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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一天，他接到560个电话……
张国远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北京参加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地震中断了会议。 成都方向电话不通，地震信息陆续传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小时内飞到灾区……这一切，让与会的众多NGO负责人们感到了严峻和紧张，“我们是不是能为灾区做些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问着。
5月13日一早，张国远辗转回到了成都。当天上午，57家NGO联合做出反应——发挥民间组织力量，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5月14日，包括自然之友、绿色家园、NGO发展交流网、多背一公斤、震旦纪等在内的30家NGO组建了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张国远被推举为办公室的总负责人。
“联合是首次，老实说，我们几乎对救灾的管理没有任何经验，大家领域不同，如果单干作用不大，但是结合起来，应该可以做些事情。”“多背一公斤”的负责人安猪说。
更多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闻声而来。“电话几乎被打爆了。”张国远说最多的一天他接到了560个电话，而川办的规模也由30家增至100多家。
“我们的定位是对政府救灾的补充，关注细节。”张国远疲惫地抽着烟，眼睛里满是血丝。
志愿者的热情呼应让张国远既欣慰又无奈。“大家反应都非常快，但是有点乱。”
在张国远眼里，帮忙不添乱、不增压才是救援的前提和目的。
14天了，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亲人
“把物资亲手送到灾民手里。”5月23日晚上9点，香港乐施会成员薛金铃押运10吨食用油抵达安县秀水镇。当她要求根据原则把物资直接分到灾民手上时，秀水镇的镇委书记董键面露难色。“经常这样。一般来说，政府、民间社团或者私人的救援物资，都是交到镇政府手上，由镇政府发放到各村，但是这又存在很多缺陷，我们只好不断地协调。”薛金铃无奈地表示。
这个时候，由王燕宾带队的物资车队也赶到了绵竹广济镇中新村。黑暗里，车灯显得格外亮，村民们高兴地鼓掌欢呼。天色太晚，没办法进行物资派送，王燕宾只好把物资先卸到村里临时搭建的仓库里。
“物资一定要亲手发放到村民手里，我们还会再来的。”临走时，他反复和村干部强调着。
5月25日早8点，《小康》记者随王燕宾的车队再次前往中新村。
车队沿着仅容一车行驶的路行进。一路上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断壁残垣间醒目的红橙色、绿色的标语是新帖的：“救援是暂时的，生产自救才是根本的。”
两旁都是农地，一些村民正在抢收。没有路了，车子进不去。“那走进去吧，一定要进去村民那里。”廖洪涛说，他是乐施会中国部总监。
狭窄、泥泞、到处坑坑洼洼，大家小心翼翼地一个跟着一个往里走。随着不断深入，到处是满眼的凄凉。
11点半，不远处出现了很多村民，原来是进入到了中新村17组的聚集地。欢呼、鼓掌，朴实的村民们满是期盼的眼神非常炙热。一些女人围过来，哭了起来。
“看到你们真的像看到亲人一样。”王明分说，她之前很少哭，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从地震后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人。难以想象，中新村17组地处村子里最偏僻的地方，这里的162个村民在地震后就陷入了“孤岛”般的生活。
“我们是香港乐施会，很多香港同胞跟大家的心在一起，很惦念你们，他们委托我们带着这些物资来看你们，亲自发到你们手上，希望你们能够坚强，更好地生活……”廖洪涛严肃地说着。
此时，女人们还在哭，张朝兰眼睛看向离救灾点不太远的一片废墟，哭得更伤心。她拉着《小康》记者来到这片废墟上，瓦砾间一些家具随处可见，床头上的枕头被压在一块石板下，唯一还立着的是个门框，上面贴着年画，还很新，“今年过年才贴的，没想到……”
张朝兰站在了废墟上，哭得像个孩子。“这是厨房，那是卧室，这是孩子住的屋子……”她张望着原来美好的家，不断地指给《小康》记者看。
这原本是5间大瓦房，新建没几年，全家11口人就住在这里。如今，他们挤在废墟旁用破布和竹竿临时搭起的帐篷里。
