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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的“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学与人类学国际会议”于2019年11月8日至10日在中国云南昆明成功举办。各国与会学者围绕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文化变迁和环境治理等问题各抒己见，集中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和社会问题的合作治理路径。与会学者将理论研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次国际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交流，更为以后大湄公河次区域多方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会议;综述
【作 者】周建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田丽娟，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206。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1-0041-007
2019年11月8日至1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的“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学与人类学国际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来自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尼泊尔、美国、英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10个国家的2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温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华侨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2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和睦相处与共享发展”。与会学者围绕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文化变迁和环境治理等问题各抒己见，就“‘一带一路’建设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互联互通、共享发展和文明互鉴”“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及其传承”“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宗教、民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和多国合作治理”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华人华侨研究”四个专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外与会学者将理论研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表现出多学科交叉共同参与的特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博物馆学、语言学、中医学、国际关系、宗教学、哲学、艺术等多学科相互碰撞。代表们集中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文化共享和民族社会及环境治理问题，并对多国合作治理本地区跨国事务表现出浓厚兴趣。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历史文化关联性与多样性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又称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一个包括中国西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共同参与建设开发的地区，其民族、宗教、社会、环境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是当今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一方热土。中国西南与大陆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是文化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各国与会学者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和多样性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经验分享。
国际著名人类学家Anthony Rupert Walker教授以“The Lahu：One People or a Multiplicity of Socio-Culturally Diverse Village communities？”為题发言，他通过对泰国、中国、老挝等国家拉祜族村落半个多世纪的参与观察和比较研究，集中对泰国北部的一个拉祜族Nyi村落进行民族志研究，然后基于Edward Spicer、Charles F. Keyes、Roger Keesing3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试图回答我们如何定义生活在大湄公河次区域5个国家的拉祜族。与社会群体（social group）的概念相比，Walker教授希望使用一个社会或文化类别（a social/cultural category）定义一个适用于讲拉祜语的人。他坚持认为，当我们承认拉祜族是一个民族时，应该与他们想象中的民族历史联系起来。Walker教授用社会类别定义不同区域同源民族群体的理论创新，对我们重新思考同源异流群体以及族群之间的边界有启发意义。老挝社会科学院Chanthaphilith Chiemsisouraj教授以“Founding，deserting and returning：The impeded sedentism of Northern Tai popu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Luang Namtha Chronicles”为题做主旨发言，他通过解读Chao Noy Insong Kalignavong著作《琅南塔编年史》，阐释国家政权对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影响。此书讲述了湄公河上游老挝北部琅南塔地区历史进程与民族融合的情况，中国元朝、明朝、泰国、缅甸、法国、美国等政权与国家先后到此地角逐，造就了当下各个民族多元文化特征与分布的局面，是一本探究老挝北部民族与历史根源的重要著作。例如，1804年，在暹罗的支持下老挝北部的Nan政权发动战争，征召北部Muang Sing、Muang Phong等地区的Lue人定居在Nan政权境内，促进了该地区Tai、Yuan、Lue民族的融合和共生。他认为历史上湄公河上游各个民族为该区域的和平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如今南北经济走廊和中老高铁的修建将进一步连接并促进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尼泊尔Tek Bahadur Gurung博士通过古代移民历史理解尼泊尔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关联性，他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是古代民族分化的中心或枢纽，各国藏缅人的祖先在迁徙过程中途径这里，今天尼泊尔Gurung人的起源与中国西南部或云南地区及东南亚都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在全球视域内采取比较方法，能解释中国、东南亚和南亚许多群体之间历史上的关联性。 吴楚克教授试图通过柬埔寨吴哥王朝的辉煌历史，证明国家形态和地缘机体的关系。他认为地缘形态即区域位置、地貌气候和历史上生活在此的人们的信仰习惯综合而成的地缘机体，会对国家形态产生持久的影响。地缘机体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有效组合，因而不同时代这个组合各因素发挥的功能占比是不一样的。今日思考“地缘机体”，还需将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自然地理的反作用纳入考虑，并结合时代发展而调整对地缘机体决定国家建构程度的判断。他认为把地缘政治学和中国边疆学结合起来，是符合中国边疆学原理探索方向的新思路。覃延佳以历史人类学视角探视越南南部社会与国家的运行逻辑，发现越南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意志都在发生多样叠层，为地方社会的社会文化图景提供了亭、庙、基督堂、佛寺等多样地景，国家与地方社会呈现多元复杂性。由此从多元主位的视角来观察，田野与文献的历史民族志书写显得尤为重要。彭桥杨的研究聚焦在广西安德镇侬智高庙从无到有，从有到停滞的过程，从当地街老、政府官员、外来学者如何共同重塑本地对于侬智高的历史记忆，探讨学者与当地人一起进行的知识再创造，政府资本驱动的旅游项目，历史记忆的复兴以及中越边境地区的文化竞争等问题。人们重塑了关于侬智高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也重塑了侬智高这一象征人物对于他们社会生活的意义。
