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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软件”这个事情闹了一年多，可以稍作归纳了。
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各方论者举出了一连串原因：技术进步、资本运作、供需失衡、管理粗劣，等等。其中最后一项，值得多说几句。
众所周知，30多年“市场经济”搞下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全都被圈进了市场，各种商品的生产能力，钢铁家电，肉蛋奶菜，又严重过剩，要在这种情况下开拓新的商机，常见的是两条路，一是去海外，二是钻政府管理的漏洞。相比起来，前者变数多，风险大，还是后者比较容易。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的市场四面膨胀，政府的管制之手，至少有些方面也就越伸越长。要管的事情多，能力却跟不上，政府手底下的漏洞就日益宽阔，大大小小的逐利之鱼，也就纷纷往里钻。淘宝、微博、支付宝、微信…… 哪一个不是这么开始的？
不过，同是钻漏洞，性质可以大不同。
这些年，上海新建了不少地铁线，但公共巴士的配套服务没跟上，导致许多非市中心的住宅小区和地铁站之间，出现了长短不等的公交空白线。这就是漏洞了，一旦政府不能及时补上，就有人来钻，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摩的”。这当然是“违法”的，但一，它是在创造新的服务资源，向市民提供其迫切需要、政府却没有提供的交通服务；二、它并不改变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那些在市中心接踵而行的公共巴士，还是可以继续在那里接踵而行；三、政府甚至可以觉得占了便宜：自己不掏一分钱，既缓解了小区居民的不满，又给了失业者一份糊口之资，三赢啊！（政府如果考虑得深入一点，还是会发现自己其实吃了大亏：当一种明显违法的活动公然持续的时候，政府对其他违法活动的执法的正当性，就会相应受损。）
于是，每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大群“违法”的载客摩托车在交通警察的鼻子底下穿梭往来，甚至闯红灯，警察却面无表情，好像没有看见。
但是，这一回的“打车软件”，情况完全不同。
它也是钻政府管理的漏洞。在上海，大约90%的出租车，是归4家大公司管的，它们靠着政府的授权，合伙占住了整个行业，别人就是钱再多，也甭想插一脚。你想开出租车糊口，行，交“份子钱”。交多少？一个月1万块。这太高了吧？“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还要承担政府交办的任务，燃油涨价、世博出租车…… 这些钱谁出啊？一分钱也不减！”就这样，它们理直气壮地拿走大部分出租车费，司机们不得不每天在路上跑10小时，甚至十几小时，才糊得了口。
专横的垄断者，管理水平一定差。这几家公司大都开发了自己的打车软件，也装到了许多出租车上，但操作程序太笨，又不稳定，司机们只能弃之不顾。它们的电召服务，都不设无故毁约的叫车者的黑名单，也不告诉司机乘客叫车的目的地（各家公司对此给出的理由是相同的，即不能让驾驶员挑精拣肥），这等于是将叫车者毁约和管理低效的成本统统转嫁到司机身上：即便空跑一趟，也只能自认倒霉。
一旦这专横颟顸的风气弥漫开来，上行下效就十分自然：接到例如送浦东机场这样的“长差”的电召，有些调度员就另打电话派给相熟的司机：肥水不留外人田。对这一类平民式黑箱做法的普遍知晓，又反过来助长司机对电召调度的冷淡，出租车的空驶率，随之增加。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政府管理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具体到出租车管理，就是对两种机会的分配：不同的市民获取出租车服务的机会，和不同的业者获取出租车费的机会。显然，无论哪一种机会，管理的漏洞都非常大。
但是，“打车软件”的钻漏洞法，却与“摩的”大不相同：它不创造新的交通资源，它只是改变现有资源的分配，而且改变的方向十分势利：不是偏向势弱钱少者，而是偏向势强钱多者。
得便宜的是谁？首先是那些软件运营公司，尤其是隶属大资本的“快的”和“嘀嘀”公司，不但大举夺占电子呼叫市场，更以合算的价格，为母公司大范围集聚私人账户；其次是那些腰包颇鼓、靠加价快速订到车的中高层白领；最后是那些得了加价费，还能从软件公司拿回扣的出租车司机。
谁吃亏呢？那些腿脚不便的病人和老人。他们一无私家车可开，二不擅长操弄手机软件，他们是市民中最需要出租车服务的人，现在却被夺走了大部分电话预约和街边扬招的机会。
