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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志贺直哉一直被誉为“小说之神”，是日本“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白桦派”作家大都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怀抱着美好理想，始终对战后社会中的种种不公现象予以关照。小说《学徒之神》中无论是空间结构还是人物设置，以及章节架构所具有的对称美感都经过了作者精密的计算。志贺直哉通过《学徒之神》，将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放在天平两端进行比较。在这样对称的结构中，他最终选择站在介于现实与理想的中间位置，并将人道主义目标与调和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充分体现了他的反封建主义和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以及他忠实于现实主义的精神。
关键词：志贺直哉;学徒之神;对称结构;人道主义
《学徒之神》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在磅秤铺里打工的小学徒仙吉，十三四岁，生活贫困。他的梦想就是吃上店里掌柜和领班常常谈起的一家寿司店里的寿司。某一天，仙吉去京桥办事，在返回途中路过掌柜们谈起的寿司店，想用节省下来的四分钱交通费买一个寿司。但因为钱不够，不但寿司没买成，反而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寿司店老板的一顿奚落。小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年轻的贵族议员A听从议员B的推荐来这家寿司店体验吃寿司的乐趣，却看到了仙吉被奚落的场景。充满正义感的他心想，如果下次见到这位小学徒，一定要请他吃一顿寿司，但又担心这样的行为是否妥当。思前想后，议员A竟然不由得开始“冒冷汗”。过了几日，议员A想给家里的孩子买一个体重秤，在磅秤铺内巧遇了仙吉。他想方设法请仙吉吃饭，但议员A却在事后心中生出了“寂寞感”和“罪恶感”。至于蒙恩之后的仙吉，则把议员A尊崇为乐善好施的“菩萨”。
《学徒之神》结构之精巧得到公认：地理空间上，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分别从一南一北两个方向而来，外濠电车与神田车站等新兴的事物使得南北空间产生连接;人物阶层上，松本常彦具体分析了“秤”的意象——是议员A对学徒的同情与可怜，坂井健则重点分析了“寿司”的意象——是学徒对掌柜身份的向往，底层小工与贵族议员如同天平的两端，以“秤”为轴，以寿司为砝码，反映出大正日本现实的阶级差异;叙事结构上，日本学者宫越勉注意到作者的视点在上流社会与底层世界之间来回转换，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也随着情节变化形成一条线性对称的路线，呈现出线性对称结构。
一、地理空间的对称
在小说第三章中，学徒与议员A在京桥的寿司店第一次碰见。学徒从神田出发到京桥，需要搭乘外濠电车一路向南，在锻冶桥站下车步行至京桥站附近。议员A则是从繁华的银座，一路向北来到京桥，直至相遇。以京桥为轴，两人一南一北向京桥靠近，这样的对称结构常出现在志贺直哉的小说之中。志贺直哉是这样描写学徒仙吉的：“学徒仙吉，正在小掌柜后面，保持适当距离的位置，两手插在衣衩里，很恭敬地坐着。”[1]148仙吉工作的磅秤铺是一家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充满传统封建色彩的店铺。由此可见，学徒也只不过是传统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缩影。与此相对，议员A则是一位年轻的贵族议员，他服务于明治维新后从西方引进的议会制度。“封建”与“近代”的对称结构得以展现。志贺直哉在描写这样对称的结构过程中，常常会使用一些时下新鲜、崭新的事物，外濠是典型的例子。经历20世纪初的几次战争后，日本的城市外观随着近代化的脚步，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外濠过去作为江户幕府的象征，一直是带有日本历史色彩的都市景观。明治以后，由于近代化的发展需要，是否在外濠的基础上修建铁路，甚至引起了国会的激烈讨论。大正以后，从未与市民距离如此近的外濠以及外濠景观开始逐渐融入进市民的生活，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2]。不仅如此，学徒仙吉所搭乘的外濠电车的神田站于小说发表前一年才开业。小说中议员A所乘坐的出租车以及议员妻子用来订购寿司的电话，在当时都是极为先进的事物，这都暗示了“先进”与“落后”的对照关系。
