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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政治生态的组成部分，官场生态正在政治生态的转换中形成新的秩序。群众路线、强力反腐、依法治国等政治生态的变化，直接引发了中国官场导向人民性、官场环境廉洁度、官场规则法治化等一系列变化。一种更加强调人民性，更廉洁，更强调法治的官场秩序正在形成。
【关键词】政治生态 官场秩序 群众路线 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政治生态，是将生态学的概念引入政治学的一个成功例子。在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及“政治生态”，引人注目。根据新华社报道，政治生态一词由习近平同志在去年“七一”前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首次提及，此后又多次阐述，逐渐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词。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会引发怎样的官场秩序变化？
群众路线：官场导向的人民性
政治生态是政治系统的要素、结构和职能模式。一个运作良好的系统，不仅需要实现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系统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职能定位。政治系统是国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来自更大的国家系统，而不是来自自身。完不成职能的政治系统，从根本上是坏的系统，其生态也必然是坏的生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党的生命所在，同时，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政府的宗旨。总的来讲，中国政治生态的结构应该服从这一宗旨。只有更好地服务于这一宗旨，官场的秩序才是有益的。党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官本位和民本位是两个冲突的官场导向。与其他系统不同，政治系统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利的系统，它以服务其他系统为己任，但是，它又需要维系自身的利益。为了自身利益，就会形成一种官本位的导向;为了人民利益，那就形成民本位的导向。这就构成了政治生态的一对矛盾：两者必须兼顾，但又会存在冲突。我们看到，官场系统的职能定位来自它在整个国家系统中的定位，只有实现了人民的利益，官员才会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民本位是优先、不二的选择。
官本位的官场生态，不仅会使官员脱离群众，藐视人民的利益，而且，更会造成官员霸道。在官本位的社会，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这种核心地位会导致官员越来越脱离群众，公仆意识名存实亡，形成一种霸道心理。这种霸道心理让这些官员看不到公民，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从最坏的角度看，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从最好的角度看，也会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完全不顾公民的想法和感受，为所欲为，甚至不惜牺牲民主法治，依靠铁腕、强权带来高效率。
官场新秩序，必须打破官本位，建立起人民性的官场导向。事实上，自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就曾经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习近平同志也明确指出：“任何人使用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十八大以后，尤其是党的群众路线以来，原有的官本位导向逐渐被打破，一种新的、以人民为导向的官场秩序正在建立起来。
官场导向人民性的定位，必然会带来官员角色的转换。对于党员干部来讲，“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弄清楚“为了谁”，才能更好地理解“依靠谁”，也可以更好地定位“我是谁”。因此，人民的导向性对于官场新秩序的形成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只要官场建立起人民性导向的职能模式，官场结构必然会焕然一新：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一职能的，就一定会占据越来越显要的位置;而对于实现这一职能可有可无的，就会被淡化;那些有悖于这一职能的，就会被移除。权力清单制度就是一例。
如果“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性官场导向真正树立起来，官员真正地能够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政府管理，那么，行政体制改革的结构性难题就会得到解决，由官本位转换为民本位;同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就不会盛行，腐败问题也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然，这种官场人民性的导向，并不是一时建立起来的，也必须长期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
高压反腐：官场环境的廉洁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两会期间明确指出，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通过检索新华社的报道，我们发现，习近平同志对政治生态一词的几次使用，大多集中在论述廉洁的从政环境。2014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表明，政治生态，实际上就是从政环境。
那么，什么是好的政治生态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使用政治生态时，就是从强调从严治党、清正廉洁的角度讲的。在此后的多个场合，包括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以及两会期间的一些发言中，好的政治生态，都是从廉洁的角度来讲的。好的政治生态，就是一个“正气弘扬、歪风邪气没有市场”的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直接影响到从政环境，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在2015年3月9日，习近平同志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自然生态有一个烂苹果定理：当一个苹果烂掉时，会让一篮子苹果都烂掉。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正是从这个要求出发，习近平同志再一次强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
官场新秩序的建立，既需要从内部入手，亦需要外部干预。自然生态需要生物之间的协调，具有协调性;同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内部，这种协调性会很坚固。政治生态也一样，某种形态的政治生态一旦形成，有着很强的协调性，没有外部力量，很难打破。这个时候，只從这个生态的内部入手，是很难打破腐败的官场生态的。只有从外部入手，才有希望打破这种腐败的一致性。 建立官场新秩序，需要持久的努力。旧的政治生态被打破，并不一定就会产生新的政治生态。一般来讲，一种生态的存在会有一定的生命力。旧的政治生态被打破，如果时间不够持久，破坏性不强很有可能是旧的政治生态死灰复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雷厉风行的反腐风暴，但是，由于运动式的反腐无法持久，腐败的政治生态就会卷土重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
廉洁的政治生态是官场新秩序形成的基础。对于自然生态来讲，保持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根本措施是生态中的任何一个元素被移出后，都需要以一定的方式予以补充。对于政治生态来讲，同样如此。治理了腐败的官员，需要有廉洁的官员、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政治新生态，才能更好地建立起官场新秩序。