杨思静也哭了起来，“全没了，什么都没拿出来。”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没想到一瞬间就变成了废墟，村民们不愿却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这个时候，每一家派出的代表正在发放点领取物资，领了一床被，一桶油都要一一记录，按手印，发放工作有秩序地进行着。
“之前也有人送物资，但是就放在了镇里，还有的放在了村外的公路上。从来没有人真正走进来送到我们手里。太感谢了!”马定云眼睛红红的，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满含的泪水顷刻间滑了下来。
受灾群众看到了震后的第一场电影
汉旺镇武都村十四组的村民们自发聚集在新九公路一旁的空地上，为近来与他们越来越熟络的一群志愿者搭建一个崭新的办公室。这里，是汉旺镇政府划给“NGO备灾中心”的办公场所。
绵竹市汉旺镇武都村是NGO备灾中心试图在灾后群众安置和灾区重建方面展开探索的据点。据张国远介绍，汉旺镇是本次5·12地震重灾区之一，原有居民2万多人，有8个行政村(乡)。在6月25日前，将有3万名左右来自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天池乡、清平乡的村民，迁移到汉旺、武都等地，在搭建好的过渡性安置板房里，开始新的生活。
“在运送物资的过程中，我们就开始考察各个受灾区安置点的规划，一直在思考，紧急救援阶段结束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张国远甚至已经从原来单位辞职，全职投入这件事情。
据灾区居民反映，灾后20来天，一直没有恢复电力供应，每天晚上7～8点就只有上床睡觉，帐篷区也没有其他的活动设施，灾民生活枯燥，情绪压抑，有的开始以饮酒来消磨时间。孩子们也很无聊，有的还沉浸在失去同伴的悲痛中。根据这个情况，6月1日，备灾中心和当地灾民商议决定建立“公共活动空间”，当天开始搭建帐篷。
6月2日，NGO备灾中心和他们的首批志愿者，从成都买了一台5000瓦的汽油发电机、两桶20升的汽油，一路颠簸着带进了他们驻扎的大本营。晚上，久违的灯光在这里亮了起来，受灾群众还看到了地震之后的第一场电影——周杰伦的《大灌篮》。
提供一个安置区娱乐文化中心，显然不是张国远们的终极目标，他们更希望能够在机构运作不断成熟的情况下，吸引负责环境治理、幼儿教育等专业领域的NGO加盟，共同实现灾后重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的配套。
政府来不及照顾的地方，我们去
“我在九洲体育馆，忙得很，这边灾民太多，听不清楚，不和你说了。”这是四川绵阳志愿者胡开华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57岁的他，逃过了5月12日 的大地震，14日却因突发脑溢血倒在了灾民安置点，16日离开人世，成为此次地震中第一个倒在志愿者岗位上的人。
当胡开华在九洲体育馆忙碌时，志愿者正以一个群体的姿态从全国各地奔向灾区。
事实上，地震后短短几个小时，网络上就涌出了多个志愿者群，随着灾情的加重，志愿者群的数量越来越多。有媒体报道称，截至5月底，大约有20万志愿者、数百支志愿者队伍在灾区援助。仅四川省红十字会在6月3日的统计说，已组织近15，1万志愿者前往灾区。
有目共睹的是，几乎与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同时，更有不计其数的网站、公司、医院、户外俱乐部乃至个人，采取最直接的自发方式，在灾区前、后方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援。
5月14日凌晨，山东莒县洛河镇东皂湖村的10位村民，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颠簸了四天三夜，走了3000余公里，终于抵达四川参加抗震救灾。
出发前，10位汉子共凑了3000元钱，购买了38支矿泉水、50箱方便面，作为救灾物资给灾区带去。还在当地购买了50公斤山东大煎饼。
“他们忙着搭帐篷、卸物资，就连在此执勤的自贡交警，都被他们感动得落泪……”
同样是5月14日，江苏老板陈光标带领的120人和60台工程机械，从江苏、安徽日夜兼程，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
此时，人们的想法变得简单，“能帮上什么忙就帮什么。”在成都通往各个灾区的路上，挂着横幅、打着旗帜，运送物资的志愿者车队络绎不绝，甚至在狭窄的山道上造成交通堵塞。看到路旁倒塌的房屋，呼救的路人，他们停下脚步，参与营救。