铁道的建造对城市的影响是潜在而巨大的。在《铁道旅行的历史》一书中，作者提到由产业革命特别是铁路导致的输送革命带来的影响——都市空间封闭性的瓦解，都市面积的扩大以及特殊地区（住宅、商业、工业地区、市民阶级、无产阶级地区）的成立。这些改变虽然不是由于铁路发生的直接改变，但是铁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潜在的影响作用[3]。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都市中心的地位更加显著。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一书中提道：“去闹市区或是到市中心，就是去邂逅社会的‘真理’，就是投身到‘现实’的那种令人自豪的丰富性中。”[4]后面也提及东京的中心是空的，被树叶掩盖着，由护城河保护着。在现实中，外濠始终承担着“护城河”——既保护皇城又融入市民现实生活的作用。在罗兰·巴特的理解中，外濠成为了一个既带有古老封建传统，又带有近代都市景观的符号。小说中，银座是先进的，神田是老旧的。外濠这个符号将两个异域的空间连接在了一起，并且用“小僧”和“议员A”的路线方向将抽象的封建落后与近代先进的逆向关系具象化了出来。在地理空间上，以外濠为主的一系列新事物在老旧与进步的对称结构中起着对称轴的作用。
二、人物阶层的对称
主人公的人物阶层一低一高，学徒是来自封建制下等级制度严格的底层小工;议员A则是来自近代都市化后的高高在上的贵族议员。学徒想吃却吃不到的寿司在议员A看来不过是一种“陋巷趣味”。
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极具现实主义色彩。学徒在寿司店被老板奚落的时候，有着非常落寞的心情以及狼狈的姿态，“学徒突然沉默了，又把那饭团放回木盘上了。”[1]151作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学徒落寞的情绪，并且与寿司店老板“非情”的优越姿态形成了强烈的對比，更是在无形之中将学徒想要跨越阶层的勇气表达了出来。而议员A对想要帮助学徒实现梦想的这一想法，首先产生了“冒冷汗”的感觉。“他自然高兴，可是我却得冷汗浃背啦”“不管是不是勇气的问题，不过做不出来，马上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吃一顿，也许还能做得到”[1]151。面对想要跨越阶层的学徒，议员心里是想要帮助他的，但是“冒冷汗”含蓄地表明了在他的心中，默认了两人之间已然固化的阶级差距，还意识到他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帮助学徒跨越出这一步，“冷汗”就是作者侧面表现议员A没有勇气。 我们从小说中能看到，学徒对于寿司的渴望不只是因为寿司的美味，还隐藏着他对转变自我身份的渴望。寿司对他来说，是跨越阶层的敲门砖。而议员A在请学徒吃寿司后的心理，无论是不由地“冒冷汗”，或是随之产生的“寂寥感”或是“罪恶感”，都因为阶层的悬殊而更具真实感与说服力。因为在巨大的阶层差异面前，打破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视点局限在贵族议员的一身份上，因为这容易让人忽略两个阶级差距的事实。两个阶层的差距也可以理解为富者与贫者间的隔阂——贫富差异所造就的阶级意识、精英知识分子在愚昧的大众面前优越的阶层意识等[5]。而小说以日本传统美食寿司为轴，将底层贫者与精英富者的阶层差异真实地表现了出来。
三、叙事结构的对称
《学徒之神》一共分为十章，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说明。首先是第一至四章，其次是五至六章，最后是七至十章。宫越勉也曾指出，《学徒之神》讲的是贵族议员A与学徒之间慢慢接近又慢慢远离的故事，也就是一个由线性对称结构而表现的故事[6]。
第一至四章，两人是慢慢接近的。前四章主要描写了学徒与议员A各自的背景以及第一次相遇的场景。学徒想要通过吃一次寿司实现身份的向上转变，议员A也产生了想要向下帮助学徒实现愿望的心理，他们此时的靠近理所当然。第五至六章，他们既没有做向上的运动也没有做向下的运动，而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两个人。这两章主要讲述了议员A与学徒在磅秤铺再次相遇以及议员A如愿以偿帮助学徒实现了他的梦想的场景。第七至十章，二人慢慢远离，主要描写了学徒吃完寿司后两人各自的心理活动。
第七章和第九章主要描写了议员A的心理——“A的那种黯然的感觉，过了几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1]156。从因果关系出发，如果议员A产生的寂寥感是“果”的话，那么他对学徒的同情就是“因”。这种寂寥感很复杂，首先是他欺骗了学徒，伤害了学徒感情的内疚;其次是心愿达成后的寂寞;然后是寂寞无法被他人理解，个人愈渐孤独化的心理;最后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疑问：我们应该如何在现代社会表达合适的同情。此时，议员A回到了自己的上流社会，将寂寥的感觉忘得一干二净，与之前相遇的学徒不再有任何联系，再也不敢经过那家店门口。A通过和妻子的交谈，和朋友一起听音乐会等方法使得自己的烦恼得到消解，这些方法充满了白桦派风格。这和志贺直哉个人自我意识渐弱有着某种联系。小说中议员A可以看作是志贺的化身，议员A的“寂寥感”越强，说明作者的自我关照，自我意识越发浓厚。此处的议员A不再过分关注自身的寂寥感，走出了自我感动式的同情，让自己渐渐回归现实中的上流社会。第十章又转变为学徒的视角，虽然他再也不敢走进那家寿司店，但与议员A的遗忘相反，他越来越忘不了那位请他吃寿司的客人。他甚至“只有想起他时，心中就感到安慰。他相信，总有一天，‘那客人’会带了意外的恩惠到自己面前来的”[1]157。学徒回到了神田的铺子里，想象着“那位客人”究竟是什么神仙。