依法治国：官场规则的法治化
十八届四中全會的报告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要求下，在政府管理领域，一定会“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这是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依法治国的政治生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官场秩序也会相应地形成法治化的秩序。
任何人的行为都需要有规则，对公务员来讲，规则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实际上，自然生态有自己的规则，自然法则就是自然生态中物种求生的法则。与自然生态一样，在政治生态中，规则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规则，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就是法律。法律不仅是正确运用权力的说明书，还是防止滥用权力的紧箍咒。
法治缺失是官员霸道行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法治缺失的环境下，官员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就会为所欲为。这样，在执法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官员霸道的现象。有的时候，官员行使权力的目标是对的，但缺乏法治约束的情况下，会出现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情况。比如，1998年，时任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1999年，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等等这些现象。应该说，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干部改革，但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存在问题，甚至违法。另外，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会遇到很多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有的时候，是有法律规定的，有的时候，法律还没有预见到，或是没有相应规定，这样就会给官员霸道留下空间。
在法治不彰的社会当中，常常会盛行潜规则，最终会伴生政治腐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当中，因为总体上属于人治社会，所以潜规则盛行，甚至成为“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新中国，潜规则仍然存在，而且，确实有一批人运用潜规则来追求“按照明规则运行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和利益”。这种现象的存在，“牺牲的是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满足的是少数人的不法利益，必然伴随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习近平同志分析了用人不正之风形成的原因时指出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实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
事实上，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人民，也可以祸害人民。如何才能更好地行使权力，让它为人民造福，而不是危害人民呢？那就是要依法行使权力，让权力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一切公共权力都有形成腐败的倾向，为了预防公共权力对社会的危害，就需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法治旨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法律的思维方式，规范各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形成一种尊重宪法和法律的社会风尚。同时，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权力主体的权力范围和界限，也为官员确立了一个不敢逾越的制度红线。官员们再也不是通过权力思考问题，而是通过权利思考问题，使普通公民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权力规范运行的政治生态，会逐渐形成官场新秩序。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权力规范运行的重要法宝。阿克顿勋爵曾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表明，任何权力，都需要规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官场新秩序，也需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结论与讨论
政治生态会影响到官场秩序，官场秩序也是政治生态的组成部分。政治生态与官场秩序相辅相成，政治生态是官场秩序转换的基础;官场秩序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内容主要包括要素、结构和规则等多个方面。具体到官场生态，实际上就是官员、官僚体制及其规则。其内容广泛地涉及到什么样的人做官，做官的人之间形成什么样的结构，在官场当中，人们之间如何行为。
与政治生态相适应，官场生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英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生态，就会更强调互相制衡的官场生态;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香港，就会形成注重效率、廉政的官场生态。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种政治生态，也已经影响到了官场生态，为人民服务的职能进一步突出，廉政建设和依法行政逐渐走上正轨，这些都是官场新秩序的体现。以群众路线为主体的一系列作法，会逐渐将官场由“官本位”引向“民本位”;以高压反腐为核心的一系列作法，会逐渐在官场上形成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官场生态;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行，则会改变过去以潜规则、人治为特征的官场，实现官场的法治化。
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有很多相近，甚至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政治生态有其特殊性。与自然生态不同，政治生态的主体是人，而官场生态的主体是公务员，这就使得它与自然生态在本质上有不同的方面。比如，在适应环境方面，动物一般是消极地适应，而人却具有了所有动物都不具备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具体到官场生态，因其主体是公务员，这就使得官场生态更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官场生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建立良好的官场生态有着特殊的要求，不能僵化地运用自然生态法则。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博导。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恩格斯合力论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研究”（12AZZ005）的资助。）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②马龙生：《“仇和现象”折射民主与效率的对立困局》，《中国青年报》，2004年2月11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④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周敬青：《让潜规则失去土壤、通道和市场》，《求是》，2015年第5期。