黄成德是在5月15日天亮的时候第一次进入灾区的，经过了17个小时的星夜兼程。与黄成德同行的是由33辆货车及相关补给车组成的贵阳援川抗震救灾物资车队，“5个小时组织好的价值735万元的物资设备。”看到连绵几公里的车队进入成都，已在成渝高速路成都站入口处等候了近6个多小时的成都市相关负责人长长地舒了口气。因为就在车队抵达的一个多小时前，又一次有明显震感的余震袭击了成都市。这是震灾发生后，第一支抵达成都灾区的辖区外的地方政府援助车队。
黄成德是贵阳《旅游休闲报》社副总编，不过他更愿意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做事。“我们全部的车辆和人员都系着绿丝带，我觉得绿丝带的含义就是我们民间的。”他这样对《小康》记者表达着。
“绝对不能给灾区添麻烦”，在成都卸下物资后，黄成德迅速返回贵阳，随即投入到他在去成都路上策划完成的“贵阳妈妈”的爱心行动中“贵阳妈妈”爱心行动在中央电视台直播节目中一经播出，“不到40分钟，27个省的电话就打来了，甚至身在美国、西班牙等地一些海外华人华侨也打来电话，表示也要当一名‘贵阳妈妈’。7台电话从早到晚都没有停过。”黄成德很欣慰于自己作为媒体人士所起的平台搭建的作用。仅仅2天的报名时间，“贵阳妈妈爱心行动”的参与者已超过2600人。
5月18日，基本没有停歇的黄成德再次进入灾区，“看看灾区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这次他深入到了前线。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了自己贵阳市奥运火炬手的身份：余震中背着老太太脱离危险，在都江堰中医院拍摄时险些被余震中倒塌的7层楼房压倒。
“这么些年我们这个时代形成了、积淀了很多的浮躁，现在突然涌现出一个大爱、大德，深深地打动了我。”黄成德说。的确，如果没有这次灾难，也许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无形的进步是多么巨大。
就如美国《时代》周刊以《被唤醒的中国》为题的评论所说：“在这次危机中，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人们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同情心和慷慨精神。这是一种集体顿悟，整个民族突然间意识到，在20年的经济繁荣中，他们改变了多少。”
“爱心同样需要管理和规划”
每一个活着的人，
每个幸存的孩子，
每一个幸存的物种，
让我们彼此依偎着，
在这个星球上，好好活下去。
这是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写给地震中罹难和幸存的孩子们的。6月5日，在灾后第一个世界环境日里，廖晓义请来了参与一线救援的NGO负责人和众多专家学者，针对生态文明和灾区重建展开论坛。
“活下去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活着的方式。”
论坛在悲鸣的箫声中展开，深入一线的专家、民间组织代表们动情讲述前方的惨烈，灾后如何让这些灾民更好地活下去成了当下最为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持久战，灾区的重建工作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张国远也是请来的嘉宾之一，他依旧穿着那件红色印有NGO字样的衬衫，眼睛仍然布满血丝，“明天一早还要赶回成都去，好多事要继续。”从灾后救援第一刻起，疲惫就始终伴随着，一刻未松。
“爱心需要管理和规划。我们现在爱的浪潮是非常汹涌澎湃的。但如果我们不把这种爱心管理好的话，一个是会带来浪费，一个是会带来伤害。如果这些人撤离以后，灾区的人们也许会感到非常失落。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规划：长远的而不是近期的、有序的而不是盲目的。”从灾区回来的汪永晨说。汪永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绿家园”的负责人、“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获得者。
“多背一公斤”负责人“安猪”说，从救灾的一刻起，他们就开始不断收集灾区内学校的信息。目前，他们提供了汶川、都江堰、德阳、梁平、北川、彭州、绵竹等11个地区2000多所学校的灾情信息，并联合各方力量，为受灾学校提供长期的支持服务。
面对地震大考，民间力量也在审视着自身。