作者不满足于人物视角的转换，在结尾时甚至直接进行了叙事干预，小说的人道主义主题得以升华。作者原本打算让学徒按着议员A给的地址找过去，发现竟然是一座稻荷神庙，但他觉得这样对学徒太残忍，因此放弃了这一结局设置。学徒越是把富有同情心的议员A崇敬为“神仙”，也就越是反映出现实社会里人际关系的冷酷，到处是一片爱的荒漠，这对学徒来说是残忍的[7]。因为神仙是遥不可及和梦幻的，如果议员A真是神仙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学徒从没遇见过议员A，也从没吃到过寿司，并且再无可能与他相见。可见作者在残忍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中努力寻找平衡，既不给学徒太大希望，也不让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体现了他一如既往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
从小说的三个阶段可以明显看到两人之间的距离从慢慢接近到相交，再到慢慢远离。用曲线来表达的话，像是两根平行于彼此的线由于某种力量慢慢接近，终于在某天有了交点，却随之开始了彼此远离。在这样线性对称的结构中，“秤”起到了对称轴的作用。秤本来是测量物体的重量，在小说中，却化身为衡量情感的器具，成为水平线的具象化表达。
四、结语
无论是地理位置、人物设置，还是叙事結构，都恰到好处的对称结构表明《学徒之神》在创作之初就经过了作者精密的计算。在志贺直哉众多的短篇小说中，《学徒之神》是为数不多描述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作品之一。小说于1918年12月份完笔，1920年1月作品发表在《白桦》上。从时代背景来看，这部作品诞生于大正时期动荡的社会局势下。从作者本身的经历、心态来看，这部作品正是产生于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上。
大正时期是一个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的时代。日本国内以大米骚动为开端，日本各地频繁爆发罢工等工人运动。一方面，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国内出口额大幅度增长，贸易飞速发展，一跃成了债权国。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务农人口大量减少，农业生产力、产量急剧下降，于是出现了大米供不应求、价格急速上涨的现象。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抢夺大米的暴动，并很快发展成破坏、抢夺、纵火、杀伤等暴力行为。另一方面，自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大受鼓舞。随着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志贺直哉与父亲和好如初，从多年的精神纠纷中解脱出来。在他发表了《和解》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于是他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社会改革思潮上[6]，《学徒之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
志贺直哉虽然出身于特权阶层，但他并没有走上父亲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文学之路。他否定功利性的人生，敢于提倡“平等个人主义”，并将“活出自己”作为人生的第一要旨。小说最后，议员A虽然忘却了那种“黯然感”与“寂寥感”，但志贺直哉却勇敢地将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记录了下来，并坚定地站在了理想与现实的中间位置，体现出作者突破阶层的、深刻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且，这种记录不是外国人对东京城市的想象性书写，也不是文学与城市之间单纯的“反映”与“再现”的关系，而是作者使用新鲜的事物表达出文学与城市之间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系。总的来说，作者通过人物具体的地理位置移动，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结构上叙事视角的转换等手段，不仅真切地描写出大正时期日本社会阶级的固化与差异，也让近代与封建两种异质性的事物出现在同一空间，使城市景观变得更加丰富，小说更加富有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志贺直哉.志贺直哉小说集[M].楼适夷，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2]窪田亜矢.外濠都市を積層させる江戸城[J].生産研究，2012（5）：759.
[3]W·シヴェルブシュ.加藤二郎訳.鉄道旅行の歴史[M].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1：200.
[4]罗兰·巴特.符号帝国[M].孙乃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8.
[5]王升远.新村：志贺的“童话”——由志贺文学的“同情”主题作品群切入[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53-156.