谷跃娟对民国时期云南红河地区土布的商品属性、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进行解读，分析边疆地区认同发展的多维向度，呈现边疆地区国家化发展的微观过程。她指出王朝国家时期土布在东南亚流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以物易物，而是代表着“大朝”经济的先进性，在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被洋纱洋布包围的困境之下，它呈现出对历史惯性的坚持，或是对殖民倾销的一种回应。在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应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背景下，土布超越其经济价值本身，成为整合边疆民族、强化国家意识的工具，说明边疆有自身特有的整合机制和发展特点。戴铖通过船棺葬探寻云南濮人的来源与分布，认为滇西部濮人与氐羌人有融合关系，滇东、滇东南部濮人与越人关系紧密，二者都受到江汉濮人南迁的影响。刘西诺以中国云南省、贵州省和越南北部的羊角钮铜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文物所见羊和羊角崇拜，及其背后的族属研究、迁徙以及羊的社会价值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新的学术层面探讨。王珺对云南少数民族银器文化进行了梳理。何林认为“胞波”已成为“中缅友好”关系的象征符号，其包含的意义、情感及态度在中缅两国、两族或两种文化间不尽相同，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在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呈现出动态的表达。
缅甸仰光大学研究生Shar Let Phone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傈僳族迁徙历史和社会生活，他介绍了傈僳族经历从西藏东部迁徙到缅甸的历程。缅甸傈僳族热爱音乐，流传着“没有歌声就无法生存，就像没有盐就无法生存”的谚语。老挝苏发努冯大学教师Bouachine Chitpany介绍了老挝各民族的识别过程和分布情况。2018年老挝政府认定其国内有50个民族，分为老泰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汉藏语族4个族系，2018年认定的blu族分布在沙湾拿吉省，属于孟高棉语族。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Nguyen Thi Mai Quyen分析越南傣族民间传说中所体现的婚姻形态，指出越南傣族土司之间和亲、帝王与地方酋长联姻伴随着土地、铜锣、银镯子的流动，是巩固和扩张权力而采取的策略;乱伦关系不仅会受到社会群体惩治还会受到自然灾害惩罚;民间传说中还呈现“人界”与“水界”之间的婚配关系，如人与龙通婚。当土地肥沃、人民富庶的时候，这种婚配普遍存在，当溪流变洪水之时，这种婚配遭到警惕和反抗。由此她认为傣族婚姻形态与生活环境、社会制度、人民信仰密切相关，反映出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自然界和其它民族相处的态度。左霞关注越南岱族“凡事诉诸于天”的“天”信仰文化，她认为岱族的天祭拜仪式对保存本族传统文化、团结族人以及推动与京族和侬族的族际互动有重要的作用，但因传承门槛高并對传承人生活要求严格而存在文化传承困境。蒙秋月发现蕴含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伏波文化不断被边民编纂与构建，以使得底层的边缘身份得以正统化，揭示了边民在边疆构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Beisen Ainur博士介绍了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及实践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及美国引荐，其中20多个国家为研究哈萨克斯坦的民族问题与哈国交流往来达60次。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始终立足本国独特的历史与民族社会的现实，深入挖掘自身之历史与文化传统资源，全力建构一个适合本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与会学者的全球视野和多元主体视角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东南亚地区显得越来越重要，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各国跨境、跨区域与跨文化合作如火如荼，边疆成了重塑之境。与会学者就劳工、教育、宗教、银器、医药、旅游等议题展开研讨，寻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以实现民心相通、增强合作双赢。
越南东南亚研究所Duong Van Huy博士探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越南如何加强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关系。他认为现实中两国实施“一带一路”政策联通和基础设施联通的框架并不牢固，双方在寻找共同点方面仍有许多差距，越南对这一倡议持谨慎态度，考虑到两国间尚存的不信任感，公众还没有完全理解两国的合作，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债务增加的担忧。蒙古国的图布鼎.道尔吉和巴布道尔金. 达瓦苏荣分享一带一路人文与经济联通的蒙古国经验。他们认为建设经济走廊不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也是根据蒙、中、俄三国历史发展的教训和经验实施现代化探索的发展过程，要尊重别国的历史与旧的交通节点，重视以往的道路、网络、港口和定居点，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哈萨克斯坦欧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Anna教授汇报了哈萨克斯坦国家的 “NurlyZhol”（光明之路）计划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关系，探讨哈萨克斯坦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联系与差异，希望欧亚国立大学能与东南亚和中国学者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彭文斌教授以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为例，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发展的冲突与合作机制所呈现出的机遇与挑战、风险与互惠并存的格局。针对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与中国参与的所谓“威权论”“资源控制论”“生态危机论”“道德经济论”等言论，他认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来增进互利互信，强化跨境、跨区域与跨文化的合作机制。多边与双边合作、互惠与社区参与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东南亚地区增强合作与双赢、减少冲突的新命题。刘婷婷、鲍立刚强调要加强澜湄合作机制下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互联互通。陈新芝探讨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势与挑战，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正在发展成为连接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桥梁。蔡洞峰指出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体现了整体性思维，是中国智慧参与全球治理的表征，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运用。各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呈现，紧跟现实脉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福安教授关注越南劳工基于经济动机的跨界流迁问题，指出中越跨界民族形成互利共赢的劳务合作模式和机制，积累了跨界民族劳务合作的地方经验和智慧，引领边境空间进入一个新的重塑之境。他认为国家战略、地方利益和跨界民族“互动合作”，对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邓玉函以银器的跨界流动为例探究中越边境文化共享问题，瑶族社会流传的“银进化万物”“失掉面子用银也能挽回”等话语，说明银器已经嵌入瑶族的日常生活中，她认为跨界文化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孙红林以中老铁路为例，提出一种面向跨境铁路与经济走廊的空间民族志，是民族走廊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创新。