张国远表示，灾后重建的主体是政府，但是，也需要有志愿者、NGO等民间力量来做一些软性服务，甚至满足一些紧急需求。“我们应该是政府的帮手”。张国远又点燃了一支烟，短暂舒缓着疲惫。
张国远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北京参加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地震中断了会议。 成都方向电话不通，地震信息陆续传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小时内飞到灾区……这一切，让与会的众多NGO负责人们感到了严峻和紧张，“我们是不是能为灾区做些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问着。
5月13日一早，张国远辗转回到了成都。当天上午，57家NGO联合做出反应——发挥民间组织力量，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5月14日，包括自然之友、绿色家园、NGO发展交流网、多背一公斤、震旦纪等在内的30家NGO组建了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张国远被推举为办公室的总负责人。
“联合是首次，老实说，我们几乎对救灾的管理没有任何经验，大家领域不同，如果单干作用不大，但是结合起来，应该可以做些事情。”“多背一公斤”的负责人安猪说。
更多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闻声而来。“电话几乎被打爆了。”张国远说最多的一天他接到了560个电话，而川办的规模也由30家增至100多家。
“我们的定位是对政府救灾的补充，关注细节。”张国远疲惫地抽着烟，眼睛里满是血丝。
志愿者的热情呼应让张国远既欣慰又无奈。“大家反应都非常快，但是有点乱。”
在张国远眼里，帮忙不添乱、不增压才是救援的前提和目的。
14天了，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亲人
“把物资亲手送到灾民手里。”5月23日晚上9点，香港乐施会成员薛金铃押运10吨食用油抵达安县秀水镇。当她要求根据原则把物资直接分到灾民手上时，秀水镇的镇委书记董键面露难色。“经常这样。一般来说，政府、民间社团或者私人的救援物资，都是交到镇政府手上，由镇政府发放到各村，但是这又存在很多缺陷，我们只好不断地协调。”薛金铃无奈地表示。
这个时候，由王燕宾带队的物资车队也赶到了绵竹广济镇中新村。黑暗里，车灯显得格外亮，村民们高兴地鼓掌欢呼。天色太晚，没办法进行物资派送，王燕宾只好把物资先卸到村里临时搭建的仓库里。
“物资一定要亲手发放到村民手里，我们还会再来的。”临走时，他反复和村干部强调着。
5月25日早8点，《小康》记者随王燕宾的车队再次前往中新村。
车队沿着仅容一车行驶的路行进。一路上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断壁残垣间醒目的红橙色、绿色的标语是新帖的：“救援是暂时的，生产自救才是根本的。”
两旁都是农地，一些村民正在抢收。没有路了，车子进不去。“那走进去吧，一定要进去村民那里。”廖洪涛说，他是乐施会中国部总监。
狭窄、泥泞、到处坑坑洼洼，大家小心翼翼地一个跟着一个往里走。随着不断深入，到处是满眼的凄凉。
11点半，不远处出现了很多村民，原来是进入到了中新村17组的聚集地。欢呼、鼓掌，朴实的村民们满是期盼的眼神非常炙热。一些女人围过来，哭了起来。
“看到你们真的像看到亲人一样。”王明分说，她之前很少哭，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从地震后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人。难以想象，中新村17组地处村子里最偏僻的地方，这里的162个村民在地震后就陷入了“孤岛”般的生活。
“我们是香港乐施会，很多香港同胞跟大家的心在一起，很惦念你们，他们委托我们带着这些物资来看你们，亲自发到你们手上，希望你们能够坚强，更好地生活……”廖洪涛严肃地说着。
此时，女人们还在哭，张朝兰眼睛看向离救灾点不太远的一片废墟，哭得更伤心。她拉着《小康》记者来到这片废墟上，瓦砾间一些家具随处可见，床头上的枕头被压在一块石板下，唯一还立着的是个门框，上面贴着年画，还很新，“今年过年才贴的，没想到……”
张朝兰站在了废墟上，哭得像个孩子。“这是厨房，那是卧室，这是孩子住的屋子……”她张望着原来美好的家，不断地指给《小康》记者看。
这原本是5间大瓦房，新建没几年，全家11口人就住在这里。如今，他们挤在废墟旁用破布和竹竿临时搭起的帐篷里。