[6]宮越勉.「小僧の神様」を精読する」―接近と隔絶の線対称構造分析を中心に―[J].文芸研究：明治大学文学部紀要.2010（112）：40.
[7]蔡超. 从《学徒之神》看志贺直哉的社会问题意识[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4）：19-20，118.
作者简介：代欣，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志贺直哉;学徒之神;对称结构;人道主义
《学徒之神》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在磅秤铺里打工的小学徒仙吉，十三四岁，生活贫困。他的梦想就是吃上店里掌柜和领班常常谈起的一家寿司店里的寿司。某一天，仙吉去京桥办事，在返回途中路过掌柜们谈起的寿司店，想用节省下来的四分钱交通费买一个寿司。但因为钱不够，不但寿司没买成，反而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寿司店老板的一顿奚落。小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年轻的贵族议员A听从议员B的推荐来这家寿司店体验吃寿司的乐趣，却看到了仙吉被奚落的场景。充满正义感的他心想，如果下次见到这位小学徒，一定要请他吃一顿寿司，但又担心这样的行为是否妥当。思前想后，议员A竟然不由得开始“冒冷汗”。过了几日，议员A想给家里的孩子买一个体重秤，在磅秤铺内巧遇了仙吉。他想方设法请仙吉吃饭，但议员A却在事后心中生出了“寂寞感”和“罪恶感”。至于蒙恩之后的仙吉，则把议员A尊崇为乐善好施的“菩萨”。
《学徒之神》结构之精巧得到公认：地理空间上，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分别从一南一北两个方向而来，外濠电车与神田车站等新兴的事物使得南北空间产生连接;人物阶层上，松本常彦具体分析了“秤”的意象——是议员A对学徒的同情与可怜，坂井健则重点分析了“寿司”的意象——是学徒对掌柜身份的向往，底层小工与贵族议员如同天平的两端，以“秤”为轴，以寿司为砝码，反映出大正日本现实的阶级差异;叙事结构上，日本学者宫越勉注意到作者的视点在上流社会与底层世界之间来回转换，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也随着情节变化形成一条线性对称的路线，呈现出线性对称结构。
一、地理空间的对称
在小说第三章中，学徒与议员A在京桥的寿司店第一次碰见。学徒从神田出发到京桥，需要搭乘外濠电车一路向南，在锻冶桥站下车步行至京桥站附近。议员A则是从繁华的银座，一路向北来到京桥，直至相遇。以京桥为轴，两人一南一北向京桥靠近，这样的对称结构常出现在志贺直哉的小说之中。志贺直哉是这样描写学徒仙吉的：“学徒仙吉，正在小掌柜后面，保持适当距离的位置，两手插在衣衩里，很恭敬地坐着。”[1]148仙吉工作的磅秤铺是一家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充满传统封建色彩的店铺。由此可见，学徒也只不过是传统封建制度下的一个缩影。与此相对，议员A则是一位年轻的贵族议员，他服务于明治维新后从西方引进的议会制度。“封建”与“近代”的对称结构得以展现。志贺直哉在描写这样对称的结构过程中，常常会使用一些时下新鲜、崭新的事物，外濠是典型的例子。经历20世纪初的几次战争后，日本的城市外观随着近代化的脚步，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外濠过去作为江户幕府的象征，一直是带有日本历史色彩的都市景观。明治以后，由于近代化的发展需要，是否在外濠的基础上修建铁路，甚至引起了国会的激烈讨论。大正以后，从未与市民距离如此近的外濠以及外濠景观开始逐渐融入进市民的生活，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2]。不仅如此，学徒仙吉所搭乘的外濠电车的神田站于小说发表前一年才开业。小说中议员A所乘坐的出租车以及议员妻子用来订购寿司的电话，在当时都是极为先进的事物，这都暗示了“先进”与“落后”的对照关系。
铁道的建造对城市的影响是潜在而巨大的。在《铁道旅行的历史》一书中，作者提到由产业革命特别是铁路导致的输送革命带来的影响——都市空间封闭性的瓦解，都市面积的扩大以及特殊地区（住宅、商业、工业地区、市民阶级、无产阶级地区）的成立。这些改变虽然不是由于铁路发生的直接改变，但是铁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潜在的影响作用[3]。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都市中心的地位更加显著。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一书中提道：“去闹市区或是到市中心，就是去邂逅社会的‘真理’，就是投身到‘现实’的那种令人自豪的丰富性中。”[4]后面也提及东京的中心是空的，被树叶掩盖着，由护城河保护着。在现实中，外濠始终承担着“护城河”——既保护皇城又融入市民现实生活的作用。在罗兰·巴特的理解中，外濠成为了一个既带有古老封建传统，又带有近代都市景观的符号。小说中，银座是先进的，神田是老旧的。外濠这个符号将两个异域的空间连接在了一起，并且用“小僧”和“议员A”的路线方向将抽象的封建落后与近代先进的逆向关系具象化了出来。在地理空间上，以外濠为主的一系列新事物在老旧与进步的对称结构中起着对称轴的作用。