他分析中老铁路的各节点面临着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在生活空间里的转换，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交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等空间生产问题，认为把握好各个空间交汇、碰撞与切换和共融的临界点，在每一个临界点上对相关主体及其实践过程进行深描是研究任务所在。凌常荣教授提出建立抗日战争中国远征军战场遗址跨境旅游试验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讨了国家之间跨境旅游合作开发模式。刘兴全教授结合四川成都天府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外在呈现，分享留学生交流培养的成功经验与不足，提出通过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区域内国家开展人文交流，促進彼此“互通互联”和共同发展的目的。王文东教授指出佛教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一大宗教是影响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认为充分利用上座部佛教对跨界民族地区职业、家庭、社会和信仰的影响，维护相关地区稳定、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跨国文化交流，是西南佛教文化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人文交流的基本途径。
同时，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播共享推动各国跨文化交流受到重视。段忠玉认为傣泰医药文化形成了以疾病诊疗、民间风俗、宗教信仰、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它是一种独特的疾病应对与治疗的文化现象，其独特的地域分布、发展历史、医理文化内涵及保健价值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国家与族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他提倡有效充分地挖掘其文化价值与历史作用，更好地发挥傣泰医药文化在澜湄流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吴凯介绍了越南医师阮文仪将中医传播到西方的历程，阮文仪翻译中医典籍、开业从医、讲学，以中国的中医教材为基础，将西方针灸进一步完善，他立足于经典研究也关注现代中医发展，对今日西方中医的格局形成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医学将东西方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黄小芬探究中越边民医药文化共享机制，指出中越两国形成了医师互动、互派师徒、医药贸易、医药文化共享、医药教育及医药产业的跨国合作等共享方式。与会学者就加强各国交流的文化路径提出了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大湄公河次区域更多的人文交流途径有待学者挖掘与研讨。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及多国合作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中国西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共同参与建设开发的地区，其社会、宗教、民族问题以及生态保护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与会学者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存在的跨境劳工、难民回归、民族主义、生态保护、语言传承、宗教、认同等问题，并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社会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多国合作治理达成共识，强调尊重边疆地区的自身发展逻辑和整合机制，体现了各国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社会担当意识。
越南国家民族研究院副院长Lo Giang Pao教授以题为“越南湄公河下游区域高棉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做主旨发言，他指出近年来湄公河上游不恰当的水源开发利用和相关民生活动造成了下游越南境内九龙江平原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区域内人民的生计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高棉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与河流密切相关的文化受到影响。他以高棉族为例，提倡从多样化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及保护民族文化的精髓，他认为多样化更多的关注点在其特殊性，尊重差异性，强调以相互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认为文化的规划是为了在一个区域内共同合作、互相尊重及互相关心的原则上构造一个新的道德基石，依托大湄公河次区域所做的文化方面的相互扶持及规划并非是创立文化的孤岛，而是各国同胞共同关注的焦点，使各国民族在共同的文化原则发展中达到真正的团结及平等，在同一条江上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美好愿景。来自国际NGO组织的先义杰和柬埔寨的Tek Vannara都关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环境保护问题，先义杰介绍了中国为通过“人类在缅甸的生物多样性计划”所做的贡献;Tek Vannara提倡利用原住民和森林网的概念来建构柬埔寨湄公河区域的生态旅游。两者均强调东南亚的生态保护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自然公园的建设方式，而是要兼顾民生和自然，实现双赢的发展目标。
缅甸仰光大学历史学院的Dr. Khin Saw New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关注从泰国返乡的缅甸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社会生活的变化，探究泰国文化对孟族文化以及整个孟邦生活方式的影响。缅甸孟邦Mawlamyine村民经历从农业到外出务工生计的转型，年轻人和中年人成为往返于泰国与缅甸的流动工人群体，他们把泰国的食物、服装、装饰品、纹身、语言、音乐等带回村寨。生计改变的根源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她认为开发旅游业可以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人口流动问题，并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扶贫能力将成为缅甸研究的趋势。泰国西北大学Tony Waters教授以及他的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提倡用民族志的声音来表达缅甸人的身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以期对缅甸境内及泰缅边境社会的深入理解。Tony Waters教授还讨论了缅甸实现和平的问题，他鼓励博士生利用缅甸历史和档案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并提及语言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许多地方文化因素很难翻译成英语学术语言。Mon Mon Myat博士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Tony Waters教授项目的一个案例，他分享了昂山素季哲学的建构过程，解释了女性领袖如何帮助整个族群而不是主导族群克服对战争的恐惧，通过考虑所有族群的需求来获得和平。Moe Thida Lwin博士关注缅泰边境泰国北部美索经济特区的移动劳工社会。在过去的25年里，美索经济特区利用缅甸边境Myawaddy小镇的廉价移民劳工成为制造业中心。他指出在经济特区来自缅甸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与市场价值取向碰撞，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共存，思考受泰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的缅甸劳工如何延续传统的问题。 Saw Soe Gyi博士介绍了自1984年以来多达15万缅甸克伦人作为难民离散到泰国，他的文章探究自英国殖民到现在的克伦人身份认同及其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认为克伦邦教育维护着克伦人在缅甸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独立性。Saw Eh Htoo博士集中讨论克伦族和缅甸民族主义的相互竞争叙事，试图回答这些叙事是如何发展和延长缅甸内战的，他比较了缅甸殖民时期的三种叙事结构以及目前克伦人与缅族人之间的叙事冲突，认为政治文化叙事在缅甸政治协商与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张为追求缅甸和平建立一个全面、分权、平等的人权叙事。杨啸探究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因生计转型带来的人口流失问题。他指出云南中缅边境傈僳族由农业种植与边贸经济转为离乡离土外出务工生计模式，这与缅北局势密切相关，认为当前边民流失和边境守土乏人等现实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同样，李智环探讨了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的人口流动问题，她介绍了离散边民二代回归的“缅甸新娘”群体和“钟摆式”边民“双重国籍”的特殊现象。指出尽管边境地区是多重政治、社会关系并存的复杂场域，边民的离散与回归的行为具有包罗万象的内涵和解释，但归根结底多是围绕“以生為计”的生存策略理性选择的行为结果。
