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昏迷七天七夜之后走了。
　　她在世上活了七十三年，已经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祖母五十一岁心肌猝死。她一听到崖头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浑身便筛子般颤栗。从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着几个长工起早贪黑，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往往是丈夫和伙计吃饱，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几口。她盼望着那个好日子，一家人过上好光景了，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突然间乾坤颠倒，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烟一袋烟抽着，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前途，她眼前只有绝望。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嫁给贫农的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外祖母一夜之间老了。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白了。咋办呐？咋办呐？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就更沉默了。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母亲和我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烧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偶尔来人，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硬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赶紧出来浇地！
　　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无钱治病，只能一天天拖着。冬天里，公社官员大兴土木，征用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吸入冷气，大口吐血。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里捱着日子。
　　一九七六年夏天，母亲趁晌午间歇，用架子车将老人家接到家里。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半眯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放在地上。我没话跟他说。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我甚至在心里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房倒墙塌，外祖父也死了，享年六十一岁。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暴病而亡。几年后，小姨子宫出血而死。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没娘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她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月后辞世，年仅六十五岁。母亲在自己大弟床前嚎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飘渺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她患高血压，原本吃药维持，从那以后，脸经常涨得通红，昏睡。接着，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家，还是吓了我一跳：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心里空了。从今而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诸如“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