汉武帝时也筑有“西南夷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通夜郎、滇、昆明。不仅修凿道路，还在沿道设置了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机构来进行管理。
移民屯垦，就是招募内地地主、商人、贫困破产农民、罪犯到“初郡”地区屯垦，将生产出来的物品提供给当地官员、军队使用，并到内地领取银钱。因为“初郡”地区开始是“毋赋税”，仅依靠邻近的郡县支付，始终不是长久之策，所以需要移民屯垦。《汉书·地理志》所列户口中，主要应是这些移民。移民屯垦的结果，既解决了郡县官吏所需，也解决了“初郡”移民的衣食问题，同时减轻了原来“比给”的邻近郡县人民的负担。所以，这项政策是封建郡县制度得以发挥稳定的基石。移民屯垦，首先是屯垦的土地，必定是为封建郡县所占有，其生产工具、生产者、管理者均来自中原，应比当地先进，自然对周边有所影响，起到传播、推广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方式的作用。
发展当地生产与文化，就是帮助“初郡”地区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直到东汉时期，岭南的生产和文化仍然比较落后，“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长幼无别”[7]。所以到那里任职的汉朝官员要发展当地的生产和文化。例如，建武初年，任延被诏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道用牛耕田。老百姓去交趾买粮食，往往上当，招致困乏。任延于是下令铸作田器，引导老百姓多予开垦荒野。这样，田地越开越多，老百姓就逐渐富裕了。在任延之前，交趾还有一位叫锡光的太守，他教导百姓和少数民族，让他们懂得礼义，使边区教化。这种以传播中原先进文化而达到的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是可取的[8]。
综合上述分析，汉武帝平定岭南以后，在骆越地区采取“以故俗治”“毋赋税”的“初郡”政策是正确的。这种政策加强了中央王朝的集权领导，对骆越民族的社会稳定，提高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对后来出现的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陶维英.越南古代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4.
[2][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二十八卷）[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670.
[3] 胡绍华.汉朝初郡政策研究[J].民族史研究，1999（1）.
[4][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第一百三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67—1970.
[5][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第八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994.
[6][晋]司马彪.后汉书·孟尝传（第六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2473.
[7][晋]司马彪.后汉书·南蛮传（第八十六卷卷）[M].[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2836.
[8][晋]司马彪.后汉书·任延传（第七十六卷）[M].[梁]刘昭，注补.北京：中华书局，1965：2462.
责任编辑：郑 好
收稿日期：2020-03-19
作者简介：郑海宁，男，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泰国格乐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郑超雄，男，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华南民族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