如此势利的利益再分配，又明显违法，还加大了安全风险。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司机驾车时接听手机，是要被罚款20～200元，并扣2分的。有些司机甚至在方向盘上架设多部手机，同时接答多套叫车信息，令乘客大呼危险。为什么政府迟迟不干预？
原因很多：吃亏者多属于弱势群体，人数虽众，却连上网发牢骚的能力也不够；能上网掀浪的青年白领，一时间又看不清形势，和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以为自己这次也能得好处，一窝蜂地往手机上装打车软件……
这就让政府和那些看其脸色行事的出租车公司，一起陷入了错觉。这些年来，它们虽硬着脖子不减“份子钱”，却清楚感觉到来自司机的压力，现在来了“打车软件”，它们不出一分钱，司机的收入却提高了，如此“双赢”的事，干预什么啊！
可是，一旦不受阻碍，这价高者得的再分配就变本加厉地狂奔起来。司机的胃口被越吊越高：高峰期间，要加50元才能叫到车；满大街只见亮着顶灯的出租车飞奔而过，司机对着路边焦急的扬招者一路摇手拒绝；出租车公司的预约服务基本停止，你就是提前7天，半夜零点打电话去，也不一定能订着车；有些司机甚至与乘客合伙作假，骗取软件公司的补贴费。
出不起高额“小费”的白领们终于明白了，自己和那些老人一样，也是被牺牲者。民怨沸腾之中，政府也终于明白，事情不只是“双赢”。也许可以继续无视老病平民的不满，却不能不回应大批上班族的抱怨。2014年2月底，上海市政府宣布禁止出租车司机在早晚高峰期间使用打车软件，同时开始将“快的”和“滴滴”软件纳入出租车公司的电召系统。深圳和北京等地的政府，也都虚实不一地踩下了同类的刹车。
不过，单是目前的这几下刹车，并不能扭转整个利益再分配的趋向。始作俑者之一的马云承认，这事情之所以搞过了头，是因为伤害了“老人孩子”。如果只是缓解普通白领的叫车困难，只是提高出租车公司对使用打车软件者的预约服务，其他年老病弱、不擅手机的弱势者，就依然还是被排斥；因为缺少了低层白领的基于同命运感的支持，这被排斥的局面就可能更稳固，更难纠正。
所以，事情的关键不在是否有人钻政府管理的漏洞，而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洞活动，是否正在形成一种趋势：不创造新的社会服务资源，只是重新分配已有的资源，不降低已有分配比例的失衡，而是更弱肉强食、加剧这个失衡？
从“摩的”到“打车软件”的故事，似乎说明了，这样的趋势正在形成。
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各方论者举出了一连串原因：技术进步、资本运作、供需失衡、管理粗劣，等等。其中最后一项，值得多说几句。
众所周知，30多年“市场经济”搞下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全都被圈进了市场，各种商品的生产能力，钢铁家电，肉蛋奶菜，又严重过剩，要在这种情况下开拓新的商机，常见的是两条路，一是去海外，二是钻政府管理的漏洞。相比起来，前者变数多，风险大，还是后者比较容易。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的市场四面膨胀，政府的管制之手，至少有些方面也就越伸越长。要管的事情多，能力却跟不上，政府手底下的漏洞就日益宽阔，大大小小的逐利之鱼，也就纷纷往里钻。淘宝、微博、支付宝、微信…… 哪一个不是这么开始的？
不过，同是钻漏洞，性质可以大不同。
这些年，上海新建了不少地铁线，但公共巴士的配套服务没跟上，导致许多非市中心的住宅小区和地铁站之间，出现了长短不等的公交空白线。这就是漏洞了，一旦政府不能及时补上，就有人来钻，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摩的”。这当然是“违法”的，但一，它是在创造新的服务资源，向市民提供其迫切需要、政府却没有提供的交通服务；二、它并不改变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那些在市中心接踵而行的公共巴士，还是可以继续在那里接踵而行；三、政府甚至可以觉得占了便宜：自己不掏一分钱，既缓解了小区居民的不满，又给了失业者一份糊口之资，三赢啊！（政府如果考虑得深入一点，还是会发现自己其实吃了大亏：当一种明显违法的活动公然持续的时候，政府对其他违法活动的执法的正当性，就会相应受损。）
于是，每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大群“违法”的载客摩托车在交通警察的鼻子底下穿梭往来，甚至闯红灯，警察却面无表情，好像没有看见。
但是，这一回的“打车软件”，情况完全不同。