Matthias Rimarzik博士分享了针对受冲突环境影响的青年的一种非正式但有效的培训，这个培训强调能力、自信、个性、关心和人际关系五个积极因素，通过强化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试图帮助青少年实现和平、稳定、繁荣与和谐的发展。柬埔寨皇家学院国家语言研究所Vong Meng以题为“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Cambodia：The Linguistic Rights of Stieng”做主旨发言，关注柬埔寨和越南边境地区Stieng 人的语言使用权利问题。人口只有7900人的Stieng人面临语言传承的困境，出现了代际交流困境。他指出虽然国家规定了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但贫困仍然是Stieng语言传承受到限制的根源，本民族语言在学校教育中的缺失，表现为教材、学校、教师三个方面缺乏。此外，年轻人受歧视或低人一等的心理羞于在公共场合说他们的语言。同样，玄子奇分享了泰北边境地区克伦人的教育问题，她发现国际援助组织支持并参与到Mowakhi村的学校教育中，并把知识分为本土/传统知识和科学/现代知识，但是这些组织往往忽视了哪些知识对少数民族地方实质性发展最重要的事实。
林玲伶、宋垚探讨了京族海神信仰如何影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阐释家庭、族群、国家“三位一体”的信仰场域——哈亭以及凝聚族群的祭祀圈——哈节的意义，说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族群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增强国家认同有其自身的策略选择。邹宇灵认为国家大力扶贫项目为加强苗族的国家认同奠定了物质基础，但精神层面上村民的情感归属问题仍不容忽视，提出从加强历史记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军民互动三方面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全。彭涛关注泰国Hmong人新生代的生存境遇，指出不断与国家话语产生对话的山地民族新生代在本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选择上出现多元性，Hmong人对待泰国文化出现了代际差异，进而产生了文化焦虑的心理。李丰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投资遭遇到宗教极端势力阻扰为例，从缅甸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佛教极端势力及民众的宗教情感等几个维度分析其原因，为规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宗教风险提供防范措施和建议。各国与会学者不谋而合研讨大湄公河次区域边境地区跨境劳工、难民回归、生态保护等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启示，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华人华侨研究
华人华侨成为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东南亚研究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与会中国学者高度关注华人华侨社会变迁和认同问题。郑一省教授认为泰国勿洞华人社会具有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文化生态。勿洞华人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族群认同感和传统的生活习惯，其社会似乎是一个“族群孤岛”。勿洞的华人在“族群孤岛”上顽强地维持他们的族群边界，主要体现在区隔的政治空间、运行的社会自治管理体系以及对原乡文化的坚守及传承特征。陈丙先从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发展来透视菲律宾华人文化认同的嬗变。他认为，菲华文学依次经历了怀思故国家园、文化中国、融合与承担三个阶段，其文化认同经历了“地域乡愁”到“文化传承与文化焦虑”再到“文化融合”的变化，呈现出一个动态、渐进的构建过程。他强调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菲律宾华人认同尚处在演变与形塑的过程之中。
赵长雁梳理了1959年到2018年老挝华文报刊经历诞生、过渡、再次发展三个历史阶段，从中透视老挝国家与华人华侨的关系演变，她指出2018年2月2日老挝《中华日报》的创刊，标志着老挝华人角色的微妙转变。王燕考察泰北华文学校国际义工流失问题，指出义工给当地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频繁的人员更换给学生带来不适应和情感伤害从而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问题不容忽视。朱芳圻梳理了缅甸华人研究情况，发现缅甸华人的概念运用混淆不清，无论是汉族缅甸华人还是少数民族缅甸华人全都一概论之。张露文探讨了泰北华人参与澜湄合作的优势和作用。姚若琦讲述了柬埔寨中国新移民的状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移居东南亚的华侨逐渐增多，与会学者对华人华侨群体的关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次国际会议既纵向追溯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历史文化上的休戚相关，也横向探寻各国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既关切该区域民族社会与环境保护的新的现实问题，也关注传统的华人华侨研究课题。各国与会学者展示了各自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将理论研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提出了诸多具有积极正向研究价值的课题，有较强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所谓观乎他者，反观自身，与会学者的国际视野和多学科交融互惠产生智慧的火花，体现了中外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社会担当意识。本次国际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交流，更为以后大湄公河次区域多方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CONNECTIVITY， SHARED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 Summa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Zhou Jianxin，Tian Lijuan
Abstrac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Kunming， China from November 8 to 10， 2019， sponsor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of Ethnic Peoples in Southwest China’s Frontier in the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at Yunnan Universit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around the issu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nd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humanistic approach to shared development and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path of social issues among countr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The participating scholars put forward some novel ideas by combin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with practical issues， which has strong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successful convening of th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opinions’ exchange but also a good foundation for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Keywords：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ummary