杨思静也哭了起来，“全没了，什么都没拿出来。”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没想到一瞬间就变成了废墟，村民们不愿却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这个时候，每一家派出的代表正在发放点领取物资，领了一床被，一桶油都要一一记录，按手印，发放工作有秩序地进行着。
“之前也有人送物资，但是就放在了镇里，还有的放在了村外的公路上。从来没有人真正走进来送到我们手里。太感谢了!”马定云眼睛红红的，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满含的泪水顷刻间滑了下来。
受灾群众看到了震后的第一场电影
汉旺镇武都村十四组的村民们自发聚集在新九公路一旁的空地上，为近来与他们越来越熟络的一群志愿者搭建一个崭新的办公室。这里，是汉旺镇政府划给“NGO备灾中心”的办公场所。
绵竹市汉旺镇武都村是NGO备灾中心试图在灾后群众安置和灾区重建方面展开探索的据点。据张国远介绍，汉旺镇是本次5·12地震重灾区之一，原有居民2万多人，有8个行政村(乡)。在6月25日前，将有3万名左右来自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天池乡、清平乡的村民，迁移到汉旺、武都等地，在搭建好的过渡性安置板房里，开始新的生活。
“在运送物资的过程中，我们就开始考察各个受灾区安置点的规划，一直在思考，紧急救援阶段结束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张国远甚至已经从原来单位辞职，全职投入这件事情。
据灾区居民反映，灾后20来天，一直没有恢复电力供应，每天晚上7～8点就只有上床睡觉，帐篷区也没有其他的活动设施，灾民生活枯燥，情绪压抑，有的开始以饮酒来消磨时间。孩子们也很无聊，有的还沉浸在失去同伴的悲痛中。根据这个情况，6月1日，备灾中心和当地灾民商议决定建立“公共活动空间”，当天开始搭建帐篷。
6月2日，NGO备灾中心和他们的首批志愿者，从成都买了一台5000瓦的汽油发电机、两桶20升的汽油，一路颠簸着带进了他们驻扎的大本营。晚上，久违的灯光在这里亮了起来，受灾群众还看到了地震之后的第一场电影——周杰伦的《大灌篮》。
提供一个安置区娱乐文化中心，显然不是张国远们的终极目标，他们更希望能够在机构运作不断成熟的情况下，吸引负责环境治理、幼儿教育等专业领域的NGO加盟，共同实现灾后重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的配套。
政府来不及照顾的地方，我们去
“我在九洲体育馆，忙得很，这边灾民太多，听不清楚，不和你说了。”这是四川绵阳志愿者胡开华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57岁的他，逃过了5月12日 的大地震，14日却因突发脑溢血倒在了灾民安置点，16日离开人世，成为此次地震中第一个倒在志愿者岗位上的人。
当胡开华在九洲体育馆忙碌时，志愿者正以一个群体的姿态从全国各地奔向灾区。
事实上，地震后短短几个小时，网络上就涌出了多个志愿者群，随着灾情的加重，志愿者群的数量越来越多。有媒体报道称，截至5月底，大约有20万志愿者、数百支志愿者队伍在灾区援助。仅四川省红十字会在6月3日的统计说，已组织近15，1万志愿者前往灾区。
有目共睹的是，几乎与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同时，更有不计其数的网站、公司、医院、户外俱乐部乃至个人，采取最直接的自发方式，在灾区前、后方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援。
5月14日凌晨，山东莒县洛河镇东皂湖村的10位村民，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颠簸了四天三夜，走了3000余公里，终于抵达四川参加抗震救灾。
出发前，10位汉子共凑了3000元钱，购买了38支矿泉水、50箱方便面，作为救灾物资给灾区带去。还在当地购买了50公斤山东大煎饼。
“他们忙着搭帐篷、卸物资，就连在此执勤的自贡交警，都被他们感动得落泪……”
同样是5月14日，江苏老板陈光标带领的120人和60台工程机械，从江苏、安徽日夜兼程，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
此时，人们的想法变得简单，“能帮上什么忙就帮什么。”在成都通往各个灾区的路上，挂着横幅、打着旗帜，运送物资的志愿者车队络绎不绝，甚至在狭窄的山道上造成交通堵塞。看到路旁倒塌的房屋，呼救的路人，他们停下脚步，参与营救。