它也是钻政府管理的漏洞。在上海，大约90%的出租车，是归4家大公司管的，它们靠着政府的授权，合伙占住了整个行业，别人就是钱再多，也甭想插一脚。你想开出租车糊口，行，交“份子钱”。交多少？一个月1万块。这太高了吧？“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还要承担政府交办的任务，燃油涨价、世博出租车…… 这些钱谁出啊？一分钱也不减！”就这样，它们理直气壮地拿走大部分出租车费，司机们不得不每天在路上跑10小时，甚至十几小时，才糊得了口。
专横的垄断者，管理水平一定差。这几家公司大都开发了自己的打车软件，也装到了许多出租车上，但操作程序太笨，又不稳定，司机们只能弃之不顾。它们的电召服务，都不设无故毁约的叫车者的黑名单，也不告诉司机乘客叫车的目的地（各家公司对此给出的理由是相同的，即不能让驾驶员挑精拣肥），这等于是将叫车者毁约和管理低效的成本统统转嫁到司机身上：即便空跑一趟，也只能自认倒霉。
一旦这专横颟顸的风气弥漫开来，上行下效就十分自然：接到例如送浦东机场这样的“长差”的电召，有些调度员就另打电话派给相熟的司机：肥水不留外人田。对这一类平民式黑箱做法的普遍知晓，又反过来助长司机对电召调度的冷淡，出租车的空驶率，随之增加。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政府管理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具体到出租车管理，就是对两种机会的分配：不同的市民获取出租车服务的机会，和不同的业者获取出租车费的机会。显然，无论哪一种机会，管理的漏洞都非常大。
但是，“打车软件”的钻漏洞法，却与“摩的”大不相同：它不创造新的交通资源，它只是改变现有资源的分配，而且改变的方向十分势利：不是偏向势弱钱少者，而是偏向势强钱多者。
得便宜的是谁？首先是那些软件运营公司，尤其是隶属大资本的“快的”和“嘀嘀”公司，不但大举夺占电子呼叫市场，更以合算的价格，为母公司大范围集聚私人账户；其次是那些腰包颇鼓、靠加价快速订到车的中高层白领；最后是那些得了加价费，还能从软件公司拿回扣的出租车司机。
谁吃亏呢？那些腿脚不便的病人和老人。他们一无私家车可开，二不擅长操弄手机软件，他们是市民中最需要出租车服务的人，现在却被夺走了大部分电话预约和街边扬招的机会。
如此势利的利益再分配，又明显违法，还加大了安全风险。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司机驾车时接听手机，是要被罚款20～200元，并扣2分的。有些司机甚至在方向盘上架设多部手机，同时接答多套叫车信息，令乘客大呼危险。为什么政府迟迟不干预？
原因很多：吃亏者多属于弱势群体，人数虽众，却连上网发牢骚的能力也不够；能上网掀浪的青年白领，一时间又看不清形势，和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以为自己这次也能得好处，一窝蜂地往手机上装打车软件……
这就让政府和那些看其脸色行事的出租车公司，一起陷入了错觉。这些年来，它们虽硬着脖子不减“份子钱”，却清楚感觉到来自司机的压力，现在来了“打车软件”，它们不出一分钱，司机的收入却提高了，如此“双赢”的事，干预什么啊！
可是，一旦不受阻碍，这价高者得的再分配就变本加厉地狂奔起来。司机的胃口被越吊越高：高峰期间，要加50元才能叫到车；满大街只见亮着顶灯的出租车飞奔而过，司机对着路边焦急的扬招者一路摇手拒绝；出租车公司的预约服务基本停止，你就是提前7天，半夜零点打电话去，也不一定能订着车；有些司机甚至与乘客合伙作假，骗取软件公司的补贴费。
出不起高额“小费”的白领们终于明白了，自己和那些老人一样，也是被牺牲者。民怨沸腾之中，政府也终于明白，事情不只是“双赢”。也许可以继续无视老病平民的不满，却不能不回应大批上班族的抱怨。2014年2月底，上海市政府宣布禁止出租车司机在早晚高峰期间使用打车软件，同时开始将“快的”和“滴滴”软件纳入出租车公司的电召系统。深圳和北京等地的政府，也都虚实不一地踩下了同类的刹车。
不过，单是目前的这几下刹车，并不能扭转整个利益再分配的趋向。始作俑者之一的马云承认，这事情之所以搞过了头，是因为伤害了“老人孩子”。如果只是缓解普通白领的叫车困难，只是提高出租车公司对使用打车软件者的预约服务，其他年老病弱、不擅手机的弱势者，就依然还是被排斥；因为缺少了低层白领的基于同命运感的支持，这被排斥的局面就可能更稳固，更难纠正。
所以，事情的关键不在是否有人钻政府管理的漏洞，而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洞活动，是否正在形成一种趋势：不创造新的社会服务资源，只是重新分配已有的资源，不降低已有分配比例的失衡，而是更弱肉强食、加剧这个失衡？
从“摩的”到“打车软件”的故事，似乎说明了，这样的趋势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