〔責任编辑：罗柳宁〕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会议;综述
【作 者】周建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田丽娟，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206。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1-0041-007
2019年11月8日至1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的“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学与人类学国际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来自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尼泊尔、美国、英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10个国家的2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温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华侨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2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和睦相处与共享发展”。与会学者围绕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文化变迁和环境治理等问题各抒己见，就“‘一带一路’建设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互联互通、共享发展和文明互鉴”“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及其传承”“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社会、宗教、民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和多国合作治理”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华人华侨研究”四个专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外与会学者将理论研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表现出多学科交叉共同参与的特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博物馆学、语言学、中医学、国际关系、宗教学、哲学、艺术等多学科相互碰撞。代表们集中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文化共享和民族社会及环境治理问题，并对多国合作治理本地区跨国事务表现出浓厚兴趣。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历史文化关联性与多样性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又称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一个包括中国西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共同参与建设开发的地区，其民族、宗教、社会、环境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是当今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一方热土。中国西南与大陆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是文化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各国与会学者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和多样性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经验分享。
国际著名人类学家Anthony Rupert Walker教授以“The Lahu：One People or a Multiplicity of Socio-Culturally Diverse Village communities？”為题发言，他通过对泰国、中国、老挝等国家拉祜族村落半个多世纪的参与观察和比较研究，集中对泰国北部的一个拉祜族Nyi村落进行民族志研究，然后基于Edward Spicer、Charles F. Keyes、Roger Keesing3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试图回答我们如何定义生活在大湄公河次区域5个国家的拉祜族。与社会群体（social group）的概念相比，Walker教授希望使用一个社会或文化类别（a social/cultural category）定义一个适用于讲拉祜语的人。他坚持认为，当我们承认拉祜族是一个民族时，应该与他们想象中的民族历史联系起来。Walker教授用社会类别定义不同区域同源民族群体的理论创新，对我们重新思考同源异流群体以及族群之间的边界有启发意义。老挝社会科学院Chanthaphilith Chiemsisouraj教授以“Founding，deserting and returning：The impeded sedentism of Northern Tai popu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Luang Namtha Chronicles”为题做主旨发言，他通过解读Chao Noy Insong Kalignavong著作《琅南塔编年史》，阐释国家政权对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影响。此书讲述了湄公河上游老挝北部琅南塔地区历史进程与民族融合的情况，中国元朝、明朝、泰国、缅甸、法国、美国等政权与国家先后到此地角逐，造就了当下各个民族多元文化特征与分布的局面，是一本探究老挝北部民族与历史根源的重要著作。例如，1804年，在暹罗的支持下老挝北部的Nan政权发动战争，征召北部Muang Sing、Muang Phong等地区的Lue人定居在Nan政权境内，促进了该地区Tai、Yuan、Lue民族的融合和共生。他认为历史上湄公河上游各个民族为该区域的和平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如今南北经济走廊和中老高铁的修建将进一步连接并促进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尼泊尔Tek Bahadur Gurung博士通过古代移民历史理解尼泊尔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关联性，他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是古代民族分化的中心或枢纽，各国藏缅人的祖先在迁徙过程中途径这里，今天尼泊尔Gurung人的起源与中国西南部或云南地区及东南亚都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在全球视域内采取比较方法，能解释中国、东南亚和南亚许多群体之间历史上的关联性。 吴楚克教授试图通过柬埔寨吴哥王朝的辉煌历史，证明国家形态和地缘机体的关系。他认为地缘形态即区域位置、地貌气候和历史上生活在此的人们的信仰习惯综合而成的地缘机体，会对国家形态产生持久的影响。地缘机体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有效组合，因而不同时代这个组合各因素发挥的功能占比是不一样的。今日思考“地缘机体”，还需将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自然地理的反作用纳入考虑，并结合时代发展而调整对地缘机体决定国家建构程度的判断。他认为把地缘政治学和中国边疆学结合起来，是符合中国边疆学原理探索方向的新思路。覃延佳以历史人类学视角探视越南南部社会与国家的运行逻辑，发现越南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意志都在发生多样叠层，为地方社会的社会文化图景提供了亭、庙、基督堂、佛寺等多样地景，国家与地方社会呈现多元复杂性。由此从多元主位的视角来观察，田野与文献的历史民族志书写显得尤为重要。彭桥杨的研究聚焦在广西安德镇侬智高庙从无到有，从有到停滞的过程，从当地街老、政府官员、外来学者如何共同重塑本地对于侬智高的历史记忆，探讨学者与当地人一起进行的知识再创造，政府资本驱动的旅游项目，历史记忆的复兴以及中越边境地区的文化竞争等问题。人们重塑了关于侬智高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也重塑了侬智高这一象征人物对于他们社会生活的意义。