黄成德是在5月15日天亮的时候第一次进入灾区的，经过了17个小时的星夜兼程。与黄成德同行的是由33辆货车及相关补给车组成的贵阳援川抗震救灾物资车队，“5个小时组织好的价值735万元的物资设备。”看到连绵几公里的车队进入成都，已在成渝高速路成都站入口处等候了近6个多小时的成都市相关负责人长长地舒了口气。因为就在车队抵达的一个多小时前，又一次有明显震感的余震袭击了成都市。这是震灾发生后，第一支抵达成都灾区的辖区外的地方政府援助车队。
黄成德是贵阳《旅游休闲报》社副总编，不过他更愿意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做事。“我们全部的车辆和人员都系着绿丝带，我觉得绿丝带的含义就是我们民间的。”他这样对《小康》记者表达着。
“绝对不能给灾区添麻烦”，在成都卸下物资后，黄成德迅速返回贵阳，随即投入到他在去成都路上策划完成的“贵阳妈妈”的爱心行动中“贵阳妈妈”爱心行动在中央电视台直播节目中一经播出，“不到40分钟，27个省的电话就打来了，甚至身在美国、西班牙等地一些海外华人华侨也打来电话，表示也要当一名‘贵阳妈妈’。7台电话从早到晚都没有停过。”黄成德很欣慰于自己作为媒体人士所起的平台搭建的作用。仅仅2天的报名时间，“贵阳妈妈爱心行动”的参与者已超过2600人。
5月18日，基本没有停歇的黄成德再次进入灾区，“看看灾区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这次他深入到了前线。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了自己贵阳市奥运火炬手的身份：余震中背着老太太脱离危险，在都江堰中医院拍摄时险些被余震中倒塌的7层楼房压倒。
“这么些年我们这个时代形成了、积淀了很多的浮躁，现在突然涌现出一个大爱、大德，深深地打动了我。”黄成德说。的确，如果没有这次灾难，也许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无形的进步是多么巨大。
就如美国《时代》周刊以《被唤醒的中国》为题的评论所说：“在这次危机中，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人们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同情心和慷慨精神。这是一种集体顿悟，整个民族突然间意识到，在20年的经济繁荣中，他们改变了多少。”
“爱心同样需要管理和规划”
每一个活着的人，
每个幸存的孩子，
每一个幸存的物种，
让我们彼此依偎着，
在这个星球上，好好活下去。
这是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写给地震中罹难和幸存的孩子们的。6月5日，在灾后第一个世界环境日里，廖晓义请来了参与一线救援的NGO负责人和众多专家学者，针对生态文明和灾区重建展开论坛。
“活下去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活着的方式。”
论坛在悲鸣的箫声中展开，深入一线的专家、民间组织代表们动情讲述前方的惨烈，灾后如何让这些灾民更好地活下去成了当下最为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持久战，灾区的重建工作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张国远也是请来的嘉宾之一，他依旧穿着那件红色印有NGO字样的衬衫，眼睛仍然布满血丝，“明天一早还要赶回成都去，好多事要继续。”从灾后救援第一刻起，疲惫就始终伴随着，一刻未松。
“爱心需要管理和规划。我们现在爱的浪潮是非常汹涌澎湃的。但如果我们不把这种爱心管理好的话，一个是会带来浪费，一个是会带来伤害。如果这些人撤离以后，灾区的人们也许会感到非常失落。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规划：长远的而不是近期的、有序的而不是盲目的。”从灾区回来的汪永晨说。汪永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绿家园”的负责人、“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获得者。
“多背一公斤”负责人“安猪”说，从救灾的一刻起，他们就开始不断收集灾区内学校的信息。目前，他们提供了汶川、都江堰、德阳、梁平、北川、彭州、绵竹等11个地区2000多所学校的灾情信息，并联合各方力量，为受灾学校提供长期的支持服务。
面对地震大考，民间力量也在审视着自身。
张国远表示，灾后重建的主体是政府，但是，也需要有志愿者、NGO等民间力量来做一些软性服务，甚至满足一些紧急需求。“我们应该是政府的帮手”。张国远又点燃了一支烟，短暂舒缓着疲惫。