二、人物阶层的对称
主人公的人物阶层一低一高，学徒是来自封建制下等级制度严格的底层小工;议员A则是来自近代都市化后的高高在上的贵族议员。学徒想吃却吃不到的寿司在议员A看来不过是一种“陋巷趣味”。
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极具现实主义色彩。学徒在寿司店被老板奚落的时候，有着非常落寞的心情以及狼狈的姿态，“学徒突然沉默了，又把那饭团放回木盘上了。”[1]151作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学徒落寞的情绪，并且与寿司店老板“非情”的优越姿态形成了强烈的對比，更是在无形之中将学徒想要跨越阶层的勇气表达了出来。而议员A对想要帮助学徒实现梦想的这一想法，首先产生了“冒冷汗”的感觉。“他自然高兴，可是我却得冷汗浃背啦”“不管是不是勇气的问题，不过做不出来，马上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吃一顿，也许还能做得到”[1]151。面对想要跨越阶层的学徒，议员心里是想要帮助他的，但是“冒冷汗”含蓄地表明了在他的心中，默认了两人之间已然固化的阶级差距，还意识到他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帮助学徒跨越出这一步，“冷汗”就是作者侧面表现议员A没有勇气。 我们从小说中能看到，学徒对于寿司的渴望不只是因为寿司的美味，还隐藏着他对转变自我身份的渴望。寿司对他来说，是跨越阶层的敲门砖。而议员A在请学徒吃寿司后的心理，无论是不由地“冒冷汗”，或是随之产生的“寂寥感”或是“罪恶感”，都因为阶层的悬殊而更具真实感与说服力。因为在巨大的阶层差异面前，打破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视点局限在贵族议员的一身份上，因为这容易让人忽略两个阶级差距的事实。两个阶层的差距也可以理解为富者与贫者间的隔阂——贫富差异所造就的阶级意识、精英知识分子在愚昧的大众面前优越的阶层意识等[5]。而小说以日本传统美食寿司为轴，将底层贫者与精英富者的阶层差异真实地表现了出来。
三、叙事结构的对称
《学徒之神》一共分为十章，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说明。首先是第一至四章，其次是五至六章，最后是七至十章。宫越勉也曾指出，《学徒之神》讲的是贵族议员A与学徒之间慢慢接近又慢慢远离的故事，也就是一个由线性对称结构而表现的故事[6]。
第一至四章，两人是慢慢接近的。前四章主要描写了学徒与议员A各自的背景以及第一次相遇的场景。学徒想要通过吃一次寿司实现身份的向上转变，议员A也产生了想要向下帮助学徒实现愿望的心理，他们此时的靠近理所当然。第五至六章，他们既没有做向上的运动也没有做向下的运动，而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两个人。这两章主要讲述了议员A与学徒在磅秤铺再次相遇以及议员A如愿以偿帮助学徒实现了他的梦想的场景。第七至十章，二人慢慢远离，主要描写了学徒吃完寿司后两人各自的心理活动。
第七章和第九章主要描写了议员A的心理——“A的那种黯然的感觉，过了几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1]156。从因果关系出发，如果议员A产生的寂寥感是“果”的话，那么他对学徒的同情就是“因”。这种寂寥感很复杂，首先是他欺骗了学徒，伤害了学徒感情的内疚;其次是心愿达成后的寂寞;然后是寂寞无法被他人理解，个人愈渐孤独化的心理;最后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疑问：我们应该如何在现代社会表达合适的同情。此时，议员A回到了自己的上流社会，将寂寥的感觉忘得一干二净，与之前相遇的学徒不再有任何联系，再也不敢经过那家店门口。A通过和妻子的交谈，和朋友一起听音乐会等方法使得自己的烦恼得到消解，这些方法充满了白桦派风格。这和志贺直哉个人自我意识渐弱有着某种联系。小说中议员A可以看作是志贺的化身，议员A的“寂寥感”越强，说明作者的自我关照，自我意识越发浓厚。此处的议员A不再过分关注自身的寂寥感，走出了自我感动式的同情，让自己渐渐回归现实中的上流社会。第十章又转变为学徒的视角，虽然他再也不敢走进那家寿司店，但与议员A的遗忘相反，他越来越忘不了那位请他吃寿司的客人。他甚至“只有想起他时，心中就感到安慰。他相信，总有一天，‘那客人’会带了意外的恩惠到自己面前来的”[1]157。学徒回到了神田的铺子里，想象着“那位客人”究竟是什么神仙。
作者不满足于人物视角的转换，在结尾时甚至直接进行了叙事干预，小说的人道主义主题得以升华。作者原本打算让学徒按着议员A给的地址找过去，发现竟然是一座稻荷神庙，但他觉得这样对学徒太残忍，因此放弃了这一结局设置。学徒越是把富有同情心的议员A崇敬为“神仙”，也就越是反映出现实社会里人际关系的冷酷，到处是一片爱的荒漠，这对学徒来说是残忍的[7]。因为神仙是遥不可及和梦幻的，如果议员A真是神仙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学徒从没遇见过议员A，也从没吃到过寿司，并且再无可能与他相见。可见作者在残忍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中努力寻找平衡，既不给学徒太大希望，也不让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体现了他一如既往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