谷跃娟对民国时期云南红河地区土布的商品属性、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进行解读，分析边疆地区认同发展的多维向度，呈现边疆地区国家化发展的微观过程。她指出王朝国家时期土布在东南亚流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以物易物，而是代表着“大朝”经济的先进性，在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被洋纱洋布包围的困境之下，它呈现出对历史惯性的坚持，或是对殖民倾销的一种回应。在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应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背景下，土布超越其经济价值本身，成为整合边疆民族、强化国家意识的工具，说明边疆有自身特有的整合机制和发展特点。戴铖通过船棺葬探寻云南濮人的来源与分布，认为滇西部濮人与氐羌人有融合关系，滇东、滇东南部濮人与越人关系紧密，二者都受到江汉濮人南迁的影响。刘西诺以中国云南省、贵州省和越南北部的羊角钮铜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文物所见羊和羊角崇拜，及其背后的族属研究、迁徙以及羊的社会价值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新的学术层面探讨。王珺对云南少数民族银器文化进行了梳理。何林认为“胞波”已成为“中缅友好”关系的象征符号，其包含的意义、情感及态度在中缅两国、两族或两种文化间不尽相同，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在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呈现出动态的表达。
缅甸仰光大学研究生Shar Let Phone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傈僳族迁徙历史和社会生活，他介绍了傈僳族经历从西藏东部迁徙到缅甸的历程。缅甸傈僳族热爱音乐，流传着“没有歌声就无法生存，就像没有盐就无法生存”的谚语。老挝苏发努冯大学教师Bouachine Chitpany介绍了老挝各民族的识别过程和分布情况。2018年老挝政府认定其国内有50个民族，分为老泰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汉藏语族4个族系，2018年认定的blu族分布在沙湾拿吉省，属于孟高棉语族。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Nguyen Thi Mai Quyen分析越南傣族民间传说中所体现的婚姻形态，指出越南傣族土司之间和亲、帝王与地方酋长联姻伴随着土地、铜锣、银镯子的流动，是巩固和扩张权力而采取的策略;乱伦关系不仅会受到社会群体惩治还会受到自然灾害惩罚;民间传说中还呈现“人界”与“水界”之间的婚配关系，如人与龙通婚。当土地肥沃、人民富庶的时候，这种婚配普遍存在，当溪流变洪水之时，这种婚配遭到警惕和反抗。由此她认为傣族婚姻形态与生活环境、社会制度、人民信仰密切相关，反映出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自然界和其它民族相处的态度。左霞关注越南岱族“凡事诉诸于天”的“天”信仰文化，她认为岱族的天祭拜仪式对保存本族传统文化、团结族人以及推动与京族和侬族的族际互动有重要的作用，但因传承门槛高并對传承人生活要求严格而存在文化传承困境。蒙秋月发现蕴含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伏波文化不断被边民编纂与构建，以使得底层的边缘身份得以正统化，揭示了边民在边疆构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Beisen Ainur博士介绍了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及实践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及美国引荐，其中20多个国家为研究哈萨克斯坦的民族问题与哈国交流往来达60次。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始终立足本国独特的历史与民族社会的现实，深入挖掘自身之历史与文化传统资源，全力建构一个适合本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与会学者的全球视野和多元主体视角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东南亚地区显得越来越重要，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各国跨境、跨区域与跨文化合作如火如荼，边疆成了重塑之境。与会学者就劳工、教育、宗教、银器、医药、旅游等议题展开研讨，寻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以实现民心相通、增强合作双赢。
越南东南亚研究所Duong Van Huy博士探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越南如何加强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关系。他认为现实中两国实施“一带一路”政策联通和基础设施联通的框架并不牢固，双方在寻找共同点方面仍有许多差距，越南对这一倡议持谨慎态度，考虑到两国间尚存的不信任感，公众还没有完全理解两国的合作，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债务增加的担忧。蒙古国的图布鼎.道尔吉和巴布道尔金. 达瓦苏荣分享一带一路人文与经济联通的蒙古国经验。他们认为建设经济走廊不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也是根据蒙、中、俄三国历史发展的教训和经验实施现代化探索的发展过程，要尊重别国的历史与旧的交通节点，重视以往的道路、网络、港口和定居点，加强彼此的文化交流。哈萨克斯坦欧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Anna教授汇报了哈萨克斯坦国家的 “NurlyZhol”（光明之路）计划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关系，探讨哈萨克斯坦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联系与差异，希望欧亚国立大学能与东南亚和中国学者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彭文斌教授以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为例，探究“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发展的冲突与合作机制所呈现出的机遇与挑战、风险与互惠并存的格局。针对湄公河流域水利开发与中国参与的所谓“威权论”“资源控制论”“生态危机论”“道德经济论”等言论，他认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来增进互利互信，强化跨境、跨区域与跨文化的合作机制。多边与双边合作、互惠与社区参与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东南亚地区增强合作与双赢、减少冲突的新命题。刘婷婷、鲍立刚强调要加强澜湄合作机制下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互联互通。陈新芝探讨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势与挑战，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正在发展成为连接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桥梁。蔡洞峰指出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体现了整体性思维，是中国智慧参与全球治理的表征，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运用。各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呈现，紧跟现实脉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福安教授关注越南劳工基于经济动机的跨界流迁问题，指出中越跨界民族形成互利共赢的劳务合作模式和机制，积累了跨界民族劳务合作的地方经验和智慧，引领边境空间进入一个新的重塑之境。他认为国家战略、地方利益和跨界民族“互动合作”，对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邓玉函以银器的跨界流动为例探究中越边境文化共享问题，瑶族社会流传的“银进化万物”“失掉面子用银也能挽回”等话语，说明银器已经嵌入瑶族的日常生活中，她认为跨界文化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孙红林以中老铁路为例，提出一种面向跨境铁路与经济走廊的空间民族志，是民族走廊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创新。他分析中老铁路的各节点面临着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在生活空间里的转换，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交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等空间生产问题，认为把握好各个空间交汇、碰撞与切换和共融的临界点，在每一个临界点上对相关主体及其实践过程进行深描是研究任务所在。凌常荣教授提出建立抗日战争中国远征军战场遗址跨境旅游试验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探讨了国家之间跨境旅游合作开发模式。刘兴全教授结合四川成都天府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外在呈现，分享留学生交流培养的成功经验与不足，提出通过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区域内国家开展人文交流，促進彼此“互通互联”和共同发展的目的。王文东教授指出佛教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一大宗教是影响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认为充分利用上座部佛教对跨界民族地区职业、家庭、社会和信仰的影响，维护相关地区稳定、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跨国文化交流，是西南佛教文化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人文交流的基本途径。