⑥[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政治生态 官场秩序 群众路线 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政治生态，是将生态学的概念引入政治学的一个成功例子。在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及“政治生态”，引人注目。根据新华社报道，政治生态一词由习近平同志在去年“七一”前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首次提及，此后又多次阐述，逐渐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词。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会引发怎样的官场秩序变化？
群众路线：官场导向的人民性
政治生态是政治系统的要素、结构和职能模式。一个运作良好的系统，不仅需要实现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系统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职能定位。政治系统是国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来自更大的国家系统，而不是来自自身。完不成职能的政治系统，从根本上是坏的系统，其生态也必然是坏的生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党的生命所在，同时，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政府的宗旨。总的来讲，中国政治生态的结构应该服从这一宗旨。只有更好地服务于这一宗旨，官场的秩序才是有益的。党风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官本位和民本位是两个冲突的官场导向。与其他系统不同，政治系统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利的系统，它以服务其他系统为己任，但是，它又需要维系自身的利益。为了自身利益，就会形成一种官本位的导向;为了人民利益，那就形成民本位的导向。这就构成了政治生态的一对矛盾：两者必须兼顾，但又会存在冲突。我们看到，官场系统的职能定位来自它在整个国家系统中的定位，只有实现了人民的利益，官员才会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民本位是优先、不二的选择。
官本位的官场生态，不仅会使官员脱离群众，藐视人民的利益，而且，更会造成官员霸道。在官本位的社会，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这种核心地位会导致官员越来越脱离群众，公仆意识名存实亡，形成一种霸道心理。这种霸道心理让这些官员看不到公民，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从最坏的角度看，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从最好的角度看，也会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完全不顾公民的想法和感受，为所欲为，甚至不惜牺牲民主法治，依靠铁腕、强权带来高效率。
官场新秩序，必须打破官本位，建立起人民性的官场导向。事实上，自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就曾经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习近平同志也明确指出：“任何人使用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十八大以后，尤其是党的群众路线以来，原有的官本位导向逐渐被打破，一种新的、以人民为导向的官场秩序正在建立起来。
官场导向人民性的定位，必然会带来官员角色的转换。对于党员干部来讲，“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弄清楚“为了谁”，才能更好地理解“依靠谁”，也可以更好地定位“我是谁”。因此，人民的导向性对于官场新秩序的形成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只要官场建立起人民性导向的职能模式，官场结构必然会焕然一新：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一职能的，就一定会占据越来越显要的位置;而对于实现这一职能可有可无的，就会被淡化;那些有悖于这一职能的，就会被移除。权力清单制度就是一例。
如果“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性官场导向真正树立起来，官员真正地能够以人民为中心进行政府管理，那么，行政体制改革的结构性难题就会得到解决，由官本位转换为民本位;同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就不会盛行，腐败问题也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然，这种官场人民性的导向，并不是一时建立起来的，也必须长期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
高压反腐：官场环境的廉洁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两会期间明确指出，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通过检索新华社的报道，我们发现，习近平同志对政治生态一词的几次使用，大多集中在论述廉洁的从政环境。2014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表明，政治生态，实际上就是从政环境。
那么，什么是好的政治生态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使用政治生态时，就是从强调从严治党、清正廉洁的角度讲的。在此后的多个场合，包括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以及两会期间的一些发言中，好的政治生态，都是从廉洁的角度来讲的。好的政治生态，就是一个“正气弘扬、歪风邪气没有市场”的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直接影响到从政环境，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在2015年3月9日，习近平同志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自然生态有一个烂苹果定理：当一个苹果烂掉时，会让一篮子苹果都烂掉。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正是从这个要求出发，习近平同志再一次强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
官场新秩序的建立，既需要从内部入手，亦需要外部干预。自然生态需要生物之间的协调，具有协调性;同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内部，这种协调性会很坚固。政治生态也一样，某种形态的政治生态一旦形成，有着很强的协调性，没有外部力量，很难打破。这个时候，只從这个生态的内部入手，是很难打破腐败的官场生态的。只有从外部入手，才有希望打破这种腐败的一致性。 建立官场新秩序，需要持久的努力。旧的政治生态被打破，并不一定就会产生新的政治生态。一般来讲，一种生态的存在会有一定的生命力。旧的政治生态被打破，如果时间不够持久，破坏性不强很有可能是旧的政治生态死灰复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雷厉风行的反腐风暴，但是，由于运动式的反腐无法持久，腐败的政治生态就会卷土重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
廉洁的政治生态是官场新秩序形成的基础。对于自然生态来讲，保持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根本措施是生态中的任何一个元素被移出后，都需要以一定的方式予以补充。对于政治生态来讲，同样如此。治理了腐败的官员，需要有廉洁的官员、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政治新生态，才能更好地建立起官场新秩序。
依法治国：官场规则的法治化