从小说的三个阶段可以明显看到两人之间的距离从慢慢接近到相交，再到慢慢远离。用曲线来表达的话，像是两根平行于彼此的线由于某种力量慢慢接近，终于在某天有了交点，却随之开始了彼此远离。在这样线性对称的结构中，“秤”起到了对称轴的作用。秤本来是测量物体的重量，在小说中，却化身为衡量情感的器具，成为水平线的具象化表达。
四、结语
无论是地理位置、人物设置，还是叙事結构，都恰到好处的对称结构表明《学徒之神》在创作之初就经过了作者精密的计算。在志贺直哉众多的短篇小说中，《学徒之神》是为数不多描述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作品之一。小说于1918年12月份完笔，1920年1月作品发表在《白桦》上。从时代背景来看，这部作品诞生于大正时期动荡的社会局势下。从作者本身的经历、心态来看，这部作品正是产生于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上。
大正时期是一个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的时代。日本国内以大米骚动为开端，日本各地频繁爆发罢工等工人运动。一方面，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国内出口额大幅度增长，贸易飞速发展，一跃成了债权国。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务农人口大量减少，农业生产力、产量急剧下降，于是出现了大米供不应求、价格急速上涨的现象。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抢夺大米的暴动，并很快发展成破坏、抢夺、纵火、杀伤等暴力行为。另一方面，自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大受鼓舞。随着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志贺直哉与父亲和好如初，从多年的精神纠纷中解脱出来。在他发表了《和解》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于是他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社会改革思潮上[6]，《学徒之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
志贺直哉虽然出身于特权阶层，但他并没有走上父亲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文学之路。他否定功利性的人生，敢于提倡“平等个人主义”，并将“活出自己”作为人生的第一要旨。小说最后，议员A虽然忘却了那种“黯然感”与“寂寥感”，但志贺直哉却勇敢地将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记录了下来，并坚定地站在了理想与现实的中间位置，体现出作者突破阶层的、深刻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且，这种记录不是外国人对东京城市的想象性书写，也不是文学与城市之间单纯的“反映”与“再现”的关系，而是作者使用新鲜的事物表达出文学与城市之间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系。总的来说，作者通过人物具体的地理位置移动，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结构上叙事视角的转换等手段，不仅真切地描写出大正时期日本社会阶级的固化与差异，也让近代与封建两种异质性的事物出现在同一空间，使城市景观变得更加丰富，小说更加富有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志贺直哉.志贺直哉小说集[M].楼适夷，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2]窪田亜矢.外濠都市を積層させる江戸城[J].生産研究，2012（5）：759.
[3]W·シヴェルブシュ.加藤二郎訳.鉄道旅行の歴史[M].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1：200.
[4]罗兰·巴特.符号帝国[M].孙乃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8.
[5]王升远.新村：志贺的“童话”——由志贺文学的“同情”主题作品群切入[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53-156.
[6]宮越勉.「小僧の神様」を精読する」―接近と隔絶の線対称構造分析を中心に―[J].文芸研究：明治大学文学部紀要.2010（112）：40.
[7]蔡超. 从《学徒之神》看志贺直哉的社会问题意识[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4）：19-20，118.
作者简介：代欣，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