同时，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播共享推动各国跨文化交流受到重视。段忠玉认为傣泰医药文化形成了以疾病诊疗、民间风俗、宗教信仰、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它是一种独特的疾病应对与治疗的文化现象，其独特的地域分布、发展历史、医理文化内涵及保健价值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国家与族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他提倡有效充分地挖掘其文化价值与历史作用，更好地发挥傣泰医药文化在澜湄流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吴凯介绍了越南医师阮文仪将中医传播到西方的历程，阮文仪翻译中医典籍、开业从医、讲学，以中国的中医教材为基础，将西方针灸进一步完善，他立足于经典研究也关注现代中医发展，对今日西方中医的格局形成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医学将东西方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黄小芬探究中越边民医药文化共享机制，指出中越两国形成了医师互动、互派师徒、医药贸易、医药文化共享、医药教育及医药产业的跨国合作等共享方式。与会学者就加强各国交流的文化路径提出了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大湄公河次区域更多的人文交流途径有待学者挖掘与研讨。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及多国合作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中国西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共同参与建设开发的地区，其社会、宗教、民族问题以及生态保护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与会学者探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存在的跨境劳工、难民回归、民族主义、生态保护、语言传承、宗教、认同等问题，并就大湄公河次区域社会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多国合作治理达成共识，强调尊重边疆地区的自身发展逻辑和整合机制，体现了各国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社会担当意识。
越南国家民族研究院副院长Lo Giang Pao教授以题为“越南湄公河下游区域高棉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做主旨发言，他指出近年来湄公河上游不恰当的水源开发利用和相关民生活动造成了下游越南境内九龙江平原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区域内人民的生计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高棉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与河流密切相关的文化受到影响。他以高棉族为例，提倡从多样化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及保护民族文化的精髓，他认为多样化更多的关注点在其特殊性，尊重差异性，强调以相互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认为文化的规划是为了在一个区域内共同合作、互相尊重及互相关心的原则上构造一个新的道德基石，依托大湄公河次区域所做的文化方面的相互扶持及规划并非是创立文化的孤岛，而是各国同胞共同关注的焦点，使各国民族在共同的文化原则发展中达到真正的团结及平等，在同一条江上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美好愿景。来自国际NGO组织的先义杰和柬埔寨的Tek Vannara都关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环境保护问题，先义杰介绍了中国为通过“人类在缅甸的生物多样性计划”所做的贡献;Tek Vannara提倡利用原住民和森林网的概念来建构柬埔寨湄公河区域的生态旅游。两者均强调东南亚的生态保护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自然公园的建设方式，而是要兼顾民生和自然，实现双赢的发展目标。
缅甸仰光大学历史学院的Dr. Khin Saw New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关注从泰国返乡的缅甸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社会生活的变化，探究泰国文化对孟族文化以及整个孟邦生活方式的影响。缅甸孟邦Mawlamyine村民经历从农业到外出务工生计的转型，年轻人和中年人成为往返于泰国与缅甸的流动工人群体，他们把泰国的食物、服装、装饰品、纹身、语言、音乐等带回村寨。生计改变的根源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她认为开发旅游业可以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人口流动问题，并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扶贫能力将成为缅甸研究的趋势。泰国西北大学Tony Waters教授以及他的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提倡用民族志的声音来表达缅甸人的身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以期对缅甸境内及泰缅边境社会的深入理解。Tony Waters教授还讨论了缅甸实现和平的问题，他鼓励博士生利用缅甸历史和档案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并提及语言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许多地方文化因素很难翻译成英语学术语言。Mon Mon Myat博士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Tony Waters教授项目的一个案例，他分享了昂山素季哲学的建构过程，解释了女性领袖如何帮助整个族群而不是主导族群克服对战争的恐惧，通过考虑所有族群的需求来获得和平。Moe Thida Lwin博士关注缅泰边境泰国北部美索经济特区的移动劳工社会。在过去的25年里，美索经济特区利用缅甸边境Myawaddy小镇的廉价移民劳工成为制造业中心。他指出在经济特区来自缅甸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与市场价值取向碰撞，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共存，思考受泰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的缅甸劳工如何延续传统的问题。 Saw Soe Gyi博士介绍了自1984年以来多达15万缅甸克伦人作为难民离散到泰国，他的文章探究自英国殖民到现在的克伦人身份认同及其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认为克伦邦教育维护着克伦人在缅甸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独立性。Saw Eh Htoo博士集中讨论克伦族和缅甸民族主义的相互竞争叙事，试图回答这些叙事是如何发展和延长缅甸内战的，他比较了缅甸殖民时期的三种叙事结构以及目前克伦人与缅族人之间的叙事冲突，认为政治文化叙事在缅甸政治协商与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张为追求缅甸和平建立一个全面、分权、平等的人权叙事。杨啸探究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因生计转型带来的人口流失问题。他指出云南中缅边境傈僳族由农业种植与边贸经济转为离乡离土外出务工生计模式，这与缅北局势密切相关，认为当前边民流失和边境守土乏人等现实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同样，李智环探讨了中缅边境地区边民的人口流动问题，她介绍了离散边民二代回归的“缅甸新娘”群体和“钟摆式”边民“双重国籍”的特殊现象。指出尽管边境地区是多重政治、社会关系并存的复杂场域，边民的离散与回归的行为具有包罗万象的内涵和解释，但归根结底多是围绕“以生為计”的生存策略理性选择的行为结果。