十八届四中全會的报告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要求下，在政府管理领域，一定会“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这是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依法治国的政治生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官场秩序也会相应地形成法治化的秩序。
任何人的行为都需要有规则，对公务员来讲，规则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实际上，自然生态有自己的规则，自然法则就是自然生态中物种求生的法则。与自然生态一样，在政治生态中，规则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规则，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就是法律。法律不仅是正确运用权力的说明书，还是防止滥用权力的紧箍咒。
法治缺失是官员霸道行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法治缺失的环境下，官员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就会为所欲为。这样，在执法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官员霸道的现象。有的时候，官员行使权力的目标是对的，但缺乏法治约束的情况下，会出现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情况。比如，1998年，时任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1999年，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等等这些现象。应该说，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推进干部改革，但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存在问题，甚至违法。另外，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会遇到很多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有的时候，是有法律规定的，有的时候，法律还没有预见到，或是没有相应规定，这样就会给官员霸道留下空间。
在法治不彰的社会当中，常常会盛行潜规则，最终会伴生政治腐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当中，因为总体上属于人治社会，所以潜规则盛行，甚至成为“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新中国，潜规则仍然存在，而且，确实有一批人运用潜规则来追求“按照明规则运行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和利益”。这种现象的存在，“牺牲的是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满足的是少数人的不法利益，必然伴随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习近平同志分析了用人不正之风形成的原因时指出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实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
事实上，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人民，也可以祸害人民。如何才能更好地行使权力，让它为人民造福，而不是危害人民呢？那就是要依法行使权力，让权力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一切公共权力都有形成腐败的倾向，为了预防公共权力对社会的危害，就需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法治旨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法律的思维方式，规范各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形成一种尊重宪法和法律的社会风尚。同时，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权力主体的权力范围和界限，也为官员确立了一个不敢逾越的制度红线。官员们再也不是通过权力思考问题，而是通过权利思考问题，使普通公民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权力规范运行的政治生态，会逐渐形成官场新秩序。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权力规范运行的重要法宝。阿克顿勋爵曾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表明，任何权力，都需要规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官场新秩序，也需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结论与讨论
政治生态会影响到官场秩序，官场秩序也是政治生态的组成部分。政治生态与官场秩序相辅相成，政治生态是官场秩序转换的基础;官场秩序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内容主要包括要素、结构和规则等多个方面。具体到官场生态，实际上就是官员、官僚体制及其规则。其内容广泛地涉及到什么样的人做官，做官的人之间形成什么样的结构，在官场当中，人们之间如何行为。
与政治生态相适应，官场生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英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生态，就会更强调互相制衡的官场生态;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香港，就会形成注重效率、廉政的官场生态。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种政治生态，也已经影响到了官场生态，为人民服务的职能进一步突出，廉政建设和依法行政逐渐走上正轨，这些都是官场新秩序的体现。以群众路线为主体的一系列作法，会逐渐将官场由“官本位”引向“民本位”;以高压反腐为核心的一系列作法，会逐渐在官场上形成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官场生态;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行，则会改变过去以潜规则、人治为特征的官场，实现官场的法治化。
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有很多相近，甚至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政治生态有其特殊性。与自然生态不同，政治生态的主体是人，而官场生态的主体是公务员，这就使得它与自然生态在本质上有不同的方面。比如，在适应环境方面，动物一般是消极地适应，而人却具有了所有动物都不具备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具体到官场生态，因其主体是公务员，这就使得官场生态更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官场生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建立良好的官场生态有着特殊的要求，不能僵化地运用自然生态法则。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博导。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恩格斯合力论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研究”（12AZZ005）的资助。）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②马龙生：《“仇和现象”折射民主与效率的对立困局》，《中国青年报》，2004年2月11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④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周敬青：《让潜规则失去土壤、通道和市场》，《求是》，2015年第5期。
⑥[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