Matthias Rimarzik博士分享了针对受冲突环境影响的青年的一种非正式但有效的培训，这个培训强调能力、自信、个性、关心和人际关系五个积极因素，通过强化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试图帮助青少年实现和平、稳定、繁荣与和谐的发展。柬埔寨皇家学院国家语言研究所Vong Meng以题为“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Cambodia：The Linguistic Rights of Stieng”做主旨发言，关注柬埔寨和越南边境地区Stieng 人的语言使用权利问题。人口只有7900人的Stieng人面临语言传承的困境，出现了代际交流困境。他指出虽然国家规定了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但贫困仍然是Stieng语言传承受到限制的根源，本民族语言在学校教育中的缺失，表现为教材、学校、教师三个方面缺乏。此外，年轻人受歧视或低人一等的心理羞于在公共场合说他们的语言。同样，玄子奇分享了泰北边境地区克伦人的教育问题，她发现国际援助组织支持并参与到Mowakhi村的学校教育中，并把知识分为本土/传统知识和科学/现代知识，但是这些组织往往忽视了哪些知识对少数民族地方实质性发展最重要的事实。
林玲伶、宋垚探讨了京族海神信仰如何影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阐释家庭、族群、国家“三位一体”的信仰场域——哈亭以及凝聚族群的祭祀圈——哈节的意义，说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族群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增强国家认同有其自身的策略选择。邹宇灵认为国家大力扶贫项目为加强苗族的国家认同奠定了物质基础，但精神层面上村民的情感归属问题仍不容忽视，提出从加强历史记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军民互动三方面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全。彭涛关注泰国Hmong人新生代的生存境遇，指出不断与国家话语产生对话的山地民族新生代在本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选择上出现多元性，Hmong人对待泰国文化出现了代际差异，进而产生了文化焦虑的心理。李丰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投资遭遇到宗教极端势力阻扰为例，从缅甸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佛教极端势力及民众的宗教情感等几个维度分析其原因，为规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宗教风险提供防范措施和建议。各国与会学者不谋而合研讨大湄公河次区域边境地区跨境劳工、难民回归、生态保护等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启示，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华人华侨研究
华人华侨成为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东南亚研究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与会中国学者高度关注华人华侨社会变迁和认同问题。郑一省教授认为泰国勿洞华人社会具有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文化生态。勿洞华人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族群认同感和传统的生活习惯，其社会似乎是一个“族群孤岛”。勿洞的华人在“族群孤岛”上顽强地维持他们的族群边界，主要体现在区隔的政治空间、运行的社会自治管理体系以及对原乡文化的坚守及传承特征。陈丙先从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发展来透视菲律宾华人文化认同的嬗变。他认为，菲华文学依次经历了怀思故国家园、文化中国、融合与承担三个阶段，其文化认同经历了“地域乡愁”到“文化传承与文化焦虑”再到“文化融合”的变化，呈现出一个动态、渐进的构建过程。他强调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菲律宾华人认同尚处在演变与形塑的过程之中。
赵长雁梳理了1959年到2018年老挝华文报刊经历诞生、过渡、再次发展三个历史阶段，从中透视老挝国家与华人华侨的关系演变，她指出2018年2月2日老挝《中华日报》的创刊，标志着老挝华人角色的微妙转变。王燕考察泰北华文学校国际义工流失问题，指出义工给当地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频繁的人员更换给学生带来不适应和情感伤害从而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问题不容忽视。朱芳圻梳理了缅甸华人研究情况，发现缅甸华人的概念运用混淆不清，无论是汉族缅甸华人还是少数民族缅甸华人全都一概论之。张露文探讨了泰北华人参与澜湄合作的优势和作用。姚若琦讲述了柬埔寨中国新移民的状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移居东南亚的华侨逐渐增多，与会学者对华人华侨群体的关注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次国际会议既纵向追溯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历史文化上的休戚相关，也横向探寻各国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人文途径;既关切该区域民族社会与环境保护的新的现实问题，也关注传统的华人华侨研究课题。各国与会学者展示了各自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将理论研讨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提出了诸多具有积极正向研究价值的课题，有较强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所谓观乎他者，反观自身，与会学者的国际视野和多学科交融互惠产生智慧的火花，体现了中外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社会担当意识。本次国际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是一次学术上的交流，更为以后大湄公河次区域多方合作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CONNECTIVITY， SHARED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 Summa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Zhou Jianxin，Tian Lijuan
Abstrac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Kunming， China from November 8 to 10， 2019， sponsor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of Ethnic Peoples in Southwest China’s Frontier in the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at Yunnan Universit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around the issu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nd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humanistic approach to shared development and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path of social issues among countr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The participating scholars put forward some novel ideas by combin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with practical issues， which has strong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successful convening of th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opinions’ exchange but also a good foundation for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Keywords：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ummary
〔責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